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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底線：不能兩極分化，否則烈士的鮮血就白流了！

點擊：12324 作者：新青年2020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3-11-16 09:04:45

底線，是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心情十分沉重，甚至可以說是寢食難安，應該是有什么事觸碰到了他的底線。

他對隨行的同志們說：

“社會主義搞不好，就會走到邪路上去。蘇聯不就是這樣嗎？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已經失去人民的擁護，將來帝國主義一打壓，搞不好甚至會亡黨亡國。”

大家感到蘇聯的事情離我們很遙遠，都不理解毛主席在說什么。

于是，毛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地問道：

“你們知道什么是井岡山精神？”

大家回答說：

“艱苦奮斗。”

毛主席笑了，似乎不太滿意。國民黨也講奮斗，希特勒寫了本書就叫《我的奮斗》，地主老財也要奮斗，難道我們的奮斗只比他們多了“艱苦”二字嗎？

毛主席說：

“井岡山精神最根本的是士兵委員會，是官兵一致，是民主，是平等！”

主席繼續解釋道：

“現在，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我們高級干部有小車、秘書、小樓，還有站崗的。有人主張高工資，差別二十來倍，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便不能鞏固，甚至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毛主席又與一行人談到了在井岡山時期犧牲的同志，有秋收起義的總指揮盧德銘，三十一團黨代表何挺穎，二十八團第一團長王爾琢，第一團團長張子清等人。

回想起這些犧牲的同志，毛主席心情沉重地說：

“一回到井岡山，腦子里重現出他們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們都是有堅定信仰、有犧牲精神的好同志。犧牲時都只有二十幾歲呀！”

毛主席越說越激動：

“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有變的社會基礎嘛，我很擔心高級干部中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么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

聽到毛主席講得這么嚴重，隨行的同志們表示完全不能理解。他們認為，新中國已經成立，“三大改造”已經完成，資產階級已經消滅，怎么可能還會有資本主義復辟？

毛主席反問道：

“你們為什么對我這么好啊？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才想通了。你們這些同志，都只能為官，不能為人。”

毛主席繼續提問：

“劉俊秀同志，你還能不能當農民？（時任江西省委書記）王卓超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當戰士？（時任江西省副省長）官做大了，錢掙多了，拉開了與群眾的距離，還愿不愿意下去當普通人？”

這是觸及利益的靈魂之問啊！為什么大家都想當官？為什么級別越高待遇越特殊？為什么只能上、不能下呢？難道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當官發財、成為“人上人”？任由社會“兩極分化”？如果這樣，共產黨和國民黨又有什么本質區別呢？如果大家都爭當“人上人”，那么資產階級一定會死灰復燃，中華民族還怎么偉大復興？

此時，毛主席內心可能已經有了想法，他是做好下臺的準備的，可能重上井岡山打游擊，或者說是準備跌得粉身碎骨。

隨后，毛主席給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把他的憂慮完全說清楚了：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毛主席的話，其實是亮出了“底牌”、劃出了“底線”——中國社會絕不能出現“兩極分化”！工人和農民決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他認為，帝國主義是不希望中國強大的，對中國在政治打壓、經濟上封鎖，我們只能靠獨立自主的內循環來發展自己。即便不封鎖，市場是打開的，由于中國的工業化起步晚，短時間也競爭不過歐美市場，自己的產品也賣不出去，反而會成為外國淘汰產品的傾銷市場，到那時，我們的國營工廠就得倒閉關門，工人就得下崗失業，中國的農村人口那么多，農民就會淪為廉價的勞動力。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走上了“大國附庸”的路子，就會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于是，有人問毛主席，假如國內資產階級復辟怎么辦？毛主席輕蔑地說：
“你太高看他們了，他們懂得什么是資本主義嗎？最多是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去了。

資本主義是靠侵略和掠奪別的國家的財富而積累資本資產的，而搞修正主義的走資派敢于侵略誰呀，不被侵略就阿彌陀佛了，他們只是聯合帝國主義國家，剝削和壓迫本民族廣大的人民百姓，或者賤賣自己國家的資源以滿足貪得無厭的私利。

