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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法容：“發國難財”之惡

點擊：5378 作者：喬法容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2-04 10: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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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同舟共濟戰勝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之時，一種在網上廣泛傳播的論點引起社會的格外關注。

“在實際效果上，發國難財的人，是給那些遭受災害的人更多的幫助，更多的選擇。鼓勵發國難財的人，才能使問題得到更好的解決，他們應該得到的是獎勵，而不是懲罰。” “我們應該贊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以下簡稱“發國難財”論點）

薛兆豐：我們應該贊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經濟學家圈：

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234408265036.htm?from=timeline

這位“經濟學家”的論點，從理論上涉及經濟學中對價格和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等問題，在現實中，為哄抬生活必需品價格、尤其是衛生防護用品價格，為不法商販賺錢撐腰打氣。這種說辭的是非、危害以及在經濟倫理上的一些謬誤需要澄明，也必須澄明！國難當頭時，我們只有互助合作、以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會公共利益為重，堅守社會主義的商業價值觀，才能凝心聚力戰勝疫情。

首先，“發國難財”論點，扭曲價格理論，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發國難財”論點贊美利用價格的突發暴漲而暴富的人，說“價格不是請客吃飯，價格永遠起調節的作用”，進而曲解價格理論。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它總圍繞價值上下波動，西方稱為“均衡價格”曲線，即供求平衡。那種因天災人禍出現的一時資源稀缺、造成價格的飛漲是一種不正常的情形，這時就需要政府這只手加以干預，保持價格的相對穩定。我們講的市場資源配置，是利用價格信號了解市場上穩定的需求趨勢，為滿足需求最有效地選擇和組合資源（要素）生產和經營一定的產品，獲取正當的效益。它利用價格信號，是因為它能夠反映比較長期穩定的需求關系，由此保證市場的健康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為維護人民的共同利益要運用好“兩只手”。習近平同志提出“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這是辯證的統一，兩者缺一不可。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作用，在于增強企業的活力，并不是讓企業放任自流，更不是任不法企業哄抬物價；同時加強政府的治理，包括調劑余缺，乃至用財政、金融手段、彌補短線等。

去年我國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穩物價是重要任務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防控不確定性風險，現在的疫病流行就是一種突發的不確定性風險，全民動員，統一調配全國醫務人員乃至軍隊參加防治。這里包括保證一切必需品的供應，對哄抬物價者予以嚴厲打擊。當然，由于疫情來勢迅猛，也出現了短期供應不足（如口罩、消毒液和食品之類），政府將會發揮調配功能，盡快補上這些緊缺物資，但絕不容許少數商家趁機哄抬物價，擾亂市場，發國難財。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法律的硬核。

“發國難財”論點的理論溯源來自于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它把市場看成是萬能的、不受任何干預和管理的。連西方一些經濟學家都反對新自由主義，他們將此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即市場是神圣的，混亂也不能干預）。我國改革開放后，國內也出現過新自由主義思潮，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干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治理方略。“發國難財”的論點，可謂把新自由主義推向了極致。

按照“發國難財”的觀點任其發展下去，在實踐上將會造成極其嚴重的、殘酷的后果。市場失序，物價飛漲，欺詐盛行，廣大人民群體苦不堪言，經濟停滯，社會混亂，這是一種必須摒棄的經濟價值取向。

其次，“發國難財”論點，置貪婪賺錢于首位，是一種極端利己主義的商業價值觀。貪欲、拜金是資本邏輯不斷增殖自身的內在本性使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指出：“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47頁），資本的剝削表現為“對剩余價值勞動的狼一般的貪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3頁）。為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遏制資本任性發展與破壞市場秩序，各個國家都建立了相應的法律法規以及倫理引導。

《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等規范經濟行為的法律，用法治保障經濟與民生。這些法律法規均以公平公正人道為其道義基礎。“發國難財”論點“贊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他們應該得到的是獎勵，而不是懲罰”的論點是十分荒謬的。照此理論，在當前全國同胞面臨危難之時，一棵白菜五十元六十元，一個口罩四十元五十元，還有拼車數倍漲價等等現象，我們不應該譴責，反之應該為之歡呼點贊了！

