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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聞博：中國古代縣制起源新論

點擊：  作者：孫聞博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3-23 10:26:36

 

 

摘要：縣制起源是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的核心問題。西周王畿“千里”，始封諸侯“方百里”，形成周室對諸侯的優勢力量對比。周雖普行分封，但不排斥君主對公邑的直轄管理，實際呈現為王權主導下“公邑—私邑”復合制。東周以降，諸侯縣制形成不同系統。楚縣多屬滅國的直接轉化，內部變動較小，可稱“國”、“都”。晉縣不是卿大夫采邑，也不兼具公邑、封邑二重性質，實際是君主直轄公邑，晚期任官、司法與秦漢接近。秦商鞅變法全面推行縣制，徹底實行公邑化，統一置令、丞、有秩吏，縣制最終確立。中國古代分封制、郡縣制不宜截然兩分。縣制形成與社會組織、經濟制度變動有關，核心是官僚組織的建立及運行。

 

一、問題提出及概念引入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中，縣制起源是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對于思考郡縣制形成發展、國家地方治理早期變遷頗具意義。關于縣制起源，古人已有歸納辨析。今人以顧頡剛、增淵龍夫探討較早，對中日學界影響甚巨。顧氏將縣制分作兩種類型：秦、楚縣制相近，滅國而立，由君主直轄；晉、齊、吳縣多是卿大夫封邑。增淵龍夫認為春秋晉縣兼具封邑和公邑兩種性質，“以之為縣”的途徑是破壞邑內原有氏族秩序，甚至遷出原住民。后續研究注重三個方面：一是概念歸納及階段劃分，如分作縣鄙之縣、縣邑之縣、郡縣之縣；二是類型區分與生成方式，如分為王畿與諸侯不同區域，又如分為楚縣、晉縣、秦縣等不同系統；三是實現途徑及結構分析，如關注邑內支配者、被支配者等層面的秩序變動。

 

縣制起源不僅是一個政區地理、行政區劃的歷史地理學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形態、政治結構變動下的官僚制起源與央地關系問題。既然討論“起源”，需要立足更大歷史背景，厘清分封制與郡縣制的關系，不僅上溯春秋，更遠追周初分封的“王畿—諸侯”、諸侯“國—都—邑”政治秩序，關注“公邑—私邑”統治模式。既然討論“演變”，需要考慮不同時期與地域的邑、縣形態差異，建立適用前后時空、較為客觀且可供比較的基本參照，引入“方百里”、“千里”等轄域概念，可使線索梳理落至實處。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對秦漢縣制有經典表述：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綏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

 

上述記載反映的實際是西漢中后期情況，不但與秦及漢初不同，而且應是據不同時期史料綴集而成。從史實而言，秦縣長官只設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已依萬戶區分大、小縣，但“減萬戶”仍為令；秦代縣丞、尉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西漢初年縣丞、尉秩五百石至二百石，而非“四百石至二百石”。從史料而言，因“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故“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當在陽朔二年（前23年）之前；“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所據材料在綏和二年（前7年）；文末兩次綬制變更的交代，又在建平二年（前5年）以后。

 

所謂“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皆秦制也”，指秦漢縣域受人、地兩種要素影響，而以前者為主導，面積相對穩定。“方百里”之“方”，有方圓、周圍（周長）、平方、正方形邊長、廣袤相加之和（周長之半）等多種意見。先秦至魏晉，“方百里”之“方”，既不指周長、廣袤之和，也不是正方形的邊長，而是絕長續短而成的正方形面積。“方百里”之“百里”，指邊長為100里，“方百里”為10000平方里。由此，相較于將“方”釋為“縱橫”、理解為正方形邊長，“方百里”之“方”、“百里”應分作解釋。這種描述面積卻交代邊長的方式，頗具古代特色。

 

漢晉縣城、縣境統計，分為兩種方式。縣城統計城圍周長，如青島土山屯漢簡《堂邑元壽二年要具簿》稱，“城一舟（周）二里百廿五步”；或兼記城高，如時代靠后的郴州晉簡《桂陽郡計階簿》稱，“便城周匝一里十五步高一丈五尺”、“晉寧城周匝一里二百卌步高一丈五尺”，對后世多將“方某里”理解為周圍、周長，應有影響。縣域主要計算東西、南北長度，如《堂邑元壽二年要具簿》稱“縣東西百卅五里五十步，南北九十一里八十步”，與尹灣漢簡《集簿》記西漢成帝時東海郡“界東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及《漢書·地理志》后序載“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格式全同，開啟后世地志州府縣境書寫傳統。《后漢書·東夷列傳》云東沃沮“東西夾，南北長，可折方千里”，記東西、南北長度而非面積，恰與“方百里”折算方形面積而側重交代邊長的體例近似。堂邑縣“戶二萬五千七”，屬萬戶以上大縣。縣境東西長135里50步，南北長91里80步，與“大率方百里”相合。

 

