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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昌：毛澤東的群眾觀

點擊：作者：李瑞昌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3-06-05 09:59:10

一、對人民群的歷史作用充分認知

毛澤東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由他對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的充分認知決定的。

對人民群眾總的看法

世界觀，就是對世界總的看法。同理，群眾觀，就是對人民群眾總的看法。

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還說：“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頁。)到晚年，他又念叨這句話，并特意加了一句“包括我自己。”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就說：“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愿。”（《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笫791—792頁。）這是毛澤東拜群眾為師，尊重和相信群眾，一切從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的基本依據。正因為毛澤東對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是這樣的認識，所以，人民群眾在他的全部身心中占有至高無上的位置。同時，他也清楚自己與人民群眾的位置關系。他說過這樣的話：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中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頁。）他告誡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說：我們要有承認自己無知的勇氣，下決心向群眾學習。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閉幕詞”中，以《愚公移山》感動了神仙下凡搬走兩座大山為題，把人民群眾喻為“上帝”。他說：“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神仙，而是人民大眾。“我們應當走到群眾中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經驗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他們得到解放和幸福。”（《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頁。）

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是“先生”、“諸葛亮”、“真正的英雄”，并喻為“上帝”；認為人民群眾的作用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心底真誠，思想深刻。可以說，比一個基督教相信上帝還要虔誠。

虔誠地對待最基層的勞動群眾

毛澤東對人民群眾還有進一步的認知。他認為，整個人類的歷史是由最底層、勞動者的人民群眾創造的。人民群眾創造了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創造了文明和文化。所以，毛澤東在領導人民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后，就在《憲法》中寫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據(德)岡瑟.斯坦因說：“當我在幾次會見他的長談中，他所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群眾的小學生，如果我們要爭取到勝利與和平，群眾的意見和經驗一定要作為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為人民能教給我們許許多多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并了解他們的經驗、愿望、批評，確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總和，再作為政策還給他們。’我坦率地問道：‘你以什么權力在這里指導政府和軍隊？’他說：‘靠人民的信任，靠當前我們新民主主義政府之下的8600萬人民的信任。’”（丁曉平、方健康：《毛澤東印象》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頁。）

為人民，靠人民，靠人民的信任工作，這就是毛澤東的信條，也是他的力量所在。正因為如此，廣大人民群眾對毛澤東不僅信任，而且忠實地沿著毛澤東指引的方向去做。

越是最底層的老百姓，毛澤東越是尊重、重視。在延安期間，逢年過節，他總是想到普通老百姓，同老百姓一起過節，或請到家吃年飯。有一年元宵節，他還請棗園六十歲以上的老漢過生日。他敬酒、祝大家健康長壽，結束時還安排禮物。他十分反感在群眾面前擺架子。他說，“人一當官，就愛擺架子，這是官場通病。有些人，官越大，架子也越大，越不會說話；有些人，官不大，架子卻也很大。架子與官位不能成正比。毛澤東當的官，當然大了，但是，官大架子并不大。（伊·愛波斯坦：《突破封鎖訪延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第690頁。）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我們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頁。)平時，他不帶警衛走在大街上，“隨時隨地與群眾交談，拉家常，問寒問暖。”毛澤東在與平民百姓談話時，由于個子高，總是微微彎下腰，雙眼看著老百姓。在延安時期，他在各種場合下照相，不一定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導他站在中間，大多情況下是隨便站在一個什么地方。”

毛澤東于1939年在延安楊家嶺同農民交談

從這張照片上可以看出，毛澤東同農民交談時，雙目看著對方的眼睛，頭略微低下，是那樣的專注，那樣的親近，那樣的虔誠。他對于人民群眾的尊重、熱忱，由此可見一斑。

“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

毛澤東說：“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大筑其烏龜殼，以為這是他們的銅墻鐵壁。同志們，這果然是銅墻鐵壁嗎？一點也不是，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嗎？群眾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俄國皇帝是世界上最兇惡的一個統治者；當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起來的時候，那個皇帝還有沒有呢？沒有了。銅墻鐵壁呢？倒掉了。同志們，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

