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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宣告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再次凸顯了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歷了從一國到多國再到全球的理論擴張，也陷入了從經濟理論到政治教條的意識形態困境，嚴重損害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主權，催生了金融繁榮的虛擬景象。與此同時，中國對于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舉世矚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正在不斷突破既有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框架。在全球治理中，中國方案的提出，致力于“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世界經濟復蘇提供中國智慧，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  金融危機  中國方案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席卷全球，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理論體系的新自由主義在國際上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時至今日，世界經濟仍未完全復蘇。因此，究竟在何種意義上認識新自由主義就成為一個需要急切回答的理論問題。

一、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的救星嗎？

所謂“新自由主義”，是指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華盛頓共識”是該理論體系成熟的標志，即指以市場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所指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在經濟脆弱的國家，這些理論經常用做嚴厲的結構調整方案。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1]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三大特征之一，新自由主義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作為一種理論，新自由主義經歷了創立、發展、興起、擴張和衰退的過程。因此，有必要梳理這一理論的歷史背景、現實問題和發展趨勢，從理論上廓清它的實質。

新自由主義是“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一定的時代產生一定的理論，一定的理論作為特定時代政治經濟的反映，新自由主義也不例外。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大論戰，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和哈耶克作為其代表人物，繼承亞當·斯密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自由放任傳統，反對計劃經濟，反對國家干預。然而，1929年經濟大蕭條充分暴露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弊端，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冷落，基于有效需求理論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登上了歷史舞臺。二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凱恩斯主義主導下，采取國家干預的方式促進經濟發展，經歷了持續20多年的經濟增長黃金時期。但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持續性的生產性過剩和利潤率低迷，高通脹、高失業、低經濟增長的“滯漲”時期正式宣告凱恩斯主義失靈。

在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同時，新自由主義眾多流派的經濟主張再次進入主流視野，如現代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倫敦學派等。不同學派之間的觀點也存在一些差異，以現代貨幣學派為例，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提出“自然失業率”，反對政府擴大財政支出以消除失業，主張讓勞動力在市場作用下實現供需平衡；反對傳統貨幣政策調節貨幣流通量，主張把貨幣供應量的年增長率固定在與經濟發展速度大致的水平上，因此被稱為貨幣主義。20世紀70年代中期興起的供給學派則主張恢復金本位制度來緊縮貨幣供給量從而降低通貨膨脹率，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增加社會有效供給，實現政府的預算平衡。總的來看，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將反對國家干預上升到理論化和系統化的新高度，是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西方也將新自由主義稱為新保守主義。[2]

新自由主義沒有也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矛盾，即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與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這組矛盾在量的層面上導致了壟斷性盲目生產，“生產無限增大趨勢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落后之間的矛盾”[3]，在質的層面上表現為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國民經濟比例日益失調。盡管新自由主義使出了“渾身解數”，但其主導下的政府與市場關系是一種你退我進的零和賽局，一味強調政府扮演“守夜人”角色，無法克服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缺陷。

新自由主義在解決凱恩斯主義失靈問題的同時，也陷入了另一場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中。大衛·科茨運用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結構階段性波動的社會積累理論，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積累結構變化周期，論證新自由主義“作為金融化形式的資本主義”的自身矛盾“最終會引起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4]制度危機的背后是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所謂“結構性危機”，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運用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分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周期性節律和長期趨勢，并提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體系就已經陷入這場（結構性）危機之中，并可能將一直持續到2050年。”[5]雖然新自由主義幫助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治理工具層面擺脫了“滯漲”危機，但是它在為經濟增長放松政策管制的同時也加劇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加劇了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矛盾，突出地表現為貧富分化、收入差距擴大以及全球秩序失衡。從理論上看，新自由主義觀點也有重大缺陷[6]。以新自由主義積極倡導的“私有化”觀點為例，新自由主義認為私有制是經濟發展最充分的動力，然而在生產社會化、資本社會化高度發展的今天，財產的私有者已經與直接的生產經營活動在相當程度上分離了，人們經濟活動的動力更多地是與直接收入相結合。因此，認為私有制具有最充分動力的觀點是不符合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的。然而，新自由主義的問題遠不止這么簡單。