漢唐以“百里”作為縣、縣令的代稱。儒家希慕古制，崇尚周統，“百里”修辭甫現，便與先秦古制建立聯系。東漢明帝語作“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班固薦謝夷吾文稱“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此尚屬將漢制與春秋情形比附。順帝初，左雄上疏：“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李賢注“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理解略嫌保守。王莽復古改制，還曾付諸實踐：“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此本諸《禮記·王制》而稍有調整。先秦一“同”為“方百里”，新莽“公”級諸侯封地為“土方百里”，與縣“大率方百里”正相對應。實將漢縣淵源上溯，與周初分封比附，建立起更久遠的歷史聯系。

 

漢代視郡如邦國，郡守另稱“千里”。有意思的是，《漢書·百官公卿表上》雖言“縣大率方百里”，但未用“郡大率方千里”一類表述。前引尹灣漢簡《集簿》記東海郡東西、南北長度均在500里左右，可稱“大率方五百里”。當然，漢郡不等同于秦郡，秦分天下為36郡，郡目后有添增，西漢成帝時已有103郡。秦及漢初每郡統縣在15—20個，秦縣“大率方百里”，更為名副其實。秦已有“千里”之稱，睡虎地秦簡《語書》記“志千里使有籍書之，以為惡吏”，整理小組注作“志，記。千里，指郡的轄境”，譯文作“由郡官記錄在簿籍上向全郡通報，作為惡吏”。《語書》“有”多讀作“又”，“使”或作名詞，上接“千里”，指行縣郡吏，此句可作“志千里使，有（又）籍書之，以為惡吏”。秦簡出土地安陸屬于秦南郡，取直線距離最長者，南郡東西長約1063里、南北長約613里，與“千里”呼應。秦郡中大于南郡，特別是東西、南北皆超千里之郡，尚有一些，故秦郡可稱“千里”甚至“大率方千里”。

 

明晰秦漢郡縣實況，引入“方百里”、“千里”等轄域概念，可進一步激活舊有史料，使對縣制起源的長時段考察獲得可供比較的基本參照。

 

二、西周分封與“公邑—私邑”復合制

 

武王伐紂，小邦周克大邑商，西周以宗周、成周為王畿之域，畿外廣行分封。王畿、諸侯的轄域關系，文獻多有載錄，《左傳》記“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預解一“圻”為“方千里”，一“同”為“方百里”。據此，天子王畿是諸侯（公侯）之地的100倍。西周王畿為關中盆地及洛陽地區，西起寶雞，東至洛陽，東西約1058里，南北不及千里。

 

關于周初諸侯如楚、魯、齊、晉轄域，一些記載可資參考。《左傳》記“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提到楚國在若敖、蚡冒、武王、文王時期，疆域不過一同，未及方百里。至春秋晚期，楚土已達數個方千里。《史記·楚世家》又記“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并記楚武王熊通稱“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所涉“子男之田”、“子男田”為方50里或70里，與《左傳》“土不過同”相對應。《孟子·告子下》提到魯、齊初封，云“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均為方百里。至戰國，齊境廣大，魯也“大啟爾宇”。“今魯方百里者五”，并非方五百里，而是指5個方百里，即疆土擴大5倍。又《史記·晉世家》載，“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記叔虞封在河、汾以東，最初僅為方百里之地。

 

此外，司馬遷有概括性表述：“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可與“列國一同”、“諸侯一同”對照，反映當時普遍情形。對此，呂思勉云，“蓋周初大國之封，僅等秦漢時之一縣，其后開拓，浸至倍蓰”；林沄也提到，春秋初晉國興起以前，今日霍縣以下長約200公里的汾水谷地中，至少有霍、趙、揚、賈、郇、韓、耿七國，平均相距只有30公里，分布密度和漢代的縣大體相當，也和成湯之國大小略同。似乎可以把這種規模的國，看作商代至西周的通常格局”。西周所封一國，與秦漢一縣面積相當。先秦的“國”往往指稱諸侯都城，即邦之都邑，反映諸侯始立時的規模形態。

 

西周分封，周室王畿不及“方千里”，仍可稱“千里”；所封魯、齊、晉、楚，初始轄域為“方百里”。同時，王畿有內服王臣的采地、各諸侯朝覲周王的“朝宿邑”，加之遷入的被征服國的貴族以及士農工商各有居地，“這些都使當時的王畿好像一個‘大雜院’”。雖然如此，“從實際情況看，王畿地區幅員遼闊，除去各級貴族的領邑，其主體還是王室或王朝所有”。由上論之，周行分封延續較久，除周禮、周德之盛外，王畿轄域與一畿外諸侯的關系比理論上是100∶1，實際也是“方百里”諸侯的數十倍以上，而非僅僅數倍，從而建立起周室與諸侯相當懸殊的力量對比。這一制度設計及實施，恐怕才是西周“天子—諸侯”秩序得以長久維持并有條件調整鞏固的重要因素。

 

