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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融主權是金融開放的權柄——應高度關注匯豐（香港）停止派息的影響

點擊：6532 作者：劉川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發布時間:2020-04-11 12:03:50

近日的匯豐事件關乎中國的金融主權，關乎中國如何面臨全球經濟與金融保護主義，關乎中國建立戰時金融機制的重大問題，應給予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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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晚，匯豐銀行最終決定終止此次派息，且至2020年底，不分紅，次日引發香港股市巨震。

然而，此前該行最新年報，說明其上年盈利狀況良好，可持續派息。2020年2月27日， 2019年第四季度每股派息0.21港元，并除權，4月14日行權，具有法律效力。

據息，此一變更，是根據英國審慎監管局通知要求。

英資的渣打、萊斯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巴克萊銀行、勞埃得銀行等其他銀行集團，也接獲類似要求，均將按照監管要求暫停分紅，并發布聯合聲明。

4月7日，香港為此發生中、小股東的游行抗議。

4月9日，匯豐大股東平安銀行管理層在2019年股東大會上表示，“有一點影響”，因平安銀行股價隨匯豐下跌，這樣輕描淡寫，只是為了穩定自己股東情緒的綏靖辦法，實為無奈之舉。

這對已于2020年4月1日實施金融全面開放的中國提出的強烈挑戰：已經并或于未來進入中國的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主權，究竟屬于外資銀行的母國，還是中國。

匯豐（香港）銀行目前挑戰的就是中國金融主權的歸屬問題。

中國金融開放后的金融監管面臨如下主要情況，凡大中華區獲得主要利潤的外資，可細分為如下幾類，切須高度關注：

1、母公司在本國\地區或境外其他地方注冊，分支機構在華注冊，均明確聽命于母公司所在國的政府與金融監管機構；

2、母公司在本國\地區或境外其他地方注冊，分公司在第三方，支行或其名下變更名稱的分支機構在華注冊，均聽命于其本國政府與金融監管機構；

3、母公司和分公司在低稅率國家或地區（即所謂的世界眾多的避稅天堂）注冊，分支機構在華注冊，聽命于其母國的政府及金融監管政策；

4、凡在本國、第三國及中國上市的一切類型外資金融機構。

凡上述注冊地、經營地、上市地、納稅地分離的四類金融機構，隱蔽性非常高，通常可能與其主權國家的情報機構有密切關聯。

它們還可繼續細分成銀行類、投資銀行類、基金類、保險類、對沖基金類、共同基金類、能源基金類、副主權基金類等種類，對中國的金融領域構成了潛在的、嚴厲的、重大的經濟與金融安全隱患。

匯豐（香港）根據英國監管當局的要求，將已公布的派息突然推翻，事先即沒有向經營地與上市地的香港銀行公會報備，也沒有向香港金融管理局說明理由，違背了金融監管的屬地\在地管轄原則（territoriality principle）。

盡管我們可視為，匯豐食言派息計劃，是新冠毒下向英國本土的財政輸血行為，且英國石油價格巨幅下調，布倫特原油于2020年4月1日下探至每桶24.52美元，遠遠低于同期世界銀行、各投行、各研究機構的平均預期每桶35-45美元的區間，暫時處于虧損狀態，財源少了，不過是歐美抗疫失敗的應激反應，不可持續。

但是，以英國利益為第一，無視本國金融機構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經營地與上市地的屬地管轄權，這也是對香港的金融監管權的無視，更是對中國金融監管權的挑戰，是對中國主權底線的試探。

此例一開，將危及金融開放與金融主權歸屬。特此備注，要慎防中國的金融開放成為外資在華的高效提款機，成為不流血的金融掠奪對象，形成1840年后主動輸送型的新庚子賠款機制。

