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盛戰略智庫以“起底美西方媒體術的‘三十六計’——輿論及認知戰我們可以跟西方學習什么”為主題，召開內部研討會。人民日報海外網陳洋、新華社駐外記者陳俊俠、中央電視臺CGTN北美總臺臺長江和平、清華大學客座教授鄭京海、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丁剛、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陳平和鄭若麟、海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畢研韜、中國人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等十余位專家發言。與會專家圍繞主題各抒己見、熱烈討論，提出許多真知灼見。
一、要增強社會韌性，注意新聞媒體與情報機構的配合，提升理念創新迭代能力
畢研韜表示，俄烏戰爭說明現代戰爭已不僅局限于軍事領域，更是擴展至認知領域。俄烏戰爭開始前，美西方智庫就已對俄在認知、宣傳等方面進行策略研究。對此，畢研韜詳細分析了美西方如何通過認知戰打擊俄羅斯。他首先概括了反俄認知戰的三大特點，包括信息領域作戰（已建立信息北約，整個北約在信息領域對俄進行認知作戰）、對俄國際信息封殺（幾乎封鎖了其全部出口）以及對俄境內信息滲透。在信息領域作戰方面，兩個與北約有關的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北約戰略傳播卓越中心（戰爭爆發后，該中心經常組織數十個國家的頂尖專家共同研討針對俄的認知過程和反制措施研究）和北約合作網絡防御卓越中心（隸屬于北約的軍事組織，現有30個成員國，允許非北約成員國加入）。美英等國的頂級機構為烏克蘭提供免費服務，并由各公司的資深專家親自負責（澤連斯基在聯合國的兩次演講稿由美國公關公司撰寫；烏克蘭向國際法院提交的關于戰爭的報告由華盛頓頂尖法律咨詢公司提供）。在對俄信息封殺方面，俄烏戰爭爆發后一個月內，俄在西方的新聞媒體幾乎全被封殺，先進的機器人技術可以立即封鎖俄的官方賬戶。如果臺海發生戰爭，中國的境況可能比俄羅斯更慘。對俄境內信息滲透則涉及美國政府資助的電臺利用AI技術對俄境內進行信息滲透。如果臺海發生戰爭，西方最新的技術會全面動用起來，我們僅僅依靠防火墻是不夠的，必須研究如何增強全社會的韌性，以增強各個層次、各個主體的行為實力。他表示中國應重視美西方在認知作戰中，新聞媒體和情報機構的完美配合。戰爭爆發前，美國中情局就通過新聞媒體披露了俄羅斯的一些做法。今年美國發布備忘錄強調美國要改變情報的披露和分享方式。一些原本不應公開的情報現在能夠提前解密，目的就是影響輿論。畢研韜還強調傳媒只是國際認知作戰的一個環節。西方提出“接觸與傳播”的概念（行為接觸、人員接觸、軍事接觸等都視為傳播），我們應將這個概念進一步擴大。他最后分析了影響一個國家認知能力的三大要素：一是國際聲譽，若沒有聲譽，則我們的信息將無法進入信息網絡，更無法破圈；二是國際化水平，信息作戰的理念、手段和平臺都要國際化；三是創新迭代能力，美西方對概念的發明創新太快了，中國還沒跟上。
二、重視發揮社會學科可以攻破西方輿論戰的底層邏輯這一特點與作用，加強社科建設
鄭京海指出，社會科學作用于認知的第一線，在軍事上有重大作用。我們要吸取蘇聯教訓：冷戰時期，蘇聯的社會學科建設漏洞，導致其在面對西方的輿論戰、信息戰、認知作戰當中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社會科學在中國屬于舶來品，因此需要重視學科建設，要培養一定比例科班出身的專業社會科學研究人員。西方對華的認知作戰往往針對中國社會科學的薄弱基礎，其渠道是按照“專業不對口”的邏輯，通過利用一些所謂“學者”，將西方觀點、理論、意識形態帶入中國，并在中國廣泛傳播。因此，培養專業研究人員有利于提高鑒別能力，篩除非主流的學科理論，避免學科理論輸入導致的意識形態沖擊，從而糾正國內錯誤的學科認知，消除公共知識安全隱患。重視社會學科建設，需要重視學術平臺的搭建。例如，西方通常通過打造平臺的方式，在廣大非西方國家吸引優秀人才，加強己方力量，同時弱化其他地區的力量。由此結論：吸取蘇聯教訓，加強社會科學建設。但與蘇聯不同，目前西方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通過互聯網媒體直接對中國公眾施加影響。對此，我們需要嚴格區分經濟學與商學的界限，并對此界限嚴防死守，避免極端的資本意識形態以經濟學學術觀點混淆視聽。同時培養一支專業化、規范化、流程化的社會科學隊伍，適當將人文與社科分開，以適應美西方通過各類媒體發起的認知作戰。具體對策如下：一、充實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要充分利用積累的海內外學術資源。二、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利用國外親中自媒體，在對外交往中可以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
