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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魯春義：論美元化的危害及去美元化的必要性和措施

點擊：  作者：程恩富 魯春義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03-23 11:43:07

 

 

摘要：文章基于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分析了美元化的形成機制、現實影響及其應對措施。從金融化角度來看，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經歷了黃金-美元體系、石油-美元體系以及制度-美元體系三個階段；其中，制度-美元體系即全球金融化體系，是新自由主義制度下，以金融化為紐帶實現的商品市場與金融市場融合、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融合，并在此基礎上推動的美元國際貨幣權力進一步擴張；國際貨幣權力的擴張主要以美元化方式實現，而全球美元化通過商品金融化、技術金融化和制度金融化等三重金融化機制實現，其中商品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形成基礎，技術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催化劑，制度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根本保障；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美元化給外圍國家帶來嚴重后果，外圍國可通過推進國際貨幣多元化、防止技術金融化、充分認識新自由主義“三化”改革的危害等方式去美元化，中國須關注國家對本國金融權力的掌控，應把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作為去美元化根本戰略。

 

美元化形成機制與去美元化對策研究

魯春義 程恩富

 

一、引言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歐美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使得國際社會開始普遍質疑全球金融化體系中以美元為標的資產的安全性，黃金和大宗商品等將成為各國爭相持有的儲備。此時持有較多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有兩種方式維護自身利益，一是通過出售外匯資產購買俄羅斯等國的大宗商品，二是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以更多本國貨幣購買國外大宗商品，這都將導致美元通貨膨脹。此時，美元化國家將遭受來自兩個方面的損失：一方面，美元化國家將直接從美元通貨膨脹中遭受損失；另一方面，美國采取的防通貨膨脹政策直接影響美元化國家經濟發展。事實上，已有不少關于美元化及其影響等方面的研究。

 

美元化現象最早出現在18世紀末，典型的案例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美元化有多種方式：從美元影響范圍來看，分為事實美元化、過程美元化和政策美元化(張宇燕，1999);從貨幣替代的角度看，分為貨幣替代、固定匯率和法償貨幣三個層次(宋衛剛，2006);從功能角度看，有交易美元化、資產美元化、存款美元化等(李揚、黃金老，1999;Reinhart,2003;Mwase,2015),也有因套利而產生的美元化(Geng,2018);根據主導者不同，可將美元化分為官方美元化、半官方美元化、民間美元化等(蔡輝明、易綱，2003);如果按照程度劃分，可分為完全美元化、部分美元化以及高、中、低美元化等(Husain,2006)。多數西方經濟學者認為，美元化對中小發展中國家(比如阿根廷、厄瓜多爾等)有降低通貨膨脹、穩定金融市場的功能(Mary,2008),而且對新興經濟體有穩定經濟政策、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功能(Naceur,2015;Mendoza,2017)。

 

關于美元化的原因，有學者從通貨膨脹、外部沖擊以及匯率變動等角度進行研究。通過對拉美國家美元化的案例研究發現貸款美元化和存款美元化相互影響，存款的美元化促進了貸款的美元化(Luca,2008;Nendis,2009;Asel,2010;Escribano,2011);國際貨幣體系轉變過程中，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不斷提高，此時外圍國的惡性通貨膨脹以及貨幣大幅度貶值促使這些國家的美元化(何曾、梁晶晶，2015);全球市場的外部沖擊會影響經濟體的美元化，大宗商品價格波動是促進資源型國家美元化的重要因素(Catao,2016);一些學者通過構建投資組合模型進行分析發現，部分歐洲或中亞經濟體美元化的原因是由投資者套利驅動(Geng,2018);對于中亞國家而言，蘇聯解體導致的經濟衰退是其高度美元化的直接原因(王煒等，2018、2019)。

 

從形成機制的角度來看，西方經濟學者在自由市場制度框架的假設下，運用貨幣需求理論構建預留現金模型、交易費用模型等，研究流通領域中存在多種貨幣之間相互替代的作用機制，指出美元化的關鍵是持有美元資產獲得的長期高收益率(韋偉，2003);與西方經濟學者認為美元化成本是短期的，但能獲得中長期的收益的觀點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通過構建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指出，由于美元化國家無法使用匯率政策調節國際收支失衡，從而經常賬戶的惡化使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下降(Izurieta,2003);對在瑟爾沃模型基礎上構建的美元化經濟體增長模型進行分析發現，美元化國家的穩態經濟增長率低于擁有主權貨幣國家的穩態經濟增長率，而且美元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相當不穩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美元化國家更易陷入債務陷阱(Missaglia,2021);多數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美元化是美元國際貨幣權力擴張的主要途徑，美國通過財政赤字貨幣化等經濟政策，加劇了美元化國家的困境(任傳普、程恩富，2021;鞏瀟然、趙敏，2021;孫立冰，2021)。

 

