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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彪:關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再探討

點擊：作者：鄭彪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4-12 12: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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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千規律萬規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仍是最基本的規律，是第一規律。近年來社會經濟矛盾突出，只有上升到社會基本矛盾的高度加以認識，才能高屋建瓴，也才能夠抓到根本，其它矛盾才可能迎刃而解。在社會主義時期和現代化總體布局中，階級斗爭與經濟建設是對立統一關系。兩者統一于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和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兩者之間又必然有矛盾，要處理好，要互相促進，不應當互相掣肘，互相妨礙，更不應當互相排斥。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排斥必要的階級斗爭。

　　近年來國際國內的形勢發展很快，社會經濟矛盾的普遍深化不可避免地被提升到社會基本矛盾層面進行深層次的理論思考。在這方面，2009年劉國光同志《階級斗爭與經濟建設》的重要文章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受劉國光同志的啟發，拙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探討》在《管理學刊》（2012年第1期）發表，也引起了社會關注。時隔兩年，再來看這個問題，文章的基本觀點還可以繼續深化。

　　一、 千規律萬規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第一條

　　十一屆三中全會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后，更需要尊重客觀經濟規律，按照經濟律規的要求辦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這方面曾展開很熱烈和有深度的探討，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后來隨著經濟政策和理論研究的注意力愈來愈轉向西方經濟學，經濟規律的研究連同馬克思主義一道逐漸削弱，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重要文獻中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表述為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矛盾所取代，以后也就基本上不大提了。

　　但是經濟規律的作用是客觀的，是不可能由于人們的注意力改變而改變的。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在許多人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那里，被簡單地直接等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人們已經不關注也不大研究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和變化，經濟規律被普遍忽視，表述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基本經濟規律被認為是無稽之談，不僅計劃經濟完全被否定，必要的計劃調節也被邊緣化，而價值規律特別是剩余價值規律愈來愈成為微觀經濟乃至局部宏觀經濟的主要經濟調節者，包括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也包括分配領域。在初次分配領域，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是主要調節者；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特別是后者，除了由于西方財稅和貨幣理論的影響很大，實際上也受到全球化條件下國際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的支配，產生大規模財富轉移，才會產生西方高工資低物價與中國低工資高物價同時并存、互為條件和互相作用的不正常現象。經濟領域包括分配領域的矛盾日益突出，不過是社會基本矛盾日益突出和激化的表現。而且，人們不再重視和研究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和其它經濟規律，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卻愈來愈頑強地表現出來，在長期忽視乃至失去對調節社會基本矛盾的必要的正確認識和有效調節的條件下，各種社會經濟矛盾乃至社會政治矛盾、民族矛盾、國際矛盾等等長期積累和逐漸突出起來，造成了不少眾所周知的消極后果。

　　實踐反復證明，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都需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并存，經濟規律體系的作用尤其錯綜復雜。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是社會基本矛盾。社會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貫穿于每個社會形態的始終。在過去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但是現在已經未必了。實踐還證明，千規律萬規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仍是最基本的規律，是第一規律。社會基本矛盾是一切社會矛盾的集中表現，它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社會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所以，解決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只有上升到社會基本矛盾的層面，才真正談得上高屋建瓴，總攬全局，統籌兼顧。只有著手解決社會基本矛盾，也才能夠抓到根本，其它矛盾才可能迎刃而解。經歷了新中國六十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我們黨在這方面積累了極其豐富的寶貴經驗。

　　二、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一） 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認識分歧

　　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社會基本矛盾問題，是蘇共首先遇到而長期沒有正確認識和妥善解決的。東歐國家也是如此，這是后來蘇東劇變的一個重要理論根源和政治教訓。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不僅在理論上創造性地認識了這個問題，而且不斷在實踐上創造性地解決這個問題，經歷了前后兩個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斗爭歷程而贏得今天中華復興起步的局面。這期間也必然經歷了艱苦的甚至反復的認識過程，這也是符合認識論規律的。

　　眾所周知，對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最早是1956年八大明確宣布的。對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認識，并沒有現成的答案。斯大林在1936年就宣布蘇聯消滅了階級，也就消滅了階級斗爭，事實證明不是這樣的。八大的背景是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完成，主要是由于實踐經驗不夠，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基本矛盾問題還來不及做出新的理論回答；似乎也由于黨內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看法有分歧，在當時條件下，這種表述回避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問題，而毛澤東在八大會議上和會后都對這一問題包括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有不同看法，但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見，服從了中央。

