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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偉：黨領導民營經濟理論芻議

點擊：10307 作者：許光偉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05-28 07:52:32

【作者按】經濟性質的理解前提是主體規定，應依據唯物史觀來看待“民營”的主體身份。民營經濟當然不是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混成，乃特指服務社會主義建設的民族工商業及其衍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各種主體形式。所謂“56789”，指示民營經濟中資本生產要素和資本財產關系的現實矛盾性。民營經濟有“資者”屬性，亦有“社會主義主體”屬性。驅除資本惡和消滅私有制是同一命題。民營企業不能只顧自己發財，有責任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付出自己的努力。然則守正創新，貴在彰明黨對民營經濟進行新時代領導的理論依據和工作內涵。這篇短文摘自《論生產目的規定的抽象性與具體性理性——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學“哥德巴赫猜想之謎”實踐解決的理論內涵和意義》一文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文章載《內蒙古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第105-113頁。特別鳴謝張立偉主編和責任編輯毛偉華老師對于該文寫作的鼎力支持。

（一）黨對民營經濟領導的理性根據：再談生產目的作為“歷史生產一般”的工作組成問題

何謂生產一般？籠統地說，對事物生長進行工作具象，在理論形態上即為生產一般。與資本主義生產一般由資本總公式“絕對領導”不同，為了確保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各種所有制成分能夠統一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目的，需要由國家總公式的實踐規定替換資本總公式相應的位置。這種考量來自中國民營資本與社會主義國家生產繼承了基本相同的歷史道路理性。在中國通史的工作道路系統中，資本作為歷史現象的規定乃是身份的財產（實現）形式，是一種經濟概念的存在，如“商人（資本）”，與中華道路系統的生產方式固有特性無涉。國家與資本因遵循不同的生產方式類型，如共同體—主體國家與市民—資本。由是一方面，不應純粹地在資本意義上研究經濟學范疇，另一方面，資本也不應當只局限在“商品本位”之下。同時，所謂的“資本”，既是發展的規定，也是運行的規定。資本作為財產組織方式和共同體生產本位的結合屬于運行層面的規定性，是財產概念隸屬于各種形態的主體工作范疇。然則必須破除推理解釋的神秘，進行真正意義的歷史知識生產。

【注釋】應當看到，在中華道路系統中，“資本范疇不是‘對象思維規定’，真正起領導作用的思維形式規定的聯結線索是‘共同體（天人合一）→土地（所有制與身份關系的合一）→人民（勞動者社會所有主體關系的合一）’。”（參見許光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兼對生產一般與資本一般機理關系的考訂》，載《經濟縱橫》2019年第2期）

生產一般的本位方法始終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針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形式而言，具體理性領導抽象理性的工作中介沿著“黨本位的計劃形式→黨本位的國家形式→黨本位的人民主體形式”前進。這其實是黨通過國家形式進行社會治理的逐步實現過程。社會主義國家本位盡管表現為人民本位和黨治理工作本位的統一，但“以人民為中心”依托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安排必須作為“絕對的實體關系”，這是社會主義國家落實在共同體本位上的意義，因而不能與治理形態（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相混淆。黨的領導是黨本位的組織實現，即黨的階級工作屬性，對社會主義研究而言，即是“社會主義共同體（國家）→瓦解的資本”，其確保社會主義資本具有統一目的性，是“瓦解意義的資本”。

是以“國家要素”作為對生產要素新性態的社會主義文明規劃，在認識上必須上升為“社會主義生產條件”的理論和實踐形態。從實踐層面看，民營資本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非公有制財產形式，是與國家形態的社會主義資本形式一起由國家循環系統啟動，從中區分國家要素I與國家要素II作為國家本位范疇的不同“關系路標”工作類型。所謂國家要素I，系以直接主人身份關系為紐帶的A和Pm結合，與國家生產制度的形成有關；所謂國家要素II，指以社會主義市場勞動交往關系為紐帶的A和Pm結合及其經濟上的種種實現形態。從歷史道路過程看，由“共同體關系→交往關系→國家總公式→國家循環系統→國家交往下的產品分配安排”結晶出的社會主義經濟要素這一共生生態，抑制住了資本增殖的非理性行為。從而，A和Pm的特殊結合必須被視為“有機的個別系統”，在對資本有機構成進行工作消解的內涵道路上，個別系統和生產單位逐步成長為合規律的“總體（經濟）系統”。

【注釋】如“唯物”與“唯實踐”導向的生產與經濟資源配置的綜合平衡，即可以視為處理和解決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矛盾關系、實現平衡與協調發展的一種基本的工作組織單元和經濟秩序形態。