有兩種銅墻鐵壁，一是有形的，一是無形的。毛澤東說的國民黨的“烏龜殼”，是有形的，這樣的“銅墻鐵壁”，貌似堅固，實際上不堪一擊；人民群眾這個“銅墻鐵壁”是無形的，是真正有力量的。毛澤東講的“銅墻鐵壁”，是指無形的，即人民群眾。對這兩種“銅墻鐵壁”的估價，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歷史觀。前者是唯心史觀，后者是唯物史觀。毛澤東還說：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過學生的。而且就是當了教員之后，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

毛澤東既然全心全意為了人民，就必然忘我，也“顧不上”家。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為此，他不僅沒有盡到一個父親應有的責任，也沒有對三任妻子給與應有的愛情與保護。他將全部精力都投入了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了。毛澤東對人民群眾的感情，可以說無以復加。有一次毛澤東在武漢聽取一個居委會主任的匯報，聽著聽著，他竟然說了一句不著邊際的話：我非常羨慕你的工作。當周圍的人們不得其解，正在心里發問之時，他說：每天跟群眾打交道是最有意思的。一個國家主席，竟然羨慕起一個居委會主任的工作，可見他對于與人民群眾打交道是多么的渴望！對于人民群眾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厚！在他看來，與人民群眾打交道就是一種需要，一種滿足，一種幸福。當然，不僅僅是打交道，目的是為群眾辦事。

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即“人民文化”。這有四層意思值得提出：第一，它是無私的。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說：“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這點精神，就是“無私”的精神。第二，它是純潔的。毛澤東強調，為人民服務是全心全意的，不是三心二意的，也不是半心半意的；是完全、徹底的，不留后路的；是100%，不是90%，也不是99%；是深沉的，不是膚淺的，也不是空泛的。第三，它是真誠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頁。）這里的“不管”、“只要”，“照你的辦”幾個詞語，表達的真誠“度”，可以說無以復加了。第四，具有很強的傳承性。“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完全可以說，“為人民服務”將會世世代代傳承下去，作為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大花園中的一支奇葩。也可以說，連同共產主義信仰，這是中國人民最大的價值觀。

二、大度容人，但有個底線

將對人民群眾的態度視為思維的底線

在人民內部，毛澤東是十分大度、容人的。對于犯錯誤的人，他總是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給出路、留時間，等待覺悟；對于人民群眾中存在的問題，從不批評，而是從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以及不會教育人民群眾和學生中找原因。但是，對于不尊重群眾、壓群眾、罵群眾的問題，他毫不客氣，曾數次予以最嚴厲地批評。毛澤東說：“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他認為，在群眾面前擺架子，像個英雄，像個貴族等等，是一種低級趣味。民主革命時期，在創建新型人民軍隊、建立人民政權、推進黨的自身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始終把干部對待群眾的態度問題作為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反復強調。他多次提醒，“當干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個人英雄主義，忘記自己是什么‘長’”（《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頁。）這樣才能贏得群眾的歡迎，密切干群關系。相反，“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頁。）

對人民群眾的愛和對敵人的恨是等價的

與對人民群眾的感情相對照，毛澤東對敵人從不心慈手軟。他極為贊成魯迅的那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子，俯首甘為儒子牛。

孺子牛。”

毛澤東手書：“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對魯迅的這兩句詩，毛澤東手書過兩次，可見毛澤東對于魯迅以及他的這兩句詩的鐘情。這幅墨寶是1958年12月寫就，另一幅寫于1945年。

毛澤東為什么敢于藐視一切敵人（形形色色的“鬼”），包括人人畏懼的原子彈？為什么會振聾發聵地提出：“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為什么敢于迎戰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朝鮮半島的進攻？為什么從率領僅有1500人的工農革命軍上井岡山起，經歷蔣介石的四次“圍剿”，直到抗日戰爭以及后來的解放戰爭，其中遇到過無數的艱難險阻。作為個人，還幾次被處分，而始終對中國革命的忠貞和勝利的決心沒有動搖過！其原因就是相信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認為這是世間最大的力量，由此他有了底氣、底牌、底線。