對外軟弱妥協，對內重拳出擊。最可怕的不僅是國內資本家如此，隊伍內部的很多蛀蟲也同樣如此，兩者相互勾結，合二為一，趴在整個社會身上敲骨吸髓。”

讀完此言，我頓時淚奔！終于明白為什么毛主席把“包產到戶”看的這么重，原來是毛主席對中國的未來看得那么遠，對勞動人民的感情是那么深！

與其讓中國農村成為海外產品的傾銷市場，不如讓農業現代化裝備上本國自己產的挖掘機、拖拉機、播種機，讓農業哺育工業、農民哺育工人、農村哺育城市，以快速實現工業化，讓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隨后再讓工業反哺農業，工人反哺農民，城市反哺農村，以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毛主席走集體化道路、實現工業化、防止“兩極分化”的戰略構想。

奮斗就會有艱辛，艱辛孕育新的發展，這是一個普遍規律。在毛澤東時代，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一代人干了三代人的事，農民的日子特別不容易，工人也十幾年不漲工資，毛主席帶頭不吃肉、穿補丁衣服，上上下下齊心協力勒緊褲腰帶搞建設，造出了“兩彈一星”，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奠定了大國地位。

如果剛解放就“包產到戶”，那么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從哪里來呢？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集體化道路，沒有前三十年的積累，中國又拿什么來改革開放？即便過早開放了，僅有的農業剩余又怎么保證是貢獻給本國的工業化而不是貢獻給國內外的剝削階級去恣意淫樂？

我們承認，“包產到戶”毫無疑問從體制和機制上解放了農民，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我們也不禁問一句，今天農民還有種糧食的積極性嗎？土地大量撂荒，農民大量進城，糧食卻連年豐收，難道僅僅是個“積極性”的問題？恐怕說不過去吧。

過來人都知道，“弱國無外交”，隨著國力的增強，中美于1972年建交，“四三”方案引進了大量的農藥、化肥生產線，雜交水稻的大面積推廣，才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家日子好過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對“包產到戶”做了進一步解釋：

“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客觀上就是階級斗爭。現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認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談話，有人聽說我國還有階級存在，大吃一驚！······你(張平化)懂得了這些歷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為什么將‘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

恩格斯的評論則更為直白：

資本打造的所謂“自由競爭”，實際是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說，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

而王光美卻是那么真誠地承認——“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一方面，當前高凈值家庭總戶數727萬戶（其中，億元家庭13萬戶，千萬資產家庭206萬戶，擁有600萬元以上資產的家庭508萬戶），按照一戶五人計算，也就3635萬人，是14億中國人的零頭啊；另一方面，有6億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8億人月均收入不足2000元，他們才是大頭啊！

億萬富豪指擁有超過1億現金、股票、基金等流動性資產者，房子不算。

毛主席對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勞苦大眾，是懷著深深的感情的。他始終把自己當成是勞苦大眾的代言人，當成是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

1947年毛主席為陜北佳縣題詞——“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

毛主席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1927年，他回韶山對家鄉的父老鄉親們說：

“我搞革命是為了無產階級事業，我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沒有錢的窮人。”

窮人，沒人看得起。袁世凱說：

“人民是個什么東西？我只見過人，從來沒見過人民。男人要成功，要的是資本，是軍火，是列強的支持。一句話，就是狠！”

而毛主席卻說：

“我聽不得窮人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淚。”

1974年，毛主席在看電影《紅燈記》時，當放映到李玉和攙扶李奶奶走向刑場時，哭著喃喃：

“敵人又要殺害我們的同志了。”

他看《難忘的戰斗》這部電影中，看到群眾歡迎時，問護士長吳旭君，這歡迎的人里面有你嗎？護士長沒回答，只是哭著點頭。他在也控制不住，也跟著嚎嚎大哭起來。

晚年毛主席本可以做“完人”，本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是他卻憂心忡忡，始終放不下這個國家、這個黨。似乎他多慮了，似乎他的考慮超前了······

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今天我特別理解他說的話：

“仗我們是不怕打的，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中國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英國人說‘爵位不傳三代’；到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會是個什么樣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