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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全面擘畫，明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這一重要論述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內在關系。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歷史邏輯、重大原則和實踐要求作出全面闡述，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考察西方現代化發展史能夠發現，“現代化推進的程度”和“共同富裕實現的程度”之間是一種類似于二律背反的悖論性關系。西方現代化伴隨貧富差距的擴大而造成共同富裕難以實現，似乎已經成為一個鐵律。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人類社會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怎樣實現現代化的世界性問題展開系統思考，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作出重大原創性理論貢獻，出臺系列重大舉措，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征程中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為現代化進程中貧富差距擴大的世界性問題作出歷史性回答，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現代化進程本身具有復雜性、多樣性、差異性，對現代化的考察一般可以從廣義現代化和狹義現代化兩個角度展開。其中，廣義現代化是指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尤其是工業革命后實現現代化的過程；狹義現代化是指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通過學習參考發達國家經驗實現現代化的過程。要深刻把握資本主義“現代化”和“共同富裕”之間的悖論關系，首先需要從廣義上考察資本現代化進程。16世紀前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民族國家形成、地理大發現等系列社會因素相繼出現，為人類走上現代社會提供了精神條件、物質條件和制度條件。英國率先走上了資本現代化道路。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世界其他國家也相繼展開對資本現代化方案的探索。就其本質而言，工業革命以來世界范圍內大多數國家的現代化可以被稱為“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即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資本為紐帶將各類生產要素組織起來，以剩余價值攫取為最終目的，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領域形成以資本為中心的秩序。在這一過程中，世界各國雖然現代化進度不同、程度不同，但貧富差距問題長期存在，尤其是隨著資本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演進，貧富差距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愈發嚴重。

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在政治制度、技術變革和理論創新等多重因素的相互激蕩中產生的。其一，17世紀英國率先通過“光榮革命”建立了君主立憲制的政體，為實現現代化提供政治制度保障。英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最早為資本主義發展掃清了道路，為工業革命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同時，北美殖民地在英國“光榮革命”影響下也建立起現代政治制度，為其經濟發展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礎，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其獨立后的現代化進程。英國和北美的資產階級革命激發了包括法國、荷蘭在內的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可以說政治現代化為經濟現代化開辟了道路。其二，以自然科學突破帶動技術變革，極大提升了社會生產力，為資本現代化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以紡織業為例，飛梭、珍妮機、水力紡紗機等一系列技術變革成就極大提升了織布效率。并且，伴隨著蒸汽機的出現及其運用，紡織業的動力問題得以解決，蒸汽機的發明標志著英國進入工業化時代。蒸汽機技術逐漸成熟并大規模運用到工廠生產中，“一臺機器所生產出來的產品數量相當于幾十、上百個勞動力生產的產品，而且價廉物美，在市場上更有競爭力”，英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并在世界范圍內取得領先地位。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下，法國、美國等國家紛紛向工業化國家邁進。其三，西方國家自然科學革命強化了人類社會對“自然秩序”的信仰。經典物理體系的建立和發展意味著人類在探索“自然秩序”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并且伴隨著相關基礎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自然秩序”越來越深入人心，并在一定程度上被運用到社會科學領域，尤其是進入經濟領域，形成了以“自然秩序”為核心的經濟學理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以抽象人性論為起點對現代市場經濟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理論表達，形成了“推行自由市場”“社會分工帶來效率”等系列觀點，為資本現代化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斯密基于抽象人性論談到，個人“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在現實運行中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如資本的積聚集中、勞動與資本的巨大分裂關系等都帶來貧富分化問題，而“造成無所不在的悖論性的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制度與現代工業的對抗”。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美國、歐洲等國家出現了極大貧富分化問題，其中美國收入前10%的人群，占國民收入的45%—50%。這個時期，歐洲貧富分化問題也十分嚴重，其中在20世紀前10年，“歐洲國家前1%人群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超過了20%……不僅英國、法國、德國是這種情況，瑞典、丹麥也是如此”。同時，日本的貧富分化問題跟歐洲相似，“不超過20%的國民收入流入了前1%人群”。這一系列問題早在馬克思所處的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已經有所表現，并且馬克思之前的學者對這一問題已有所觸及。關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貧富差距問題，眾多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闡釋，其中，包括羅伯特·歐文、克勞德·昂利·圣西門、夏爾·傅立葉在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對貧富分化問題進行了多維度闡釋。在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中，傅立葉對貧困問題進行了較為精準的描述。他指出，“在文明制度下，貧困是由富裕產生的”，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的豐富，勞動者反而越發貧窮。他談道：“文明制度下的人在不是死于急性的饑餓的地方，卻死于窮困造成的慢性饑餓，死于迫使人們吃不衛生的食物的那種饑不擇食的饑餓，死于迫在眉睫的饑餓，即因工作過度疲勞而死，因貧困而被迫從事非常有害的和極其繁重的工作而死”。