三、明白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也就明白了自己的位置

黨與人民群眾是“魚水”關系

在“魚”和“水”的關系中，毛澤東認為“水可以沒有魚，但魚不能沒有水”。水沒有魚還是水，而魚沒有水就會干死。1949年3月25日進京后趁西苑閱兵之前的空閑時間，毛澤東來到頤和園游覽。當他看到偌大的游園空無一人時，就問身邊人員，中央警衛團只能如實說明情況：為了主席的安全，把游人都清理干凈了。毛澤東說：“你們蠢么！把水都放干了，你那個魚還講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地干在那里，餓死在那里吧！”毛澤東講的和警衛團講的都有道理。當時，北平剛剛和平解放，還沒有得到清理整頓，國民黨留有不少特務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考慮領袖的安全是必要的。但毛澤東講的是大道理。他認為，在人民群眾中才是安全的，這是毛澤東對人民群眾的最大信任。另外，毛澤東對于領導人一到哪里就驅趕群眾的做法十分反感，這確實是不相信和脫離群眾的一種做法。

此外，毛澤東還將共產黨與人民群眾關系喻為勤務員和“上帝”的關系；還喻為種子和土地的關系，種子要在土地上吸收水分和養料，才能生根、發芽、開花、結實；喻為服務員和“主人”的關系，認為共產黨員是民眾的公仆，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群眾可以罵我們，但我們不可以罵他們，因為他們是“主人”。

共產黨與人民群眾是平等的

毛澤東一生都是與人民群眾講平等的。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決定上層建筑的所有制關系改變后，人們的平等關系并不會自然出現，他更加強調領導干部與人民群眾的平等問題。他說，蘇聯就是前車之鑒，它在十月革命后沒有解決好這一重大問題，舊的等級制度沒有徹底破壞，相應的文化思想也沒有改變，勞力與勞心分離，干部與群眾對立。‘所以，我們要尋找我們自己的道路。’”（《毛澤東傳》{上}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833頁。）毛澤東對黨的領導干部與人民群眾不平等的問題深惡痛絕。他強調，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在人民群眾面前不要擺架子，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與人民群眾處于平等的關系。他說過，我們的干部“跟國民黨相反，他們是以一個貴族的姿態、老爺派頭在人民中出現，我們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出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頁。）在1955年人民軍隊評軍銜時，有關評選部門講毛澤東評委大元帥，并制定了大元帥服。有關人員帶領毛澤東看，不了，毛澤東說：“大元帥，你靠邊站吧！”又說：“我穿著大元帥服，怎么與群眾談話呀！”

四、相信和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

真誠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

毛澤東強調，為人民謀幸福，就要明白群眾心里想什么，實際需要什么。需要，這是人生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動力源泉，為做到這一點，這就要抓人心。抓人心，最根本的是抓人的需要。毛澤東說過，農民最需要土地，把土地看成命根子，于是就有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解決農民對土地的需要。

1941年春節前的一天，毛澤東到棗園鄉政府給群眾拜年。拜年是一種尊重群眾的形式，實質上，他是有話向大家講，他說：“我們共產黨是真心實意為老百姓服務的，制定的各種規章制度和方針政策，都是要讓大多數人開心滿意，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歡迎。”“如果聽不到你們的心里話，得不到你們的批評幫助，不知道你們在想什么，不了解你們的希望和要求，我們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標，我們的工作就出現偏差和失誤。你們說是不是這個道理呀？”（孟素：《魚水深情——毛澤東在延安給群眾拜年》《世紀橋》2012年第2期。）借助一切機會聽取人民群眾的要求、呼聲，這是毛澤東的一貫做法。將人民群眾的希望和要求，視為工作的“方向和目標”，這對人民群眾的愛和負責，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毛澤東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中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頁。）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是毛澤東對群眾路線的高度概括，而且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這也與毛澤東基于實踐的認識論（實踐——認識——在實踐——再認識）是一致的，也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

“享浮眾望的政策才會繼續成為我們的政策”

(德)岡瑟斯坦因曾向毛澤東提出：“‘你們的政策是不曾受到過非難和反對嗎？’毛澤東回答說：‘我們的工作中的決定因素是：我們經常地發現了在我們的政策中有哪些是人民群眾所接受的，又有哪一些是他們所批評或反對的。只有那些享浮眾望的政策才會變成為，而且繼續為我們的政策。’‘因為我們黨的組織是隨時注意著人民的反應，不斷地在依照實際的需要和人民的意見改變我們的政策。所有我們的黨組織，從上到下，都在注意著我們的重要政策；不要使我們脫離大眾，而要緊密地配合他們的需要和希望。’‘毛澤東談到了他喜愛的話題上來了，那就是他不斷要求在他們所有的決議和行動中注意到的群眾觀點。他熱烈地說：‘這是最基本的一點。假使一個政黨的領導分子是真正為著人民大眾的利益，并且是忠實地在這方面努力著的，那么他們有著無限止的機會聽取人民的意見。’”（丁曉平、方健康：《毛澤東印象》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126頁。）毛澤東上述的幾段話，充分地表明了“從群眾中來”的依據和保證，那就是“我們黨的組織是隨時注意著人民的反應，不斷地在依照實際的需要和人民的意見改變我們的政策。”毛澤東用這樣的句式說明基于群眾的意見，對政策進行不斷地調整，他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頁。）