在此基礎上看，西周分封制向秦漢郡縣制的演變，不宜視作簡單線性發展。周室在王畿之外，固然選擇了較為徹底的分封制，但分封的先決條件是周室通過滅國并地，掌握諸多以都、邑為中心的土地。前引《史記·晉世家》記周公滅唐后，成王再封叔虞于唐，可見唐被誅滅之后，自然直屬周王。諸侯受封疆土，原本皆在周室之手，分封之前，可視作周王所掌畿外之公邑。至于王畿之內，由于未盡用作封賜，周王開展直接統治的都、邑自然更多，治理模式更趨穩定，性質屬于周王所掌畿內之公邑。王畿內外之公邑進而對應地方行政體制，設有職官系統。李峰提到：“在王邑地區也存在著大量由國家直接控制、獨立于宗族結構之外的邑，而這些邑則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員進行管理。”陳絜關注周代農村基層聚落，認為不但所涉城邑、鄙野有專人管理，而且“地方管理的行政化及層級化傾向顯然已經存在”。由此而言，君主對公邑的直轄管理，應是認知縣制起源的關鍵。

 

如從名實之“實”著眼，后世君主委派官吏直管的縣，無論大小，都指國都之外、懸系于君主之地。嚴耕望注意到，早期文獻“縣”或作“寰”，“古者寰縣通用”；李家浩認為，“‘縣’的出現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那時所謂的‘縣’系‘縣鄙’之‘縣’，指王畿以內國都以外的地區或城邑四周的地區”。由于周初諸侯封地大小僅后世一縣之地，將縣的起源上溯西周，自應從王畿而非諸侯內部尋索。不過，縣如作邊鄙理解，則無公私之分，因此，應當聚焦周王直轄公邑，而非國都之鄙。進而，西周是否使用“縣”稱，又是否假借“瞏”、“寰”以表示“縣”，反而并不重要。

 

縣制可溯至西周君主對公邑的直接統轄，兩周之際歷史變動影響了這一進程。一方面，西周滅亡，平王東遷，轄域驟減，力量頓衰；另一方面，繼承畿內政治結構并擴展疆土的勢強諸侯，對縣制起源產生更直接的影響。輔助平王的晉、鄭二國發展，可為早期例證。《左傳》記載，“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此事《史記·晉世家》作“曲沃邑大于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曲沃大于國”，及“曲沃強于晉”，“周命武公為晉君，并其地”。晉本為甸服之諸侯，今晉又封桓叔于曲沃，封邑（曲沃邑）大于“國”（晉都邑），違背“諸侯立家”之制，故稱“建國”。曲沃邑在封桓叔之前，自屬晉君直轄公邑。至于都邑、封邑的等級制度，見于《左傳》：“及（鄭）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國”之下大型聚邑稱“都”，“國”、“大都”、“中都”、“小都”分等不是據轄域面積，而是城的周長，城周（城墻總面積若干雉）比為9∶3∶1.8∶1。可以發現，城周比差距小于王畿與初封諸侯的轄域比。相較天子、諸侯之爭，諸侯內部更易引發權力紛爭。武姜為少子共叔段求取封邑，曾向長子鄭莊公先后請求過嚴、京二邑，兩者皆屬鄭君直轄公邑，前者因戰略地位重要被莊公婉拒。周室雖行分封，但天子王畿、諸侯封域實際都存在封賜私邑與君主直轄公邑兩種形態，因此可稱為王權主導下的“公邑—私邑”復合制。

 

三、春秋楚縣及其“國”、“都”特征

 

西周分封下王畿、諸侯的統治形態，經歷東周初葉如晉、鄭等國發展后，在春秋時期呈現地域性特征，并發生進一步演變，楚、晉、秦對縣制確立影響較大，下面依次探討三國縣制。

 

先看一般認為縣制淵源所在的楚。《左傳》云：“初，楚武王克權，使斗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閻敖尹之。”這一記載揭示兩種管理方式：其一，將新地改為公邑，派臣直接管理；其二，將新地民眾遷至已有公邑，由該公邑長官集中管理。權、那處皆在郢都之北，楚北邊防御的另外兩座重鎮是申、息。申、息同屬滅國立縣，由楚君直轄。二縣統地廣闊，供給軍賦且軍力強大，可對抗晉國南下攻蔡的“成師”，既與秦漢“大率方百里”的縣不同，又與西周“方百里”、一同之地的諸侯有別。《左傳》記載，“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楚君派巫臣治理申，供應軍賦。“所以為邑也”，指公邑；“賞田”指析分出封賞之用的私邑，屬于別為之田、別為之邑。

 

楚圍鄭時，鄭伯曾有“使改事君，夷于九縣”的辭令，杜預注曰“楚滅九國以為縣，愿得比之”，陸德明、孔穎達圍繞所滅九國為何，有不同解釋。楊慎、汪中等明清學人提示“九”為虛數，猶言諸縣。然各家在“九縣”對應楚所滅之國一點上，意見一致，不宜解作“鄭國土地較大，非僅楚之一縣，故云九縣”。至于“當指未滅而服屬于楚者”、“國而曰縣，比之于楚內臣也，謙辭”之說，也可斟酌。徐少華認為，楚滅某國，往往不是將之亡國絕嗣，而是降為附庸、納為屬國，并安置他處。田成方認為“楚滅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形式上武力降服諸小國，不立即亡其國、絕其祀、編其民，但在其附近置‘縣’，縣公由楚王直接任命，實質上占有其地、勞役其民”。因而，這些諸侯復國恢復舊制并不困難。“九縣”不意味著楚滅國后重新規劃出若干公邑，而表示楚滅掉大小不等的諸侯，將之直接轉為縣。此“縣”不代表“縣鄙”之縣，也不表示“縣邑”之縣。“夷于九縣”與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有所不同。晉國將兩家卿大夫的封地重新規劃，分設七縣與三縣；如按楚國處置，祁氏、羊舌氏被滅后，只能對應“夷于二縣”。楚縣雖由楚王直轄，但對內部形態觸動不大，轄地變更不多。