馬克思從“資本”的角度對于現代化進程中的貧富兩極分化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馬克思基于深刻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在資本現代化進程中，資本主義物質生產實踐愈發展，勞動者愈貧窮；而勞動者愈貧窮，愈發出現生產相對過剩問題。這進一步引發周期性經濟危機，抑制了經濟社會發展。馬克思通過“資本一般”和“許多資本”兩個維度對現代化模式中的共同富裕問題進行了分析。其一，在現代社會中，資本成為一種可以分割社會財富的權力。在“資本一般”問題的分析中，馬克思談道，“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并且，相較于勞動者而言，資本所有者人數更少，更易于通過聯盟和集中等形式使其具有極大的權力，進而在勞動力市場中獲得對勞動力的定價權，從而強化了資本對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花費了大量篇幅考察資本如何運用其權力屬性獲取剩余價值的相關問題。這種貧富差距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主要表現為，資本主義國家內資產階級和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的發展差距。這是現代社會出現貧富差距的總根源。其二，“許多資本”之間的權力有所不同，進一步加劇了現代化與共同富裕的悖論性關系。“許多資本”在支配各種事物中也有差異，相當于資本與資本之間支配的權力大小有差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在其生產和循環的總過程中會不斷分化出不同形態，形成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和土地經營資本等多種形態。馬克思通過比較這幾種不同形態的資本后發現，虛擬資本具有“脫離經濟實體而獨立運動”“加快資本的集中和積聚”“容易產生賭博欺詐問題”等屬性，其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就掌握了較大的權力。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運行過程中，社會財富就會源源不斷地向虛擬資本領域聚集，進而在不同資本之間產生收入差距，并且進一步造成資本和勞動之間的貧富差距擴大。在馬克思的基礎上，列寧對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共同富裕問題進行了進一步表達，他認為，“發展的不平衡和民眾半饑半飽的生活水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條件和前提”。同時，列寧在考察帝國主義的實質時指出，“在世界上‘貿易’最發達的國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對外貿易的收入高4倍”，認為帝國主義帶來全球層面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國家積極探索現代化道路。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迫切希望解決債務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都對拉美國家經濟改革給出了以新自由主義為依據的改革舉措，包括減少政府干預、促進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被稱為“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在拉美國家盛行，拉美國家在探索現代化道路過程中形成了“拉美模式”，其中以巴西為典型。在華盛頓共識影響下，巴西實行系列舉措，“一是對外擴大開放度，鼓勵進出口，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二是對內深化改革，實現國有企業私有化，控制通貨膨脹和確定重點優先發展”。在運行初期，這一方案確實在短期內帶來經濟增長，但是“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巴西仍然是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嚴重、社會最不公正的國家之一”。以托馬斯·皮凱蒂為代表的學者對這一時期存在的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了描述。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通過數據分析得到，“1987~2013年，全球最富人口的年均財富增速是6%~7%，高于同期全球人均財富2.1%和人均收入1.4%的增速，所有數據都經通脹調整（1987~2013年的年均通脹率是2.3%）”，而“最富有的1%人群（即4500萬人）所擁有的平均財富……是全球人均財富的50倍，這些人一共掌握著全球財富總額的50%”。這意味著，伴隨著世界財富的增長，更多的財富聚集到小部分人手里，貧富差距問題十分嚴重。

中國共產黨人始終高度關注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差距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談道：“財富的創造和分配是各國都面對的重大問題。一些西方國家在社會財富不斷增長的同時長期存在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有的拉美國家收入不算高，但分配差距很大。”這一重要論述指出了一個問題，即資本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悖論性關系。同時，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一些發達國家工業化搞了幾百年，但由于社會制度原因，到現在共同富裕問題仍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并且，伴隨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各國采用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等因素的出現，這種貧富兩極分化問題越發嚴重。“新冠疫情期間，美歐日等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大水漫灌紓困，卻讓財富越來越往‘金字塔’頂端集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握發展階段新變化，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必須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明確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2021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偉大歷史時刻，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國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中華民族完成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2021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第十次會議上指出，“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并對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進行了系統的闡發。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明確提出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并從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視野對共同富裕進行了重要論述。在堅持不懈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中，我國逐漸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對共同富裕這一全球性、歷史性問題的系統解答，完成了世界觀方法論的創新發展，推動了理論的原創性突破，制定了全面的治理方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夯實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

