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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17年7月14-15日,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明確了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項任務,決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并強化了央行在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方面的職責。這個會議的召開,體現了“黨管金融”的原則。那么,怎么理解“黨管金融”呢?2011年,復旦大學白鋼副教授曾發表一篇題為《中國金融工作也要講黨性》的文章,探討了黨與金融資本之間的關系。盡管該文當初所針對的具體問題已時過境遷,但所闡發的原理對于理解當下仍有意義。我們在此特意重新推送此文。感謝白鋼老師的授權。
白鋼:<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秘書長
國際板在今年年內推出的預期已經日漸明朗化。學界最憂慮的是國際板的創建會加速美元的循環,而美元的循環必然將中國的財富大量抽離出母體,進入到以美國為代表的經濟體系當中,變為服務于美國利益。對于這樣的憂慮,主流的反對意見認為,資本本身不具有這樣的統一意志。我們不必擔心帶有統一性、服從整體戰略部署的資本撤離。
資本純粹只是遵循自我的邏輯嗎?事實上,人類歷史的發展從來不是這樣的。資本邏輯從來不是單一的邏輯。尤其進入現代后,資本邏輯似乎在形式上取得對政治邏輯的優勢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資本邏輯對政治邏輯的某種表面的壓倒性關系。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所憂慮的,受到統一意志支配形成統一性戰略部署和戰略轉移的資本運作趨勢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對照曾經在東南亞、日本、阿根廷發生的金融-經濟危機,對此便能有某種清晰的認識。
如果說中國現在面臨的局勢和當年東南亞以及日本、阿根廷有什么本質差異的話,那就在于那些共同體中缺乏一個類似于中國共產黨這樣具有統一政治意志的,可以對經濟行為進行總體性干預的、作為共同體之核心紐帶的政治體。
中國共產黨的存在,決定了中國的金融工作、經濟工作不但要服從資本邏輯,更要服從政治邏輯;不但要講資本性,更要講黨性。值得重視的是,過去較長時間以來,某些宣揚政黨-國家去政治化,即放棄政治意志的言論廣為傳播,在社會上乃至黨內造生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這種言論的實質,是要將以整體國家-民族利益為旨歸、不應帶有任何自利動機的黨降低為經濟過程中的以自利為特征的“理性”博弈者。而喪失了統一政治意志的政黨也就失去了它活的靈魂,事實上就取消自我存在的合理性。一旦這樣的態勢形成,最終的結果必定是由中國共產黨奠造的政治共同體的共識的瓦解和實體的消亡。這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族而言,是絕不能承受的政治代價。
這種去政治化思維的現實基礎在于形形色色的部門利益、條塊利益、地方利益,它們嚴重地威脅危害著整體性的國家利益。用中國傳統政治術語來分析,這些利益體也就是所謂的封建集團。封建集團的根本特征便是將自我集團所對應的利益視作是高于整體利益的,追求的是自我集團所對應的利益最大化。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將“反封建”與“反帝”并舉作為最重要的革命對象,有著極深刻之歷史合理性。當封建集團面對一個比它更高的整體利益時,天然傾向于和外來勢力結成同盟,挾洋自重,不惜以犧牲整體利益以達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內部封建集團與外來勢力結成的利益共同體,在中國當前金融領域體現得特別充分,必須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由于作為整體的行政系統現在天然地傾向于遵循資本邏輯,為了保證金融以及整體國家經濟戰略的獨立性,使之服從、服務于整個政治共同體的整體、長遠利益,應將金融戰略、經濟戰略以及更高的國家戰略從行政部門當中抽離出來,設立一個跟中央軍事委員會類似的中央經濟金融委員會。這一委員會應由黨的最高負責人直接組織、領導,而非任何行政系統的下屬單位。這樣才能夠保證在決策設計上真正體現黨的政治意志、政治品質、政治理想與政治主體性。
這意味著,旗幟鮮明地確立政治原則相對經濟原則的優先地位與主導作用,將資本邏輯納入政治邏輯的統攝之下,確保資本的逐利性不會沖擊、動搖、瓦解政治共同體的存在與共識,使其有效地服務于政治共同體生存發展、長治久安的整體目標。
注:原載《環球時報》2011年0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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