新自由主義正深陷意識形態困境中。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盛行，除了在經濟政策上凱恩斯主義理論的失靈外，在政治上以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為代表的保守主義勢力的上臺以及東歐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兩者共同促成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盛行。但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正不斷突破學術理論的邊界進而不斷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就其發展趨勢而言主要有以下兩個特點。

其一，教條化。新自由主義不斷趨向市場原教旨主義。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新特征，新自由主義鼓吹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倡導市場自由競爭和個人主義，反對國家干預。其教條化的最典型例子，就是針對深陷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拋出所謂“華盛頓共識”（10條政策工具[7]），其實質是“適應國家壟斷資本向國際壟斷資本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8]

其二，政治化。新自由主義嘗試建構一套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在“華盛頓共識”的背后，是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伴隨著全球化浪潮，新自由主義不再局限在經濟理論層面，新自由主義日益成為西方發達國家推行全球一體化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理論工具。新自由主義就像一位超級推銷員，滿世界地兜售所謂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繼拉美之后，俄羅斯為獲得西方國家的政治認同和經濟援助，也采取了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依據的“休克療法”。

當然，作為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的新自由主義尤其是經濟理論層面的新自由主義與將新自由主義范式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華盛頓共識”不能等同。但總的來看，新自由主義只是通過放松政策管制一定程度上緩解社會矛盾，非但不能克服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而且在其走向意識形態困境中加劇了這一矛盾，造成了全球性危害。

二、 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全球性危害與中國面臨的挑戰

從上世紀80年代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新自由主義經歷了從一國到多國再到全球的理論擴張，也陷入了從經濟理論到政治教條的意識形態困境。歷史表明，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推廣，一方面拓展了資本主義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新的矛盾和危機，特別是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以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9]

新自由主義嚴重損害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主權。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才能實現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公有制、計劃經濟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然而，“新自由主義把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視為唯一合理的制度，把集權主義和統制經濟的一切弊端統統歸之于社會主義和計劃”，嚴重損害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主權。[10]

其一，從危害的結果看，那些被迫接受新自由主義經濟調整方案的發展中國家非但經濟增長減速甚至陷入衰退。[11]歷史上，美國迫使阿根廷等國接受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經濟結構調整方案，拉美經歷了“失去的10 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非洲經濟增長大幅下降，俄羅斯更是對推行新自由主義有著“刻骨銘心”的教訓和體會。[12]以阿根廷為例，總統梅內姆是新自由主義的“忠實信徒”，1989年開始領導阿根廷進行經濟改革，其經濟政策卻是阿根廷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13]。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快速增長使阿根廷一度成為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新自由主義方案的樣板，甚至有“南方國家中的富人”一說。為擺脫1982年以來的債務危機，阿根廷采取了放松經濟管制和開放外國資本的措施，實行了本國貨幣比索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這意味著需要大量的外匯來調節市場匯率，為日后的債務危機埋下了伏筆，也造成了比索無法正確反映本國經濟實際情況。2001年阿根廷出現了嚴重的金融崩潰和經濟危機。在幾經掙扎后依然受困于巨額內外債而不能自拔，阿根廷政府宣布停止償還近千億美元的到期外債，從而使這個國家陷入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債務違約。根據世界銀行的公布數據，2001年阿根廷的GDP為2686.97億美元，而2002年則為977.24億美元。[14]而且至今阿根廷仍未能徹底擺脫債務危機。為什么新自由主義使得阿根廷最終走向了危機？因為一國的經濟實踐與他國經濟基礎的本質差異，造成所謂可復制的“模式”的失效。一個國家對于一種經濟理論的接受和適應程度取決于包括經濟基礎設施、政治制度保障、社會文化氛圍等整體環境。在新自由主義的發源地美國，它具有成熟的資本主義工業體系、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技術以及比較完善的經濟法規。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發展中國家，在不成熟的市場化過程中，飽受市場調節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等不完備性之苦，再加之缺乏有效的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措施，勢必深刻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穩定。

