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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瑞｜省思與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內涵及限度

點擊：作者：喬瑞來源：思想火炬發布時間:2017-01-10 11:11:38

【編者按】：新自由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接續與復興，其理論基礎、經濟政策和意識形態三重內涵互為表里、彼此滲透、相互建構。奉個人自由為圭臬、推崇全面私有化、否定社會主義，表征了新自由主義擁躉者的基本立場。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深刻揭示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限度及其潛在的意識形態侵略性，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制高點對新自由主義進行理論反思和辯證批判，進而從學理上論證新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理念的背道而馳，并說明應在何種程度上吸收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抵制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思潮之一，致力于“絕對自由”而提出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理論是新自由主義推行“歷史終結”的重要手段。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持續推進，新自由主義試圖依靠“自由市場、最小政府、私有產權”等經濟學話語建立對我國改革方向、政治導向和價值取向上的話語霸權。認真清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和內在矛盾，揭露它非政治的表象和反政治的實質，對我們自覺批判和正確對待新自由主義無疑具有前提性意義。

一、新自由主義的當代鏡像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肇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它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1]新自由主義主張以個人主義為本位來建構國家制度，具有明確的反對集體主義、反對國家干預、反對社會主義的傾向，倡導這一理論的主要有以哈耶克為首的倫敦學派、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學派和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等。

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無人問津的書齋學問，到世紀之交迅速崛起為具有主導地位的經濟學說，與凱恩斯主義的失靈有著直接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基于戰后重建的需要，在“羅斯福新政”的推動下，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廣泛實施，資本主義世界迎來了持續20多年的經濟增長黃金期。然而，20世紀70年代末期，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持續性的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低迷，甚至陷入了高失業、高通脹、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的“滯脹”困境，凱恩斯主義在“滯脹”問題面前陷入了全面危機。在全球經濟政治競爭的推動下，新自由主義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和國家干預最小化為核心的經濟政策逐漸取代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支配性地位。如果說凱恩斯主義在國家干預、社會福利、勞資合作等政策取向上尚有一定的社會主義色彩的話，那么新自由主義則是對凱恩斯主義的全面清算和顛覆，其實質是徹底的“去社會主義化”。20世紀90年代美國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無疑對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及其所裹挾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展開了對全球的侵略。同時值得提及的還有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與蘇聯模式的破產，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也在客觀上強化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從整體上來看，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了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的新自由主義發展階段，即“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時代。

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興起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新自由主義借助國際資本勢力進入中國，通過支持改革開放、參與經濟發展討論、開展學術交流等方式獲得巨大的話語空間，并假借改革之名糾集了一批擁躉者。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努力尋找市場與政府之間的一種平衡，試圖在重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清除市場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和權力障礙。可以說，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每一階段，新自由主義及其“變體”都企圖使中國走上全面私有化的改旗易幟之路。由于過分推崇市場邏輯，新自由主義造成了對人民利益的隱蔽性剝奪，產生了貧富分化、社會不公、權力尋租、官員腐敗等制約中國發展的重大社會難題。與此同時，潛藏在新自由主義背后的泛市場化、物質化、權力化以及政治化等復雜面相逐漸被揭露和批判。2008年金融危機更是深刻地暴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制度性危機，資本主義世界所標榜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有效性和普適性遭到了質疑和指責。但新自由主義并未因此在中國偃旗息鼓，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它借助全面深化市場經濟改革之契機，繼續通過經濟一體化、市場化、國有企業改革等話語不斷重申、強化自身的邏輯，廣泛參與理論和政策的討論，企圖左右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發展的方向。

二、新自由主義的三重內涵

作為具體的研究對象，新自由主義可以分為理論、經濟和意識形態三個層面。它們互為表里、彼此滲透、相互建構，共同表征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的三重言說。在理論層面，新自由主義秉承歐洲近代啟蒙運動以降的個人主義傳統，主張個人自由、反對集體主義；在經濟政策方面，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反對公有制；在意識形態方面，新自由主義從所謂的自由走向霸權，宣揚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否認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一）從哲學源頭來看，新自由主義以個人主義反對集體主義

以個人自由為原點來建構理論體系是自由主義一脈相承的傳統。雖然自由主義的思想幾經調整和改造，但崇尚個人主義、堅持個人至上的社會秩序是自由主義一以貫之的根本立場。自由主義內部流派和分歧固然眾多，然而在將個人權利、個人自由視作“文明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發展基石方面并無二致。以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個人自由的核心價值體現為不受侵犯的個人利益，而個人利益是解釋一切歷史事件的唯一動因，個人利益的實現與否是判定一切社會行為的最終標尺。這種把追求最高利益的個人作為研究社會問題的方法又稱作“經濟人”假設。新自由主義認為，人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動物”，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逐利的，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滿足個人私利。而要實現上述目的，首要推崇的是自由，即個人完全自主的、不受外界約束的、自我支配的自由。在新自由主義者的視域中，集體主義必然與這種自由相沖突，因為“集體主義者哲學的內在矛盾之一是，雖然它將自身建筑在個人主義所發展起來的人本主義道德基礎之上，但它只能夠在一個比較小的集團里行得通。”[2]157新自由主義者進而認為，“社會主義只有停留在理論的層面上時，它才是國際主義的，但一經付諸實施……它就會馬上變成強烈的民族主義。”[2]157