對此，提供以下五項基本建議：

建議一，金融監管要采用對等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特別是對境外上市公司的監管。

如匯豐銀行在中國經營，在香港上市，當英國單方面要求在港上市的英資金融機構利潤回流，中國金融監管部門理所應當地按照對等原則，要求在倫敦的中資金融機構或其他企業拒絕向英國交納利潤。那怕這些中國企業的利潤沒有匯豐在華的利得高，沒有形成對等數量，那怕只是向空中揮拳，這種相應的動作也要做。

這就是對等原則的具體體現，非常符合英文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的原義，禮尚往來。堅決回擊他國在中國領土上實施“金融長臂管轄”，才談得上中國擁有金融的主權與獨立。中國越發展，越開放，越必須保持在金融監管上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這是是維護國家尊嚴的必要手段。

建議二，中國的金融監管應無論其注冊地在何處，均以經營所、上市地屬地\在地管轄原則（territoriality principle）—在中國，以切實履行金融主權的實體責任。

凡在華盈利性金融機構，均應視為金融主權覆蓋的被監管機構，境外金融機構的監管法則和規定，須與中國金融機構的監管接軌，凡有涉及在華外資金融機構，均須向中國相關金融監管機構知會、報備、備案，以及在中國政府指定媒體上，如《中國證券報》等提前一月或一周發布公告。

建議三，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應當高度重視此事，對口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銀行公會提出相應的咨詢要求，進行備案跟進，要求香港相關機構展開調查，彰顯對特區金融監管的主權關注，

這并不防礙“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的原則，原因是匯豐控股的盈利，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中國大陸。同時，中國外交部也要隨時跟進，必要時以外交方式，一方面轉達大陸及香港中小股東的不滿，包括大陸在香港上市的匯豐大股東平安銀行（持股14.19億股，占比7.01%，按比應得紅利3億美元，折合21億人民幣，匯豐持有平安銀行股份不到2%），另一方面要求英國的金融監管要與中國的金融監管相向而行，任何時候不能損人利己，彰顯中國政府對國家整體金融主權與安全的關注。

建議四，中國盡快研究與建立戰時金融機制（或稱：“金融應急機制”），與對外開放形成辯證對應的關系，越開放，越要關注內外可能出現的極限條件。

開放超出低線，甚至毫無低線，越要有戰時金融機制和金融應急對策。

金融領域的極限思維關乎國家金融安全，沒有戰時或緊急情況下的金融全面開放，必將犯顛覆性錯誤。美國從全球撤僑，歐盟要求成員國的金融機構停止派息分紅等，不排除有戰時金融的準備。戰時金融有三條要旨：一，以本國物資準備為基礎；二，對資金進出進行必要管制；三，對物資進出口進行必要管治。

建議五，中國不要指望香港中小股東的協會會在起訴中獲勝。故更應綜合使用上述四項建議，以維護國家金融主權與國家尊嚴。

至于英國國內的財政困難，那是另一回事，可以在對等原則下協商解決。香港的法院和法官以親英美人士為主。近期香港的多項涉警案，對警察的不公判決，可以想見涉案主體為英資匯豐銀行，那些大法官們會多么以法維護他們的利益。

當前，因應美國撤僑及歐盟將與美合作，戰時金融機制（或稱：“金融應急機制”））必須立即啟動預案計劃。

現時，中國超極限、超低線、超國際水準的金融開放，并沒有配套好最基礎的《銀行法》，金融投資監管人才奇缺，整體水平較低，同時，沒有戰時金融的預案。

忘戰必危！中國必須將金融開放與金融應急狀態是辯證關系，金融領域的和平與戰爭、戰略與戰術長期并存，唯有將二者統籌考慮，才能辯證施策。在新冠病毒全球漫延，必將改變世界秩序和格局之時，中國金融準備不足，進入門檻太低，若不亡羊補牢，繼續門戶洞開，危之極矣。

中國的金融主權是中國金融開放的權柄，須臾不可失之。金融監管上的對等原則與屬地\在地管轄原則，是國際上常態化的金融監管原則，無論和平與戰時，均適用。中國要善用原則\規則與斗爭相伴，方能劍在手，行有據，縛長鷹。

修訂稿

2020.4.10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