　　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后，毛澤東及時地總結了國際范圍內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驗，于1957年6月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重要文章，指出：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

　　在此基礎上，在同年9-10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這個論斷改變了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但是得到了這次中央全會的贊同，也引起黨的政策的相應改變。這也是后來提出“階級斗爭為綱”乃至形成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和發動文革的前提和基礎。

　　對于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理論乃至后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黨內實際上長期存在不小的分歧，過去被歸結為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斗爭，也成為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和背景。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的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有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必然性。近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證明，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論述仍然是正確的，黨的十七大報告和十八大報告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的有關論述實際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原理。至于圍繞文革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近年來成為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和黨內思想斗爭的一個重要焦點。雖然尚無結論，但是黨內外的認識已經發生了眾所周知的深刻變化。

　　（二）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之間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到黨的十八大，都將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八十年代，引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延續至今。

　　正如劉國光同志所指出的：“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決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萬分正確的。”

　　這里講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講國內，沒有涉及國際。將國際社會的矛盾與國內問題分開講，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初，有其必然性。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斷發生深刻變化但總體上仍在支配著國際生產關系和世界秩序的當代世界，在歷史反復證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現實條件下，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總體布局中，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之間的關系，一直是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所必須面對的重大的全局性戰略性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并非沒有清醒的認識。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

　　“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

　　這個表述是正確的，盡管后來長期不再提起，但作為新時期的決議，這一表述仍然是重要的。近三十年的實踐也證明是這樣的。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表述，與《決議》的這段話相互補充，不盡意思更加完整，也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和新時期特別是當前斗爭的迫切需要。我曾經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抓主要矛盾，完全正確，但階級斗爭是否是次要矛盾，也需要抓。其實這個提法在理論上是有問題的。階級斗爭與經濟建設是對立統一關系。兩者統一于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和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兩者之間又必然有矛盾，要處理好，要互相促進，不應當互相掣肘，互相妨礙，更不應當互相排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排斥必要的階級斗爭。

　　正如劉國光所指出的：“前三十年也不是只搞階級斗爭，也搞經濟建設；前三十年階級斗爭擴大化是一個錯誤，但抓階級斗爭并不錯。”

　　在現實條件下，實踐證明，將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理論上是不辯證的，長期堅持下去不加以改變，實踐上是有害的。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表明，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我們已經到了這個時期，應當做出回答。

　　綜觀近年來黨的工作全局，在內政外交的各條戰線上，斗爭不僅更加經常地見諸于領導人的講話和文字，實踐上也更加積極主動，也卓有成效。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講話高屋建瓴，實際上已經將治國理政提升到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層面，一個嶄新的局面正在到來。

　　三、階級和階級斗爭無論在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還是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都不僅存在，而且有激化的趨勢

　　毛澤東曾經預言，兩極分化起來是很快的。歷史證明確實如此，二三十年下來，大資產階級已經形成，那是一個比建國初期的民族資產階級大幾十倍上百倍的群體。還有迅速滋生的作為國際壟斷資本附庸的龐大的金融投機資本和買辦資本，等等。

　　毛澤東早就論述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重性，現在仍是如此。一方面，“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對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就業有很大的功勞；另一方面，由于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私人資本趨利剝削的本性也很厲害，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系列問題。至于以大型跨國公司為代表西方國際壟斷資本在中國經營多年，對中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生活造成的雙重影響特別是政治影響，眾所周知，不必贅述。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在當前國際國內極其復雜的條件下，特別是在我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嚴重削弱的條件下，資產階級的政治訴求主要是政權訴求，不僅已經迫不及待，而且早就實現國內外黨內外合流，已經造成持續的明顯的且并非不嚴重的經濟領域和政治震蕩，而以意識形態領域的持續震蕩為最。

　　他們的目的一旦得逞，在當代“文明沖突”條件下中國不僅是重返殖民地的悲慘命運，而且是中華民族“歷史的終結”。這也不是危言聳聽。這些都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階級斗爭激化的反映，也已經不是什么秘密。多年來學術界以西方的社會學階層分析方法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不是完全沒有用，但無助于從根本上認識和解決社會基本矛盾，也就難以高屋建瓴地影響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

　　毛澤東教導說：“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斗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階級斗爭理論是馬列主義的精髓和核心。抽去了階級斗爭理論的馬列主義是造成了蘇聯亡黨亡國的重要理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