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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英發起的這場無硝煙的戰爭，是一場政治豪賭，是以美國的國家信用和國家命運作為賭注。特別是80年代以來興起的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一部分的美國財政金融 政策和以美英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創新浪潮，更是以此為賭注孤注一擲的瘋狂行為。新自由主義戰略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邏輯聯系和實現機制大體是：政治戰略-世紀賭 博-利益勾結（不是不作為，也不是監管不嚴，根本就是利益勾結后的放縱，綁架全球，最后放水）-金融創新-利用暴富效應和對美國的盲目信任和對金融魔術 （衍生工具）的盲目崇拜-大肆掠奪-泡沫破裂-套現走人-金融海嘯-政府抗著（實際放水）-強迫各國埋單-假裝無辜，偷著樂-20國峰會-試圖繼續玩下去。

以美國的國家信用為抵押進行賭博。這是號稱自由民主的美國進行的一場史無前例的全球性金融詐騙。毫無疑問，政客和大鱷贏了錢，雖然沒有法律可以制裁他們， 但是人不能光靠錢活著，他們在道德和政治上破產，而美國則輸掉了國運。金融海嘯加速了美國衰落。這場金融危機將對美國和西方的政治發生深遠的影響，休要相 信美國過幾年又會恢復世界霸權的神話。實際上各國都早已窺破：美國信用破產導致美圓的世界貨幣地位終結，美國的霸權歷史就終結了。法國和歐盟、俄羅斯等國 更是不失時機地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一切，都是世界反對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延續。布什說，反恐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華，那是美國的戰略。而反新自由主義， 就是反美，這是世界性的。

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行動，首先來自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集團和國際金融機構內部。金融大鱷索羅斯早就對金融衍生工具頗有微詞，5年前“股神”巴菲特更是直言不 諱地稱之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認為其潛在的威脅是“致命的”。但是在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前美國財長魯賓的推動下，美國國會竟然永久性地廢除了商品 期貨交易委員會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權，根本就是為巨量金融投機資本開綠燈，終于引爆金融海嘯，釀成巨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 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由于為發展中國家仗義執言和經常批評國際金融機構的政策而被迫辭職。多年來，他和西方許多學者發表了大量文章和著作揭露美國暗中操縱國 際金融機構，強制推行“華盛頓共識”，在拉美、蘇聯東歐國家和亞洲蓄意引爆和加劇金融危機，制造經濟社會災難和政治動蕩。斯蒂格利茨在《我從世界經濟危機 中學到了什么》一文中，對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過程中采用“第五縱隊”的做法予以揭露。他還揭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些內幕。原來，該組織只是 把新自由主義當作包制百病的藥方，根本不管各國的情況，也不想了解這些情況，只是強迫有關國家接受。因為該組織認定：“‘休克療法就是普遍真理，適用于所 有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下的藥越猛，不管造成的反應多么痛苦，經濟恢復得就越快。推理過程就是這樣簡單武斷。”拉美國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華盛 頓共識”的重災區，所以近年來興起的全球性反對主義新自由主義浪潮以那里為最激烈，并引發了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為代表的“21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美國 《紐約時報》評論家費拉羅寫道：“持續20年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試驗，正在越來越多的拉美國家遭到反彈，無論從秘魯到巴拉圭，從巴西到玻利維亞，還是從厄 瓜多爾到委內瑞拉，我們正在目睹一個時代的終結，90年代正統的經濟改革宣告失敗。”在這一政治背景下，近年來在巴西、厄瓜多爾、玻利維亞、阿根廷等國， 新興的左翼政黨或政袒新秀紛紛贏得大選而執政。

最具深意的動向在歐洲，法國成為歐盟的領頭羊。前任法國總統希拉克與美國的離心傾向是不假掩飾的，2003年八國峰會期間，他專門邀集巴西、中國、印度等 國領導人舉行具有戰略性質的南北高峰對話；2003年“非典”期間更是親率龐大的法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北京，其“挺中”的態度和做法很不尋常；特別是他所極 力提倡的文化多樣性根本就是在與“全球美國化”相對抗。他對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所表現出的尊重和景仰，不是作秀。事實上，“老歐洲”與美國在政治上分道揚 鑣，在于歐洲早已看透在美國新自由主義國際戰略中，沒有自由歐洲應有的利益。筆者曾說過：“不錯，希拉克以后的法、德，均有些逆轉苗頭，但是未必持久。” （鄭彪：《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頁）果然，美國金融海嘯發生后，最富戲劇性變化的是薩克奇，他一反緊跟布什的常 態，大聲疾呼改革世界金融體制，這明顯是在挺歐（元）壓美（元）。俄羅斯更是認為這是“展示肌肉”的好機會。