其實，在俄烏戰爭之前，由于次貸危機的發生，“去美元化”已成為全球熱點。一般認為，由于美元化會削弱或消除一國貨幣政策以及匯率政策有效性，帶來金融不穩定，導致金融風險增加，金融危機發生的概率上升，因此條件允許的經濟體應盡快實現去美元化(Kokenyne,2010);對亞洲區域的研究發現，人民幣是影響亞洲匯率波動的重要因素，其將成為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重要一極，因此成為去美元化后可選國際儲備之一(Fratzscher,2011);針對新興經濟體的研究表明，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元特權的濫用是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因此須盡快實現儲備貨幣多元化(Fratzscher et al.,2013)。

 

一些學者聚焦美元化國家去美元化經驗。研究表明，已有十幾個國家①通過放寬匯率浮動區間、提高本外幣存款利差以及外匯貸款利率等宏觀政策，結合提高外幣使用標準和外幣存款保險費等微觀措施，有效地實現了完全去美元化或部分去美元化(Cayazzo,2006;Kokenyne,2010)。東南亞國家②正在通過一系列措施提升本幣吸引力以降低本國美元的使用率(Kubo,2017),盡快實現去美元化。部分“一帶一路”倡議國家，通過與中國貨幣合作，逐漸推進各類交易的本幣計價，為去美元化打下基礎(Linn & Zucker,2019)。值得關注的是，美元化對我國影響的研究表明，國際經濟往來中的美元化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福利產生較大負面影響，降低美元化程度能夠削弱外部沖擊，促進本國實體經濟發展，大幅度改善社會福利(王勝、肖澤亮等，2022)。

 

可見，已有文獻關于美元化的研究，主要以案例或實證的方式分析其含義、產生原因、發展過程以及帶來的影響，對考察理解美元化問題有重要意義。但是，這些研究主要采用西方經濟學方法，難以涉及到美元化的本質，尤其是對美元化形成機制的研究，僅在經濟人等極端假設基礎上分析，缺乏對社會制度環境轉變的考慮，其結論容易背離現實。本文從馬克思主義金融化理論入手，分析美元化的本質及其形成機制，對去美元化戰略選擇具有一定指導意義。

 

 

二、馬克思主義貨幣國際化理論

 

美元化的基礎是美元的國際化。馬克思認為貨幣的國際化表現為貨幣職能的國際化，其本質是貨幣權力的國際化。而美元化是國際貨幣權力擴張的主要途徑。

 

(一)貨幣國際化的本質是貨幣權力的國際化

 

根據勞動二重性原理，具體勞動生產使用價值，抽象勞動生產價值。而價值是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本身也是抽象的、無形的。這種抽象的、無形的價值須通過有形載體存在，不同的載體就反映出不同的價值形態。價值的原生形態是使用價值，第二種形態是交換價值(即物物交換),第三種形態是貨幣(即一般等價物)。價值載體的變換是通過交易完成的：物物交換時，商品中價值以交換對象的使用價值為載體；貨幣交易時，商品中價值以“一般等價物”的貨幣為載體。可見，貨幣是價值的載體。

 

同時，價值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勞動創造的價值對他人的作用與意義；二是他人因此而產生的對此勞動的依賴性。這種依賴性形成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即“他人想要獲得此勞動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必須要為對方勞動”③。于是，貨幣作為價值載體便具有了這種權力。“每個個人行使支配別人的活動或支配社會財富的權力，就在于他是交換價值的或貨幣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裝著自己的社會權力和自己同社會的聯系。”④因此，貨幣既是人們為他人服務的勞動的社會價值的體現，也是人們擁有的支配社會資源的權力的符號(魯品越，2018)。但是當前的主權貨幣(紙幣、數字貨幣等)本身不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不過在主權貨幣的發行中，國家通過政治力量使其吸收了勞動價值。因此，主權貨幣是政治力量與經濟力量相結合的產物。

 

主權貨幣發展成為世界貨幣，需具備供給與需求方面的條件。從供給方面來看，該貨幣價值穩定，被廣泛使用，各國勞動者愿意將其作為勞動價值載體；從需求方面來看，限定各種國際交易以該貨幣進行，從而各國勞動者不得不將其作為勞動價值載體(袁輝，2021)。主權貨幣一旦成為世界貨幣，貨幣權力便擴展到國際層面，成為支配全世界社會資源的價值符號。美元正是這種國際貨幣：美國基于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通過各種方式要求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結算，從而吸收各國人民的勞動價值(魯品越，2018)。

 

(二)金融化推進國際貨幣權力擴張

 

1.金融化增強主權貨幣權力

 

