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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青：新時期中國改革與發展需精準推進

點擊：  作者：王建青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10-05 15:51:23

 

 

 

　　當前，我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發展處于由量變到質變的模式升級轉換期，處于悠關中國命運的關鍵歷史時期。之前“傳統”的“常規”的改革與發展的方法己不適應新時期的需要，我們應以更加“精準”的規律發現、任務確定、標準評價、路徑選擇上，進行體系化推進，以期收到更為“精準”的改革發展實效。

 

　　一、中國改革與發展特征化事實的基本認識

 

　　（一）改革的特征化事實

 

　　中國改革的第一個階段是由基層的大膽實驗，在總結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向更大范圍擴散的。這一階段改革的特征化事實是：以“放”為突出特點，通過“放”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縱觀我們的改革開放歷史，如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的經濟特區試點等等，雖然這種改革起于底層、基層，但由于這種改革試驗，是直接面向于對矛盾問題、突出問題的解決，且具有自發性、內生性、原創性，實踐證明，其成功率更高、更具有方向性，甚至最后發展為戰略性、全局性改革。

 

　　中國改革進入第二階段，隨著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深化，我們也在改革與發展中積累了許多單憑“放”難以解決的復雜問題，有的是舊矛盾、舊問題的“擱置”，有的是新矛盾、新問題的“出生”，就是人們常說的進入了改革的“深水區”。這一階段的中國改革有四個特征性事實：一是所面臨的矛盾與問題具有互聯性、糾纏性、復雜性與體系性，二是帶有明顯的利益與成果的再平衡性，三是法治與改革有互相約束性與互勵性，四是落后的舊發展模式的破壞與先進的新發展模式的創設有緊迫性與震動性。

 

　　（二）中國發展的特征化事實

 

　　1，堅定地走工業化，建國初期，中國打下工業化基礎，之后的中國改革開放繼續沿著工業化道路繼續發展。

　　2，社會主義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使得中國經濟的戰略性產業在追趕中得以壯大；低成本要素，城鄉二元制結構、土地資源的國有化，為中國工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低成本發展要素。

 

　　3，開發人口量能，中國的龐大人口數量、一定質量的教育水平、中國人的勤勞求富特質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最革命性動力和巨大發展空間；市場的力量與政府的作用客觀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4，開啟民智民力，創業發展，鄉鎮企業的在全國范圍的成長、下海經商氛圍下的民營經濟大發展、“雙創”的實施，都沿著開啟民間動能這個路徑一脈相承地推進。

 

　　5，貼近自身的實際情況，即貼近于中國本土的經濟要素，發現中國本土經濟要素間的邏輯聯系，充分利用好本土己有的、有優勢的要素，發展民族、國家產業經濟。

 

　　6，包容整合內部與外部要素，即吸納人類文明與各經濟學派成果中的優秀部分，與中國體制性經濟運行經驗有機結合起來，植根于本土要素秉賦實際，發揮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和消費市場優勢，在不斷嘗試與修正中，達到經濟發展“小方向不平滑與大方向平滑”的可持續性。

 

　　7，融入世界產業價值鏈，在世界產業價值鏈中找到自已的位置，動態升級，多級并存，即融入到世界經濟一體化中，以低級原始積累折價換取中高級結構升級，資源從低效率部門流向高效率部門，這種資本品流動會造成資本品損耗，但在不斷發現中國經濟的位置、結構中，讓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需求與競爭的指導下，逐步完成由結構升級到體系升級的轉型。

 

　　8，堅持創新與自身能力與稟賦相適配，適時升級創新模式，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建立在不斷升級的創新之上，經歷了由學習模仿到集成創新，由集成創新到原始創新的初級發展過程，展現出由少數原始創新到全面系統創新的發展勢頭。

 

　　9，改革體制機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一直在進行改革，土地制度的多次改革，農業經濟改革，經濟基本制度的多次改革，企業制度改革，財產制度改革，中國改革是在根據形勢的變化，進行著方向尋找與結構調整，直至發現適配于時代要求的體制機制。

 

　　10 ，在試驗中有序發展，在一定范圍內開辦試點，一種方式是，容忍、許可、鼓勵基層的闖蕩性突破，另一種方式是，在有一定認識的情況下，進行有初級制度按排的試驗，在闖與試中尋找方法，發現錯誤，在總結得失的基礎上，加以完善，構建相對優化的體制機制；在更大范圍加以推廣，讓資源流向不斷優化的經濟結構，形成規模效應，構建統一大市場。這樣，既有發展效率，又保持發展秩序。

 

