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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磅會議，中國金融業“哭爹喊娘”的日子剛開始！ 

　　來源：學勇投資綜合自“咩咩說”、“悅濤”微信公號

　　10、為什么“風險”這個詞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里提了31次？

　　“風險”兩個字，在新聞通稿里出現了31次。它是這次會議最重要的關鍵詞。再加一個：就是文中沒有出現但隱含的方向——向資本收權。

　　列重點：

　　1件大事：成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3項任務：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

 

　　4個原則：1、回歸本源：服務實體經濟；2、優化結構：質量優先、促進便利、降低成本、風險可控；3、強化監管：防范系統性風險為底線；4、市場導向：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同時要加強政府宏觀調控。

　　原文摘錄：

　　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

　　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金融改革發展正確方向。

　　把發展直接融資放在重要位置。

　　把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推動經濟去杠桿，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

　　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終身問責，倒查責任。

　　堅決整治嚴重干擾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

　　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落實金融監管部門監管職責，并強化監管問責。

　　強化屬地風險處置責任。形成有風險沒有及時發現就是失職、發現風險沒有及時提示和處置就是瀆職的嚴肅監管氛圍。

　　全文唯一提到“金融創新”的，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金融創新，搞好相關制度設計】。

　　可見，風險是第一位的，創新基本可以忽略。

　　過去20年，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是中國金融大爆炸的歷史。

　　前15年，金融底子薄、經驗少，鼓勵擴張、探索、創新為主，因為經濟本身也在和金融互動擴張，而且期間經歷了2001年加入WTO、2005年匯改升值這種重大事件，幾乎都是促進經濟膨脹進而促進金融膨脹的過程。

　　這一次與前四次不同的地方在于，最近五年里，金融擴張得太快、太猛，出了股市、匯市、樓市的動蕩，以及“野蠻人”、“妖精”、各路財團。

　　全球金融體系史無前例的持續大放水、資產泡沫化。但是總閥門美聯儲年內開啟加息縮表。說白了就是開始抽水。外部因素誘發的風險概率越來越高。

　　然而凡事有個相對概念。

　　中國的金融擴張明顯超過外部，過去兩年金融占GDP比重都接近8.5%，也就是在2014年之后，全面超過歐美日。

　　金融擴張也就是資產擴張，對中國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來說，就是天量放貸。但是其中也伴隨大量不良資產。不良資產對應的就是次級貸款。

　　如果全球貨幣擴張走向收縮，打擊最大的就是需要靠融資不停擴張的資產。中國已經是非常典型的融資依賴型體系。

　　尤其是債務融資。需要不停地有貸款循環注入，才能維系。

　　我們的很多債務，并不是在支撐實體效率和交易擴張，而是催生資產膨脹，以及隱含了大量壞賬。

　　短期劇烈的資產泡沫，實體經濟的下行，以及大量債務，這三樣就是催生金融風險的搖籃了。

　　對金融風險的重視，一年多以前就開始了。

　　2016年5月9日權威人士講話，很多人都忘記了。這種高層意志的表達一旦確定，不會輕易改弦更張。

　　“樹不能長到天上，高杠桿必然帶來高風險，控制不好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負增長，甚至讓老百姓儲蓄泡湯

 

　　高杠桿是“原罪”，是金融高風險的源頭，在高杠桿背景下，匯市、股市、債市、樓市、銀行信貸風險等都會上升，處理不好，小事會變成大事。

 

　　在現實情況下，要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松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杠桿的幻想。對各類金融市場存在的風險隱患，監管部門要密切配合，摸清情況，做好預案。”

　　2016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后對未來方向做過幾次解讀（很大程度上代表高層想法）：

　　去杠桿要在控制總杠桿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

 

　　企業負債超過 100 萬億元，按照 4% 的利率計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 4 萬億元，相當于 2015 年全年 GDP 增長總量，" 長期下去會掏空實體經濟，提早進入產業空心化的時代。

 

　　企業降杠桿的政策措施：第一，支持企業市場化、法治化的債轉股，這個文件正在做。第二，加大股權融資力度。第三，加強對企業自身債務杠桿的約束等等。

　　說白了就是風險股權化，而不是都沉淀在債務、貸款上。

　　2017年3月博鰲論壇，周小川：

　　我們已經到了周期的尾部，貨幣政策不再是寬松的政策了，要認真地去考慮什么時候如何離開這種貨幣寬松的周期。

　　本次金融工作會議，意味著中國金融業經歷過一大輪寬松和擴張周期之后，進入到一個嚴監管的時代。

　　去杠桿是其主基調，而且不是短期的。

　　因為2008年四萬億以來的十年，該試的東西都試過了。各種放貸手段、融資方式、表外通道、加上互聯網金融、民間借貸的野蠻生長。

　　大量游走在監管之外的金融生態、金融資產、債務、騙局，如果沒有規則化的管控，只會愈演愈烈。

　　就算是監管內的吧，新經濟的樂視網，舊經濟的萬達，都是融資依賴型的。

　　全社會資本的脫實向虛，會把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節奏完全打亂。

　　因為繼續放水，只會增加實體經濟的成本?，F在我們看到的經濟回暖，也只是供給側通脹（原材料、人力、土地、資金漲價） ，需求端通縮（CPI不振）。

　　中間的實體制造、組裝、流通，被擠壓得利潤更微薄。

　　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工信部原部長李毅中給出的數據：

　　2010年以來工業企業主營業務利潤率逐年下降，從7.6%、7.2%、6.66%、6.58%，到5.76%，可以說是直線下降。

 