世界觀和方法論是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革命性源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為世界社會主義指明了正確前進方向。”對資本主義“現代化”與“共同富裕程度”這一悖論性問題的深刻分析，首先要基于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覺地運用總體性和系統性思維對現代化進程中共同富裕問題進行考察，對“現代化”“共同富裕”及其相互關系進行了深入闡釋，實現了理論上的原創性發展。具體來說，體現為對“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以及兩者的關系進行總體性、系統性的原創性回答。第一，運用總體性、系統性思維對“現代化”進行把握，創新和豐富了“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將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總結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著力解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系列問題。第二，運用總體性思維對“共同富裕”概念進行把握，提出“共同富裕是一個總體概念”的原創性命題。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個總體概念”。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對“共同富裕”的總體性進行論述，指出解決共同富裕問題需要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完善分配制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并注重共同富裕的全面性，尤其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第三，運用系統思維對“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內在聯系進行闡述，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重要命題。在從總體性視角對“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概念進行重塑基礎上，從系統性思維角度對兩者內在聯系進行考察。

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依靠科學的實踐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作出系統思考，謀篇布局，制定了切實有效的治理方案。第一，需要堅持問題導向。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并指導解決問題是理論的根本任務。今天我們所面臨問題的復雜程度、解決問題的艱巨程度明顯加大，給理論創新提出了全新要求。”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推動共同富裕實踐提供了科學方法論。關于共同富裕實踐中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談道，“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有力推動了經濟發展，也對就業和收入分配帶來深刻影響，包括一些負面影響，需要有效應對和解決”。正確鎖定問題，才能實現理論和實踐的精準對接并形成實踐方案。在此基礎上，要用好問題導向解決共同富裕問題，“我們要增強問題意識，聚焦實踐遇到的新問題、改革發展穩定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國際變局中的重大問題、黨的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不斷提出真正解決問題的新理念新思路新辦法”。正確堅持問題導向，在理論和實踐精準對接基礎上實現兩者良性互動。第二，堅持好和運用好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巨大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公有制經濟是長期以來在國家發展歷程中形成的，積累了大量財富，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從所有制上保證了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全體人民共享，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指出：“如果沒有長期以來國有企業為我國發展打下的重要物質基礎，就沒有我國的經濟獨立和國家安全，就沒有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就沒有我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在世界東方的巋然屹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扎實推進共同富裕，要求不斷提升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國際競爭力、抗風險能力。截至2021年年底，我國各級國有資產總額超過259萬億元，比2012年年底增長2.6倍，年均增長15.4%。2012年至2021年，全國國資系統監管企業累計實現增加值111.4萬億元，年均增長9%。截至2020年末，我國共劃轉93家中央企業和中央金融機構國有資本總額1.68萬億元充實社保基金。第三，尊重在“共同富裕”實現過程中的富裕程度、區域和人群等領域存在的差異，著力解決“共同富裕”領域的整體性和協調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我國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不同人群不僅實現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時間上也會有先有后，不同地區富裕程度還會存在一定差異”，“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時要強調先富帶后富、幫后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推行的“共同富裕”實踐方案進行了更為具體的闡述，進一步強調如何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包容性，“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不同分配制度的協調，“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對勞動者權益的保障，“健全勞動法律法規，完善勞動關系協商協調機制，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對不同收入人群的協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民生福祉方面提出“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舉措，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強對高收入的規范和調節，“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鼓勵依法自愿有償轉讓”；等等。第四，針對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系列實踐方案，包括：“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格局”等，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通過形成高質量的發展成果，進一步解決共同富裕問題。

解決共同富裕問題離不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建立能夠保障共同富裕實踐落實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行了系列論述，形成了系列創新成果，不斷夯實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第一，在“共同富裕”實踐方案的治理體系中“堅持黨的領導”，實現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堅持黨的領導是解決現代化進程中共同富裕悖論性問題的主要方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強調，“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其中“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擺在首位，這凸顯了黨的領導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統領地位。在治理體系中堅持黨的領導成為我國推進治理體系創新的重要方法。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黨的領導是全面的、系統的、整體的，必須全面、系統、整體加以落實。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確保全黨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黨的團結統一。”應當看到，黨的領導在實現各領域形成全國上下一盤棋、保證各領域貫徹黨的整體戰略部署、堅持以總體性推進各領域具體工作具有極大優勢，為推動落實共同富裕提供堅實保障。第二，將黨的領導與“共同富裕”相關治理體系相融合，保障各領域內部協調性。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當前，中國共產黨推動治理體系建設，通過推動黨組織與現代治理體系有機融合，目的是實現高質量發展。應當明確，當前我們應當充分發揮現代治理體系治理效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在黨的領導下推動現代治理體系建設，通過黨組織解決現代治理體系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在此基礎上發揮現代治理體系應有治理效能。同時，要充分用好黨的自我革命以推動相關其他治理主體的革命，這是推動完善現代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法寶”。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必須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黨的自我革命能夠有效推動黨組織與現代治理體系有機融合，通過實現高質量治理體系建設保障共同富裕理論創新觀點和實踐思路的落地和實現。