 

楚之大縣，除申、息外，還有陳、蔡、東不羹、西不羹。據《左傳》，楚莊王十六年（前598），因夏徵舒之亂伐陳，首次“縣陳”，聽取申叔時勸諫后，令陳復國；楚靈王時，楚公子棄疾圍陳，再次縣陳，由穿封戌擔任陳公；稍后，楚“滅蔡”，在陳、蔡、東西二不羹筑城，公子棄疾擔任蔡公。此事清華簡《系年》作“縣陳、蔡，殺蔡靈侯”、“既縣陳、蔡”（簡99、104）。公子棄疾滅蔡時，陳公穿封戌已去世，陳、蔡一度由公子棄疾管理。《史記·楚世家》載叔向語作“君陳、蔡，方城外屬焉”，《陳杞世家》作“使棄疾為陳公”，《管蔡世家》作“使棄疾為蔡公”，側重稍異，含義實同。靈王深感得意，夸耀稱“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大臣又言“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將四縣稱作“四國”，與楚國并列。楚在陳、蔡、東不羹、西不羹筑城設縣，長官稱陳公、蔡公，或“陳、蔡公”，甚至“蔡侯”，實與申、息及“夷于九縣”近似，雖轄地廣大，但直接轉為楚君轄地，比附而稱“四國”。《左傳》載楚莊王讓申叔語，“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將“縣公”與“諸侯”并舉，當因此故。楚稱王較早，縣尹稱公，與諸侯名號、地位相當。

 

《左傳》《國語》及《史記》都提到陳、蔡、二不羹等“賦皆千乘”，以此可知楚縣規模。《漢書·刑法志》引先秦舊制云：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此說又見《周禮·地官司徒·小司徒》鄭玄注引《司馬法》及《晉書·地理志》總序引《司馬法》，文字略異。諸侯依可供兵車分作百乘、千乘、萬乘三個等級。“一同百里”，原對應周初封侯的“方百里”，然東周諸侯大有擴張，此時已對應卿大夫的較大采邑。“千乘之國”并非“方千里”，而是“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指邊長316里的方形，面積為99856平方里，是“一同百里”的近10倍，此對應當時較大諸侯。“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恰與之對應，實際相當于10個方百里的縣邑，故縣公可與諸侯并列。《左傳》載伍奢被殺后兩子之事，“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杜預集解曰，“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伍尚作為棠邑大夫，稱“棠君”而非“棠公”，與晉縣相當（詳見下節）。

 

陳、蔡、二不羹不但被稱“四國”，而且特別呈現“是四國者”、“又加之以楚”的并列關系，初觀令人困惑，實與秦及漢初郡、內史的關系相近。早期秦郡相當一封國，故郡早期也稱邦。郡最初實際相當于以內史為中心橫向派生的軍事及行政管理區。楚國陳、蔡、東西不羹等大縣，規模接近秦郡；楚國縣公地位相當于后世郡守。相關并列關系可示意為：

 

秦國：秦中（內史）—郡

楚國：楚—四國

 

得志的楚靈王后來失意于乾溪，楚右尹子革貢獻三策：其一，“請待于郊，以聽國人”；其二，“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其三，“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郢城之外，楚王主要依靠“大都”。不過，“大都”與“國”的關系，多強調城周等級，不能完全反映轄域、戶口及軍力對比；同時，“大都”既可封賜，又可直轄，不足以體現與君主的領屬關系。楚縣又稱“國”、“都”，顯示對楚而言，滅國為縣并非革命性制度變化。

 

四、春秋晉縣“封邑”說、“雙重性質”說辨疑

 

顧頡剛認為晉縣與楚縣分屬兩個系統，晉縣是卿大夫采地。增淵龍夫發現“以趙衰為‘原大夫’亦可叫‘原守’，也可記為‘以原封’”，認為“春秋時代的晉縣同時兼具封邑和公邑兩種不可分的性格”。關于公邑、私邑主官稱謂，孔穎達雖云“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但黃以周、顧棟高、增淵龍夫利用相近論據，考證二稱實際相通。既然公邑、私邑長官皆可稱大夫，那么根據史載“某（邑）大夫”，其實不足以判斷此為公邑還是私邑，晉縣性質值得重新探討。

 

《左傳》記載：“晉侯作二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過去將此視作晉縣的較早記錄。《左傳》稱“賜”，《史記》一處稱“賜”、兩處稱“封”，指晉滅耿、魏二國，將之封賜給有功的趙夙、畢萬。二人成為晉國大夫，兩地成為二人私邑。《史記·魏世家》記載：“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后封，列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徙治安邑。”魏武子“襲魏氏之后封，列為大夫，治于魏”，既與“以魏封畢萬”呼應，又與“徙治霍”、“徙治安邑”并列。“徙治霍”、“徙治安邑”是私邑的轉移，安邑由此為魏氏核心城邑并成為后來魏都。《左傳》又記載：