　　11，適時推進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中國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形勢，實施了五次工業化進程，第一次是六十年前蘇聯援建工業項目，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從法國等國引進輕工業項目，第三次是改革開放前期的來料加工項目，第四次是信息化工業化兩化融合開啟的制造業升級改造，第五次是以信息物理系統CPS為基礎平臺的智能化制造和制造的服務化。在這一系列進程中，都動態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12，以中華傳統文化智慧推動經濟升華，將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理念和中國古代歷史上國際交流繁榮的智慧注入經濟發展中，提出“命運共同體”，在中國經濟在體量與質量達到一定程度后，堅持雙贏、多贏、共贏的理念，堅持中國化的經濟全球化，在國際上積極創設與自己責任能力相匹配的經濟發展議題，開辦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區域經濟自由化，提出并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凝聚更多經濟伙伴，形成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命運共同體”，拓展中國經濟增長空間，提升國際經濟規則的創設權，為中國經濟的升級發展創造新動能。

　　二、中國改革目標的確定及標準模型的構建

 

　　（一）確定“政治、經濟、社會正確”的改革目標任務

 

　　如何確定改革目標？有三個“中國化實事”應自先搞清楚：一是中國走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當前中國貧富分化確實存在，有進一步加大的趨勢，一部分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受到貧富分化的影響，積存一定的人民內部矛盾；三是中國正處在激烈、殘酷而復雜的世界格局中，中國的發展權遭遇日益焦慮的守成大國集團的擠壓，大國博弈日趨激烈。

 

　　弄清了這三點，我們就容易定位改革目標：一是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獲得不斷升級的幸福；二是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力、張力、生命力；三是增強中國在世界競爭中的綜合實力。進一步明確地講，改革的目的，從我們中國共產黨的視角出發，要增強黨的執政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這需要創造機制，讓體制內外的力量都能夠幫助我們共產黨提高執政能力，實現“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從而引領廣大眾民群眾實現人民富裕幸福、國家強盛、有旺盛的創造力，成為人類文明的引領者。

 

　　目標定好了，大的改革架構和體系，就應致力于實現這三大目標：

 

　　1，企業用工、財稅、社會保障、教育、人力資源、城鄉產業規劃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應有利于消除嚴重的貧富分化。

 

　　2，市場、金融、保險、資本、外匯、企業、財稅、產業規劃、科技、人才、產權、專利、文化、軍事等制度的改革，應有利于增強中國與歐美等西方國家集團的競爭綜合實力。

 

　　3，國企、社會、政治、民主、司法、行政、新聞宣傳、信訪、網監等的制度的改革，應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我們在推進各項制度的改革中，改革的大目標是互勵的、一致的，但不排除在個別部門、領域發生摩擦和矛盾，這就要求我們把握改革的力度和協同性，力求取得綜合效益最大化，根本上要保證人民利益最大化。

 

　　若改革，不是朝向這三大目標，而是朝向別的目標，那就不是社會主義改革了，走別的什么道路，那就背離了社會主義改革，而是“地動山搖”了。

 

　　（二）構建科學合理的改革標準體系和評估模型

 

　　什么是真正的改革？有了科學明晰的標準體系，就能判斷一個對舊有事物的改變“行為”是否是改革。  改革的標準，在不同領域適用性有所不同，不應停留在籠統的文字描述上，應繼續量化，構建一個改革標準判斷體系，也就是建立一個關于改革標準與價值觀體系的模型。

 

　　改革標準很多，要對這些標準進行結構化、量化、簡化處理，最終形成科學的標準體系，主要變量包括：

 

　　1， 效率，是否更快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

　　2，公平正義，是否使更多群眾受益，是否更好地保障人們的權益；

　　3，體制優化，經濟治理、社會組理、政治治理是否更文明進步；

　　4，人民群眾滿意度，是否使得更多的群眾滿意度提高；

　　5，問題矛盾化解，是否使得存在的突出矛盾、復雜問題得到顯著解決、根本解決；

　　6，勝利，在軍事、競技等領域，是否更有效戰勝對手；

　　7，成績，是否可量化經濟、社會數據得到提高或優化；

　　8，資源，是否減少了投入、有效節約了各類資源；

　　9，運營流暢，是否使系統運營更流暢、可靠性更強；

　　10，系統優化，是否使得復雜系統的運行更加高效、生態、帕累托最優。

 

　　改革績效評估模型，要構建“有子系統支撐的集成系統模型”，以利實現對改革發展績效的評價和新改革的再優化。

　　三個子系統模型分別是：

 