三、借鑒美國在媒體供給側的做法，加強自身國際傳媒影響力
江和平表示，輿論的表現形式在當下既有主流媒體的傳導，也有以互聯網為載體的自媒體的散發。就媒體而言，可以“王”和“主”來解讀傳播之道。“王”之三橫分別代表內容、技術、渠道，一豎則為融合，此為媒體供給側的主要組成部分。“主”代表用戶，為需求側。如果從供給側和需求側來比較中美兩國媒體在當今世界中的表現，就很容易判斷各自的地位和份量，美國對輿論的控制和引導在很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從供給側來說，美國媒體在內容供給、技術支持、傳播渠道和融合發展等方面始終占據全球媒體的主導地位，憑借其英語的語言優勢，美國的國際輿論引導力、影響力巨大。美國政府和媒體相互配合引導輿論有以下一些做法：一是美國各級政府和機構都有完備的發言人制度，政府部門與媒體建立起良性互動機制。二是主流媒體通過議題設置引導輿論。三是高官在特定場合演講釋放政策信號，媒體進行重點報道和分析評論，引導輿論。四是政府通過特定論壇釋放重大信息。五是各種傾向的智庫、專家學者、大學教授等專業隊伍為媒體提供言論支持和權威性。六是美國高官退休后介入政策制定、影響決策。七是民意調查成為引導輿論的風向標。八是信用評級成為左右市場和投資的尺度，也影響國際輿論。九是美國政府通過污名化打壓外國競爭對手和意識形態敵手。就需求側而言，在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媒體首先服從和服務于各自的“金主”，其次才是服務“用戶”。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和娛樂圈大多都掌握在猶太人手中，他們是真正的“金主”。而美國的普通“用戶”在這樣的輿論環境熏陶下已經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和鑒別力。毋容置疑，在傳媒領域，西強我弱的格局一時還無法改變，但也發生了一些積極的局部變化。
四、摒棄儒家思維轉向利益至上傳播觀念，創新理論框架，實施多元化手段傳播
陳平指出，針對中國對外輿論戰過于被動的問題，有以下策略：1. 外宣工作與內宣工作應各自獨立運作，避免同質化。中國應設立多家擁有獨立立場的媒體機構，從不同角度、不同思路為中國發聲，講好中國故事，向海外展現中國的多樣形象；2. 不同民族的文化生存方式不一樣，價值觀也可以有所不同。當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全盤接受西方人的觀念，而這些所謂的觀點不僅不是西方政府所真正采取的標準，更不適用于中國國情。其次，陳平認為我國基于傳統道德出發點，將儒家作為中國文化代表以傳播觀念，失去了輿論的戰斗力。中方人員應掌握西方的思維方式，即利益重于觀念，才能更好地打擊美國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再次，目前中國對于輿論戰最大的認知誤區在于沒有打擊美西方利益集團的意識。對此，中國應放棄“戰狼外交”的宣傳，轉而選擇時機，快速、堅決地行動，從而樹立威信。具體建議：1. 制裁美國涉華法案的發起人及其背后支持企業；2. 由于美國實行選舉政治，我方可以將例如加州、麻州等地區列為對中國國家安全最有威脅的地區，效仿美國的方法，在進出口貿易上對這些地區進行管制與區別對待；3. 美國等西方國家是歷史上最大的種族主義者，中國應打好“人權外交”這張牌，要求這些西方國家償還中國、非洲、墨西哥等國的人權債以及賠償移民配額；4. 與西方媒體達成公平交易，提升中國媒體在西方新聞界的地位；5. 對外交流時改變思路，講好故事而非單純翻譯。最后，中國要進行理論創新，吸取歷史上帝國的經驗，改寫世界歷史、理論，包括馬克思歐洲中心的世界發展理論，轉而與時俱進地添加毛澤東、鄧小平、列寧的思想。同時，要有打贏這場輿論戰的堅定信念。
五、堅持實事求是、客觀辯證，走出戰勝“帝國模式”的共和國模式