 

與之陽樊、溫、原、 茅之田。晉于是始起南陽……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晉文公平定王子帶之亂，得到封賜，趙衰、狐溱分任原、溫兩邑大夫。此前，晉文公咨詢“原守”人選，勃鞮認為趙衰在流亡時忠君忘我、患難與共、最可信任，“故使處原”。“原守”指代晉君治理原邑，“處原”而不稱“封”、“賜”可為證。《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記載相近，唯人名、情節稍有出入：“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太平御覽》三次引《韓非子》相關內容，一般認為“此即趙衰事也”。

 

可以看到，與“原守”、“故使處原”對應處，《韓非子》及《太平御覽》引作“乃舉以為原令”、“乃舉為原令”、“以為原令”、“而使為原之守”，任命及管理方式基本一致。受戰國晚期職官表述影響，三處“原令”指原縣之令，“原守”指代替君主管理公邑。《史記·魏世家》提到魏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西門豹為鄴令，清克潔愨，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守鄴”與“原守”、“原之守”相近，“鄴令”與“原令”對應。至于“以原封”的記載，其實不見于《左傳》，而出現于《史記·晉世家》：

 

（晉文公）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于是晉作三軍。趙衰舉郤縠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

 

首句至“魏犫為右”一段，參引《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前633）紀事；“冬十二月”以下，為《史記》獨有。值得注意的是，《冊府元龜》在“封邑”條下列舉“趙衰，晉大夫。晉文公伐曹、衛，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而非“趙衰為原大夫”的前一則。至于《史記·趙世家》所載“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未言是晉文公元年（前636）事；《史記·晉世家》所載“命趙衰為卿”，《左傳》作“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左傳》又云“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御狄。趙衰為卿”，任卿已至晉文公八年。

 

綜上可見，晉文公元年，趙衰因流亡時的忠君表現，被選任為“原守”，代晉君守原邑，后世習稱“原令”；至晉文公四年，晉伐曹、衛，趙衰以兵先下山東，因功又被封于原，原邑始為趙衰封邑。《左傳》這則關鍵史料不能說明春秋晉邑具有雙重屬性，反映的實是公邑、私邑間的轉移變動。

 

《左傳》所載晉國先茅之地的變動，也不足以說明晉縣的雙重性質。魯僖公三十三年“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集解曰：“先茅絕后，故取其縣以賞胥臣。”晉先將該地賜予先茅為食邑，先茅無后，收回此地。現因胥臣推薦郤缺之功，晉重新賜于胥臣。先茅之地的變化為：公邑（晉）→私邑（先茅）→公邑（晉）→私邑（胥臣）。《左傳》又記：“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州縣作為晉君直轄公邑，早年賜給欒豹；欒氏滅亡后，又復歸晉君，范、趙、韓三家都很覬覦。趙文子（趙武）揭舉理由是：“溫，吾縣也。”杜預集解曰：“州本屬溫。溫，趙氏邑。”州邑原屬溫邑之一部，而溫邑屬于趙氏，“吾縣也”，指溫是趙氏的直轄私邑。范氏、韓氏反對的理由是，晉君曾將州賜于大夫郤稱，州由此與溫分離，至今已傳三家。晉君將直轄公邑析分（賜予）不限于州邑，因此不能追溯原初情形而要求所有權。趙文子為正卿主政后，推辭稱自己尚不能治理好已有私邑，怎能又貪圖州邑。“溫，吾縣也”、“余不能治余縣”的表述，史料并不多見。這是寬泛的變通性表述，強調的是由卿大夫直轄但未被進一步向下分賜的私邑，不宜理解過實。晉縣與公邑的差別并不明顯，它們與卿大夫私邑都不涉及對原有氏族秩序的破壞重組。

 

再來看晉縣設職及運作，這在《左傳》中有所記載：

 

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一句，杜預集解為“屬趙武”，孔穎達正義曰，“諸是守邑之長……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后人多從之。其實，確認絳縣老人年齡、身分及籍貫，固可問詢本人，從行政程序而言，仍應聯系屬縣長官，以行政方式予以確認。同時，趙國公邑明確，數目有限，絳縣近在國都區域，趙孟任晉國正卿，主持國事，不太可能連絳縣大夫都不認識，而要通過聯系編戶的方式確定。此應指趙武召問絳縣大夫，確認老人是否屬于絳縣。隨后，趙武向老人致歉并任以為縣師，將輿尉撤職，不僅反映晉卿與晉縣的關系，而且表明晉縣已置縣大夫、縣師、輿尉。輿尉征發縣中“輿人”，從事筑城在內的縣內外徭役，與秦漢縣尉征發縣內男子服役已較相近。

 

晉縣轄域規模及內部形態，可參《左傳》下述記載：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余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

 