馬克思主義認為，貨幣作為價值的載體，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具有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而金融化可以增強這種權力。第一，通過貨幣金融化提升貨幣支配能力。貨幣金融化是貨幣通過金融手段進一步衍生的現象，貨幣金融化創造出基于貨幣的衍生金融產品(比如貨幣期貨、貨幣期權等),擴大了貨幣的支配范圍，增強了其支配能力。第二，通過商品金融化實現貨幣權力的衍生。金融化通過將各類商品、資產與貨幣更緊密聯系起來，從而實現貨幣權力在商品和資產上的延伸。尤其是商品金融化，不僅僅增強了貨幣對該類商品的支配能力(因為金融化后更便于交易),而且金融化后的商品，除了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和使用價值之外，也顯示出一些貨幣特征(價值儲藏等),因此金融化商品額外獲得了主權貨幣的部分權力(即支配其他勞動的能力),這部分權力并不是主權貨幣權力的分割，而是金融化后由商品價值轉化來的，其本質為在主權貨幣原始權力基礎上的衍生權力?？梢姡唐返慕鹑诨?，增強了主權貨幣的權力。

 

2.金融化促進信用美元的國際化

 

從價值錨定的角度來看，美元國際化經歷了三個階段：以黃金為錨的美元國際化，以石油為錨的美元國際化，以新自由主義制度為錨的美元國際化。相應地，二戰以來國際貨幣體系也可以劃分為：黃金-美元體系(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石油-美元體系(即牙買加體系)和制度-美元體系(即金融化體系)。

 

黃金-美元體系始于布雷頓森林會議，其本質是金匯兌本位制，美元與全球通用的黃金可直接兌換，其他國家主權貨幣可通過兌換美元而兌換黃金，因此世界各國愿意持有美元作為結算和儲備貨幣，這是當時美元國際化的基礎，美元的國際貨幣權力依賴于黃金的天然貨幣地位。但是，“特里芬難題”導致美國取消了美元與黃金兌換的承諾，黃金不再是美元國際化的基礎。

 

為維持美元的國際貨幣權力，美國找到了新的價值之錨——各國工業賴以為生的石油，當時美國同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軍火和保護，條件是沙特所有的石油交易都要用美元結算，即不可動搖協議⑤。由于沙特是OPEC中最大的產油國和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國，其他國家也很快采用美元進行石油交易，石油-美元體系從此確立。在石油等大宗商品被金融化之后，國際金融市場形成了一個以信用美元為核心的計價、結算循環體系，可稱之為全球金融化體系或制度-美元體系(魯春義，2021)。

 

制度-美元體系始于華盛頓共識，其本質是在石油等大宗商品金融化的基礎上，通過新自由主義制度實現各主權貨幣依附信用美元的國際貨幣體系⑥。該體系的關鍵特征是，以美元為錨的各國主權貨幣都被符號化，于是各主權貨幣的可替代性增加，導致以流動性作為衡量標準的可替代貨幣(各種準貨幣)充斥于發達的金融市場中；同時，各國大量被金融化的商品和資產也被順利引入國際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市場成為主宰全球商品的權力中心，美元是貨幣權力中心的霸主。當然，美元同時也是主權貨幣，以其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化體系本質上從屬于美國國家意志。

 

3.金融化提高貨幣國際化循環速度

 

一國貨幣國際化之后，成為全球大多數國家在國際交易中使用的貨幣，具有公共屬性，但是其無法擺脫本身為某一國貨幣的主權屬性。因此，國際貨幣在全球發揮貨幣職能(價值尺度、流通手段以及儲藏手段等)的同時，不得不在國內行使貨幣職能，于是貨幣發行國必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國際市場中的貨幣回流，以滿足本國經濟運行的需要。這種回流機制，在貨幣國際化初期，可以通過對外商品貿易或正式協議(如布雷頓森林協議)實現。然而隨著資本主義體系的膨脹和擴張，全球交易需要更多國際化貨幣，為獲取巨額鑄幣稅收入，同時應對“特里芬難題”,全球金融化體系應運而生。

 

該體系以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為主要內容，金融化是一套放大各類商品金融屬性，并將其引入金融市場的經濟機制，包括價格形成機制和交易機制。通過商品資產化和資產證券化等方式，使得社會生產、消費等經濟活動與金融活動緊密相連，為國際化貨幣的回流打開通道。這個通道使得流回的貨幣能夠迅速進入本國生產、消費等領域，實現回流貨幣與國內經濟活動的無縫對接，從而將本國貨幣在全球各地吸收的剩余價值，輸送給國內資本，形成本國資本全面受益的局面。全球金融化體系中的自由化金融交易，相對于商品貿易等形式，更便于實現國際貨幣的主權屬性，不僅使回流貨幣滿足本國經濟運行需要，而且能有效地將國內資本循環與國際資本循環融為一體，通過制度設計實現國內經濟政策控制全球經濟的局面。

 

(三)金融化與全球化共同推進美元化

 

美元化是美元國際化后的權力深化，是對其他主權貨幣權力的替代。此時，美元不僅在本國行使主權貨幣權力，還深入到其他國家內部，對這些國家經濟金融產生更大的影響。一國金融化后其貨幣更容易被美元替代，其資源也更容易被美國控制?；谌A盛頓共識形成的全球金融化體系，是典型的美元化時期，此時全球出現了大規模美元化。大量美元活躍在全球各個流通領域，取代一些國家主權貨幣的部分或全部職能，比如外圍國使用美元進行計價、流通、投資、儲備或者作為貨幣錨。