大衛·哈維曾對新自由主義的特征作了較為全面的概括，他認為，“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即認為通過在一個制度框架內——此制度框架的特點是穩固的個人財產權、自由市場、自由貿易——釋放個體和企業的自由和技能，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人的幸福。國家的角色是創造并維持一個適合于此類實踐的制度框架。”[4]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國家的角色和作用僅僅是自由制度的“守夜人”，他們明確反對集體主義以及與集體主義相伴隨的計劃經濟。哈耶克在其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就明確指出計劃經濟的三個弊端：損害資源配置效率、阻礙消費者愿望實現、產生政治上的集權主義。進而言之，新自由主義者們認為干預市場機制的國家行為是有害的，必須完全放任市場的自由，這與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主張是不謀而合的。概括起來，崇尚個人自由，反對國家調節，主張市場競爭是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根本特征。

（二）從經濟政策來看，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反對公有制

財產私有制被新自由主義理論奉為圭臬，也是個人主義理念在經濟領域最為直接的體現。這一理論的要義是：經濟自由是個人自由的首要價值，是實現經濟效率和財富積累、個人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保障。而私有制則是保證個人自由和社會經濟自由發展的最原始的動力。只有在個人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條件下，市場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得到有效發揮，才能根據市場需求決定相關的經濟活動。哈耶克認為，只有具有獨立行動的個人手里掌握著生產資料，才能擺脫別人的控制，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2]12，如果生產資料都落到他人手里，“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于整個‘社會’的，還是屬于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全權控制我們”[2]12。

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機制是對個人經濟追求的承認與規范，是一種在完全尊重和保護個人利益和自由基礎上自發形成的、最自然、最合理、最有效的社會秩序和協調機制。他們把市場經濟視作是與私有制最相匹配的經濟運行模式，而且是人類迄今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率且最為理想的一種資源配置體制。對理性主義的國家干預和社會主義他們則持堅決的反對態度，如果“放棄市場競爭，用中央計劃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預經濟過程和進行資源配置，是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來鋪設一個國家通向地獄之路，而且必定會在政治上走向一條通向奴役之路”[2]11。一言以蔽之，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都反對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將實現徹底的私有制確立為主要戰略目標。

（三）從意識形態性來看，新自由主義從“自由”走向了“霸權”

從上述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受強制的自由對于新自由主義理論具有極端重要性，但被新自由主義所推崇和描述的自由自發的秩序，是否正如他們所言，完全是一個“非人為設計的結果”？[4]如果追溯西方經濟發展史和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發展歷程，我們便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市場的形成和運作不僅帶有鮮明的制度安排的印記，而且從未擺脫政治權力的操縱。從新自由主義向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來看，這些國家的市場經濟并不是自然進化的結果，而是政治權力強制的結果。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尋求海外發展空間，企圖利用新自由主義理論將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納入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體系。換言之，新自由主義“惠及”發展中國家的不是自由、平等的競爭機制，而是強加了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的核心就是西方價值理念和制度體系，其真實目的在于從這種制度安排中獲得特殊的利益和權力。就這一意義而言，新自由主義充當了在理論上論證對外開放市場、對內放寬經濟政策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角色。當“自由、市場、權利”等話語被安排在一套嚴密的形式邏輯和知識體系中，這種“合法化”的知識也就被賦予了“絕對”的權力。

毋庸置疑，肇始于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無論如何遮蔽其意識形態性，都不可避免要為資產階級代言、要為資本主義的利益張目。“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福山指出，歷史終結，“確切地講，它是指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決。”[5]福山信心滿滿地認為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是迄今為止人類最理想、最完美的社會形態，因而根本不存在超越資本主義形態的其他社會形態。從中可以看出，“歷史終結論”的理論野心就是要否定馬克思主義“兩個必然”的科學論斷，進而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科學性，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立場鮮明，敵視社會主義制度指向明確。