社會主義運動不在于消滅經濟目的本身，而是消滅“歷史目的論”，并期許在明確結構系統的目的理性之后，最終撤除目的論推理。社會主義主體的解放通過現實的實踐手段，并利用資本的文明規劃，將資本的“抽象目的—手段理性”重新變回共同體的“具體目的—手段理性”。民營資本形式同樣作為國家關系的有機實現形式，乃至作為國家生產意志的具體生動體現。社會主義生產要素的基本構型是國家要素I和國家要素II，以公有制理性統一財產關系屬性，使社會主義市場變身為對資本有機構成的生產形式進行社會消解的經濟場域。

資本的市場經濟理論炮制生產要素無差異曲線關系，實則拒絕勞動過程“有機構成”進入研究領域，拒絕通史規定，乃至拒絕承認A∶Pm是勞動奴化的尺度以及Pm∶A是資本發展取向的異化根據。由是國家要素系統和資本要素系統的一個顯著性區別在于，它改變著生產要素“純財產向度”的生長（運動）規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限定了資本的邊界，以對“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時代遵循闡明了社會主義利用資本的方式和限度。

是以必須客觀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為了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理性，不是從目的性上將企業利潤最大化放在第一位。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主義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由執行國家計劃普遍轉向以獲取利潤為經營追求，這是在公有制生產規律框架內的分配形式的實踐調整使然，其不應當也不可能改變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基本性質和系統狀況。市場論鼓吹者宣揚“沒有所有制基礎的市場”，其實是理論滑向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加區分的資本范疇觀。新古典經濟學主張將研究重心放在市場資源配置問題上，其最大缺陷在于“使市場經濟變成純粹的技術性關系，即市場機制作用下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是一種沒有社會基礎的‘市場經濟’”。（參閱林金忠《“市場工具論”批判》[J].學術月刊，2002（06）：44-49）

然而，市場正是經濟秩序的“工具之手”，應當及時看到并充分認識到市場和計劃的矛盾性反映了資本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深刻的“制度規范沖突”。為此，必須“將‘計劃’納入‘社會主義國家’在場者的范疇規定……以此形成對資產階級范式的解構與批判”[3]。（參閱許光偉《恩格斯與列寧：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通史原理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策略問題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20，No.371（11）：4-17.）

（二）黨的按勞分配歷史與理論思維：以“抽象統治的理性瓦解”換取社會主義主體的自覺理性規定

任何生產目的歸根結底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一言以蔽之，重建命題之徹底瓦解資產階級假設，在于范疇生產，在于“虛假本體論”的破產，在于歷史理性的變遷運動使然；其決定人的目的（生產目的）必須座架于生產一般，依托于生產自然史過程加以解析。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命題上，這同樣是從個別規定上升到一般的運動，因而包含著對商品生產方式目的的歷史分析，包含著資產階級生產目的批判的根據。于是主體格→目的格→階級格→人民群眾格構成了重建個人所有制命題所指向的通史道路意義域，即“目的個別（個人的目的）→目的一般（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從中可看到，重建之“個人所有制”（共產主義身份規定）在命意上指向了“階級格的消解進程”，其蘊含三重意義。

（1）從生產目的看，在于烘托以人為主導的生產方式本位。這是因為，無論是和個人有關的分配、交換還是消費，其實都是被放置在生產方式中加以考察的，正如經典作家所說：“這種生產第一次是隨著人口的增長而開始的。而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P.520）

（2）從生產關系上看是落實人本位。言下之意，共產主義個人所有制即“人本位的生產關系范疇”，其相應限定“社會主義占有關系”的道路方向——公有制社會主義本位的以國家自主勞動與國家公共勞動為取向的所有制形式發展。

【注釋】共產主義所有制當然是社會所有制與個人所有制的有機統一。這是由結束過程來看的“現實的個人”規定性意涵。《德意志意識形態》給出的判語是，“這種考察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

（3）最后落腳到生產力的發展上，即是“以人為本”的生產力發展——人的全面發展，個人成為“自由個性的個人”。要完成這一點，解決“如何聯合勞動”是前提，即實現勞動自主關系和勞動者素質的自生能力。

思辨停止的地方是描述歷史實踐過程及其實際聯系和發展進程的開始。一方面，“各個人的出發點總是他們自己，不過當然是處于既有的歷史條件和關系范圍之內的自己，而不是意識形態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另一方面，“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P.571）