 

全球金融化體系時期，全球大宗商品中95%是以美元計價，國際貿易結算以及外匯交易中美元份額超過85%,其他國家只能作為價格接受者；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元作為全球國際儲備曾下降至接近45%,而金融化貨幣體系時期該比例長期處于60%以上，甚至多年超過70%;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中接近三分之一的國家直接將美元作為本國貨幣錨。上述現象表明，全球金融化體系下越來越多的國家用美元替代本國貨幣行使部分或全部職能。

 

可見，全球新自由主義金融化體系的建立，鞏固并提升了信用美元的國際地位，也促進了主權國家的美元化。該貨幣體系中的信用美元通過三個層次的金融化實現美元化：第一層是大宗商品金融化，將原貨幣錨納入金融體系，更方便了商品的流通、交易與投機；第二層是技術金融化，實現數字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融合，促進數字金融資本形成，便于更高效的集聚、集中與壟斷；第三層是制度金融化，通過推行“三化”改革，將金融化的商品、技術納入全球金融市場，形成美元的全球環流體系。

 

 

三、商品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基礎

 

商品金融化提升信用美元國際貨幣地位，吸引更多國家用美元以及美元資產取代本國貨幣的部分職能，從而實現美元國際貨幣權力的進一步擴張。

 

(一)確立美元的大宗商品定價權

 

獲取大宗商品定價權是美元國際化的基礎，美國通過控制中東地區，實現了對石油交易的控制，并以石油美元體系帶動整個大宗商品的美元化。掌握大宗商品定價權，就可通過調控大宗商品價格影響美元匯率，從而影響國際貿易；同時掌握大宗商品定價權，可在進口大宗商品時輸出美元，促進美元跨境使用，實現各類資產的美元化。此時美元信用貨幣以大宗商品取代黃金為錨，成為國際通用的交易貨幣。

 

(二)以期貨定價體系實現大宗商品金融化

 

大宗商品現貨定價權確定之后，通過對大宗商品交易的標準化設計，確立了由美元衡量的大宗商品期貨定價體系，實現大宗商品的金融化⑦。美國通過設立期貨交易市場構建商品期貨定價體系，這些期貨交易市場在維護了美元國際計價貨幣地位的同時，加強了對大宗商品現貨市場的控制。除了在本國建立期貨交易市場(期貨交易所),美國通過歐洲援助計劃，要求歐洲也建立以美元計價的期貨交易所，最終形成了貴金屬定價中心(紐約商品交易)、工業金屬定價中心(倫敦金屬交易所、紐約商業交易所)、能源類大宗商品定價中心(紐約商業交易所)、農產品定價中心(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倫敦洲際交易所)等大宗商品定價中心。這些大宗商品定價都以美元為基準，直接決定了其他國家國際交易中對貨幣的選擇。

 

(三)大宗商品金融化提高信用美元的儲備地位

 

商品金融化的過程，不但強化了美元國際貿易結算與計價貨幣地位，而且促使美元逐漸發展成為主要的國際投資貨幣。一方面，作為投資工具，美元已成為重要的金融交易產品，美元期貨、美元期權等貨幣衍生品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上主要的投資避險工具；另一方面，美元由對商品計價發展到對金融資產計價大大促進了國際金融市場發展。與此同時，世界各國為了貿易、結算、投資、避險等，更需要儲備一定數量的美元，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得到提升，進一步取代了外圍國主權貨幣的儲備職能。

 

 

四、技術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催化劑

 

技術金融化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新技術服務于金融資本，成為加速金融資本積累的工具，二是新技術研發依賴于金融資本的投資，三是技術進步帶來數字資本的金融化，四是數字資本金融化強化美元國際地位，加速對其他國家貨幣的替代。

 

(一)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經濟快速金融化

 

當今世界，隨著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金融與各類技術密切結合起來。信息技術以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方式，延長金融服務時間、拓展金融服務空間，助力金融融入經濟社會中的方方面面，不僅促進了經濟全面金融化，而且促進了社會金融化。

 

第一，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能夠降低信息不對稱，緩解企業融資難問題，從而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信息技術中的網絡搜索，通過優化評估效率、便利交易服務等方式降低消費成本，吸引大量消費者進入金融市場。第二，以信息科技為基礎的金融平臺化發展，通過移動互聯的方式實現了金融活動的現實場景化，將普通人生活中的融資、投資、支付等金融行為集合在一起，并可瞬間完成，實現了金融與個人生活的無縫鏈接。第三，在上述基礎上，與金融密切相關的科學技術專門獨立出來，形成金融科技產業，其對金融行業的產品設計、業務流程、組織體系以及商業模式等產生持續、全面的影響，大大促進了全社會的金融化進程。

 

(二)技術進步離不開大量金融資本的投資

 