德國歷史學派李斯特在抨擊亞當•斯密“經濟人”的人性假說及其理論體系時尖銳地指出：“這個學說是以店老板的觀點來考慮一切問題的”，“完全否認了國家和國家利益的存在，一切都要聽任個人安排”，“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創造者的地位”。亞當•斯密先于《國富論》發表了《道德情操論》，作為情感主義倫理思想的代表，他強調利己，也講互助與同情心。在這一點上，現代經濟學是古典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學說的倒退。那么，“我們應該贊美那些發國難財的人”的論點又倒退到何處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運用資本發展經濟，財富由全體人民共享，企業必須承擔除法律責任、經濟責任、環境責任、利益相關者責任外的道德責任。我國的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在扶貧慈善等方面，包括近期全國同心協力控制疫情的戰役中，秉持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同胞情、仁愛心的道德情懷，同舟共濟，為此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一定意義上緩解了燃眉之急。在與時間與生命的賽跑中，創造了遠高于經濟價值的道德價值！當前的事實與該論點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也從另一側面說明“發國難財”的論點見利忘義，是在為惡辯護，自然不得人心！

最后，“發國難財”論點，排斥倫理價值分析，是一種偏頗狹隘的經濟倫理觀。文明社會離不開互助與友愛，即使在經濟生活領域，道德也不能缺席！“扶危濟困、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發國難財”的論點，除了自己發國難財的純“經濟”的動機之外，看不到國家、社會與他人，看不到在危難時的一點人性、善良、同情、良心、道德！

經濟學有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分。實證經濟學研究“是或不是”的問題，規范經濟學研究“應該或不應該”的問題。“應該或不應該”的問題，就帶有倫理分析和倫理判斷的屬性，也就是把人的問題引入經濟研究中。如199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馬蒂亞•森正確地指出，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的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是因為忽視“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嚴重淡化了倫理學的方法。

“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不僅在理論分析中回避了規范分析，而且還忽視了人類復雜多樣的倫理考慮；在經濟學模型中，總是假設人類的行為動機是單純的、簡單的和固執的，以保證其模型不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擾，可以說，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學的倫理問題，以及對規范經濟學的承認，實際上是對經濟活動中的‘應該不應該’的價值判斷的承認，也即對倫理學的價值認同，試圖解決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分裂。

只講“發國難財”，除了發財還是發財，除了赤裸裸的交易之外就是人與人之間冷冰冰的關系。丟棄善良與同情，就等于丟棄了人性之本；缺乏道德生活，哪來的生活美好！沒有道德內化與自律，又哪來的人格與尊嚴！崇高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多元價值中的正確抉擇。對于每個生命體而言，生命的權利與價值，可謂至高無上。

然而，就在這次疫情中，多少位醫生護士明知危險，卻選擇了為了國家為了人民，置自己的生命健康于不顧上一線。有父子同上戰場的，有夫婦在同一醫院見不了面的，有帶病上崗的，還有身患漸凍癥的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三十多天堅守一線、妻子已感染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正在隔離治療的感人事跡，還有84歲的鐘南山先生不分晝夜奔波在抗疫的戰場上······也就在撰文時，正有一大批人沖在抗肺炎疫情前線，不顧生命安危，用自己的平凡之軀，為億萬人民筑起一道安全大壩。

是顧大家還是顧小家，最能彰顯人的德性是崇高還是卑微，是偉大還是渺小。崇高由崇高者的行為所鑄就，而崇高總是有或多或少的個人犧牲包括生命。讓我們向奮斗在疫情一線的崇高者奉獻者致敬吧！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提出，“堅持法律紅線不可逾越、道德底線不可觸碰”。“發國難財”論點，既無視法律，又放棄道德。放任市場失靈、破壞市場秩序和社會安定，無視法律與道德規制，這在任何社會都行不通。這種經濟倫理觀是荒謬的錯誤的，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與批判。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堅實精神支撐和強大道德力量，我們惟有堅守，才能無懼與攻克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