其二，從危害的過程看，私有化削弱發展中國家經濟主權，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私有化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并且迅速集中到私人資本尤其是外國資本手中，形成“寡頭壟斷”的畸形市場競爭格局，嚴重影響國民經濟社會持續穩定，嚴重“破壞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15]。為什么要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在西方社會，自孟德斯鳩以來，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觀念已經深深植入資本主義經濟身體之中。在西方制度經濟學理論中，產權理論傾向于私有化。一般認為，私有產權能夠更好地發揮激勵作用。因此，私有化成為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方案的重要一環。統計數據顯示,按銷售價格額排名的拉美500強企業中,外資企業由1990-1992年的149家增加到1998-1999年的230家,其銷售額由占27.4%上升到43.0%,國有企業則由87家減少到64家,其銷售額由占33.2%降至18.8%；同期,拉美制造業100強企業中,外資企業銷售額由占53.2%增加到62.7%，國有企業則從占4.2%降至1.2%。此外, 1998-1999年,在拉美出口200強企業中,外資企業出口額占總額的43.2%,國有企業僅占24.1%。[16]然而，原來寄望于私有化能夠發揮私有產權的激勵作用，反而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公平問題。根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對13個拉美國家的統計,用20%最低收入者與20%最高收入者各自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變化進行對比, 90年代形勢有所改善的只有3國,保持原狀的1國, 出現惡化的有9國。[17]同樣，私有化也在俄羅斯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實行“休克療法”的過程中，一邊是金融和石油寡頭們操控國民經濟，囤積居奇，一邊是通貨膨脹和經濟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公允地看，我們不僅需要正視私有產權對個體的市場行為的激勵作用，更需要正視新自由主義主導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危害性。毋庸置疑，國有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維護國家主權方面，更是充當了“主力軍”的角色。國有企業承擔著一定的社會功能，除了提供大量滿足日常需要的商品和服務，更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為穩定社會和推動工業化建設作出了貢獻。另外，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一直是困擾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重要難題，但這與有無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否占主導地位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前者關乎經濟社會的運行效率，后者更關乎國民經濟的穩定秩序。沒有穩定秩序的奠基則仍將是畸形的市場競爭格局。

其三，從危害的實質看，全球范圍結構失衡日益突出。這種結構失衡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全球生產結構失衡，突出表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有一種說法叫作“資本走遍全球，利潤流回西方”，描述的就是這一現象。貿易投資自由化要求發展中國家取消對國內外經濟主體的“不平等”待遇，為資本、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的自由流動掃除國家政策障礙，但由于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發展劣勢，在國際競爭中的不利地位更加凸顯。新自由主義無法克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只能通過以資本、勞動、貿易等生產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動為特征的新經濟殖民主義，擴大商品傾銷市場以緩解資本主義價值生產和實現之間的矛盾，加速完成資本增殖的周期循環。然而，它在“損人”的同時，也始終擺脫不了資本主義危機的周期性規律。二是全球經濟結構失衡，突出表現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矛盾。金融領域的過度自由化給金融和經濟體系帶來嚴重的風險，尤其在金融法律法規尚未健全、對外部經濟的依賴性較強的發展中國家，“資本賬戶的過快自由化使得大規模的國際資本可以自由出入”[18]，誘發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加劇經濟波動，釀成金融危機。三是全球社會結構失衡，突出表現在富裕階層與貧困人口之間的矛盾。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一直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話題，在新自由主義主張減少政府干預的情況下這一數字更是驚人增長。曾有媒體報道，1%的最富有階層掌握著全球48.2%的財富，前10%擁有87%的財富，而“較不富裕”的半數人所擁有資產不足全球財富的1%。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趨勢在發展中國家更加激烈，新自由主義不是萬能的，它不可能天然實現社會公平。在這三重全球范圍結構失衡問題面前，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新自由主義的背后是一套全球秩序和國際雙重標準。“華盛頓共識”引導下的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的實質，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霸權的全球擴張。“新自由主義是在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尤其是在反社會主義的運動中誕生的，盡管其理論派別與理論觀點各不相同，但其主要內容都體現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它通過輸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把非西方國家納入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之中來以實現其所謂的‘歷史的終結’”。[19]