魯昭公五年（前537），晉楚聯姻，晉臣韓起、叔向送晉宗女至楚，楚王有意施刑二人以羞辱晉國，后被薳啟強勸阻。韓起代表晉國六卿，對應上卿一級；叔向代表晉國大夫，對應上大夫一級。所列六卿和九位大夫，是晉國政治勢力的代表。參據杜預集解，韓襄即韓無忌，是韓起之兄；箕襄、邢帶是韓起同族；韓須是韓起嫡子，叔禽、叔椒、子羽三人是其庶子。“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指上述韓氏七人每人掌有一邑（韓須所對應者，應即韓起之邑）。每邑相當于一大縣，以出軍賦，杜預集解稱“成縣，賦百乘也”。下云“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杜預集解曰：“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此稱“四族”而非四人，其中叔向一族可與叔向子楊石對應。韓、羊舌二氏所擁軍力，體現在“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一句。“十家九縣”之“十家”，杜預、俞樾理解不同，但“九縣”向無爭議。“九縣”之“縣”，指私邑規模相當于標準縣者有九。其中，羊舌氏雖有強家四支，但“成縣”規模的大邑只有兩個。二氏所擁九邑比附九個“成縣”，可出兵車900乘。其余比附“成縣”規模者有40個，可出戰車4000乘。清人黃以周云：“《周書·作雒解》‘千里百縣’，則一縣猶一同也。四十九同為方七百里，出車四千九百乘，此用古成出一乘之法也。”晉縣規模雖小，但較為整齊統一。晉國“成縣”對應方百里，與秦漢縣基本一致；而每縣出戰車百乘，與楚國陳、蔡“賦皆千乘”在出賦規格上相同，反映周土地舊制及經濟形態仍然存續。

 

至春秋末葉，晉縣大夫選任及行政管理更為制度化，《左傳》記載：

 

（魯昭公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涂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后見于魏子，以賢舉也。

 

晉悼公后，六卿勢力漸強，執政先后經歷趙武、韓起，又轉至魏舒（魏獻子）。《史記·韓世家》稱韓宣子（韓起）“與趙、魏共分”，而非“為國政”，與其他記載并不矛盾。顧頡剛認為：“魏獻子當國，他冊命一班縣大夫，其意義等于武王時的封國，表示出十足的封建色彩。”所論受《左傳》下文“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影響，但針對內舉不避親，不代表魏舒任命晉縣大夫有分封性質、封建色彩。“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是魏獻子以晉國執政身分作出決策，代表的是晉君。“祁氏之田”、“羊舌氏之田”，概指二氏擁有大小不等的眾多私邑。“以為七縣”、“以為三縣”，指由私邑再次轉為晉君直轄公邑；稱“七”、“三”，反映晉縣轄土已有穩定標準，所任晉縣大夫十人，就是公邑大夫。

 

晉縣長官選任根據功績、賢能，“皆受縣而后見于魏子”，及“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與后世縣級主官出宰百里前，面見君主或宰相，當面聆聽訓勉相近；“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與秦漢地方奏讞中央近似；魏戊作為魏氏一系，阻止大姓豪強賄賂魏獻子，以防地方司法受到干預，與后世縣令長嚴守權責相近。不過，晉縣長官仍稱“大夫”，縣內仍行周田舊制，仍有待進一步演化，縣制的最終突破要看韓、趙、魏三國以及受三晉影響的秦國。

 

五、商鞅置令與秦縣官僚組織的建立

 

秦縣材料主要來自《史記》，而非《左傳》。秦人是很早臣服于周的一支外服邦伯勢力，周宣王時任秦仲為大夫，至莊公“為西垂大夫”，居于西犬丘。“為西垂大夫”，是以西犬丘作為私邑的周室大夫。至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正義》引韓安國之說：“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國十四，辟地千里。”此事較早記載見于《韓非子·十過》，王叔岷考辨“諸書皆言‘十二’，竊疑作‘十二’近塙”。《韓非子·有度》還提到，“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所載類似，恐非隨意表述。“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中，“開地”里數大體為“益國”數的十倍，所并之國，相當于后世一縣之地。“開地”若干千里，對應被并之國直線排列的長度。穆公時，秦國以方300里擴展，大體增加12（或14）個方百里，可折算為縱深千里。當時，秦在原約9萬平方里外，增加約12萬平方里，而非增加3倍以上規模。

 

商鞅變法前的秦縣，見于《史記》之《秦本紀》及《六國年表》：

 

（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

（秦獻公二年）城櫟陽……（六年）初縣蒲、藍田、善明氏……（十一年）縣櫟陽。

 

前者在春秋早期，后者在戰國中期，相距達300多年。兩者表述一致，均作“初縣”，反映秦人后來的整體認知。“縣鄙”之“縣”，概言國都之外的周邊區域，春秋時武公“居平陽封宮”，在今陜西寶雞附近，邽、冀戎距平陽較遠，文獻也少見通過縣鄙延伸來擴展疆土的記載。獻公二年（前383），“城櫟陽”；九年之后，“縣櫟陽”。所言“城某地”指構建軍塞，反映軍事特征，西北漢簡多見“城官”，城官不治民，主要是軍塞性質。與“城某地”相對，“縣某地”指設置地方行政機構，體現民政功能。秦之“初縣”，指首次以該地為秦君直轄公邑，并設置相應行政管理人員及組織。