2014年11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山東菏澤考察時給市、縣委書記們讀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下聯是：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這里說的“一官”，當然是指一個地方的主要領導干部。這幅對聯出自河南南陽縣內縣衙三省堂，樸實通俗，深入淺出。前半句說明了一個地方主要領導的重要性——“地方全靠一官”；后半句說明，地方各級領導干部要處理好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擺正與人民群眾的位置——“自己也是百姓。”身為地方官員要時刻以黎民百姓的蒼生為念，懷著一顆敬畏之心去為“衣食父母”辦好事，辦實事，決不能懶政，更不能揩老百姓的油，擠民脂民膏。

由此，毛澤東提出并堅持黨的群眾路線，這是毛澤東的一個創舉，也是他辯證唯物主義思維的表現。

違背了群眾的利益堅決糾正

毛澤東說過：“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頁。）能否“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這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

1960年12月30日，針對“一平二調”為題。毛澤東在《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一文中嚴肅地指出：“平調人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么也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賠到什么東西也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不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干部可能不滿意，但是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我們在井岡山時期的紅四軍的布告中就講買賣公平。‘八項注意’就有買賣公平這一條。”（《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頁。）他還說過：一平二調“比劉邦圈地，清軍入關圈地還厲害。”“無產階級不能剝奪勞動者，不能剝奪農民和城市小資產者，只能剝奪剝奪者，這是一條基本原則。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是剝奪勞動人民的，他們使那些小生產者破產，才有了無產階級。他們剝奪的方法比我們有些人‘高明’一些。他們是逐步的使小生產者欠賬、破產，而我們一些人是一下子把人家的東西拿過來。”（《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5頁。）事實上，經過幾輪叫板，退賠政策得到了基本落實。當然，農民的損失也是注定了的。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對一平二調、“共產風”是十分不滿的，甚至是痛恨的。他上述這些話講得淋漓透徹而又十分嚴肅、認真。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是毛澤東，一平二調、“共產風”是人民公社運動派生出來的，是毛澤東沒有預料到的。但是，他一旦發現，糾正的態度非常堅決，而且毫不放松。

毛澤東把無產階級領導與人民大眾的利益聯系在一起，這也正是他所說的，所謂政治，是群眾的政治，不是少數政治家的政治。人民群眾的利益，最終要通過政治才能實現。

五、黨的重大決策來自于人民群眾的實踐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人，也是歷史的創造者，是一切創新的源頭，而創造就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為此，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都是從人民群眾的實踐中創造出的新鮮經驗里吸取營養，進行決策，予以推廣的。

農村衛生醫療體制產生于上海郊區的一個村鎮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衛生部匯報工作時提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在這一著名的“6·26”指示下，經過短暫培訓，涌現出一批農村衛生員。他們靠“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服務鄉民；他們背著藥箱走村串戶，亦農亦醫，農忙時務農，農閑時行醫，白天務農，晚上行醫；他們沒有固定編制，不需要政府發放工資，只從半農和行醫微薄利潤維持生活；他們經鄉村或基層政府批準，業務上受當地鄉鎮衛生院的指導。他們主要有三部分人構成：一是中醫世家子弟；二是經過短期培訓的下鄉知青和本地初中、高小畢業生；三是公認有一定醫護能力的自學成才者。他們的出現和存在，解決或大大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構成那個年代農民看病用藥的一種新的“準體制”，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

1965年，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開始實施速成培訓，有一名叫王桂珍的衛生員，成為江鎮公社第一批28名事實上的赤腳醫生之一。在經過短短4個月的培訓后，王桂珍背起藥箱，為村民們看起了病。農村赤腳醫生的出現，為解除農民的病痛，普及農村衛生知識作出了杰出貢獻，為農村的醫療事業立下了功勞。