　　去年公布的2015年中國企業500強數據，制造業占261家，但凈利潤僅17.1%；33家金融機構的凈利潤則高達56.8%。

　　綜上嘮叨這些，預見未來幾年的金融環境：

　　1、銀行業為主的債務融資體系繼續緊縮、實際利率維持高位=加息。

　　2、股市繼續開閘IPO，擴大直接融資規模。中小創業績證偽之后還有供給沖擊。

　　3、向資本收權：這個系那個系，興風作浪的，資產大規模轉移的，要被嚴查或收編。比如今年6月銀監會排查萬達、海航、復星的風險敞口，以及安邦。

　　匯率維穩，天大的事。

　　非常時期，資本要站好隊、聽指揮、少添亂。

　　國際板在今年年內推出的預期已經日漸明朗化。學界最憂慮的是國際板的創建會加速美元的循環，而美元的循環必然將中國的財富大量抽離出母體，進入到以美國為代表的經濟體系當中，變為服務于美國利益。對于這樣的憂慮，主流的反對意見認為，資本本身不具有這樣的統一意志。我們不必擔心帶有統一性、服從整體戰略部署的資本撤離。

　　資本純粹只是遵循自我的邏輯嗎？事實上，人類歷史的發展從來不是這樣的。資本邏輯從來不是單一的邏輯。尤其進入現代后，資本邏輯似乎在形式上取得對政治邏輯的優勢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資本邏輯對政治邏輯的某種表面的壓倒性關系。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所憂慮的，受到統一意志支配形成統一性戰略部署和戰略轉移的資本運作趨勢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對照曾經在東南亞、日本、阿根廷發生的金融-經濟危機，對此便能有某種清晰的認識。

　　如果說中國現在面臨的局勢和當年東南亞以及日本、阿根廷有什么本質差異的話，那就在于那些共同體中缺乏一個類似于中國共產黨這樣具有統一政治意志的，可以對經濟行為進行總體性干預的、作為共同體之核心紐帶的政治體。

　　中國共產黨的存在，決定了中國的金融工作、經濟工作不但要服從資本邏輯，更要服從政治邏輯；不但要講資本性，更要講黨性。值得重視的是，過去較長時間以來，某些宣揚政黨-國家去政治化，即放棄政治意志的言論廣為傳播，在社會上乃至黨內造生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這種言論的實質，是要將以整體國家-民族利益為旨歸、不應帶有任何自利動機的黨降低為經濟過程中的以自利為特征的“理性”博弈者。而喪失了統一政治意志的政黨也就失去了它活的靈魂，事實上就取消自我存在的合理性。一旦這樣的態勢形成，最終的結果必定是由中國共產黨奠造的政治共同體的共識的瓦解和實體的消亡。這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族而言，是絕不能承受的政治代價。

　　這種去政治化思維的現實基礎在于形形色色的部門利益、條塊利益、地方利益，它們嚴重地威脅危害著整體性的國家利益。用中國傳統政治術語來分析，這些利益體也就是所謂的封建集團。封建集團的根本特征便是將自我集團所對應的利益視作是高于整體利益的，追求的是自我集團所對應的利益最大化。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將“反封建”與“反帝”并舉作為最重要的革命對象，有著極深刻之歷史合理性。當封建集團面對一個比它更高的整體利益時，天然傾向于和外來勢力結成同盟，挾洋自重，不惜以犧牲整體利益以達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內部封建集團與外來勢力結成的利益共同體，在中國當前金融領域體現得特別充分，必須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由于作為整體的行政系統現在天然地傾向于遵循資本邏輯，為了保證金融以及整體國家經濟戰略的獨立性，使之服從、服務于整個政治共同體的整體、長遠利益，應將金融戰略、經濟戰略以及更高的國家戰略從行政部門當中抽離出來，設立一個跟中央軍事委員會類似的中央經濟金融委員會。這一委員會應由黨的最高負責人直接組織、領導，而非任何行政系統的下屬單位。這樣才能夠保證在決策設計上真正體現黨的政治意志、政治品質、政治理想與政治主體性。

　　這意味著，旗幟鮮明地確立政治原則相對經濟原則的優先地位與主導作用，將資本邏輯納入政治邏輯的統攝之下，確保資本的逐利性不會沖擊、動搖、瓦解政治共同體的存在與共識，使其有效地服務于政治共同體生存發展、長治久安的整體目標。

　?。?/span>注：原載《環球時報》2011年0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