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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丨淵源、傳承與發展：習近平勞動倫理觀

點擊：2686 作者：弘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3-04-16 06:42:04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勞動倫理指勞動過程中人與其他要素之間應當遵守的道德準則，是對勞動關系中道德現象的概括，反映勞動者、勞動集體與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與規律”[1]，勞動倫理是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道德準則體現。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勞動倫理的諸多闡述，淵源于深厚的中國傳統勞動倫理，傳承于延安七年知青歲月深刻體會并實踐踐行的革命勞動倫理，并使“根植中國傳統文化沃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由立足中國國情的勞動職業倫理、企業經營倫理、國家責任倫理構成”的中國特色勞動倫理[2]逐步確立發展。

一、中國傳統勞動倫理：習近平勞動倫理觀的形成淵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體現“勤勞敬業、創新創造、合作互助”精神的中國傳統勞動倫理，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習近平勞動倫理觀形成的歷史文化淵源。

1. 中國傳統勞動倫理的“勤勞敬業”淵源。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尚書·周書·周官》），強調取得偉大的功業是由于擁有偉大的志向，完成偉大的志向需要辛勤不懈、鍥而不舍，201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強調：“實現中國夢，創造全體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遠，需要每個人付出辛勤勞動和艱苦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著幾代中國人的夢想，中國夢的實現體現著綜合國力躍升的“實力特征”、體現著社會和諧提升的“幸福特征”、體現著文明復興演進的“文明特征”、體現著促進人全面發展的“價值特征”，無不需要“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的勤勞敬業精神。2015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習近平總書記引用楚國國君箴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宣公十二年》），強調：“中華民族是勤于勞動、善于創造的民族。正是因為勞動創造，我們擁有了歷史的輝煌；也正是因為勞動創造，我們擁有了今天的成就”。勤勞敬業是中華民族最為突出的傳統美德，人世間一切美好的獲得都源于辛勤勞動。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3]。勞動創造著世界歷史，勞動也創造著人類自身，勞動是人的生成過程，勞動由此成為人的本質屬性。

2015年在“五一”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引用清代錢德蒼“一勤天下無難事”（《解人頤·勤懶歌》），指出：“人世間的美好夢想，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實現；發展中的各種難題，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輝煌，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鑄就”。誠實勞動是勞動倫理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最基礎組成。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4]。只有基于誠實勞動為基礎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才能使“敬業、誠信”為基礎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向更高層次發展。2017年9月，針對脫貧攻堅過程中，部分貧困群眾存在的“等、靠、要”思想，與“靠著墻根曬太陽，等著別人送小康”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度貧困地區攻堅座談會”上強調：“要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勤勞致富，勤儉持家”、“一個健康向上的民族，就應該鼓勵勞動、鼓勵就業、鼓勵靠自己的努力養活家庭，服務社會，貢獻國家”。

以上思想無不源于中國傳統勞動倫理“勤勞敬業”的深厚文化淵源，并以“民族文化血脈、民族精神命脈”為理念，充分體現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重視。

2. 中國傳統勞動倫理的“創新創造”淵源。2014年10月，在慶祝建國65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周文王姬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強調：“人類社會總是在不斷創新創造中前進的。要破解中國發展中面臨的難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除了深化改革，別無他途。中華民族以偉大創造能力著稱于世”。自然運動剛強勁健，君子像自然一樣，追求剛毅堅卓、奮發圖強，面對中國發展中的難題挑戰、國際社會發展的風險挑戰，需要人們在不斷改革創新中解決，正如馬克思所說：“歷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且進行戰斗……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5]。現實中的人、活生生的人、面對發展挑戰追求自己目的的人，恰是依靠創新創造突破自我、突破發展。2013年5月，在同各界優秀青年座談時，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商湯自警語“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大學》），強調：“生活從不眷顧因循守舊、滿足現狀者，從不等待不思進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將更多機遇留給善于和勇于創新的人們”。創新精神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稟賦、中華文化最深沉內蘊，面對改革深水期復雜的環境和艱巨的任務，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以創新驅動、以創新發展。

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希望“廣大留學人員積極投身創新創造實踐”，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興旺發達的動力，創新是發展的根本。馬克思指出，每一代人的活動都離不開“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 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6]。正是這種創新，使社會得到發展進步，使人類得到提升解放。而人才正是在創新中發現、培育并凝聚，201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強調：“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必須在創新實踐中發現人才、在創新活動中培育人才、在創新事業中凝聚人才”。2016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習近平總書記引用清代學者金纓“志之所趨，無遠弗屆，窮山距海，不能限也”（《格言聯璧》），強調：“要敢于做先鋒，而不做過客、當看客，讓創新成為青春遠航的動力，讓創業成為青春搏擊的能量”。以上思想無不源于中國傳統勞動倫理“創新創造”的深厚文化淵源，并以“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為理念，充分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弘揚。