伴隨著時代的發展，技術創新全過程存在的各個環節都對資本有需求，尤其是信息化產業發展帶來的較高的技術創新性和風險性，使其對風險資本有更強的依賴性。一方面，發明創造需要越來越多的團隊合作以及資金支持，單打獨斗的創新概率越來越底，逐漸被市場淘汰；另一方面，由于新技術只有作為資本品為資本家帶來利潤才能被引入產業進行大規模使用，所以對經濟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技術進步必然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投資。這一現象使得資本市場逐漸取代銀行資本成為產業創新發展的孵化器。

 

(三)技術進步帶來數字資本的金融化

 

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信息技術在金融市場中的廣泛應用，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虛擬資本支配生產的重要表現(劉煜、程恩富，2022)。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數字化交易提高了全球金融產品的流轉速度，促使各類金融衍生品層出不窮，導致金融業務越來越復雜，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第一，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化革命帶來的網絡化經濟模式，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使得每個經濟主體被整合到網絡化生產與交易的情境中，此時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更高，社會化程度更高，其對剩余價值的占有程度超過了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時代的經濟模式，被稱為數字資本發展模式。第二，數字資本模式中，貨幣主動參與并主導資本增殖的全過程，在數字技術作用下，以更為虛擬的方式實現資本積累。數字平臺的組織模式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靈活性和自由度，克服之前各類資本價值運動的時空障礙，逐漸擺脫了生產過程，實現數字資本虛擬價值在流通中的無限增殖。第三，上述數字資本增殖過程是數字資本與金融資本結合對原虛擬資本的再虛擬化，這是數字資本金融化的重要特征，這種再虛擬化使得價值循環進一步脫離實體經濟，不需要經過長周期的生產過程，就可實現巨額利潤的即時獲取。

 

(四)數字資本金融化強化美元國際地位

 

在產業資本、金融資本時代，美元已成為國際計價、結算和儲備貨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產業資本、金融資本逐漸走向數字化轉型，實現技術與金融的密切結合，使得數字資本引領資本主義世界新發展。美元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主導貨幣，得益于數字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融合發展，其對外影響更加廣泛和深入，更容易取代外圍國主權貨幣行使相關貨幣職能。

 

數字技術促使各類產品和服務數字化，并以數據信息的方式存在，這些數據信息被商品化，成為當前資本主義重要的生產要素。數據信息的商品化是數字資本家獲取剩余價值的主要途徑，是數字資本增殖的源泉。數字資本與金融資本結合的過程，就是數據信息商品金融化的過程，其金融化過程中借助通達全球的信息渠道必然與美元等國際貨幣發生聯系。第二，信息數據商品的金融化，消除了時間與空間障礙，降低了各類要素流動的成本，進一步推動資本的全球化擴張，而且深化了資本在貿易、金融、生產、消費等方面的作用，尤其是提高了這些領域資本的金融化程度，使得美元等國際貨幣所能衡量和支配的商品種類和數量大增。第三，數字資本發展帶來的頻繁、大規模交易，增加了美元的使用量，進一步鞏固美元的結算地位。比如，投資領域出現了基于數字技術的高頻交易、量化投資、智能投顧等金融活動，大大增加了美元在金融市場交易的規模和頻率；值得指出的是，基于數字技術的數字穩定幣等各類數字貨幣主動與美元掛鉤，這就將數字貨幣的交易疊加到美元上，擴大了美元的計價范圍。而計價范圍的擴大以及結算地位的上升，又進一步提高美元的儲備價值。

 

 

五、制度金融化是全球美元化的保障

 

前文分析可知，商品金融化以及技術金融化都提高了美元國際貨幣權力，增強了美國通過美元化對全世界的控制力，但是其前提是需要一系列有利于上述金融化的制度安排，可稱之為制度金融化?；诮鹑诨闹贫仍O計，是實現全球美元化的重要保障。

 

(一)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制度金融化

 

事實上，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及牙買加體系發展，國際貨幣呈現多元化態勢，美元不再是單一的大宗商品結算貨幣，美元的國際地位有所削弱。為此，美國又通過制度金融化的方式保持其主要國際貨幣的地位，此時便進入了全球金融化體系⑧。所謂制度金融化是指一系列保持金融自由開放的體制機制，新自由主義思潮是制度金融化的基礎。新自由主義是金融壟斷資本倡導的意識形態，全球金融化體系是維護該意識形態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是保障美元國際地位的關鍵。

 

新自由主義始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世界性滯脹危機，由美國和英國率先提倡并在全球推廣，其核心主張是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全球金融化體系正是以私有制、自由化為基礎鞏固美元國際地位的(李雪陽、孫立冰，2020)。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金融化體系設計者，認為一國經濟制度的“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全面市場化”是該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后簡稱“三化”機制)。他們指出：一是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必須自由化，國內外一視同仁，因此需要取消非關稅壁壘、減少關稅、簡化稅則；二是實施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政策，以合資、租賃、販賣股份、全售產權等方式將國有企業等國有資產全部私有化；三是金融部門全面推行市場化改革，主要包括金融部門國有資產的私有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提高資本市場開放度、資本賬戶自由兌換、引入做空機制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三化”機制改革在不少發展中國家推行，為美元等主權貨幣成為吸收全世界勞動價值并支配他國勞動的國際貨幣掃清障礙，大大提高了美元的國際地位。