新自由主義最終導致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從理論發展的階段來看，由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義的破產。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進一步激化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加劇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導致經濟運行的無政府狀態，表現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鉤和全球經濟結構嚴重失衡[20]，最終導致了這場危機的爆發。

過度金融化導致金融危機。金融化的推進依賴兩個要素：一是“金融業的去管制過程”，二是“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21]大衛·科茨認為，金融化應被視為新自由主義重建的產物。[22]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通過了金融去監管法案，大量資本涌入金融行業催生了資產泡沫。伴隨著金融部門的發展，金融市場正在通過形形色色的金融工具改變公司行為和個人經濟行為，同時，金融管控缺失、金融投機泛濫進一步加劇經濟風險，出現金融泡沫，在宏觀層面上表現為資本主義國家深陷財政赤字、通貨膨脹泥潭，就微觀層面而言，金融化可預支收入的麻痹誘致家庭債務持續上升。歸根到底，這場危機是當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危機，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新融化“三位一體”的危機。辯證地看，一方面，全球化為新自由主義提供了資本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空間場域，助力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推廣，全球化尤其是產業鏈和金融體系的全球化解決了20世紀70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經濟危機，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加強了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使得幾乎所有國家都不能從中幸免，成為一場災難性的全球經濟危機。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倡導市場化反對政府干預刺激資本活力，另一方面又間接促成了金融等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此外，發展中國家更是在這場經濟危機中受到沖擊。新自由主義在虛幻的“自由”與現實的危機交織中吹響了喪鐘，它無疑帶來了全球性的經濟政治危害。同時，我們需要客觀分析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政治社會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秩序下中國崛起面臨的三大挑戰。其一，從經濟體制上看，新自由主義片面強調私有化和私有制，這與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相矛盾。“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公有制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中國要搞市場經濟必須實行私有化，是自從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在國內外流行的一種很有影響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觀點。”[23]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要求。然而，新自由主義思潮傳入我國后受到許多人的追捧，主張實行私有化的觀點也一時沉渣泛起。其二，從政治體制來看，新自由主義片面強調市場化反對國家干預，這與我國摸索出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相矛盾，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和計劃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市場經濟本身并不帶有制度屬性。市場經濟要求的企業制度原則（即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產權明晰），社會主義公有制同樣可以實現。新自由主義把市場經濟與國家宏觀調控對立起來的做法，其實質是企圖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割裂開來。其三，從話語權來看，新自由主義片面強調“自由”、“民主”等西方普世價值，這與我國的經濟基礎、政治結構和歷史文化相矛盾。丘吉爾曾說“民主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然而這一制度是否放之四海而皆準呢？并不然。所謂民主體制，在尚未完成現代化進程的國家中反而引起了空前的動蕩和混亂。因此，探索一條真正符合國情的現代化道路并非易事，但照搬一套制度只會產生橘生淮北為枳的效果。

三、 中國方案的理論貢獻和時代價值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提出“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然而，中國崛起之路依然任重道遠。2017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中國經濟2016年增長速度超過印度，位列第一。從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來看，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無疑是當今時代最富歷史意義的世界現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正在不斷突破既有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框架，正在世界舞臺上提供著充滿中國智慧的“中國方案”。所謂“中國方案”，是指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治理中提出的一系列觀點和方法，是中國“對全球治理和經濟發展的新態度”[24]。