3. 中國傳統勞動倫理的“合作互助”淵源。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引用漢代王符“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潛夫論·釋難》），強調：“中國要飛得高、跑得快，就得依靠13億人民的力量。”事物之間相輔相成，人們之間相互支撐，這就需要重視社會整體合力的發揮，中國要飛得高、跑得快，尤其中國夢的實現，需要基于“合作互助”的長期艱苦努力。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開幕式上，引用漢劉安“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淮南子·主術訓》），強調“只要我們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攜手努力、共同擔當，同舟共濟、共渡難關，就一定能夠讓世界更美好、讓人民更幸福。”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懈追求，“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7]。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實現，需要在“自由人的聯合體”內每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一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創造條件，基于全面自由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發展觀，同樣需要倡導中國傳統文化“積力眾智”、“合作互助”，從而共同擔當時代責任，共同促進全球發展。

2017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引用“單則易折，眾則難摧”（《北史·吐谷渾傳》）與“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三國志·魏書九·夏侯玄傳》），強調：“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尤其“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世界共同繁榮需要各國樹立彼此合作、精誠團結的意識，文明差異不應成為世界沖突的根源，而應在“交流互鑒、合作互助”中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2017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帶一路’建設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尤其馬克思主義辯證發展觀強調：“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8] 。人類社會有機體處于不斷變化過程中，需要以“交流、互鑒、共存”超越“隔閡、沖突、優越”，實現人類社會的交融變化。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強調：“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就一定能增進合作、化解分歧，把‘一帶一路’打造成為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的最廣泛國際合作平臺，讓共建‘一帶一路’更好造福各國人民。”

以上思想無不源于中國傳統勞動倫理“合作互助”的深厚文化淵源，并以“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為理念，充分體現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優秀文化的交流互鑒。

二、延安革命勞動倫理：習近平勞動倫理觀的實踐傳承

延安革命年代通過大生產運動、勞模運動、勞動立法及大眾文藝的推動，形成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勞動光榮、科技重要”“勞動保護、勞資兩利”的革命勞動倫理[9]。習近平總書記七年知青歲月，對延安黃土地產生著深厚情感：“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陜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里培養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10]習近平總書記以知青實踐、從政實踐傳承著延安革命勞動倫理精神。

1. 延安革命勞動倫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傳承。“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延安時期革命精神的最突出特征，也是延安時期革命勞動倫理精神的最顯著特點。1945年1月，毛澤東主席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上說：“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11]。“自力更生”成為延安革命勞動倫理的重要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延安梁家河的七年知青歲月，在“陜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極苦，梁家河最苦”的環境中，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傳承，帶領村里人挖出陜西省第一口沼氣池，為村里人打井、搞橋梁治理、修筑淤地壩、修建梯田，在村里創建鐵業社、縫紉社、代銷店、磨坊……2015年2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科院西安光機所對科技人員說：“當年我們依靠自力更生取得巨大成就。現在國力增強了，我們仍要繼續自力更生，核心技術靠化緣是要不來的”[12]。一窮二白的時候需要自力更生，實力稍強之時依然需要自力更生，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1945年5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大總結：“古人說過‘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艱難困苦給共產黨以鍛煉本領的機會。”[13]習近平總書記延安知青七年“跳蚤關、飲食關、勞動關、思想關”呈現的艱難困苦，鑄就著對“艱苦奮斗”民族精神的傳承，鑄就著“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執政理想的形成。201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各界優秀青年座談時說：“人類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離不開篳路藍縷、手胼足胝的艱苦奮斗。”“人民過上好日子”的理想實現需要篳路藍縷、手胼足胝，需要滴水穿石的堅韌和不懼困難的艱辛。1939年毛澤東主席在延安“五一”勞動節大會上強調：“我們民族歷來有一種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要把它發揚起來。”[14]艱苦奮斗作為民族的傳承推動著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只有奮斗的人生才稱得上幸福的人生。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春節團拜會上指出：“奮斗是艱辛的，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沒有艱辛就不是真正的奮斗，我們要勇于在艱苦奮斗中凈化靈魂、磨礪意志、堅定信念。”2018年3月，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國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沒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奮斗。今天，中國人民擁有的一切，凝聚著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浸透著中國人的辛勤汗水，蘊涵著中國人的巨大犧牲”。