 

(二)“三化”機制促進商品金融化

 

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經濟滯漲，其實質是資本積累矛盾導致的商品以及資本過剩，剩余價值無法在流通領域實現，為此推行了流通領域的金融化，包括商品金融化以及各類生產性資本的金融化，金融壟斷資本迅速主導了全球經濟。這里的商品金融化主要是指具有典型金融屬性的大宗商品。

 

其一，大宗商品定價由市場化機制決定。商品的價格由本身的價值和市場供求共同決定，價格圍繞價值上下變動，未金融化的商品只具有使用價值，其價格波動不大；但是，金融化后的大宗商品，在原有使用價值的基礎上衍生出投資價值，此時對其的大部分交易是以投機的方式實現資本增殖，使得原來由現貨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大宗商品價格，轉變為由期貨市場的投資關系決定。據此，美國金融資本家根據金融市場交易規則制定了標準化的期貨交易機制，使得在現貨市場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完成的交易，在期貨市場只需幾秒鐘，大大提高了資本運行速度，提高了資本利潤率。當然，不管是現貨交易還是期貨交易，都是美國金融資本家制定的規則，完成資本循環的貨幣必須是美元。

 

其二，大宗商品價格國際傳導由市場化機制決定。在資本自由流動規則下，大宗商品價格的國際傳導由匯率市場化機制決定。匯率市場化機制，取消了各國對本幣與美元等國際貨幣之間兌換比例的控制，增大了國際金融市場中商品期貨價格的波動程度，一方面便于金融資本以投機方式實現利潤，另一方面使得發達國家金融資本能夠隨時通過金融市場進入他國獲取剩余價值。這就提高了美元國際市場交易的頻次，增加了國際市場交易的規模。

 

(三)“三化”機制促進技術金融化

 

技術發展過程中，如果資本大規模介入，能給參與創新的勞動者的勞動力再生產予以有效保障，就會吸引更多的勞動進入創新領域，從而提高了技術創新成功的概率。但創新不是資本的最終目的，其最終目的是獲取利潤。因此，信息化技術創新的成果相當一部分被用于加速資本流通實現利潤，尤其是用于金融交易的即時通訊技術，實現了不到1秒鐘就能完成一筆金融交易的高效率，大大促進了各類商品以及資本的金融化。當資本金融化后，資本只要在金融領域不斷循環，就能不停地獲取利潤，實現增殖。在“三化”政策之下，通過對技術進行設計包裝、估值等方式將其標準化，以路演的方式進行銷售，最后成為可在金融市場上自由交易的金融產品。此時技術成為金融資本循環的中介，以風險資本為代表的金融資本并不期待“長遠”技術產業化帶來的利潤，而是通過質押、抵押、股權轉讓等方式獲取即時利潤。技術金融化推進了金融領域的全面發展，大大促進了經濟金融化進程，擴大了美元等國際貨幣的可支配領域。

 

(四)“三化”機制促進金融全球化與全球美元化

 

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基礎，全球貿易市場、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以及人才市場等要素市場的自由開放，是國內不同市場之間、國際不同市場之間相互聯通的制度基礎。在此基礎上，信息技術的應用消除了各市場之間的物理距離障礙，金融資本的空間轉移成本大幅度下降，其在全球范圍內的活動空間無限擴大，所到之處盡收當地勞動生產帶來的利潤。于是，全球化的發展使得金融資本的集聚與壟斷能夠以獲取全球范圍內生產的剩余價值為目標。因此，全球化促成了美元的全球循環，形成了以信用美元為基礎的全球金融化貨幣體系，該體系通過美元化的方式實現美元霸權。具體來看，國際市場美元循環過程為：

 

美聯儲發行美元，各國通過本國貨幣兌換或銷售商品等方式獲取美元，此時美元行使國際貨幣職能，并通過這種方式直接支配各國的貨幣、金融化的商品和技術；各國經濟主體獲取美元后，通過購買美元資產(主要是債券),使美元流回美國，供美國人民在國際商品市場上購買商品進行消費，此時美元行使主權貨幣職能；最終形成了美國國內少數貨幣政策主導者只需印刷美元就可以獲得全球商品的局面(如圖1所示)。這只是美元霸權的部分表現，作為美國的主權貨幣，美國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隨意改變美元的價值，這就是所謂的美聯儲貨幣政策。

 

 

圖1 全球金融化體系下的美元循環過程

 

 

六、美國利益至上貨幣政策的危害及去美元化措施

 

(一)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美元貨幣政策調整的影響

 

