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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是毛澤東很注意研究的一位歷史人物。1939年12月，毛澤東在延安闡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時，其中列舉了“明朝的李自成”，指出：“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1944年春，他讀了陜西人李健侯所著《永昌演義——大順帝李自成》一書，感到“獲益良多”，托人“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并再次肯定：“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他還指派專人將該書“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

對于領導黨和人民進行長期武裝斗爭、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毛澤東來說，他更加關注的，還是李自成由勝利轉為失敗的歷史教訓。

1944年3月，就在毛澤東閱讀《永昌演義》之時，郭沫若撰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紀念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其中考察了李自成所率起義部隊進京后，因驕傲、腐敗導致最終失敗的過程和原因。文章寫道：“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而由于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淚更潸流了260余年。這無論怎樣說也是值得我們回味的事。”

此文先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引起巨大反響。隨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又在延安《解放日報》轉載，并在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1944年4月，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當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召開期間，毛澤東復信郭沫若，再次稱道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等訪問延安。國統區的危機四伏同解放區的欣欣向榮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對國民黨腐敗沒落深切痛恨的黃炎培向毛澤東坦陳：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沒有哪一代統治者能跳出從艱苦創業到腐敗滅亡的周期率。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找出一條新路，能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對此，毛澤東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49年3月，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即，毛澤東開始考慮未來新政權如何鞏固的問題。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告誡全黨：鞏固即將到來的全國勝利，“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因此，要特別警惕“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謹防在“糖彈”面前打敗仗。他號召全黨，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同時他還強調：必須“力戒驕傲。這對領導者是一個原則問題，也是保持團結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沒有犯過大錯誤，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績的人，也不要驕傲”。為了有效防止黨內驕傲情緒的滋生和蔓延，毛澤東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明令“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

同年3月下旬，黨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往北平。行前，毛澤東再次想起那位“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李自成。他對同行的周恩來等人感慨道：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希望考個好成績，并堅定地表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說：“這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是要永遠讀下去的！”據毛澤東的衛士回憶：“在從涿縣到北平的火車上，主席還講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主席又說不要做李自成。”1950年3月初，毛主席從蘇聯回國經過沈陽，由于當地招待有些鋪張，“主席很生氣，接見干部時專門講了這個事。他說：我是不學李自成的，你們要學劉宗敏（李自成手下的大將，官至權將軍。農民起義軍進北京以后，他貪圖享樂，到處搜刮錢財。——作者注），我勸你們不要學。二中全會剛剛開完，就忘了。我們還要繼續貫徹二中全會的精神。（搞鋪張浪費）我們不能這樣做。”

“創業難，守業更難。”這不僅是毛澤東的思考，也是當時黨內許多領導人的共識。1948年12月14日，劉少奇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打倒蔣介石、打倒舊政權后，要領導全國人民組織國家，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能推翻我們的。……歷史上從來有這個問題。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周恩來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也強調：“毛澤東同志在全國的勝利局勢已定、進入城市前夕召開的二中全會上，特別提出力戒驕傲，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這正是一種防微杜漸的警告。……可惜這些告誡常常被一些同志遺忘了。在七大前整風時，毛澤東同志特別推薦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那個歷史教訓離現在300多年了，對我們今天來說也值得重新溫習一下。”

對李自成從奪取政權到喪失政權的歷史悲劇及其教訓，毛澤東從新中國成立前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他經常給予關注和研究。1958年12月，毛澤東讀到《三國志·張魯傳》時，又提到包括李自成在內的中國歷史上的多次農民起義，并對其性質和階級局限等作出分析。指出：這些農民革命斗爭，“其性質當然與現在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1963年，作家姚雪垠出版了他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并將該書寄送毛澤東。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發，全國陷入混亂，毛澤東托人轉告中共武漢市委，要求對姚雪垠加以保護。同時，毛澤東于百忙中閱讀了《李自成》第一卷，認為這部書雖然有些問題，但應該讓作者繼續寫下去，將全書寫完。1975年11月，82歲的毛澤東對姚雪垠關于繼續寫作和出版小說《李自成》的來信作出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在毛澤東的直接關懷下，姚雪垠最終完成了這部長篇歷史小說的寫作和出版。

李自成的歷史悲劇及其提供的歷史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取，它對于我們防止驕傲、防止腐敗，永遠保持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的本色，始終具有借鑒和警示的意義。毛澤東如此重視和研究李自成問題，并要求我們要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永遠讀下去”，其道理就在這里。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歷史研究院”，原刊于《黨的文獻》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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