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觀認為，現代化進程受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刻塑造，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的世界市場，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隨著商業資本、生產資本和金融資本遞次主導世界市場和經濟全球化進程，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的現代化成為各國主動或被動的普遍選擇。個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也隨之不斷蔓延成為世界的普遍性矛盾。因此，現代化與貧富差距分化的悖論性問題不再局限于一時一域，而是人類步入現代社會以來面臨的世界性、歷史性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對世界歷史運動規律的深入分析和對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進程的深刻批判，但也將問題的解決留給后人。

中國式現代化對共同富裕問題的解答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篇章。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類發展進步潮流，積極回應各國人民普遍關切，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作出貢獻，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推動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秉承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胸襟和追求，以非凡的理論智慧和理論勇氣對這一世界性、歷史性問題作出新回答，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貧富兩極分化的現代化，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回答了現代化與貧富差距縮小能否共存的世界歷史性問題。縱觀世界各國現代化歷史，大多數國家選擇了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道路，貧富分化似乎成為現代化進程的必然選擇和無法解決的問題。早在1844年，恩格斯就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翔實記錄和論證了資本主義現代化早期的嚴重貧富分化。他指出，機器大工業生產在造就大量無產階級的同時，也不斷摧毀著小資產階級，其結果就是“只有一個富有的階級和一個貧窮的階級”。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證明，工人階級無論在勞動過程還是社會過程，實質上都是資本的附屬物，“工人的個人消費……總是資本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個要素……工人階級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條件”。一個多世紀后的新自由主義時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試圖以基于理性選擇的瓦爾拉斯均衡代替馬克思主義關于現實的人的全部考察，從而將貧富分化從一個經濟問題退化為道德標準討論，“理所當然”地將其描述為現代化的成本。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發現的資本主義病理學普遍真理仍然適用于這個時代。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與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式現代化存在根本性不同。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我國之所以能解決好現代化建設中實現共同富裕問題，根本在于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為民造福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我們不能等實現了現代化再來解決共同富裕問題，而是要始終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不斷地、逐步地解決好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質，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鮮明的特征和內在要求，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制度保證。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特征是“社會的每一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過有計劃地經營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落實共享發展理念，是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決定的。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避免了片面依賴高福利引致社會治理失序的世界歷史性問題。兩次世界大戰后，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不斷成熟，發達國家普遍選擇建設所謂福利國家，試圖兼顧現代化和縮小貧富差距。這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表征的改良并未觸及問題的根源。馬克思早在創作《資本論》第一卷時即指出，“資本知道怎樣把這項費用的大部分從自己的肩上轉嫁到工人階級和中等階級下層的肩上”。戰后風靡歐洲的福利資本主義，其實質正是將彌合貧富分化的成本轉移到中等收入群體身上。然而，累進性增長的社會福利引發了龐大的財政負擔，嚴重降低了勞動者積極性，沖擊了現代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秩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一些國家貧富分化，中產階層塌陷，導致社會撕裂、政治極化、民粹主義泛濫”。這一方案在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國家引發了更為嚴重的后果。由于迷信高福利的作用，過早將現代化早期的國民財富用于分配，導致拉美國家無力發展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產業體系，在短暫的繁榮后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是扎根中國國情、分階段有序推進的，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堅持循序漸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一個長遠目標，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其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要有充分估計，辦好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這意味著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不僅是一個分配問題，而且是一個生產問題。一方面，要堅持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蛋糕做大，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大力發揮公有制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時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另一方面，完善分配制度，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以更大的力度、更實的舉措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通過腳踏實地、久久為功的努力，向著共同富裕的目標更加積極有為地進行努力，讓廣大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為世界提供了新的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布局，精準施策，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引領億萬人民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歷史性地解決了我國千年以來的絕對貧困問題，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以實際成績證明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現代化的可行性，打破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現代化定于一尊的歷史局限性。當前，新興市場經濟體正逐漸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將開啟或深化現代化建設征程，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將成為現代化建設的主體，如何在世界范圍內回答和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的共同富裕問題，使更多人共享現代化成果，越來越具有重大的世界歷史意義。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現代化的一系列重大原創性理論貢獻、實踐指南和治理方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世界范圍內解決共同富裕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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