在“三化”機制作用下，美聯儲通過加息的方式調整貨幣政策對世界各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比如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和1997年分別發生的墨西哥貨幣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7年發生的美國次貸危機及隨后的歐洲債務危機。而且，2015年開始的美元加息引起大量資本流出，導致阿根廷等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出現經濟衰退(如表1所示)。

 

美元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和破壞力，根本原因就是其以“三化”機制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地位。當美國以降低通貨膨脹緩解勞資矛盾為由加息時，全球以美元衡量的資產收益率上升，負債方面表現為成本上升，于是國際市場中的美元缺乏者減少美元融資或歸還美元貸款，美元富余者轉變投資方向增加對美元資產(比如美元國債)的購買，這些經濟行為都導致美元流回美國，加劇資本集聚和集中，鞏固金融資本家壟斷地位；在外圍國家中表現為資本外逃，嚴重者爆發金融危機，即貨幣貶值、各類資產暴跌，經濟衰退，人民普遍遭受損失。當國內勞資矛盾暫時緩解，金融資本利潤率實現，美國開始實施以降息為標志的量化寬松，大量印刷投放美元以滿足國際市場對國際貨幣的需求，此時金融資本家能以極低價格兼并或收購外圍國優質資產，頻繁投機之后，又會導致外圍國出現資產泡沫或負債過多。從歷史上看，上述過程是周期往復的，其最終結果是外圍國家由勞動創造的價值，逐漸被轉移到以美國為中心的少數國家的金融資本家手中。

 

2022年，美聯儲又開始加息，至12月底已加息7次，加息幅度已達4.25%,此次加息背景是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帶來的美國高通貨膨脹，但是新興經濟體也存在高通脹、高債務的情況，資本流出形勢更加嚴峻。美國只關注美元的主權貨幣職能，而不顧其應該行使的國際貨幣職能，高頻率、大幅度的加息，將給外圍國家帶來災難，同時必將削弱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據統計，在美聯儲加息政策的影響下，全球有超過90個經濟體的金融管理部門實施了加息政策，加息總次數超過300次，這些大幅度加息導致資金成本上升，是經濟衰退的開始，意味著未來很多國家可能出現危機。其中，作為新興經濟體的阿根廷，2022年全年加息9次，利率高達75%,居民生活困苦不堪。阿根廷曾經是人均GDP很高的國家，但其從私有化、唯自由化、唯市場化機制改革開始直到現在，還反復處在經濟金融危機或社會動亂之中，成為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新興市場國家應用的犧牲品。

 

 

(二)外圍國家去美元化的建議

 

除了貨幣政策調整的危害，2022年底美國聯邦債務已接近31.4萬億美元，即將到達其債務上限，占GDP比重達122%,而且30多年來，美元購買力水平已經下降超過60%。鑒于此，全球已有40個國家開始了“去美元化”進程，比如有不少國家或地區以區塊鏈技術或者貨幣互換等方式繞開美元進行交易、結算。但是美元化代表著美國支配世界的權力，因此去美元化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們認為相關國家從以下方面著手，能夠有效推動去美元化進程。

 

1.推進國際貨幣多元化發展以降低對美元及其資產的依賴

 

一是合理配置國際儲備，有條件的國家盡可能多地儲備黃金，改善國際儲備結構，削弱美國黃金壟斷地位，同時盡快減持過多的美元債券，多元化配置國際資產。二是增持除美元之外的國際貨幣或較大潛力的新興經濟體貨幣，從而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三是與關系緊密的貿易伙伴簽訂常備互換協議，提高本幣在貿易和金融中使用比重，以增強本國貿易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四是積極構建新的貨幣支付體系，在現有歐盟INSTEX、中國CIPS以及金磚五國BRICS Pay等支付體系的基礎上，聯合、改進或新建國際支付體系，形成能與SWIFT競爭的支付體系，以保證支付的獨立性和安全性。

 

2.專注發展實體經濟以扭轉技術金融化趨勢

 

技術金融化，尤其數字金融資本的形成與發展，是美元未來強化自身國際地位的關鍵，各國應積極采取措施應對該發展趨勢。首先，加強政府監管，減少或約束市場對純粹金融技術的投資，引導資本從事生產技術的研發；其次，確保本國創新或國外引進的先進技術用來發展制造業等實體經濟，防止其成為在金融領域投機的金融工具；最后，規范以數字平臺為代表的數字資本的發展，約束數字平臺運營中的金融化行為，防止高度壟斷且易被美國控制的數字金融資本的形成。

 

3.充分認識到絕對“三化”改革對一國產生的危害

 

全球各國，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首先要關注國內經濟的過度私有化問題，擴大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才可以有效控制對國外資本的依賴。其次，實施適度對外自由化政策，積極進行產業調整，通過降低外向型產業規模，降低經濟對外依存度；實施外匯管制政策，限制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非正常資本流動。最后，關系國家命脈的行業不應完全市場化，應由政府直接管控，作為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石。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全球金融化體系，減緩了美元貨幣政策調整帶來的沖擊。

 

(三)中國去美元化的啟示

 