 

商鞅變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推行縣制，《史記》之《秦本紀》《六國年表》《商君列傳》均有涉及：

 

十二年，作為咸陽，筑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

（十二年）初（取）［聚］小邑為三十一縣，令。為田開阡陌。（十三年）初為縣，有秩史。（十四年）初為賦。

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

 

從縣制起源及諸國縣制比較的視野出發，上述史料記載可作五點闡說。一是撰作特征。以秦遷都咸陽為界，商鞅變法一般被分作前后兩次，《秦本紀》記第一次變法，僅有“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卒用鞅法……其事在《商君》語中”一句；但對第二次變法內容，多有論及。《六國年表》載事簡略，未言第一次變法，僅記軍事、外交活動；對第二次變法遷都咸陽一事未提及，但對縣制推行、縣吏設置及土地、賦稅制度卻有交代。至《商君列傳》，兩次變法始同時說明。由此，《史記》涉及變法內容，縣制出現次數最多，《史記》本紀、年表的重要性多高于列傳，可知商鞅變法諸舉措中，縣制推行實際頗為時人所重。

 

二是設縣背景。商鞅推行“農戰”政策，構建“君—民”聯結，借此全面削弱貴族，為推行縣制提供基本前提。商鞅縣制實質又是公邑、私邑之間的博弈，“縣—封邑”復合制與單一縣制不同，阻力、難度不可同日而語。某種意義上說，真正的困難恐怕正是全面推行縣制，因其動搖宗室貴戚既有政治與經濟基礎之故。商鞅首次完成這一變革，在諸雄中實現突破，意義不限秦國，難怪《史記》多次交代。

 

三是設縣方式。商鞅第二次變法，首先營建新都，“筑冀闕”、“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大筑冀闕，營如魯衛矣”，直追東方諸侯，代表秦建成等級規格相埒的新都。接著，由中央而地方，商鞅開始行政制度改革。秦既有聚邑一般規模較小，新營都邑后，地方公邑同樣參照東方，通過“并”、“集”、“聚”的方式，規劃升級為大縣。戰國城邑發展的趨勢是“萬家之邑”、“萬家之縣”。《戰國策》載趙奢語：“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商鞅因應這一形勢，“集為大縣”。秦大縣、小縣選擇以萬戶為界，萬戶以上大縣恰與“萬家之邑”、“萬家之縣”對應。

 

四是縣令與官僚組織。商鞅縣制更重要的是縣令之置，從起點而言，戰國秦漢的縣由縣令到令、長，存在逐步發展的過程。從終點而言，又是東周秦縣主官由大夫到令的重大變化。后者地位、等次變化似乎不大，保持在大夫一級，但縣大夫、縣宰具有貴族身分，縣令是領取固定俸祿的官吏，“令”本身凸顯對君命的貫徹。汲黯“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后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汲黯家族自東周以來“世卿世祿”，長期擔任卿大夫，加之衛國存古制較多，更保留不少舊時觀念。史料所記反映汲黯不愿為地方官的事實，但先秦大夫往往代君理邑，外任公邑大夫，向不為恥。今汲黯恥被除任滎陽這一要縣之令，卻不惜“病歸田里”，從側面提示縣令、縣大夫的差異。

 

此外，秦職官稱謂存在上級參照下級的現象，部分稱謂呈現自下而上的延伸，為后世少見。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僑（矯）丞令’可（何）殹（也）？為有秩偽寫其印為大嗇夫”，以“有秩（嗇夫）”與“大嗇夫”對稱。“大嗇夫”主要指秦縣令，裘錫圭認為：“‘嗇’是‘穡’的初文，‘嗇夫’的本來意思就是收獲莊稼的人。‘嗇夫’作為官名，首先應該應用于鄉嗇夫一類下級基層治民官吏。地位較高的治民官吏或其他官吏也稱為嗇夫的現象，只有在鄉嗇夫一類名稱使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以后，才有可能出現。”相比于郡，縣“俯親民事”，參照使用“鄉嗇夫一類下級基層治民官吏”才使用的稱謂。睡虎地秦簡《南郡守騰文書》記“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騰謂縣、道嗇夫”，郡也用“嗇夫”來稱縣、道主官。

 

秦縣令稱縣嗇夫、大嗇夫，反映縣主官不僅成為貫徹君令的官僚，而且縣令設置初始，往往強調廣泛親近民事的服務屬性。“縣嗇夫”的用法，兩漢不復出現。西漢初，嗇夫稱謂仍存，但縣令、長已不稱嗇夫。漢承秦制，一些細微精神卻有變化。進入東漢，縣主官被比附為縣宰、大夫，反而更為常見，體現先秦傳統的回潮。

 