三、新自由主義的限度及批判

作為一種理論學說，新自由主義有其自身無法超越的理論缺陷，而作為一種實踐，它也并非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模式。對待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的發展和影響，我們應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制高點對其進行客觀理性的揭示和批判，吸收精華與去其糟粕并舉，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首先，應當看到的是，作為一種古典自由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理論，新自由主義有其科學成分和積極因素。改革開放30余年的經驗啟示我們：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的崛起不能置身于市場經濟活動規則之外，更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因噎廢食，放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道路。客觀上講，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產權明晰、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理念對于調動經濟主體積極性、增強資源優化配置、提高經濟效率和科技資源共享，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這也是一個時期內新自由主義理論占據主流地位不容忽視的原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我國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背景下，資本、市場等要素在人類追求財富積累的過程中仍然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們不能人為地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資本主義”與“計劃經濟”等概念進行嚴格的對立，而要保持它們之間必要的張力。市場經濟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當前我們的重要任務仍然是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的自由特性，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使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在市場規律的引導下形成自主意識和經營自主權，防止權力濫用和資本尋租。同時，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強科學的宏觀調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推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對經濟領域活動作過明確的論述，他指出：“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合適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6]馬克思不僅鞭辟入里地指出物質生產的極大發展對于實現“自由王國”的重大意義，而且重點強調了規避“盲目的力量”、依靠“消耗最小的力量”“適合人類本性”的重要性，深刻回答了今天仍困擾我們的關于效率與秩序之間的爭論，回應了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市場經濟的質疑。從這個角度來說，馬克思的思想不僅不是束之高閣的陳舊理論，而且其深邃偉大的思想仍然是指導今天中國經濟社會建設的寶貴思想理論資源。

其次，應當反思的是，被新自由主義奉為圭臬的個人自由，最終成了少數利益集團和掌權者的特權；新自由主義關于自由競爭的一系列經濟制度，卻賦予了強勢群體更多的利益機會；極端個人主義過分突出了個人的主體性地位，卻威脅著個體與社會的和諧關系；自生自發的市場理論與美國推行“華盛頓共識”，強迫第三世界國家開放市場之間的悖論等等。新自由主義把自由視為最高秩序，把自由交易作為市場經濟的天然法則，把利益最大化作為是市場活動的倫理準則，這些理論與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不斷深化的經濟危機和權力市場化的腐敗構成了尖銳的矛盾和沖突。正如阿瑪蒂亞·森對市場制度的癥結的分析：僅僅在市場自由的意義上談論發展而不考慮發展與各種社會條件的關系，勢必會導致社會分化。[7]更進一步來說，會引向大衛·哈維所說的精英統治或重建階級力量。因此，新自由主義對個人、自由、效率、利潤的極端追求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和諧持續的價值訴求之間的內在緊張和矛盾，注定了新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背道而馳的。

事實上，馬克思早期與國民經濟學家的論戰中就批判了自由主義者只關注純粹個人自由，而沒有與更高程度的社會關系相聯系，沒有關注到社會財富發展同時日益嚴重的社會分化問題，并且深刻指出其原因就在于國民經濟學家將目光僅僅局限于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活動。“自由這一人權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相結合的基礎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與人相分隔的基礎上。這一權利就是這種分隔的權利，是狹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個人的權利”[8]41。對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8]501現實的自由是要通過個體形式來實現，但并不等于個性與社會性的分裂或是對抗，相反，個人自由終究要體現在一定的社會關系當中。馬克思把個人與社會視作一個均衡發展、相互促進的動態循環，把整體的、普遍的發展作為個體發展的前提條件，把“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尺度，完成了個體與社會的和諧建構，實現了對極端個人利益的自由主義全面而徹底的矯正。社會主義國家就是要在實踐的基礎上建立個人自由與社會發展的同構性原則。一方面，發展市場經濟的每一項舉措都要密切圍繞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一核心目標，否則就會失去社會主義的原則和價值；另一方面，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必須與社會的變革和改造同步，最大程度地凝聚人民意志和集體智慧，在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不斷超越現存的社會關系，真正實現對新自由主義的超越。對于哈耶克所謂的人的自由絕對不能與集體主義共生，否則將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的言論，究其實質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異化”及其導致個人與社會對立和緊張的體現，我們需認清其理論實質，防止掉入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陷阱。

再次，應當警醒的是，在全球經濟仍受國際壟斷資本力量控制的今天，要警惕新自由主義社會思潮的意識形態傾向。當今世界的國際秩序仍然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新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就是以近代以來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為基本制度結構，以民族國家為基本的行為單位，以多元文化并存為最基本的國際現實，以全球自由經濟貿易為基本交往手段，這是近代以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最基本的框架”[9]。從現實發展動向來看，資本邏輯所推動的經濟全球化仍然是新自由主義擴張的催化劑，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態勢相當強烈地鞏固了新自由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化的路徑，顯然新自由主義并非是一種純粹關于市場經濟的、非意識形態的理論，其真正面目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霸權。因此，要警惕國際壟斷資本打著以拯救全球經濟為名而行掠奪全球財富之實；要警惕西方發達國家打著自由、平等、公正的旗號，實行貿易、人權、環保等雙重標準；要警惕西方發達國家把新自由主義所宣揚的市場萬能論、私有產權神話作為“分化”“西化”發展中國家的工具。簡言之，在清醒認識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和深刻反思新自由主義危害的基礎上，我們必須要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性、階級性和局限性。尤其要保持頭腦清醒，正確辨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與新自由主義放任自由經濟的本質不同，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性和自信心，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自覺抵制、反擊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滲透和破壞。只有在繼續深化改革的過程中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增強綜合國力，提高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才有能力在建立公正的國際秩序中發揮積極作用。同時在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中不斷解決分配公平、貧富分化的問題，使全體人民共同發展，共享發展，充分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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