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榮政 朱瑩：?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習近平關于共同富裕論述的解讀
點擊： 作者：梅榮政 朱瑩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3-03-28 09:21:19
【摘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有機統一的整體并具有同一的歷史進程。中國共產黨人將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貫穿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黨的十八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任務，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并開啟了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程中實現共同富裕的新征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實現共同富裕的新途徑，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全新的選擇。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共同富裕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追求，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著力點，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把共同富裕貫徹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行動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共同富裕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把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貫通起來。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作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一個階段同步進行，把將“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1]作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二個階段同步進行。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中，習近平總書記在建議稿中提出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和“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作為貫穿“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的實質性內容和遠景目標，這是在黨的全會文件中第一次指明前進方向和奮斗目標。在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3]。這些論述清晰地說明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實現共同富裕的歷史進程是一致的。本文試圖厘清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共同富裕重要思想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之間的關系，以期為共同富裕的實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成貢獻一份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對共同富裕做過明確說明：“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深入研究不同階段的目標，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4]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有別于西方傳統的現代化道路，具有鮮明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帶領人民通過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領域開辟了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是一條從不發達社會階段到發達社會階段轉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從時代特征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促進共同富裕，就是要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問題，二者內在高度統一。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就是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和特征的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十個明確中強調，“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5]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價值追求就是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共同富裕可以實現人民的幸福，它遵循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是謀幸福的重要手段，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注入了新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實現共同富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以“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6]作為朝共同富裕方向前進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呈現出階段性特點，中國共產黨人善于站在全局高度分階段、有步驟地在動態向前發展過程中持續不斷地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
（一）頂層設計：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戰略演變
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提出不同的戰略設想。毛澤東同志在1945年黨的七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7]1954年他提及：“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8]1957年毛澤東同志再次提出：“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9]1959年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0]由此，毛澤東同志首次完整地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內容。1964年周恩來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建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按兩步走實現四個現代化，他指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1]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要走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他在1979年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2]后來在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同志把“翻兩番”“實現小康”作為戰略目標提出來。黨的十三大規劃了清晰的發展藍圖，確定“三步走”戰略部署，即第一步是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人民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13]由于勝利實現了“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增加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4]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繼先前提出的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的“第五個現代化”，這個現代化含義十分明確——21世紀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僅僅是解決制度模式、價值體系等問題，更需要一個全面現代化的執政黨，這對黨和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