最受矚目的是在金融海嘯中的大選對美國的影響。奧巴馬在大選獲勝后對支持者宣布：“美國的變革時代已經到來。”（路透社華盛頓11月5日電）奧巴馬以絕對 壓倒優勢當選總統，證明共和黨推行多年的新自由主義不得人心。法國《費加羅報》的評論具有代表性，該評論說：“奧巴馬當選標志著美國歷史上的一次決裂，而 不是交替。2008年美國大選勘與1932年和1980年的大選相比，那兩次大選分別因為羅斯福和里根的獲勝，促成了美國模式的重新創造。它超出了一場政 治轉變，記錄下一場革命。奧巴馬獲勝的決定性因素就是一個世界的結束和代表一個新政來臨。麥凱恩失敗和奧巴馬當選標志著三個周期結束：一個是始于20世紀 80年代的圍繞減稅、放寬管制和貿易開放的經濟周期；一個是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周期；還有一個就是美國自20世紀以來在世界上絕對至高無上的歷史 周期，它正讓位于一個多極世界，美國在其中依然是頭號大國，但它的實力變得相對了。奧巴馬總統任期的全部挑戰將在于，在21世紀多極的格局中重新給美國定 位。”（（法）尼古拉巴韋雷：《對奧巴馬總統來說，最艱難的時刻開始了》，《費加羅報》2008年11月5日）日本學者指出：“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恰逢 200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和日本大選，意義非同尋常。它預示著世界政治的大循環已進入新的階段。二戰后發達國家的政治以30年為一個大的循環周期。” （（日）山口二郎：《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政權選擇》，《世界》月刊2008年11號）他認為，“戰爭結束到上個世紀70年代是世界經濟的擴張時期，充分就 業成為各國政府的政策目標，國家福利日益健全。換言之，第一次循環是凱恩斯主義和大政府時代。政府為提高人民的生活而積極推行社會保障和就業政策，成為不 言自明的模式。到上世紀70年代后半葉，這一體制發生了大的動搖。石油危機使得經濟增速放緩，通脹問題日益突出，支持福利國家的經濟基礎開始瓦解。另一方 面，將社會各階層納入受益者范圍的民主政治體制，卻無法做出伴隨著‘痛苦’的決策，從而導致決策系統陷入了功能性障礙。1979年英國撒切爾政府上 臺，1980年里根當選美國總統，揭開了一個新時代。第二次循環是小政府時代，更加注重的是自由競爭而非再分配和生產、平等等原則。鼓勵追求利潤，財富集 中的合法化，對一般民眾政策性服務減少，成為這個時代政策的主旋律。這一政策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理念之上。新自由主義認為不應由政府來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而 政府本身是造成問題的根源。”“雖然經濟增長得到恢復，但財富卻集中到少數人手里，造成貧富差距和貧困問題日益激化。此外，在小政府路線指導下，教育和醫 療等公共服務水平下降，使得一般民眾深受其害。2008年9月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告訴我們，過去30年一直持續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已經無法繼續維持下去。”

英國學者指出，金融危機是美國的慘敗，而“美國的殘敗就是西方的慘敗”，因為“震中在西方，這還是第一次。”以前金融危機都是發生在發展中國家，拉美、東 南亞，俄羅斯等地，，而發達國家做出指示。“指示是以名副其實的華盛頓共識的形式發出的，發出的指令是令人痛苦的，其中包括放松市場管制和整頓財政。但這 一次，危機是從華爾街開始的，新興國家成為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這種角色轉換的原因何在？西方的藥他們已經吃夠了。”（（英）菲力普斯蒂芬斯：《危機標 志著即將出現新的地緣政治》，《金融時報》2008年10月10日）他預言，這一切將改變地緣政治，“重要的教訓是，西方不能再認為全球秩序將根據他自己 的想象重新確立。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和歐洲輕而易舉地行使經濟、政治和文化霸權。那個時代正在結束。”

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和日本的輿論都已開始發生變化。美國輿論調查專家馬克默爾曼說，最近美國民眾的意識已經發生變化。在今年的一次調查 中，60%的人感到聯邦政府沒有為解決普通民眾的問題充分發揮作用。可見，美國政治所依賴的價值觀正在迅速發生變化。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 卜睿哲說：“美國需要重建國家戰略。”（《環球時報》2008年11月10日）山口教授說，“我本人在去年年底做了一項民意調查，其要點是：日本國民對小 泉執政以來推行的結構改革普遍表示否定，對將來的生活感到悲觀，希望日本能變成北歐型的福利社會。”他說“默爾曼就美國輿論指出的問題，與我們在對日本輿 論進行調查后發現的問題基本相同。換言之，在進入21世紀后，日美在新自由主義的行列中走在了最前列。因此，人們現在已經感到其中的弊病，開始尋求其它的 社會模式。”在法國，薩克奇正在策劃一個全球論壇來“反思資本主義”，向世界宣告“動用國家力量來干預金融體系運作的合法性已經毋庸質疑。”普京說：“這 場美國的傳染病給俄羅斯帶來麻煩。”拉美領導人紛紛宣布新自由主義“不過是曇花一現”。厄瓜多爾總統拉斐爾•科雷亞上周表示：“美國經濟模式已經病入膏 肓”。美國人認為，“我們現在已經走到這種意識形態的末路”，“我們將面臨的是大規模的去杠桿化的過程”。（（美）拉那福魯哈爾：《全球資本主義新時代現 在開始》，《新聞周刊》2008年10月13日）奧巴馬最近說：“在華盛頓，他們稱這是所有權社會，但它的真正含義卻是，沒人管你，你要靠自己      現在是他們承認自己失敗的時候了。”（（美）扎卡里卡拉貝爾：《從美國夢中驚醒》，《新聞周刊》2008年10月20日）當然，對上述這些評論和觀點，也 需要有一個現實的判斷，就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將會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斗爭的不可能一帆風順的過程，而且美國無論內政和外交都不會出現實質性變化。然而，新總統 接手的畢竟是一個爛攤子，變化是可以預期的，也是有重要意義的。

