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毛澤東著作，是學習黨史的一條重要途徑，不僅可以增加對黨史更多的了解，還可以深化對黨史的認識，尤其是能夠學習和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掌握科學的學習和工作方法，從而堅定道路自信，增強民族自豪感。
一、毛澤東著作是為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而寫，經過實踐的不斷熔煉而放射出永不消失的光芒
毛澤東曾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幟一樹立，大家就有所指。旗幟就是方向，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要關頭，都能夠指引方向、凝聚力量。中共三大通過了與國民黨合作的決定，但如何進行革命？如何看待國民黨？這些基本問題在當時的黨內并沒有搞清楚。當時黨內存在著兩種錯誤傾向，第一種傾向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對國民黨右派制造的反共行徑處處遷就，放棄了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并忘記了農民。第二種傾向是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傾向，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同時，他看不到國民黨左派的革命力量，不注意團結國民黨左派。這兩種錯誤傾向都沒有真正弄清革命的敵人是誰，也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革命的力量。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必須要回答的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對此作出了科學的解答。毛澤東領導過工人運動，對工人階級的革命使命和革命精神很了解。1924年他在國民黨內工作了近一年的時間，對國民黨內部各派系很清楚。他是農民的兒子，對農民也了解。尤其是1925年毛澤東回韶山養病，通過組織韶山農民取得了“平糶阻禁”的勝利后，他更看到了蘊藏在農民中的磅礴力量。為了讓中共黨內的同志正確認識中國革命的領導、動力、對象等一系列根本問題，毛澤東寫就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毛澤東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是無產階級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這里講的中產階級，就是民族資產階級，其代表就是國民黨。這一概括總結深刻、全面、精到，明確了共產黨的使命就是要把革命的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要以極高的革命熱情去團結農民兄弟。這就為革命指明了方向。革命有了明確的方向，就會凝聚起億萬革命群眾，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中國革命曾多次遭受過挫折，但在挫折和失敗面前，毛澤東用他的思想和行動給革命人以信心和勇氣，繼續前進。南昌起義失敗后，林彪的思想一度很消沉，長期的悲觀情緒使他內心一直很壓抑。1930年元旦期間，他用賀年的方式，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提出“紅旗到底能夠打得多久”的疑問，主張不必再去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議用流動游擊的方式去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林彪提出的上述疑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斷對紅軍進行“會剿”、中國革命正處于低潮的時期，右傾悲觀情緒和思想在黨和紅軍中仍有一定的影響，說明這些同志沒有看到中國革命的希望。1930年1月5日，經過深思熟慮的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長達六七千字的回信，以“時局的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為題，幫助林彪提高認識，并借以教育全軍。這封回信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指出，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國家，由此造成了中國統治階級內部的長期混戰，敵人總是占據著中心城市，而廣闊的農村尤其是各省之間的交界地區和偏遠農村，敵人則無法占領，成為統治階級力量相對薄弱的地方。恰恰就是在不同統治集團的縫隙中，能夠有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中國的革命力量雖然弱，但卻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反革命力量表面上強大，本質上卻是虛弱的，因為引起中國革命的各種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中國社會存在的各種復雜矛盾不斷激化和發展，注定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同時，他也批評了流動游擊的方式，指出正確的方針是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建立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波浪式向前發展。