楊正談到，首先有三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中國是否應效仿西方的無底線輿論戰？歷史上中國是否有非常成功的對外宣傳案例？當下中國的外宣是否有成功的課題？第一，新聞在現代社會一直是意識形態工具，輿論戰是軍事經濟外的第三條戰線。因此我們要用戰斗的眼光來看待新聞、認識輿論戰。輿論及認知戰是帝國主義的常用手段，但中國不同于帝國，需要走出共和國的模式。第二，歷史上中國亦有格外成功的外宣案例，遵循實事求是、辯證唯物的共和國模式。延安時期，我們黨面臨的敵人的封鎖、詆毀、污蔑遠強于今。在當時不占有任何廣播報刊渠道的情況下，延安如此反擊：“走出去、請進來”，并開展一系列對外宣傳和國際交往活動，最終成功擺脫輿論困境。今天西方把廣播時代的成功管理手段用在互聯網階段，不過是傳統手段的復現。第三，當下中國外宣面臨如下問題：一是困窘，沒有合適工具講述中國的發展奇跡。二是對于美西方憑借強勢媒體帶節奏，中國官方的澄清效果往往杯水車薪，甚至越描越黑。三是西方善于無中生有，設置議題，“空手套白狼”。對此，部分選擇制作中國內容的印度視頻博主意外破題。他們的作品不僅有效體現關于中國的反差巨大的信息，而且定向辟謠了中國熱點地區。但視頻依然保有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其一，視頻主很少肯定成就背后的中國政府。其二，他們對中國軍警職能的認知仍存在“監視約束公民自由”的刻板印象。其三，破圈效果比較有限，這些產出內容高度相似，導致視頻受眾逐漸趨同。
六、要培養專家型媒體人才，并擴大駐外報道，展現真實世界與多元視角
陳洋指出，日本的主流媒體以傳統媒體為主，特別是報紙和電視雜志。日本的報紙發行量大，對公眾輿論的塑造力強。報紙在日本的媒體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對輿論的引導起關鍵作用。此外，主要的報紙報社通常也擁有各自的電視臺。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_始，日本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可概括為三個階段：1. 1972至1989年，日本的報道主要是以促進中日兩國民間的友好報道為主；2. 1989至2010年，在中國經濟超越日本之前，報道主要關注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問題，帶有普世價值觀的框架；3. 從2010年至今，日本媒體的報道多從中國威脅的視角出發，經常將中國的行為描繪為對日本安全的威脅。特別要強調的是，日本媒體在對華報道中經常使用一些修飾詞，如“霸權主義”來形容中國，這也成為了他們對華輿論戰的策略。同時，日本媒體善于放大和炒作關于中國的負面新聞。鑒于上述情況，以下是對中國媒體的建議：1. 中國的駐外記者應更注重實地考察與報道，而不僅僅是翻譯外國的報道，為讀者展示一個更真實的世界。2. 我們應加強專家型媒體人才的培養，深化報道的深度，使內容更為深入和有說服力。3. 我們需要擴大駐外記者的隊伍和報道范圍，為中國媒體帶來更廣泛和多元的國際視角。
七、要重設議題、創造關注度、促進政府與媒體協同、強化外宣媒體個性及培養意見領袖
丁剛認為，（1）重視議題設置，不一味應對、解釋，走出圈套重啟話題，形成“你講你的，我講我的”的局面。應設置自己的話題，并逐步深化擴大；各個層面要高度重視和思考議題設置的問題，傳播議題，擴大其影響力；練好基本功：發揮不同層次、不同地方的媒體設置話題的能力，并有意創造全球輿論話題；媒體從業人員應在采訪中觀察世界，了解世界，在閱讀中思考；培養具有積極設置議題的人才；嘗試建立國際輿論分析的預測機制，更準確地預測國際輿論下一個話題，提前下手，主動做好準備，研究美西方涉及中國的輿論走向。這需要我們觀察西方本身輿論走向，全面掌握美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輿論關注點。（2）創造關注度。新聞傳遞的不僅僅是一種信息，更是一種思維方式，長期信息傳遞的失衡，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對事物的判斷。要以內容為王，不管傳播的信息量有多大，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可以關注并贏得關注的內容。具體要學習寫作技巧，重視國內外社交媒體熱點話題，語言還要到位。（3）高度重視政府與外交媒體的協同作戰，給媒體提供充足的信息支持，各級政府都應與外界媒體保持密切的聯系從而彌補國際輿論場上中國信息的赤字，同時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試探迂回調整的時間。（4）重視發展外宣媒體的個性，各自策劃，各組報告，形成多種聲音，共同發聲。（5）重視培養我們自己的意見領袖，在問題發酵中發揮主流聽眾的作用，扭轉傳播頹勢。
八、站在受眾角度加強與全球的溝通交流