由于人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人民總體上達到小康社會的目標已經提前完成，黨中央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更加凸顯全面小康社會的實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實現處于同一歷史進程。2020年我國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完成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由此中國踏上了全力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奮進的新征程。黨和國家依據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的新要求，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將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調整為兩個階段，即“兩個十五年”，前一個十五年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基本實現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后一個十五年提出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這體現了黨中央的戰略設想更加明確、更加堅定。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重點研討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統籌考慮，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開好局、起好步。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指出，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現在，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15]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再次明確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強調中國的現代化是帶領14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綜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是共同富裕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過程，反過來，共同富裕的深入推進，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兩者相輔相成、有機統一。
（二）堅實基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上的關鍵一步，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堅實基礎。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孜孜以求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向著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懈努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脫貧攻堅作為重中之重，使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項重大舉措。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意味著長久困擾中國人民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解決，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一步、關鍵一步。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度和最大規模的減貧成就，為在新發展階段更高層次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入研究不同階段的目標，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他將扶貧開發、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聯系在一起，只有扎實做好扶貧開發工作，才能實現全面脫貧，消除絕對貧困狀態進而實現全面小康，只有在全面實現小康的基礎上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后，歷史的接力棒傳遞到習近平總書記手中，減貧進入“最艱難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深入一線親自部署，從梁家河插隊“讓鄉親們飽餐一頓肉”的初心到河北正定冒著風險也要摘掉“高產窮縣”的帽子，在福建寧德探索“弱鳥先飛”的脫貧之路再到中央實施部署“精準扶貧”方略，這一路走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扶貧這件事“花的精力最多”。這些年來，在他進行的多次國內考察中，脫貧攻堅是重要主題之一，他去過40多個貧困村，這些村多數集中分布在14個連片特困地區，也是脫貧攻堅的“硬骨頭”。
在當選總書記的一個多月后，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河北省阜平縣駱駝灣村看望革命老區的困難群眾時提出要“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規劃、找準突破口”[16]，這是精準扶貧方略提出的思想萌芽階段。時隔一年，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西部貧困的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準扶貧”[17]的思想，至此，中國的扶貧開發事業由開發式扶貧轉向精準扶貧階段。
他圍繞打贏脫貧攻堅戰召開了一系列專題會議進行研究部署，每次會議都會聚焦一個主題。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2月在延安召開革命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中提出，沒有革命老區的全面小康是不完整的小康。2015年6月在貴陽召開部分省區市扶貧攻堅與“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他圍繞科學謀劃和“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提出“六個精準”實施方略。2016年7月在銀川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他提出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是實現先富幫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大舉措。2017年6月他在太原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研究破解深度貧困地區貧困之策，將脫貧靶向對準主要難點，確保按時完成脫貧攻堅任務。2018年2月在成都召開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他提出要將高質量脫貧放在首位，扎實推進脫貧攻堅工作。2019年4月在重慶召開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他指出，這一時期是脫貧攻堅進入決勝的關鍵階段，這一問題的解決是貧困人口脫貧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標，直接關系攻堅質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給脫貧攻堅工作增加不少難度，同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作出最后部署，確保高質量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綜上，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對脫貧攻堅有一整套謀劃和部署。2012年底拉開新時代脫貧攻堅的序幕；2013年提出精準扶貧方略，創新扶貧工作機制；2015年提出脫貧攻堅目標的總體要求；2017年對精準脫貧進行全面部署；2020年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加試題”，向著最后的勝利進軍。擔任總書記以來，習近平同志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將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減貧之路，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大步。以上回顧和總結對于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未來指向：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接續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
共同富裕的美好社會形態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圖景。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任務，也是一項現實任務。隨著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也即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上階段性目標的完成。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謀劃未來發展目標時，強調要“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現在我國開啟第二個階段，向著新時代新目標奮進，這是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朝著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有為地努力。