【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在《革命》（半月刊）第四期發表重要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澤東的回信，給悲觀中的紅軍將士予以極大的信心，紅軍將士積極投入戰斗，粉碎了粵閩贛三省敵人對紅4軍進行的“會剿”。毛澤東不僅開辟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又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同樣探索出一條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雖然在我國已經建立，但仍有許多矛盾和問題需要去解決，正如毛澤東所總結的那樣，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黨中央和毛澤東想在蘇聯模式之外，另辟蹊徑，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來。1956年，毛澤東圍繞經濟建設問題這個重點進行深入調查研究，這次調查研究的方法，是分批匯報進行座談為主要形式。他從2月14日到4月24日，歷時2個多月，對國務院35個部委進行調查研究。先由主管部門的國務院辦公室做綜合匯報，然后再對各部門做更細致的調查研究，最后回歸全局，綜合判斷。聽匯報時，毛澤東一邊聽，一邊與匯報的同志討論，一邊談當前的情況，一邊回顧過去的歷史，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和框架在他的腦海中逐漸明晰。經過緊張地聽匯報，又通過連續6天參觀機械工業展覽，毛澤東寫就了《論十大關系》的光輝著作。《論十大關系》系統地總結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提出了一系列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初步探索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論十大關系》的基本內容至今還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人民觀和實事求是是貫穿于毛澤東著作之中的兩條基本的思想脈絡
1921年1月，毛澤東與蔡和森在通信討論建黨問題時，毛澤東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依據。”唯物史觀最核心的又是人民觀，即“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通觀毛澤東著作，篇篇都體現人民至上的思想。同時，毛澤東著作也反映著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人民觀和實事求是是貫穿于毛澤東著作之中的兩條基本的思想脈絡。毛澤東心里始終裝著人民，為了實現民族的獨立、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翻身得解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先后犧牲了六位親人。毛澤東《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張思德1933年參加紅軍，他作戰勇敢，在一次戰斗中，他繳獲了敵人的兩挺機槍，被戰友們親切地稱為“小老虎”。長征到達陜北后，他被調到中央警衛團工作。張思德無論是行軍打仗，還是做警衛后勤工作，只要是對人民有利的事，他都是拼命地干。1944年9月5日，張思德在燒炭過程中不幸犧牲。抗日戰爭時期，在革命隊伍里，存在著一種錯誤的價值觀，有些人認為，到抗日前線去才有作為，留在后方“沒有出息”，有些人認為政治軍事工作重要，經濟工作“不足道”等等。甚至在張思德犧牲后，也出現了一些類似的雜音：“老紅軍，經過長征，負過傷，最艱苦的環境都過來了，因到山中燒炭被崩塌的炭窯砸死了，太不值得！”這個情況被毛澤東知道了，引發毛澤東的思考：是不是只有沖鋒陷陣，在重大關頭與敵人殊死搏斗而犧牲才算得上是英雄？毛澤東決定親自參加追悼會，親筆題寫挽詞“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并發表了那樣一篇關于人生價值的極其重要的講話《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毛澤東的講話幫助革命的同志樹立了正確的人生價值觀：無論做什么工作，只要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都是有意義的，即使是犧牲，都是值得的和高尚的。在毛澤東的心中，兵民又是勝利之本，是一切力量的源泉。
【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作《組織起來》演講。】
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三光政策”和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封鎖，從1941年開始，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生活處于極度困難的境地。為了戰勝嚴重的經濟困難，毛澤東號召軍民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成一支勞動大軍。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幫助軍民渡過了難關。群眾在生產運動中還創造發明了一種新的生產形式，叫做生產合作社，他們在生產活動中互相幫助共同勞動。各行各業涌現出了許多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工作者。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召開了勞動英雄大會，期間，還為勞動英雄開了招待會，毛澤東在招待會上發表了《組織起來》的講話。毛澤東借用民間諺語“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形象地指出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要求共產黨員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要把群眾組織起來，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廣泛組織集體互助的生產合作社。指出，各行各業涌現出來的勞動模范，都是實行把群眾力量組織起來的結果。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國共產黨就是依靠人民的擁護才得以取得執政的地位，要想鞏固黨的政權，更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便投入到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中去，既沒有充分的理論準備，又沒有豐富的斗爭經驗，因此從大革命后期起，黨中央的領導層內不斷出現右傾或“左”傾錯誤，照搬共產國際指示或蘇聯經驗，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他善于用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去分析和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在他的踐行下，逐漸形成了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起草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部分 中央檔案館）】