陳俊俠指出，在國際傳播界西強我弱是現狀。西方媒體能夠憑借其話語權，通過偷換概念、先入為主等手段，干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改選，捏造新疆集中營、西藏文化滅絕等虛假事實的存在，對中國進行污名化，極大影響了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其次，西方媒體慣用的新聞運作方式如下：1. “三圈轟炸”，即在國家層面、聯合國層面、非政府組織層面發表觀點，加深民眾印象；2. 媒體之間相互配合，并對于某些問題不斷從不同角度反復提問，直到該問題成為刻板印象；3. 惠而不費，以較低的成本達到反華的目的；4. 見機早、行動快，迅速收購他國媒體，以控制他國的輿論，達到反華目的；5. 擅長集團軍作戰，設置陷阱議題。再次，我國媒體仍存在以下問題：1. 刪減過度，表達上過度追求與官方一致，對外宣傳效果反而適得其反；2. 官方機構不敢統戰西方友華人士，從而難以揭露西方民主的虛偽性；3. 不夠科學；4. 只講政治，罔顧事實；5. 邏輯不清；6. 以我為主，不顧受眾的感受；7. 渠道有限，從事對外傳播的媒體人比例較少；8. 翻譯過于生硬死板，外國民眾難以理解中式表達。最后，他指出我方應做到“師夷長技以制夷”，在以下四點加以改進：1. 實事求是，承認中國的不足，體現新聞的客觀性，才能使外國受眾完全認可我方；2. “小罵大幫忙”，以不完美來體現新聞的真實性；3. 有選擇地平衡報道，盡量體現報道的“全面性”與“公正性”原則；4. 設身處地地站在受眾角度去看傳播方式和手段。西方民眾也是淳樸、講道理的老百姓，在日益復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們需要把握實事求是原則，真正實現與世界的溝通交流。
九、應消除新聞“不自由”形象，控制人，而非控制內容，建立起一支輿論戰隊伍
鄭若麟認為，中國在這場輿論戰中未戰先負，因為我們首先被認定為是一個“新聞不自由”的國家，而西方則是“新聞自由”的國家。西方對華輿論戰目標明確：負面講述中國，使中國形象始終處于被廣大西方民眾厭惡、反感的位置。其做法非常簡單：一是永遠將涉及中國的信息參雜著負面認知的情節，從而在西方民眾頭腦中植入“中國是一個邪惡國家”的陰影；二是利用西式“政治正確”，抑制所有想客觀報道中國的記者。目前中國與西方都存在著互為“競爭對手”的定位，因此，負面報道中國是西方媒體的主要任務，手段就是通過“政治正確”來控制西方媒體人、進而達到負面報道的目標。我們應從西方輿論戰中學習：控制人，而非控制內容。要打贏這場輿論戰，首先要消除中國新聞“不自由”的先天缺陷，同時展開客觀樹立中國形象的輿論斗爭，其過程必須秘密進行。具體做法建議如下：首先，應該建立一支中央級別的高層次輿論戰領導力量，全面深入地研究中西方輿論戰的方式方法；其次，由這支中央級別的領導力量建立起一支精干的輿論戰隊伍，得到完全信任，由他們來具體實施，在一個相對短的階段內建立起兩個對中國媒體的新認知：一是中國媒體將走向“新聞自由”的方向；二是“自由的中國媒體”對中國進行的報道才是真正客觀的報道。再者，將這種戰斗方式長期化、制度化，并通過經濟手段、各種獎勵手段來支持這股力量，最終建立起一支真正愛國、愛黨、精明強干的輿論隊伍，并引導輿論戰的天平向我傾斜。這大概是我國目前已經處于敵強我弱的輿論戰狀態下唯一可行、可贏的方式。在討論交流環節，有的專家表示，俄烏戰爭中，中國是西方發動的認知輿論戰的主戰場之一，西方中心論受眾主動幫助西方傳播輿論戰內容；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中，中國生物防御行業的權威完全受到美國控制，傳播新冠輿論認知戰內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問題上，美國日本政府混淆概念，利用在中國的日本代理人進行錯誤傳播。戰爭期間，國家應控制所有民間媒體，利用軍方、外交部門進行傳播。美西方發動認知輿論戰的背后是金融資本，我們應謹防金融資本殖民，并精準打擊國內反華者背后的資本勢力。有的專家提出，傳播應從國家定位出發，我國對外傳播根本目的是樹立國家形象。對于傳播過程中的誤解，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與思維的差異性，需要思考如何讓對方更理解、更接受地講好中國故事。例如，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我們應考慮國家對于國際社會的看法、對于合作的愿望，合適選擇傳播對象。同時，分解大概念，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五個理念支柱，使其更便于理解、對話。有的專家認為，輿論認知戰的主要手段是改變認知。例如經濟學上，小眾的外國理論進入中國，反而被宣傳成主流經濟學理論，從而導致國內經濟學無法接觸到世界范圍內真正流行的主流理論，無法與國際對話、接軌，進而導致國內經濟學發展的嚴重落后。（作者：國盛戰略智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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