從發生機理看，對社會主義的實踐進程而言，按勞分配恰恰是瓦解資本目的的范疇，即按“勞”分配（作為實踐理性的通史道路規定）在現實中形成了對資本歷史本位的實踐瓦解功能。黨的按勞分配實踐是與“地租”（封建生產方式目的范疇）和“剩余價值”（資本生產方式目的范疇）相對立的歷史經濟范疇，從而，它必然要求具有一般實現形式，這是社會主義理性自覺之規定獲得，換言之，是“實踐狀態的重建行動”，即解決主體矛盾，不斷化解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的現實矛盾，推進矛盾必然性規定獲得實踐解決的歷史進程。揚棄了的資本主義財產就是共產主義財產；揚棄了的異化勞動的生成運動就是共產主義身份；揚棄了的“工資”就是共產主義分配時代的到來；揚棄了的“資本積累”就是共產主義一般規律的形成。進一步，從《資本論》設定的邏輯看，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的必然矛盾規定（即社會客體矛盾）的歷史解決乃是遵循了實踐的步伐，然則重建個人所有制，既是公有制生產規律的范疇，又是共產主義過渡階段的總范疇。這凸顯馬克思對這一術語所賦予的兩重發生意義：一是作為“歷史的發生”，定格為“道路→系統”工作規定，為建構型矛盾前史時期的結束；二是作為“思想的發生”，是“規律→范疇”的工作產物形式，是圖2展示的生成型矛盾的“歷史重建”。

【注釋】其標識共產主義文明規劃的啟航：聯合勞動者規定的生成運動→自由人聯合體，此為經線；主人生活資料→公共生產資料，此為緯線。從而，按勞分配規律所指向者即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形式——對抽象統治的瓦解以及對抽象理性的實踐走出。

因而，這是歷史—矛盾路徑原理的探究。重建命題展示的是理論感召和實踐感召，從現實起步，回顧歷史的過去，指引歷史的未來。

在階級社會中，生產目的內在規定的兩重理性屬性（直接場域的具體理性和社會場域的抽象理性）的持久性沖突是人的目的坐落于階級生產方式區間的產物。解放之路迫使再生產規律形成座架于按勞分配，而這正是重建工作命題指向的實踐綱領。亦可見，瓦解目的拜物教的重建命題不單單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命題，同樣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意義的理論命題，即必須在“批判的武器”的意義上還原為關于“歷史、邏輯一致性”的方法論思考。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均指向了社會主義目的理性的邏輯，并且，“不難看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具有一脈相承的一致性與連貫性”。（參閱王立勝《重視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新中國70年的理論探索》[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No.230（08）：26-35，163.）

由此在道路邏輯方面必須明確：與私有制生產規律（地租規律、剩余價值規律）相對的是公有制生產規律，與公有制生產規律進一步相適合的經濟規律形式是按勞分配規律，這就要求實踐理性在社會主義范圍內需要提高到這樣的高度，即只有“按勞分配規律=勞動者的社會主義個人所有制”才能從根本上揭示社會主義財產關系范疇的工作實質。“實踐理性”與道德律在本質上無關，委實是階級生產方式的規定，據此可推論：“社會主義資本”必須成為與公有制生產制度相適合的財產形式，整體上接受按勞分配規律的社會生產制度形式和經濟形式的調節作用。而為了瓦解“抽象理性統治具體理性”，需要迫使階級格重回歷史的主體格規定，這便形成按勞分配對剩余價值的范疇替換關系，繼而導致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規定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必須成為“實踐主線”，以深度回應中國共產黨人的分配實踐觀，即“任何平等都是基于‘本位’的平等，任何分配也都是某種本位形式的分配”。（參閱許光偉《國家、所有制與勞動合約形成——中國共產黨分配理論、實踐工作本位考》[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1，19（01）：5-26】

【原文摘要】目的是主體關系的場域。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始源是從主體的解放開拔，然則是針對了“目的拜物教”；西方經濟學將永恒的人性作為“本質”所導出的理性目的，恰恰是對目的理性本身的反動，在經過一連串的操作之后，資產階級假設遺留的理性規定只能是“規律之無”和“范疇之無”。這種理論體系當然不會是歷史經驗的，而是先驗的，是對現象經驗的“歷史唯心主義的操作”。中國共產黨堅持對經濟學“哥德巴赫猜想之謎”予以實踐解決的理論內涵：一是明確道路理性；二是堅持生產目的作為“歷史生產一般”的工作組成。這決不是“理論詮釋學”，而是黨的經濟實踐活動品格；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是以新時代姿態智慧性地遏止資本（抽象性）目的拜物教的經濟濫觴，給予馬克思主義主體論準確的時代定位。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教授、博導，研究領域為《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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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對民營經濟領導的理性根據：再談生產目的作為“歷史生產一般”的工作組成問題

（二）黨的按勞分配歷史與理論思維：以“抽象統治的理性瓦解”換取社會主義主體的自覺理性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