第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治國之道，富民為始”是習近平總書記一貫強調的主張，“人民至上”是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18]。“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中首次提出的，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調整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基本方略之一。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在“發展全過程民主”的基礎上，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并把“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納入“堅持人民至上”這條歷史經驗中。無疑，黨和國家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既是社會歷史活動的創造主體，也是社會發展成果的受益主體。作為創造主體，人民在社會歷史進程中是一個推動力量，在認識和改造社會活動中是一個實踐力量。在探尋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是少數人富裕，而是全體人民的富裕，必須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習近平總書記早在寧德工作期間就表明“脫貧致富的實踐過程不但是我們改造客觀世界、建設物質文明的過程，也是我們改造主觀世界、建設精神文明的過程”[19]。共同富裕要靠人民群眾的勤勞智慧來創造，不是什么書齋里的大學問，也不是什么鏡中花、水中月，要“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避免‘內卷’、‘躺平’”[20]。注意激發個人的內生動力和調動社會全員力量參與共同致富。另外，作為社會發展成果的受益主體，人民享有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第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構建完善的鄉村振興銜接機制。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生活、奮斗的新起點，脫貧攻堅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底線任務，而鄉村振興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關系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局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要“堅持共同富裕方向，將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放在突出位置”[21]，并強調制定兩個目標：到2025年，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鄉村振興全面推進；到2035年，脫貧地區經濟實力顯著增強，鄉村振興取得重大進展，城鄉差距進一步縮小，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應該看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仍然在農村，“新發展階段‘三農’工作依然極端重要，須臾不可放松”[22]。農村現代化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一步，是縮小城鄉差距、解決城市病的有效良方。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3]與過去單提“農業現代化”相比，將“農村現代化”作為“三農”工作的總目標，可見其意義之重大，也標志著“三農”工作進入新發展時期。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了擺脫農村貧窮落后的狀態，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如何建設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鄉村治理的硬核內容。黨中央堅持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并推進，因為農業農村現代化與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是密不可分的，在現代化進程中，能否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在我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國情下，不管工業化、城鎮化進展到哪一步，農業都要發展，鄉村都不會消亡，城鄉將長期共生并存，這也是客觀規律。即便我國城鎮化率達到70%，農村仍將有4億多人口。如果在現代化進程中把農村4億多人落下，到頭來‘一邊是繁榮的城市、一邊是凋敝的農村’，這不符合我們黨的執政宗旨，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樣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24]因此，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第三，在高質量發展中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共同富裕可以簡單看作“效率”（經濟發展）與“公平”（社會公平）的統一，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共同富裕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也即須不斷做大“蛋糕”，否則即使消除了剝削，消除了兩極分化，那也是普遍貧窮。推動共同富裕，就是要著眼于高質量發展，從注重“有沒有”轉變到注重“好不好”。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在本質上是體現共享共建的新發展理念，重在思考如何使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以此作為發展的突破口、著力點。二是在保證有充足的財富前提下，如何分好“蛋糕”成為重點、難點。我國確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這就決定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創造的財富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是“等量勞動領取等量報酬”，這是一種平等的分配方式。“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量”。[25]社會主義能消除物質財富在占有、分配和享受上的不平等狀況，實行公平分配方式，可以調動社會各成員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創造性。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公平與共同富裕和人民獲得感相關聯，他在2013年提到“我們要隨時隨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26]，在2018年指出“我們要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所需所急所盼，讓人民共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發展成果”[27]，在2021年提到共同富裕的實現要堅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28]由此可見，黨中央越來越重視公平問題。公平分配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長期以來，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仍然較大，分配結構不協調，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偏低，影響著共同富裕的進程，構建合理公正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現代化收入分配體系，是逐步縮小差距、促進高水平均衡發展的題中之義。以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為抓手，旨在解決最廣泛、影響最大的收入差距。初次分配的核心是要做到資本、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化改革，提高勞動者報酬占比，推進勞動者收入占有上的共同富裕；再次分配要以公平為主，核心是通過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等輔助性手段，通過實施個人累計稅、房產稅、遺產稅等財產稅來縮小收入差距，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第三次分配核心是通過社會公益慈善事業來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雖然對于第三次分配的可行性看法不一致，但它作為推動全體人民精神富裕的重要補充是可以進行探索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大會上講話中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以共同富裕為特征，創造了人類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的新途徑，為那些既想加快發展又想解決貧富分化問題的國家提供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全新選擇。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實現共同富裕的新途徑。共同富裕是區別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的顯著標志。原始社會是人類社會早期的第一個社會形態，人類社會在原始共產制下，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普遍貧窮。以血緣家庭和氏族公社為組織的共產制家戶經濟形式不存在剝削和奴役，產品分配也是在全員之間進行，但是這種社會制度建立在生產極其落后和受制于大自然形成的共同體上。原始社會后期，隨著社會三次大分工的進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出現，產生了階級對立和貧富分化現象，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也即階級社會，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分裂存在于整個階級社會時期。“由于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29]在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看到資本家采取或明顯或隱蔽的剝削方式最大限度地無償占有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一方面是極少數人獲得大量財富，另一方面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被剝削，這無疑加劇了貧富之間的對立，激化了貧富之間的矛盾。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筆下描繪的是一幅血淋淋的資本吃人的畫面，在資本剝削壓迫下，勞動者毫無幸福可言。“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30]
時至今日，無論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社會貧富分化依然嚴重。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失業現象嚴重，社會不平等現象在逐年增加，2019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19年度《全球多維貧困指數》報告表明，全球尚有13億人處于多維貧困狀態，國家和地區之間存在巨大貧富差距。2015年9月聯合國193個成員國達成共識共同簽署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旨在推動實現三個史無前例的非凡創舉，其中之一便是消除極端貧困，提出“我們決心在現在到2030年的這一段時間內，在世界各國消除貧困與饑餓”，[31]可見消除貧困、追求富裕生活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的愿望訴求。為何有如此強大的決心？
