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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新一屆黨中央開展的反腐敗斗爭深得民心。在已查處的腐敗官員中，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有軍委副主席，有些省市和部門發生塌方式腐敗、系統性腐敗，還有一些要害部門的領導“前腐后繼”。這不得不促使我們深思：黨和國家有關領導干部廉潔自律的法規不可謂不齊全，歷屆黨中央也一直重視理想信念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為什么嚴重的腐敗還是層出不窮？除了制度不健全和領導干部個人信仰喪失、價值觀扭曲外，還有沒有更深層的原因？反腐敗除了“打虎拍蠅”外，治本之策應從何著手？本文的討論可謂別開生面。 

本文摘自鄢一龍、白鋼、章永樂、歐樹軍、何建宇著：《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

1  資產階級法權現實地存在并持續深刻地發生作用

要保持社會主義國家與核心政黨的主體性，必須面對與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將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遵循等量勞動交換原則（此原則與商品的交換原則一致）的消費品分配方式稱作資產階級法權，因為這種支配著消費品分配領域的等價交換原則意味著，勞動者在獲取消費品分配時仍只是作為勞動者而非完整意義上的人，從而無法完全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異化問題。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遠超出馬克思所設想的消費品分配領域，而包含基于資產占有、依照等價交換原則所形成的一切法定權利及其在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表現形式。

伴隨著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勝利，無產階級上升為新型國家的主人，從而獲得了過去剝削階級的資產及對應之權利，也就取消了無產階級原有的階級屬性。由于現代國家的特征，作為整體的無產階級擁有的資產只能委托特定人群加以管理，這種資產管理權是資產階級法權最核心的體現，而掌握這種資產管理權的特定人群，就構成了資產階級法權的人格化代表。

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即便在其理想狀態下，也只是保證了勞動者獲得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說的“物的獨立性”，仍停留在人與物、意識與存在的階段。它無法獨立地解釋與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關系、支配關系與依附關系，因而也無法保證在一個列寧所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中“人的獨立性”與“自我意識”，無法阻止“人與物”的平等關系被“人與人”的不平等關系所逆轉（蘇聯式的由官僚與技術“精英”主導的僵硬的計劃經濟模式，使得作為生產資料的名義擁有者的廣大人民基本被排除在核心決策圈之外，從而最終導致公有制被精英階層所廢棄時的無能為力），也就無法改變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深處，資產階級法權現實地存在并持續深刻地發生作用。

由于資產階級法權對應于社會生產所對應的物質—精神實際狀態與現代國家的核心邏輯，只要還存在針對勞動與商品的等價交換原則、存在委托人與受委托代表的差別、存在具有統治支配之等級秩序的國家與國家機器，資產階級法權就不可能被根本克服。以徹底廢棄資產階級法權為目標所進行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與黨內整風，由于超越了經濟結構及其所對應的社會文化發展和思想意識狀態，在其鋒芒為現實所羈絆而受挫后，反倒會激起資產階級法權在一切社會領域的全面反彈，甚而構成其突破原有制度約束的助緣。因而，社會主義國家不但由于身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而參與國際分工與利益分配，客觀上受到資本邏輯的影響，更由于其內部資產階級法權的普遍存在，主觀上也有依照資本邏輯塑造自我進而完全放任資本邏輯發展的持續沖動。

2  不但需要《論共產黨人的修養》，更需要《論共產黨人的修行》

資產階級法權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必然存在的客觀事實，其于各種人群中不斷化生并將其改造的特質，決定了不可能以畢其功于一役的方式將其消滅，而只能在與其共處的過程中對其進行駕馭調控。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駕馭，本質上是對其所代表之資本邏輯的駕馭。這一使命只能由具有高度政治主體性的社會主義國家核心政黨來承擔。中國共產黨是當今世界最具條件承擔這一使命的政黨。

在今天的中國，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整體經濟中的比例已接近七成，這讓許多人對于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產生質疑。而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央企的效率低下、奢靡之風與強大的部門利益（在承認這一現象的同時，也應指出，這樣的表述很多情況下也確有夸大之處，以此來評判作為整體的國有企業有很重大的問題），同樣讓人對其代表全體人民行使資產管理權的能力、意愿及其代表的有效性心生憂慮。

因而，中國共產黨要實現對于資本邏輯及資產階級法權的有效駕馭，必須重溫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黨建的寶貴經驗并賦予其適應新的歷史階段與復雜因緣的現實性。在革命時代，通過充分體現政治主體性的黨的思想建設，可以使黨員構成以非無產階級為主的中國共產黨體現出高度的無產階級政黨性質。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為什么不能通過充分體現政治主體性的黨的經濟建設，讓以非公有制成分為主的中國經濟體現出高度的社會主義性質？進而，通過充分體現政治主體性的黨的全面建設，使中國社會體現高度的社會主義性質？

要實現這一通過黨的建設推動社會全面建設的目標，要求黨必須旗幟鮮明地將自己區別于遵循工具理性、科層制結構進行治理的技術官僚體制代表，更不能自降為代表特定階層與集團之私利的、以利益交換和博弈為追求的“執政黨”，而要始終保持為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與政治覺悟的政治主體，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始終不能遺忘、偏離、背棄革命的理想與信念！

中國共產黨在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思想貢獻之一，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實踐，提供了一種不依托寄望于超驗之彼岸世界又超越世俗價值、能讓億萬人民信受奉行的有意義的生活方式。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不取任何宗教之名相，一方面卻能現實地承擔起宗教之功能，即對有意義的生活何以可能、生命之終極意義何在之類的宗教性問題做出有效回應。這一思想貢獻形之于文字的最好代表，便是毛澤東所著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作為一個整體，它們完美地融合了中國傳統中儒家的樂天順命慎終追遠、道家的與天爭衡人定勝天、佛家的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之真義，直面生死而超越生死，不即日用亦不離日用，人皆可成圣，圣不異于人，真正實現了極高明而道中庸之類宗教而超越宗教的生命—生活意義開示。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類宗教”組織（本書是在“既具有巨大的道義感召力、遠大的理想、堅定的信念，又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這個意義上將中共類比為“類宗教”組織），則此三篇可謂其最精華的“修行法門”所在，而“為人民服務”一語更是一切“修行法門”之最方便、了義、圓頓的總攝。

在離革命日遠而現實利益日大的今天，面對異常強大、靈活、無孔不入、化生無數的資本邏輯與資產階級法權，中國共產黨要免于被其操控之命運而轉為有效之駕馭，其核心在于始終保持自己的政治主體性。這種主體性的保持絕不是自然可以實現的，必須通過堅持不懈的思想建設以達到梁漱溟所言之“透出人心向上的力量”。隨順資本邏輯，為欲望與私利所牽引向下，是極容易的，而要達到人心向上的狀態，則非要終日乾乾時刻做功方可。

   在此意義上，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類宗教”組織的命運，取決于它是否能在有效構建（重建）自我經典體系的基礎上，將“實修”放在最為核心的位置上，以一個“實修者團體”的態度應對周遭的一切。它不但需要《論共產黨人的修養》，更需要《論共產黨人的修行》。這一“修行”最重要的內容與考驗，便是在現實社會中學會如何駕馭資本，確立政治原則相對經濟原則的優先地位與主導作用，將資本邏輯納入政治邏輯的統攝之下，確保資本的逐利性不會沖擊、動搖、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與共識，使其有效地服務于人民共和國生存發展、長治久安的整體目標。這將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為人類提供的最具世界文明史意義的偉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