幾點結論

從世界范圍內新自由主義發展和演變的歷史過程及其后果看，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簡要結論：

第一，凱恩斯主義作為西方經濟學的“革命”，尚且不能從根本上扭轉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趨勢，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了無新意，這就注定了其破產命運。凱恩 斯把“有效需求”不足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實際是倒因為果，這表明他避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抓住次要問題做文章，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最終在理論上破產是勢所必然。但是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理論和羅斯福新政畢竟有所創新，并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使得現代 資本主義國家熬過了大蕭條的世紀性災難，贏得了長達幾十年的相對繁榮。而新自由主義名新而實舊。凱恩斯“革命”的失敗是由其自身決定的，而不在于新自由主 義理論上如何“正確”。新自由主義的全部價值在于政治上對于維護和擴張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有用，它不但沒有緩解反而激化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內 在矛盾。20世紀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以來，美國財政金融和內政外交形勢的持續惡化所導致的金融海嘯和這次大選的政治變局，拉美地區、原蘇聯東歐地 區和東南亞國家經濟形勢的惡化所引發的反美浪潮，全世界對遭受美國金融海嘯的拖累怨聲載道，在在都是明證。

第二，新自由主義是代表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利益的當代經濟思潮，在政治上具有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性質。正如程恩富等同志所說：“包括薩繆爾遜在內的西方眾多學 者，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稱為‘右翼經濟學’或新保守主義經濟學，是準確地描述了其思想特征。信奉新自由主義的俄羅斯右翼力量聯盟黨，英國、日本等國家的保 守黨，也都是公開宣稱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處于保守地位。”（程恩富、曹雷：《外國學者對新保守主義經濟思潮的批判》，《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04年版，第364頁）新自由主義“右翼經濟學”作為美英等發達國家的“主流經濟學”適應了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將美英等國的政策拉向右轉，激化 了國內外矛盾，這是90年代以來世界局勢更加動蕩和復雜的理論根源，也是這次美國金融海嘯的理論根源。新自由主義在俄羅斯等轉型國家泛濫，則是這些國家經 濟惡化和政治變局的一個理論根源。

第三，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包括“華盛頓共識”在內的一系列災難性政策后果，集中地表現為惡意阻礙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惡意扭曲其經濟結構，乃 至洗劫這些國家原本就有限的國民財富。這一切政策后果在全世界范圍內引起質疑、批判和反思，也激起廣大民眾反抗的浪潮和政府對內外政策的整合治理的政策應 對。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一些有官方背景且不乏正義感的學者、左翼學者和中間派學者對新自由主義一直在進行抵制、揭露和批判。在俄羅斯，無論是前蘇聯領導人和 持不同政見者（包括索爾仁尼琴）以及整個政界、知識界的反思和懺悔，都包含著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拉美國家更是受害深重，義憤填膺。這是世界范圍內代表大 多數民族國家利益和大多數人民利益的進步思潮和歷史潮流，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包括理論創新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撥開新自由主義的迷霧， 認清這個世界歷史發展的進步趨勢，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世界的政治大氣候正在發生明顯地有利于世界多極化發展的重要變化。有智不如乘勢。世界多極化趨勢的 新發展，給予中國進一步整合內部、和諧發展、對外爭取擴大自身利益，推進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以有利的歷史時。

鄭彪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文史學者，研究員、經濟學博士。現任東方思想庫主筆。主要從事政治經濟學、國際國內現實和中西文化歷史問題研究，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關系學、地緣政治學等多學科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獨創性和現實針對性的觀點、方法和政策思路，特別是關于中國內政外交的若干重要思想理論觀點和政策建議，產生了廣泛的積極的影響，是國內具有影響力的理論創新學者之一。其最新著作《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于2012年出版后被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為干部用書，連同其另一本專著《中國軟實力 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2010年版）和一系列論文，以及多年來網絡上發表的大量文章、演講等，對中國思想、學術和政治領域產生的影響較為突出，受到海內外輿論界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