世界需要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聲音。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電視新年講話中說道:“世界那么大，問題那么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25]從全球經濟來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國際金融市場波動、貿易投資持續低迷，與此同時，氣候變化、難民危機、恐怖主義等地緣政治問題層出不窮，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已經“奄奄一息”；從中國實踐來看，改革開放39年以來，一條符合本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引領著中國經濟騰飛，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及其對全球發展的貢獻使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角色日益重要；從國際話語權來看，基于綜合國力比較的“西強我弱”話語格局是西方話語霸權的重要表現，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亟需一套更加公正的、更加符合自身發展利益的話語體系。歷史表明，伴隨著金融危機的全球蔓延和持續發酵，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國際上越來越多的質疑，而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正在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復蘇的明燈，并開辟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境界。蘊含著中國理念和中國智慧的“中國方案”正當其時，世界各國在深刻認識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問題和全球危害之后，更加迫切需要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聲音。

“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是中國方案的要義。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僅僅著眼于中國自身的發展，更將中國發展放到全球視野中，就區域合作、經濟發展、國際秩序等全球性議題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國方案”。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以“全球治理”為主題，習總書記列舉了“中國方案”的眾多創新之舉，如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倡導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堅持正確義利觀、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26]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指出了“中國方案”的理論特質，“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要堅持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27]2016年7月1日，習總書記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大會上重申了“中國方案”的目標定位，“中國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努力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28]2016年9月4日，習近平在G20杭州峰會開幕式上強調，“希望杭州峰會能夠在以往的基礎上，為世界經濟開出一劑標本兼治、綜合施策的藥方，讓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29]習近平治國理政系列重要講話中，尤其在涉及國際合作交流領域，“中國方案”被越來越多地提到，“中國方案”的具體內容、理論特質和目標定位也越來越鮮明。如果要給“中國方案”進行概念解釋的話，我認為，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主題“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最合適不過。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方案面向國際社會，關切全球經濟持續增長和全球經濟治理環境改善，“世界經濟”是題中之意；二是中國方案聚焦新發展理念，即“創新、活力、聯動、包容”，這既是國內治理經驗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國際版”[30]，又是中國應對國際經濟增長新問題開出的處方。中國方案是基于中國故事、中國聲音的原創表達，以中國發展事實基礎為依據，為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治理方面贏取了更多的主動權和話語權。

“中國方案”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立足于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中國崛起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奇跡奠定了中國方案的物質基礎，而在創造經濟奇跡的眾多原因中，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是最重要一環。在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政府和市場是此消彼長、相互替代的“零和關系”，新自由主義更是強調工具導向的市場作用機制，反對國家干預，然而，如何克服市場調節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問題呢？新自由主義并沒有給出合理的答案。這種市場至上的觀點如果不結合本國發展實際，盲目崇拜自由市場，勢必影響國內經濟穩定，而中國的改革和經濟增長實踐則證明了兩者可以是互補的“正和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在不斷摸索中逐漸成熟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也經歷不斷調整。從十四大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旗幟鮮明地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至此，內生于傳統中國成熟于現代中國的“政府——市場”二元辯證的治理結構稟賦為中國奇跡做出了有效解釋。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方案的最大特征就是立足于本國國情，正如中國方案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國方案是分享，而不是教條，希望通過分享經驗的方式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更多務實可行的對策方案。