1968年夏天，上海《文匯報》刊載了一篇名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文章實際是一篇關于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培養赤腳醫生的調查報告，介紹了王桂珍等全心全意為農民提供醫療服務的事跡。是年，第三期《紅旗》雜志和9月14日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就是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

毛澤東在當天讀了《人民日報》的這篇報道，并立即做出了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從此，“赤腳醫生”成為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特定稱謂，王桂珍則被看做“赤腳醫生”第一人。（摘自李硯洪《赤腳醫生——20世紀中國的溫暖記憶》）

赤腳醫生的產生和成長，不是個別地區和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種現象，是新生事物。作為極為關心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深受廣大農民歡迎的事件，作出了肯定性批示。毛澤東的批示，則由上海郊區一地瞬即推廣到全國，在當時的農村，“赤腳醫生”遍地開花，解決了農民看病用藥的一個很大的難題。

這就是由基層群眾的事件產生，國家領導人批示（也是決策）在全國形成高潮的一個范例。

“將軍下連當兵”活動來自于昆明軍區何云峰大校的做法

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頒發了《各級領導人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要求縣級以上領導干部，凡有勞動能力者，每年拿出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到基層，或農田，或工廠，或工地，真殺實坎地參加體力勞動。以此解決領導干部脫離人民群眾的問題。

隸屬于昆明軍區的陸軍十三軍，三十七師政委何云峰大校，在中央要求領導干部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的影響下，以列兵身份深入連隊，編入班組，與戰士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也同娛樂，與連隊官兵打成一片。經過兩個多月的實踐，鍛煉了意志，學習到基層經驗，轉變了作風。

后來，經《國防戰士》《云南日報》《解放軍報》報道，毛澤東看到了他的事跡，極為重視。于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北戴河擴大會議上發出號召：“軍隊干部每年下連當兵一個月”。他說：“我看所有的‘長’——軍長、師長等，都至少當一個月的兵，頭一年最好搞兩個月，要服從班長、排長指揮。一年你管人家十一個月，人家管你一個月還不行嗎？有些過去當過兵的現在多年不當兵了，再去當一下。”9月20日，原總政治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作出了《關于軍隊各級干部每年下連當兵一個月的規定》。規定下發后，全軍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連當兵的熱潮，許多高級將領更是表現突出。”有一位將軍在接受采訪時說：經過下連當兵，學習了基層官兵的好作風，了解了戰士們的實際情況，特別是思想情況，自己思想上受到了教育，也使基層干部戰士受到了教育。還帶來一些副產品，多年無法治愈的失眠問題解決了，吃飯香甜了，真是一舉多得。

1958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列兵——戰士詩》，歌頌了我軍當時正開展得如火如荼的干部下連當兵的事情。詩云：“我連來個新‘列兵’，軍齡賽過我年齡。雖然革命這樣久，還和我們搞‘五同’。到了班里就上崗，下得崗來又勞動。工作積極守紀律，真是一個好‘列兵’。不嫌高粱米飯粗，不嫌士兵鋪板硬。唱歌學習全參加，一切和兵全相同。要問此人他是誰？就是我們的老司令。”就是這樣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軍隊干部下連當兵的活動，不僅在軍內，在社會上，在老百姓心目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

而這項活動，僅僅是毛澤東從一位師長大校的個人事跡中發現并做出決策予以推廣的。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活動中，許多高級將領帶頭參加，其中不乏一些戰功卓著、威名赫赫的上將、中將的身影。楊得志、許世友、陳再道等年過半百的上將，帶頭下連當兵，起到了榜樣的作用。

小崗村“包產到戶”的實踐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肯定

1978年冬，小崗隊開始實行大包干到組，后來到戶。到1979年鳳陽縣已有83%的生產隊搞了大包干。年末，新華社安徽分社采編主任張萬舒與一名記者經過采訪，寫了一篇內部報道《鳳陽大包干好處多》，被總社以“機密級”刊發。這是第一篇關于“鳳陽大包干”的內部報道。后來，張萬舒經過進一步采訪，又寫了報告文學《中國，有這樣一個村莊》，刊于新華社初創的《瞭望》雜志（1981年第2期）。張萬舒是以紀實文學手段宣傳“小崗大包干”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