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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2年12月，劉伯承元帥的女兒劉彌群同志為紀念父親誕辰130周年，編著了《我的父親劉伯承》一書?，F經作者授權，由昆侖策研究院分篇轉載該書有關章節，以饗讀者。本書的《自序》和首篇《我的父親劉伯承》已發（見【相關閱讀】），此為第二篇《父親劉伯承在長征中》。

父親劉伯承在長征中

劉彌群

（原載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雜志2006年第10期）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父親劉伯承先后參加過紅一、紅四、紅二方面軍的長征，在同李德、張國燾的錯誤路線斗爭中，曾兩次被撤銷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職務，但他大義當先，榮辱不驚，在艱苦卓絕的長征途中，作為紅軍總部的主要領導人，始終堅持戰斗在第一線：他在強渡湘江中的殿后血戰，在遵義會議前后的善戰與智取，在巧渡金沙江中扮演主角的重復詐敵，在彝海結盟中與小葉丹的民族禮贊，在大渡河畔昭示“我們不會成為石達開”的必勝信心，在與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斗爭中的大義凜然……這一幕幕歷史的活劇，在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史上留下了千古的絕唱。今年10月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也是父親逝世20祭年。追憶歷史，緬懷父親，我盡我的所知，把父親在長征途中的塵封往事，告訴讀者，留給歷史的后來人。

榮辱不驚：長征初期父親的降職與復出

從1934年起，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在當時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等人的支持下，由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掌握了紅軍的指揮大權，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實際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我的父親劉伯承雖然身為紅軍總參謀長，但由于李德的專橫跋扈，既不能“參”也不能“謀”，在作戰指揮上也無事可做，只好管管紅軍學校和后方醫院一類的事情。

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期間，李德先后五次到前線視察，由于父親與他的意見相左，一次也沒有陪同，因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總參謀部談事情，因話不投機，他當面訓斥父親。翻譯伍修權怕雙方鬧僵，只簡單地翻譯說：“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說你參謀工作做得不周到。”父親聽后糾正說：“你是個好人啊！他罵我的話你沒有翻譯。”在中央紅軍準備長征前不久，有一次，李德說有急事要到總參謀部去，路上有幾個戰士在燒火做飯擋了他的路，李德突然怒火發泄，一腳把飯鍋給踢翻了。父親目睹這一幕，嚴重傷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感到李德對自己的訓斥，有些是工作上的不同見解和爭論，他可以做到榮辱不驚，但對我們的紅軍戰士這樣無理，實在是令他怒不可遏，便當場跟李德吵起來。他指著李德，用俄語厲聲道：“帝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欺負中國人的，你作為國際派來的顧問，這種行為是無恥的，與帝國主義分子沒有什么兩樣，是對我們民族的不尊重！”李德面對憤怒的父親和周圍的紅軍戰士，嚇得未敢爭辯便悻悻而去，跑到博古那里告了父親一狀，說父親不尊重他，這樣的總參謀長會妨礙他的工作，要求罷免父親的職務。為此，博古找父親談話，告知他被降職，到第5軍團任參謀長。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在中央紅軍離開蘇區進行長征前，父親由瑞金紅軍總部赴第5軍團上任。軍團部設在興國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廟宇里，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等熱烈歡迎父親的到來。父親到任后，積極履行參謀長的職責，為第5軍團制定了嚴密的行軍、作戰方案，并切實組織實施。他采取互相掩護、輪番轉移的辦法，讓軍團所轄第13師與第34師交替前進。又抽出第13師第37團擔任后衛，以備情況緊急時堅決擋住敵人，使軍團能迅速及時部署阻擊，確保整個紅軍的安全。他還派遣軍團偵察部隊前出與敵人保持接觸，迷惑敵人，隱蔽主力行動企圖。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突破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鎖線時，第5軍團從興國城外到桃江，一路上不僅很好地完成了全軍的掩護任務，而且本身沒有受到損失，也很少有人掉隊。10月25日，第5軍團最后過桃江，忽然后面遠方傳來了密集的槍炮聲，偵察員報告說是敵軍追上來了。父親當機立斷，命令供給、運輸等有馬匹的單位下水徒涉，浮橋讓戰斗部隊和機關使用。當全軍團人馬過完桃江拆除浮橋后，敵人也追到了江邊，但已無橋可過，只得眼睜睜地看著紅軍大隊人馬逶迤西去。

紅軍通過國民黨軍的第三道封鎖線后，蔣介石終于判明紅軍西進的戰略企圖，于是令何鍵以及粵、桂、黔境的部隊進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圍殲紅軍于湘江以東地區。在向湘江前進途中，一天傍晚，父親率司令部及部分戰斗部隊，在湘桂邊界的文市附近被敵軍截斷了去路。在不明敵情和地形的情況下，有人建議乘敵人立足未穩打過去。父親沒有采納，一面讓部隊隱蔽。一面觀察敵人的動靜。他看到敵人并未發現，立即命令部隊繼續隱蔽待命。天黑以后，他命令每人左臂扎一條白毛巾，一個接一個魚貫而進，終于安全脫離了敵人。事后他對部屬說：這樣做不僅是為了部隊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不讓中央縱隊的后尾暴露給敵人。