1930年5月，毛澤東率領紅軍攻占江西尋烏縣城后，在這里做了20多天的調查，寫出了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毛澤東在對尋烏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深入調查和分析研究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兩條對立的思想路線問題，指出黨內的某些人只拿著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共產國際的本本來指導中國革命，是完全錯誤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兩條對立的思想路線，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與“本本主義”即教條主義之間的對立。毛澤東在此提出要科學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為了從根本上清除“左”、右傾思想的影響，毛澤東在1937年7、8月間先后寫下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光輝哲學著作，站在哲學的高度，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實踐和認識的辯證關系原理來說明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通過兩論的學習，提高了全黨的理論水平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指導中國革命實際的工作能力。延安整風運動期間，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實事求是作過經典闡述，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全黨同志對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再那么抽象，有了比較具體而明確的了解。正確的思想路線決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在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基礎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了一系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從而形成了毛澤東思想。
三、毛澤東著作的寫作非常嚴謹，精益求精
毛澤東對文章的寫作都是非常嚴謹的，從主題的選擇、框架的設計，到依據的尋找，都非常認真，經過反復打磨后才定稿。毛澤東善于深入實際調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再經過分析研究，寫出的文章很有說服力。為總結蘇區建設的典型經驗，1933年11月中、下旬，毛澤東率領中央政府檢查團先后到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進行實地調查。他來到當地，就住在老鄉家里，打地鋪，幫房主人掃地、挑水、劈柴，還同老鄉一起到田地里干活。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拉近了他與群眾的距離，群眾有什么話都愿意跟他講。毛澤東經常召集群眾開座談會，直接主持會議，親自提問。他找來的調查對象都是鄉級工作的同志和普通農民，以恭敬誠懇的態度，給他們一些時間摸索他的心思，逐漸讓他們能夠了解他調查的真實意圖。這樣群眾就能夠講出實際情況來。經過調查，毛澤東寫就了著名的《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系統地總結了這兩個蘇區鄉建設的經驗。建立了蘇維埃基層政權，鄉村委員會都是經過村民代表選舉產生的，代表群眾的利益，群眾都非常擁護。非常注重發展生產，如才溪鄉組織群眾大量開墾荒田荒地，凡是可耕種的土地都種上了莊稼，等等。這些經驗在蘇區進行推廣，推動蘇區的建設。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制定正確政策的基礎，否則，政策就會脫離實際，在實際中行不通。毛澤東是一個善于向他人請教的人，他做計劃做決策，集思廣益，博采眾長。毛澤東為了制定中國持久抗戰的指導方針，他一方面不斷地對抗日戰爭的過程和戰況進行分析，一方面又組織各方面的人才進行研究。為此他在延安成立了一個抗日戰爭研究會，吸收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重要理論干部和軍事干部參加，大家共同學習，一起討論。討論的時候，大家紛紛發言，互相啟發，集思廣益，最后形成系統的正確的理論。研究會以研究戰爭全局，討論戰爭的戰略問題為主要形式。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
毛澤東認為，要全面正確回答抗日戰爭中的重要問題，只有軍事斗爭經驗還是不行，還必須有豐富的軍事理論知識，尤其是國外的軍事理論知識。毛澤東對德國人克勞塞維茨寫的《戰爭論》一書比較感興趣，尤其欣賞他的集中兵力的思想。為此，毛澤東又發起組織了一個《戰爭論》研究小組。研究小組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討論一次，由何思敬直接從德文原版譯出來，譯一章，介紹研究一章，從中汲取對我有用的思想。《論持久戰》一方面是毛澤東刻苦學習，獨立思考的結果，另一方面又是經過兩個研究小組共同學習研究寫出來的，體現了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說：“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地加以刪改，然后發表。”毛澤東對自己的文章就是這樣要求的。（1）對文章標題進行精修。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的演講，最初是以新聞稿的形式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正標題為《警備團追悼戰士張思德同志，毛主席親致哀悼》，副標題為《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選編《毛澤東選集》時，把他在張思德追悼會上講話的題目改為《為人民服務》，這個題目人人都明白，許多人能把文章的內容背誦出來。由此可以看出，文章的標題是否取得好關系到一篇文章是否成功。（2）對文章內容進行優化。《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1951年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對報告的內容又作了修改。