以美國為例，美國整體富強面紗下隱藏著貧富嚴重分化的冷酷現實，“美國已經淪為貧富分化最嚴重的西方國家，約4000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中，1850萬美國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超過500萬人的生活狀態同第三世界絕對貧困人群相當”。[32]美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2019年5月美國基尼系數達0.482，遠超0.4的國際“警戒線”。“美國最富有50人的財富相當于最貧窮的1.65億人的財富”，[33]這一數據相當觸目驚心，高收入階層人士一年的收入相當于普通人一輩子的收入總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讓貧富分化雪上加霜，2021年1月19日拜登上任前一天，新冠肺炎患者死亡人數突破40萬，僅一個月就增加了整整10萬人，美國不幸成為疫情重災區。這是因政府應對疫情政策不力導致，在這個重要歷史關頭無法拿出美國執政力量的責任擔當，也無法拿出美國社會的團結，美國的民主政治已經走向極端化，社會不平等進一步加劇，人權災難嚴重，底層民眾陷入更加艱難的困境。在疫情中，不同族裔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有很大差異，非洲裔和拉丁裔比白人的死亡率高，他們大多從事低端工作，生存環境很差，導致更容易感染病毒，而住院的幾率也比白人低，因而死亡率更高。中產階級逐漸萎縮，有穩定收入、住房和生活前景的美國藍領工人原本屬于中產階級，但由于境況惡化，不少人掉出中產階級家庭行列。2019年德國紀錄片《美國的窮人如何生存》（Poverty In the USA）,真實再現了美國工人階級和貧窮人口的日常生活[34]。20世紀末美國約有1/10人口的部分食物還得靠政府救濟，他們中也有很多之前就是中產階級，后來淪落到靠救濟為生。貧困壓力導致民眾健康狀況下降，部分民眾因貧失去醫療保險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身患疾病無法醫治導致健康惡化。《大西洋月刊》網站2020年4月報道，美國低收入人群患病后因無錢都會延遲去看病。[35]
以上展現的貧困現象不是發生在貧窮落后的國家，而是發生在GDP經濟實力排名靠前的美國。更可怕的是，這并非美國一國的問題，烏克蘭的“廣場革命”、巴黎的黃馬甲、泰國的黑衣人、白俄羅斯邊境難民危機等國際沖突不斷，這一系列矛盾沖突問題的癥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無法避免這些現象的發生，也不能阻斷貧困代際的產生。反觀中國，我們不僅取得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而且完成了脫貧攻堅的階段性任務，并邁向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這充分地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向世人詮釋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現代化，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可循。中國的發展注定要走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36]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新選擇。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世界眼光的高度關注全球減貧事業，心系生活在貧困中的世界人民，他指出：“中國共產黨從人民中走來、依靠人民發展壯大，歷來有著深厚的人民情懷，不僅對中國人民有著深厚情懷，而且對世界各國人民有著深厚情懷，不僅愿意為中國人民造福，也愿意為世界各國人民造福。”[37]當今世界南北發展差距、貧富懸殊問題依然嚴峻，在南亞、東南亞、非洲等一些地區經濟發展緩慢，社會動蕩不安，人民過著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日子。習近平總書記認為貧困問題不僅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問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呼吸共命運的問題，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消除貧困是全人類的共同使命，要“發揮好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等國際減貧交流平臺作用，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更加有效地促進廣大發展中國家交流分享減貧經驗”[38]。2020年《中國脫貧攻堅調研報告》系列國家智庫報告中英文版共24冊問世，報告以11個地方扶貧經典案例為依托，系統總結中國扶貧開發的做法、經驗和實踐模式，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減貧提供優秀范例，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豐富的借鑒與參考。
總體而言，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共同富裕是一項系統工程，既需要黨和政府總體規劃清晰的發展藍圖，加強頂層設計，在集中統一領導下按步驟、分階段實施目標計劃，還需要全體人民勠力同心、艱苦奮斗，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添磚加瓦夯實基礎，做好兩個百年的歷史交接棒，順利開啟下一階段的新征程。新階段、新目標、新任務如何更好地統籌共同富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實現，成為刻不容緩、民心所向的重點、難點議題。同時還要看到這兩大歷史任務實現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為此，需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腳踏實地朝著共同目標而努力。
注釋：
[1]《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0頁。
[2]《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5頁。
[3]《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頁。
[4]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5]《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頁。
[6]《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827頁。
[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頁。
[8]《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9]《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頁。
[10]《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頁。
[12]《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頁。
[13]《江澤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頁。
[1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47頁。
[15]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16]《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頁。
[17]《習近平在湖南考察時強調深化改革開放推進創新驅動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人民日報》2013年11月6日，第1版。
[1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352頁。
[19]《擺脫貧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5頁。
[20]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21]《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頁。
[22]《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頁。
[23]《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頁。
[24]《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頁。
[2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頁。
[27]《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731頁。
[28]《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頁。
[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197頁。
[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頁。
[31]《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參見聯合國官網2015年9月25日。
[32]《貧富分化導致美國人權問題日益嚴重》，《人民日報》2020年7月15日，第8版。
[33]Ben Steverman,Alexandre Tanzi，“The 50 Richest Americans Are Worth as Much as the Poorest 165 million”，參見彭博網站2020年10月8日。
[34]Sebastien Gilles 2019,Poverty In the USA，德國之聲（DW）制作紀錄片英文版。
[35]《貧富分化導致美國人權問題日益嚴重》，《人民日報》2020年7月15日，第8版。
[36]《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第3版。
[37]《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頁。
[3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722頁。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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