2. 延安革命勞動倫理“勞動光榮、科技重要”的傳承。“勞動光榮”是延安革命勞動倫理的重要內容，大生產運動著力解決物質匱乏，高度重視“勞動光榮”理念的確立。勞模表彰運動的根本目的在于營造“勞動者幸福、勞動光榮”的氛圍，“二流子”改造的主要目的也在于以“勞動光榮”理念改造社會不良意識，改造“二流子”工作“是人民意識的改造”，也是“勞動光榮”意識的提倡。習近平延安知青歲月，掙工分從6分到7分、8分、9分、10分，成為真正農村壯勞力，被鄉親稱為“吃苦耐勞好后生”，并在勞動中結下“從政為老百姓做事”的深厚情感，無不傳承于延安“勞動光榮”理念。2013年“五一”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牢固樹立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觀念，讓全體人民進一步煥發勞動熱情、釋放創造潛能，通過勞動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勞動“最光榮、最崇高、最偉大、最美麗”的提倡，將“勞動光榮理念”在新時代予以高度提升，也成為“勞動光榮、創造偉大”的更高層次推動。2015年“五一”講話，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勞動是人類的本質活動，勞動光榮、創造偉大是對人類文明進步規律的重要詮釋……讓勞動光榮、創造偉大成為鏗鏘的時代強音，讓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蔚然成風。”

延安時期高度重視科技生產，先后創辦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院、農業科學研究所、中國醫科大學、邊區農業學校、邊區職業學校等，1940年2月毛澤東在自然科學院成立大會上強調：“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15]。延安知青歲月，習近平給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所寫信獲得優質糧種、菜種的幫助，而后撥專地實驗種植。同時，到縣育種站學習育種知識，回到窯洞跟知青講制種知識、雜交優勢、及父系1號、子一代、子二代之間的關系。為了改變艱苦環境，到四川學習建起陜西省第一口沼氣池，同時帶回四川烤煙在陜北種植，請四川師傅用石板做脫粒機，延安勞動倫理“科技重要”成為重要傳承。201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強調：“推動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打通從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通道，以改革釋放創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國家創新體系，讓一切創新源泉充分涌流。”2016年9月，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指出：“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技術日新月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結合，將給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革命性變化”。

3. 延安革命勞動倫理“勞動保護、勞資兩利”的傳承。延安時期非常重視勞動保護，1939年4月，邊區政府公布《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提出：“確定八小時工作制度，改善勞動待遇，保護工人利益”，1941年的《施政綱領》又一次提出：“適當改善工人生活”。延安知青歲月，延川條件極為艱苦，除了“跳蚤關、飲食關、勞動關、思想關”，“廁所關”是第五關，習近平到趙家河搞社教一去便動手修廁所，改善村民生活環境。村里批判曾屢教不改的“二流子”，習近平以平和的態度給他講道理，結束時讓他唱個信天游，給予真正的尊重和關愛，把教育做到心里去。梁家河艱難困苦的經歷，使習近平走上社會之初就與最底層百姓同甘共苦，由此培養了“從心底熱愛人民、把百姓放在心中”難以割舍的深情。2005年4月，習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提出：“人生本平等，職業無貴賤”，尤其指出：“應該在有關農民工的政策制定上、對農民工的關心和管理上做一些積極的探索，絕不能讓農民工流汗又流淚……農民工既是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不但可以贏得重視和尊重，而且同樣可以成為勞動者中的杰出代表和社會楷模”[16]。對勞動者的關心愛護伴隨習總書記從政始終，2016年在同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談話時強調：“要落實好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財政專項獎補等支持政策……通過鼓勵企業吸納、公益性崗位安置、社會政策托底等多種渠道幫助就業困難人員，實現零就業家庭動態‘清零’”。

延安革命勞動倫理精神重視“勞動保護”，同時高度重視“勞資兩利”。1935年12 月，毛澤東指出：“在民主革命階段，勞資間的斗爭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卻并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并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17]。1941年11月，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強調：“在勞資關系上，我們一方面輔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展實業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18]習近平延安知青歲月時期，資本生產、市場生產的環境都不存在，但創辦鐵業社、代銷店、縫紉社等都是通過“整合資源、優化勞動”，達到效率提升、便利群眾的目的。在從政路上，無論河北正定、福建福州、浙江、上海，還是成為總書記，都將企業發展與職工利益作為重要思考。2002年2月，在福建勞動和社會保障會議上強調：“繼續扶持發展有利于吸納就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壯大非公有制經濟。”[19]2011年8月，在全國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先進表彰會上強調：“堅持促進企業發展和維護職工權益相統一，同時調動勞動關系主體雙方的積極性、主動性，推動企業與職工群眾協商共事、機制共建、效益共創、利益共享”[20]。

三、中國特色勞動倫理：習近平勞動倫理觀確立發展

習近平勞動倫理觀集中體現于中國特色勞動倫理的逐步確立與發展。中國特色勞動倫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沃土、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由“勤勞敬業、合作進取、全面發展”的勞動職業倫理、“創造財富、報效國家、服務社會”的企業經營倫理、“敬德愛民、共享發展、公平正義”的國家責任倫理構成。