按照廣義的美元化概念，我國也是被美元化的國家(比如持有巨額美元債券等),鑒于當前的地緣政治局勢以及美國頻繁制裁中國企業事件，去美元化是我國防范重大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安全的戰略選擇。根據美元化形成機制以及去美元化國家的經驗，我國去美元化需要關注三個方面：

 

1.國家掌握金融權力是去美元化的根本保證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迅速，儲備了大量美元外匯，從而不得不放棄部分貨幣發行權以及資產定價權，此時再將多數金融資產私有化，極易被華爾街為中心的金融資本控制，嚴重威脅我國國家金融安全。首先，從阿根廷等新興市場國家的教訓中認清新自由主義“三化”改革的本質，將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放在改革開放中首要考慮的位置。其次，金融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國民經濟命脈，金融權力不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金融改革發展中應確保金融系統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從而保證廣大人民群眾對金融資產的監督管理。最后，民營金融機構或企業富有一定的創新性和靈活性，是我國金融體系發展的重要力量，因而可通過加強引導和有效監管，實現其與國有金融機構的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成為保障國家金融安全的力量。

 

2.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去美元化的堅實基礎

 

去美元化有損美國金融資本家根本利益，只有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才能從根本上應對來自美國各方面的壓力，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去美元化。首先，防范國內經濟“脫實向虛”。商品、技術等在流通領域的金融化提高了利潤率，但是并沒有促進本國經濟增長，這種脫實向虛的經濟低質量發展，便于以華爾街為中心的金融資本的劫掠。其次，提升基礎研究能力實現核心技術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源動力，而人才是實現技術創新的根本，長期來看可繼續以多種方式支持國內高校和科研院所進行人才培養；短期來看可號召全球頂尖科技華人回國，或者積極招攬全球各國(包括俄羅斯、歐盟，甚至斯里蘭卡等)優秀外籍科技人才來華生活，從事頂尖科技研發。最后，推動高科技在實體經濟中的應用。金融發展與技術創新有相互促進效應，但二者都服務于實體經濟，才能促進高質量發展。比如通過設立產業基金、培養企業管理者等方式，支持以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量子通信等高新技術為基礎的智能終端、遠程醫療、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實體產業發展，讓新產業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增長點。

 

3.人民幣國際化是去美元化的重要途徑

 

其一，提高人民幣在國際業務計價和結算中的比重。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和西方金融理論都指出，主權貨幣不適合長期充當國際中心貨幣，因而人民幣國際化應聚焦于人民幣在國際業務中的計價和結算職能(劉偉、程恩富，2020),可通過在“一帶一路”等區域推行數字人民幣交易，形成數字人民幣區域化網絡，從而作為構建數字人民幣國際結算體系的先行區，然后在其他相關區域推行。其二，審慎對待資本賬戶開放。⑨人民幣國際化必然涉及到一定程度的資本賬戶開放，而資本賬戶開放意味著進入美元主導的全球金融化體系，該過程須實施審慎、漸進的開放政策。在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國際、國內政策調整或經濟波動所導致的國際資本頻繁進出可能被幾倍、幾十倍地放大，如果其中主要是投機資本，將對一國經濟產生重大沖擊，因此可適當采取征收托賓稅、繳納無償準備金等措施限制投機資本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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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這些國家包括波蘭、克羅地亞、土耳其、埃及、匈牙利、智利、墨西哥、以色列、白俄羅斯、秘魯、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

②包括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等國家。

③本刊記者.貨幣權力體系的發展與當代歷史進程——訪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魯品越[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12):19-28.

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

⑤1974年美國以保障沙特安全為由與其簽署“不可動搖協議”,以此換取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將美元作為石油定價和貿易結算的唯一貨幣。

⑥大規模大宗商品的期貨化,是全球金融化體系形成的標志。能源作為重要的大宗商品,其期貨始于20世紀70年代,成熟于20世紀80年代,可見大規模商品金融化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即華盛頓共識形成前后。從后文分析可知全球金融化體系的形成以商品金融化為基礎,以新自由主義制度為保證。

⑦商品金融化是在商品本身使用價值的基礎上,挖掘出其可能的投資、融資等額外具備金融特性的功能。這些額外功能可類比貨幣,同時具備稀缺性、存儲性與流動性的商品均可金融化,但無法再生的、稀缺性強的、流動性高的、方便存儲的商品,金融屬性更強。這些商品主要是與工業化密切相關的原油、有色金屬、農產品、鐵礦石、煤炭等全球需求量大的商品,即大宗商品。

⑧全球金融化體系與其他貨幣體系的關鍵區別在于,其改變了傳統流通領域中一國商品市場與金融市場分割的局面,打通了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并通過一系列國際制度安排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形成了商品—金融—美元—商品的閉環體系。

⑨程恩富,孫業霞.“三元悖論”與我國資本項目開放的新考量[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3(05):1-7.

 

（本文原載《上海經濟研究》2023年第2期，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作者：魯春義 程恩富；來源：《上海經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