秦縣設令晚于三晉，卻是在全面推行縣制下的統一舉措，有鑒于此前公邑、私邑長期并存，商鞅縣制是徹底的公邑化，最初并未給封賜私邑留下空間。這在公邑不落于權卿操控、公邑比重占據優勢等方面，實現了革命性突破，是君主集權的真正加強，由此顯得意義突出。《商君列傳》提到縣“置令、丞”，還顯示縣令之外的縣佐官也由中央任命。《六國年表》又記推行縣制的次年“初為縣，有秩史”，“縣有”之間不宜點斷，當作“初為縣有秩史（吏）”。縣少吏包括有秩、斗食、佐史三級，“有秩吏”是縣內秩級最高的屬吏，作為縣下屬機構負責人，由倉、司空、少內等諸官嗇夫構成，持小官印，須上級二千石官任命。有秩吏的普遍設置，反映秦縣廷在地方掌握較多資源，進而具有較強控制力。同時，秦及漢初往往縣、都官并稱，都官是中央諸卿、內史、諸郡的下轄機構，與縣平級。參考現代行政學，縣制確立初期的央地關系，主要呈現“條塊結合”特征。綜上來看，縣制核心是縣令設置與縣級官僚組織的基本建立。

 

五是縣制與田制。戰國時期，魏率先崛起，與文侯任用李悝變法發展生產多有關系。《漢書·食貨志上》記載：“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地方百里”對應一縣之地，“提封九萬頃”、“為田六百萬畝”都是以周制百步為畝作為基準。商鞅由魏入秦，變法涉及“為田開阡陌封疆”，與魏氏改行200步為畝不同。《史記·秦始皇本紀》文末附別本《秦記》，作“昭襄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學界過去對田制改革時間存在爭論，青川木牘載錄秦武王二年（前309）“更修為田律”，“更修”之“修”，不是修訂而是修復之意，“更修”指“重新公布過去制定的舊律文”，故田制改革仍應系于商鞅。參《秦本紀》《六國年表》，田制頒行時間在普遍設縣之后，縣制確立是實施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礎。這再次提示，縣制起源固然與社會組織的重大變動有關、與經濟制度的重新構建相聯系，但核心是官僚組織的建立及運行。

 

結語

 

本文引入“方百里”的縣域空間概念、“公邑—私邑”的統治模式作為兩條分析線索，為縣制起源研究提供新視角，重新探討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的衍生過程。經過分析，春秋之縣與戰國之縣，在性質上具有一致性及密切聯系，而縣制更早的源流，即在西周時期周王與諸侯直接管理的“公邑”。在此基礎上，本文重新辨析《左傳》等先秦史料所見春秋縣制的基本特征，進一步明確這一時期縣的性質，相較于中國學界所主張春秋晉縣為“私邑”、日本學界所主張春秋晉縣兼具公私雙重特征的看法，提出新認識。本文提煉一條縣制起源發展的新線索，縣制起源時間也大為提前。

 

縣制起源背后，實際涉及對分封制、郡縣制的基本認識。先秦秦漢由分封制到郡縣制的重要轉變，不宜視作簡單的線性發展，兩種制度也不宜截然兩分。中國古代行政體制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靈活性，分封制可以蘊含郡縣制因素，郡縣制也可以采取一些分封制內容。中國早期國家注重將血緣關系作為主要政治紐帶，以家族、宗族為統治基礎與依憑，過去強調分封制的徹底貫徹，但西周分封并不排斥君主對公邑的直轄管理，天子王畿、諸侯封域內，實際都存在封賜私邑（采邑）與君主直轄公邑兩種形態。“天子—諸侯”政治秩序得以確立，“諸侯”一端以及諸侯內部層層分賜的基礎和前提，是天子及諸侯對直轄公邑的有效掌控。天子封建諸侯之后，秩序得以長久維持，也與天子仍然擁有較多直轄公邑、王畿對初封諸侯轄域形成優勢力量對比，有重要關系。

 

這又進一步反映，過去對“天子—諸侯”政治秩序中“天子”一端、對早期王權有所低估。中國古代政治文明呈現內聚型特征，君主集權理念始終貫徹其中，進而在分封制下，以君主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同樣較為突出，可稱“早期中央集權”。“在西周一朝的多數時期，王權都是王朝政治的主導力量”，“西周政治的主流仍是‘王權政治’，‘世族政治’只是短時期內出現的‘非常態’現象”，可見，分封制背后的，完整圖景是王權主導下的“公邑—私邑”復合制。與之相應，郡縣制并不完全排斥分封，后世根據實際情況，又可在郡縣制主導下實行多元化綜合治理。

 

由分封制、郡縣制的分析，進而可涉及對周秦變革的認識。柳宗元《封建論》云：“彼封建者……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王夫之云：“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而為天下計，（利）［則］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古人肯定由封建到郡縣的歷史突破與進步，同時也提示，背后實須有相應變化的動力與條件。中國古代由封建制到郡縣制的跨越，君權固然是國家形態變革的主導力量，但又非唯一要素，官僚制特別是行政制度的發展確立，為相關變革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分封制與郡縣制的關聯比較，實際揭示出君主制、官僚制兩個而非一個面相。探討君主制，不宜脫離君主之下的官僚制；分析官僚制，更不宜忽略君主的在場。君主制、官僚制二者如何結合，又如何不斷實現整體性演化，仍將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研究的恒久論題。

 

（作者孫聞博，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教授；來源：《歷史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