1. “勤勞敬業、積極進取、全面發展”的勞動職業倫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勤勞敬業”是勞動職業倫理的基礎。“勤勞敬業”是中華民族最為突出的優良傳統，2016年習總書記在“五一勞動節”講話強調：“要堅持艱苦奮斗，不貪圖安逸，不懼怕困難，不怨天尤人，依靠勤勞和汗水開辟人生和事業前程”，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

源于市場經濟競爭與效率的“積極進取”是勞動職業倫理的核心。“積極進取”便成為以競爭與效率為理念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最為突出的勞動職業倫理。勞模精神對“積極進取”的勞動職業倫理具有重要引領作用，“積極進取”因在不利和艱難的遭遇中百折不撓，可以站在失敗之上走向成功。新時代“積極進取”精神，更多體現為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把個人夢與中國夢緊密結合，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偉業之中，不斷為中國精神注入新能力，始終做弘揚中國精神的楷模。

源于馬克思勞動倫理“全面發展”是勞動者職業倫理的目標導向。“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1]。勞動者綜合素質、職業技能和創新能力的提升是緊跟企業產業發展的需要，也是實現全面發展的根本途徑。同時，需要高度重視勞動者的“閑暇”時間，勞動者只有獲得充分的“閑暇時間”才能促使綜合素質提升、才能獲得自由全面發展。

2. “創造財富、報效國家、造福社會”的企業經營倫理。源于企業性質的“創造財富”是企業經營倫理的本質基礎。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時強調：“增加財政收入和搞活企業應該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搞好企業的目的就是要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22]。企業家成為生產力中“真正的財富”，就必須成為“發達的生產力”，通過創新創造以“發達的生產力”創造出豐富的經濟社會財富和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在個人發展與生產力發達的辯證統一中不斷進步、不斷突破。新時代“創造財富”就是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取得更加高質高效的經濟效益，財富創造來源于創新發展，創新成為企業創造財富的動力之源。

源于近代民族工業實業報國形成的“報效國家”是企業經營倫理的傳統傳承。企業在“創造財富”的同時，是給國家帶來福祉的具有信仰的經濟組織。國家利益代表著全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于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于現實之中。”[23]在彼此有了分工、相互依存的現代社會中，國有企業作為創造財富的組織必然要以財富報國作為基本職能。

源于企業社會責任的“造福社會”是企業經營倫理的目標導向。“一個人勞動時，他既是為他自己勞動也是為一切人勞動，而且一切人也都為他而勞動”[24]。現代社會分工發展中，每一個人的勞動都是為一切人勞動，并以自己的勞動推動著社會發展。在造福社會過程中，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必須同步進行，“不能盲目發展，污染環境，給后人留下沉重負擔，而要按照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資源、環境工作”[25]，企業發展與環境保護必須同步進行，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尋求永續發展之路。

3. “敬德愛民、公平正義、共享發展”的國家責任倫理。源于傳統文化“敬德愛民”是國家責任倫理的基礎。“讓人們過上好日子”始終是習近平從政實踐的最終追求，也是其“敬德愛民”國家責任倫理的根本體現。“不管從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層為群眾做實事的權利總是不會被剝奪的。”[26]對人民福祉和人民利益的深沉憂患，伴隨著習近平從政工作始終，新時代“敬德愛民”最集中地體現在“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

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在要求的“公平正義”是國家責任倫理的核心理念。“正義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松動的話，那么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巨大的建筑必然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27]“公平正義”較為集中地體現在權利公平、規則公平、效率公平、分配公平，源于體制機制和政策規定為基礎的制度建設更是“公平正義”實現的關鍵，新時代促進“公平正義”，需要政法戰線、司法機關“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義之劍”的政法工作實施。勞動領域“公平正義”的實現更多需要行政性的勞動社會保障與群眾性的工會組織推動。

源于馬克思主義的“共享發展”是國家責任倫理的目標追求。“社會和國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類的潛能以及一切個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都可以得到發展和表現”[28]“共享發展”是勞動倫理國家責任倫理的目標追求，也是當代發展倫理的“中國表達”，“共享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集中體現，更加關注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舒適度，努力讓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全面發展。同時，“共享發展”又是具有國際性的，基于人類文明共同體理念的“一帶一路”，目的在于更好地造福各國人民共享發展繁榮。

參考文獻：

1. 王昕杰、喬法容《勞動倫理學》，河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頁。

2. 譚泓《中國特色勞動倫理的理論闡釋》，《哲學研究》2022年第7期。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119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頁。

9. 譚泓《延安時期的勞動倫理精神及其當代價值》，《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07期。

10. 習近平《我是黃土地的兒子》，《全國新書目》，2002年第12期。

1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