“中國方案”的世界意義在于破除新自由主義的教條主義，開創多元文明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時代。毋庸置疑的是，中國現實發展超出了西方話語原有的理論解釋范疇，中國崛起成為21世紀最富歷史意義的世界現象。一個人口占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它的崛起與轉型勢必深刻影響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當代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從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走來，轉型中的中國逐漸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全球視野中具有三重世界意義，具體表現在它開創了人類發展的新文明類型，它對發展中國家的示范效應，它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特殊意義。“中國方案”在國際社會上的正式提出，正凸顯著中國特色社會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和時代價值。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道路探索和歷史經驗的總結，可以被概括成“中國道路”，但是這四個字的理論補充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學者。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再到“中國模式”，從“歷史終結論”到“中國崩潰論”，歷史告訴我們，出于國家利益考量的意識形態斗爭并沒有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冷戰”格局的結束而消亡，相反，它仍在以話語體系不對稱的方式潛滋暗長。鑒于所謂“模式”的可復制性與具體國情實際之間的適應問題，“中國方案”更是一種創新之舉，積極融入并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而又努力克服片面“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當新自由主義走向衰落，世界需要的不是另一種新自由主義，相反，世界需要的是能夠切實解決“全球增長動能不足”、“全球經濟治理滯后”、“全球發展失衡”[31]等問題的全球政治經濟方案。中國方案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注釋：

[1][美]諾姆·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頁。

[2]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新自由主義研究》，《經濟學家》，2004年第2期。

[3]蔣學模主編：《政治經濟學教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7頁。

[4][美]大衛·科茨：《金融化與新自由主義》，載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新變化與結構性危機》，《國外理論動態》編輯部組編，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123頁。

[5][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世界體系的結構性危機：我們將何去何從？》，載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新變化與結構性危機》，《國外理論動態》編輯部組編，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222頁。

[6]顧鈺民：《私有制是經濟發展最充分的動力嗎？——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4年第3期。

[7]華盛頓共識（1990）的十項政策工具：（1）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2）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3）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4）實施利率市場化；（5）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6）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7）放松對外資的限制；（8）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護私人財產權。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新自由主義研究》，《經濟學家》，2004年第2期。

[8]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新自由主義研究》，《經濟學家》，2004年第2期。

[9]李其慶：《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5期。

[10]李慎明：《新自由主義的危害》，《人民論壇》，2013年1月下。

[11]李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成績單”》，《求是》，2014年第16期。

[12]周文：《認清新自由主義的實質——評米爾頓·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光明日報》，2016年12月6日第11版。

[13]馬巖：《專欄阿根廷經濟動蕩分析》，《2002中國發展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第66-67頁。

[14]參見世界銀行網站：http://data. worldbank.org.cn/ country/ %E9%98%BF%E6%A0 %B9%E5%BB%B7。

[15]張偉：《試論新自由主義危害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16]參見蘇振興：《對拉美國家經濟改革的回顧和評估》，《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4期。

[17]參見蘇振興：《對拉美國家經濟改革的回顧和評估》，《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4期。

[18]杜奎峰、程惠霞：《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及其在部分國家實踐的再反思》，《當代經濟研究》，2003年第10期。

[19]高和榮：《揭開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面紗》，《政治學研究》，2011年第3期。

[20]張宇：《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的道路》，《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4期。

[21]張晨、馬慎蕭：《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政治經濟學評論》，2014年第4期。

[22]參見張雪琴：《新自由主義與2008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評大衛·科茨的<新自由主義的興衰>》，《政治經濟學評論》，2015年第5期。

[23]簡新華、余江：《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嗎？——兼評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論》，《經濟研究》，2016年第12期。

[24][俄]亞·弗·羅曼諾夫：《中國方案：對全球治理和經濟發展的新態度》，《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2期。

[25]《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二〇一六年新年賀詞》，《人民日報》，2016年1月1日第1版。

[26]《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為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有利條件》，《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27]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28]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第2版。

[29]習近平：《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的開幕辭》，《人民日報》，2016年9月5日第3版。

[30]王毅：《為世界經濟治理提供中國方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重要講話精神》，《人民日報》，2016年9月20日第7版。

[31]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 共促全球發展——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7年1月18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