如在談到中農對待農會的態度時，原版中表述為：“他們在農會雖比富農略好，但始終不能積極，仍然保存他們那種游移的態度。”這次則把它改為：“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這樣一改，更符合當時中農的實際情況，反映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態度。（3）文章寫好后放一陣子再發。毛澤東寫的許多文章首先是用講課的形式出現，讓大家去討論，或在內部刊登傳閱，以征求更好的意見，力求讓文章的觀點能夠接受實踐的檢驗。《論十大關系》首先是毛澤東以講話的形式在黨的高層領域中傳播，主要是為黨的八大報告作準備，當時并沒有公開發表，在其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也沒有公開發表。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7月13日他致信毛澤東，認為《論十大關系》這篇文章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希望早日公開發表。毛澤東批示：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時再公開。直到1976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83周年紀念日，《論十大關系》才在《人民日報》上全文公開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復雜的，必須反復研究才能反映恰當，這是寫好文章的必然要求。
四、毛澤東著作既是一個思想寶庫，又是一個藝術天堂
講毛澤東著作是一個藝術天堂，主要是講毛澤東著作的修辭和文風至善至美。這是指旗幟鮮明，主題明確，不含糊其詞，不模棱兩可。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他說：“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這“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觀點很鮮明，徹底批判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放棄對革命武裝領導權所造成的嚴重后果，讓全黨的同志明白必須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國民黨反革命，只有這樣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毛澤東的發言對八七會議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這一戰略方針起了重要的作用。就是用大眾化的語言、通俗的文字闡明深刻的道理，讓讀者看得懂，聽者聽得明。
【1938年10月，毛澤東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是《論新階段》的第七部分。】
有一次，毛澤東在給學員講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區別時，他用形象的語言說：唯物主義就是老老實實按照實際情況辦事。可是“左”傾機會主義者是主觀主義，他們不懂這些，認為好像路不要人走就可以到的，子彈不會打死人，搞盲目冒險，動不動就暴動。我們有些同志對情況不分析研究，人家一鼓勁就來了，結果事與愿違，成了一個魯莽家。為了革命的勝利，我們不要當亂撞亂碰的魯莽家，而是要做一個勇敢而明智的英雄。還沒有等毛澤東的話講完，一個學員站起來自責地說：“毛主席講的是我，我以后一定要去掉不認真分析研究實際情況的缺點，做一個勇敢而明智的革命者。”另外幾個學員也都站起來表態，再不魯莽蠻干。毛澤東的語言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比如，中國革命早期中使用的“蘇維埃”這個詞語，它是從蘇聯過來的詞語，對中國革命的同志，尤其對中國的老百姓來講，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個詞語是什么意思。后來就不用了，改用人民代表大會，“蘇區”這個詞也不使用了，叫作解放區。文章必須與群眾工作、民族特色和時代特征相結合，才能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就是做工作不霸蠻，以理服人，使大家懂得為什么這樣做。思想工作一旦做通，就會迸發出無窮的力量。到了1929年，隨著紅4軍的發展，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4軍中表現出來，特別是單純軍事觀點和極端民主化思想比較突出，嚴重影響了紅軍的發展。1929年12月，紅4軍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了第九次黨代表大會。這次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基本原則。決議的第一部分就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采用同志式的誠懇態度，幫助犯有錯誤思想的同志指出錯誤思想的表現、來源以及糾正的辦法，循循善誘，使大家明白紅軍必須服從于無產階級思想領導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的話語好似一縷縷春風，吹進了每個紅軍將士的心坎，又好似一陣陣春雨，滋潤了每個紅軍將士的心田，紅軍將士的思想覺悟大大提高，極大地增強了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毛澤東的著作既春風化雨，又氣壯山河。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攻下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中心南京，毛澤東揮毫寫下了《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這首詩：“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乘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一句“宜將乘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激勵人民解放軍廣大指戰員戰斗不息、沖鋒不止，以排山倒海的氣勢追剿國民黨反動殘余軍隊，在半年多的時間內就肅清了在大陸的國民黨反動軍隊。毛澤東的著作給人以思想、智慧，更給人以激情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