　　第一個子系統是“除弊興利模型”，在比較中，基于對弊端、落后的認識、感受和反思后，而采取的一種修正性除弊，將除弊、興利相關的量化標準都納入計算體系，加以量化評估。

 

　　第二個是“優化配置模型”，對改革的各要素、舉措進行優化配置，實現綜合收益，將各個單一要素、舉措等量化后的標準納入系統加以考核，對其負外部性、正外部性進行系統計算和評估。

 

　　第三個是“創造創新模型”，對未來形勢進行超前研判，提前布局，尋求新的價值，以達到發展態勢持續處于優勢。將原始創新、集成創新、流程創新、突破創新、創新風險、創新溢出都納入量化標準計算體系，形成創新式改革的前瞻性指導模型。

 

　　綜合系統模型是：在不斷優選的基礎上確定適配的模型，設計智能化的處理系統，對各個子系統的計算結果進行結構化處理，確定精當的權重值，再運用現代的計算工具加以計算，獲得改革的綜合收益值，應用于對復雜問題、矛盾問題、對沖問題的改革效能評估。

 

　　對模型計算效果的實證：有了改革的標準體系和對改革的目標分類，是否是真改革，改革是否有成效，還要在實踐中進行評估和檢驗，就象中央改革領導小組指出的那樣： “改革成效要靠實踐檢驗，既要看單項改革的成效，也要看改革的綜合成效。各有關方面要對已經出臺的改革方案經常“回頭看”，既要看相關聯的改革方案配套出臺和落實情況，又要評估改革總體成效，對拖了后腿的要用力拽上去，對偏離目標的要趕緊拉回來。”

 

　　三、中國改革戰略與路徑的優化設計

 

　　我國的更大范圍的改革設計究竟如何進行？是走頂層設計路徑，還是走基層設計路徑？亦或是混合路徑？這是戰略問題，要做科學決策。

 

　　頂層設計的改革：站在全局和戰略高度，進行的體系化、制度化設計，而不是狹義地理解為“頂層人士”基于行政權利的措施下推。其優勢在于，站得高、看得遠，全局性與系統性強、協同性好、平均成本低、效率高、執行力度大，避勉重復性建設，能節約社會資源。“頂層設計，一定要接地氣，這個接地氣，就是常說的群眾路線，這個群眾路線中的群眾，不僅是與改革直接相關的群眾，還有那些間接相關者的群眾，以直接相關者來說群眾路線肯定是片面的，以活在當下的群眾來說群眾也缺乏前瞻性，還要考慮未來的中國人的利益，只有這樣的改革，才是可以接受的，才是頂層和底層打通的改革。”

 

　　基層設計的改革：是處在局部和戰術的層面，植根于堅實的社會基礎，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進行局部的模塊化設計，不是簡單理解為“底層人士”的摸石頭式的試驗。其優勢在于，觀察細致、貼近實際，親和性強、針對性強、實效性好，對頂層設計有啟發價值和案例借鑒意義，成功了易于擴散，失敗了社會影響可及時收斂，避免造成因失敗而形成對社會的巨大創傷和破壞。

 

　　中國改革的模式和路徑選擇：應基于我們的改革進入第二階段且改革具有極端復雜性，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判斷。中國當前及今后改革，必須站在全面可持續發展的高度，兼顧公平正義與效率，運用體系化思路，將頂層系統性設計與基層模塊化設計有機結合起來，既注重框架體系的構建，又注重實體內容的改革，既從戰略層面改革，又從戰術層面改革，優化配置全要素，暢通信息，上通下達，在彈性空間內有力、有序改革，凝聚更廣泛的人投入改革，讓更廣泛的人享受改革成果。

 

　　我們的改革，在亮明我們的改革目標后，接下來就是堅定我們的改革意志，有序、有力、有效、統籌、科學推進改革，不斷將社會主義事業推向新的高度，讓人民生活的幸福，有尊嚴、有品位，成為人類文明的標桿，讓國家發展的更強盛，有力量、有威望，成為世界的向導，為世界治理現代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貢獻。

 

　　總之，中國改革與發展是系統工程，要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社會改革與發展特征化事實，善于發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性，挖掘、優化、放大改革發展的全要素資源，動態、柔性運用市場、政府與科技性監管等多元化調控手段，以創新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一體化平衡前進，以包容構建經濟發展伙伴主體間的命運共同體，形成供給與需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動態平衡的改革與發展生態系統，從而完成推動改革與發展的偉大歷史使命，實現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兩個一百年”和“中國夢”的戰略目標任務。

 

　　（作者單位：河北省聯宇集團公司；【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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