11月25日，中央紅軍決定分4個縱隊，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突破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27日，紅軍先頭部隊一部奮勇穿過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掩護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及直屬機關搶渡湘江。但后續部隊因道路狹窄、輜重過多，至12月1日才渡過湘江。28日，國民黨軍趕到湘江兩岸。前堵后追，雙方展開激烈的戰斗。紅軍各部隊面對配備有飛機、大炮的優勢敵軍，浴血奮戰，傷亡嚴重。第5軍團作為全軍后衛，打得尤其艱苦。第34師被阻于湘江東岸，幾乎全部壯烈犧牲。

【湘江戰役形勢圖】

在激烈的戰斗中，父親始終堅持在第一線指揮。董振堂讓他先撤過江去，他卻堅定地說：“你們都先走，我來斷后。”直到接到總部撤退的命令后，他才率領掩護部隊搶渡湘江。當他回望大片倒下的烈士，四處散落的機器、裝備，滿江飄流的文件，不禁仰天長嘆說：“這樣下去怎么得了！”后來，他在《回顧長征》中描述了他和廣大指戰員當時的心情：“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后，沿西延山脈進入貴州東部，于12月15日攻占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會上，中革軍委不顧李德的反對，再次任命父親為紅軍總參謀長并兼任中央縱隊司令員。23日，博古來到第5軍團駐地洪州司，向父親傳達了政治局會議精神和中革軍委對他的任命。

善戰與智取：父親在遵義會議前后的用兵謀略

黎平會議后，紅軍準備北渡烏江，向遵義前進，分左、中、右三路直插烏江南岸。中路是由父親統一指揮的中央縱隊和紅1軍團第2師、干部團。父親命令第2師第4團在豬場（珠藏）對岸開辟渡口。

豬場是黔軍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附近有2個團在烏江北岸扼險固守。紅4團以強渡結合偷渡的手段，從江界河突到烏江北岸，乘勝攻占豬場。方面軍工兵連在父親的指揮下以竹筐裝石代替鐵錨，以多層重疊的竹筏充當橋墩，中間再以竹筏連接起來，上鋪木板作橋面，及時架起了一座5米寬的浮橋。1935年1月3日下午，中央縱隊和第5軍團等部順利通過了浮橋。

【搶渡烏江江界河戰斗遺址】

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天險后，父親立即率部奔向團溪。在行軍途中，他向紅2師第6團政委王集成交代奪取遵義的任務：從團溪過新場、龍坪場，離遵義城30公里，有個小鎮叫深溪水，駐有敵人1個營，這是遵義的外圍據點。你們團的任務，是斬斷遵義敵人的觸角，還不要讓他知道，要力爭智取，秘密全殲，不許有一個漏網之敵，否則給遵義守敵通了消息，就會增加我們攻城的困難。談話間參謀送來一封緊急電報，是朱德總司令發給他和紅3軍團首長彭德懷、楊尚昆的。電報命令第3軍團渡江后以1個師截斷遵義、貴陽間的交通，另1個師加入攻占遵義的行動，并暫歸父親統一指揮。父親接到這份電報后高興地說：“這下子更好了，3軍團截斷了貴陽到遵義的交通，我們就不必顧慮敵人來援兵了。他們還派一個師來跟我們協同作戰，可以更有把握地攻占遵義。”

當時下著大雨，紅6團在父親的率領下出發了。大雨給部隊行軍增加了困難，但也麻痹了敵人。午夜過后，紅軍突然打進了深溪水鎮。毫無戰斗準備的敵兵來不及穿衣服就當了俘虜，敵營長企圖逃竄，被打死了。紅6團圓滿地完成了偷襲深溪水的任務后，插到了遵義近郊。在向俘虜了解清楚遵義城的情況后，紅6團團長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根據父親力爭智取的指示，經研究后決定化裝成敵人，并利用俘虜去詐城，打個便宜仗。他們把這個想法報告父親。父親聽了非常贊同：“很好，這就是智慧。不過裝敵人一定要裝得像，千萬不能讓遵義守敵看出來。”

很快，第1營第3連和偵察排及全團20多個司號員都換上了敵軍的服裝，讓十幾個俘虜走在最前面帶路。乘著夜色，順利到達遵義城門口。城樓上的黔軍哨兵盡管盤問得十分細致，但因為有俘虜答話，所以守門的士兵還是毫無戒備地打開了城門。紅軍戰士一擁而入，一下子把城樓上的敵人收拾掉了。20多個司號員一齊吹起了沖鋒號。后續部隊潮水般向城內沖去。敵人也搞不清來了多少紅軍，沒有進行抵抗，一部被俘，一部從北門逃走，遵義城被紅6團順利奪取。

父親立即將襲占遵義的經過報告朱德。1935年1月7日21時10分，中革軍委通告全軍：“我二師今2時已襲占遵義，敵由北門潰退，我正乘勝追擊中。”遵義守軍北逃的方向是婁山關、桐梓。婁山關離遵義90里，是黔北連綿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險隘，像一把鐵鎖鎖住了遵義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時控制婁山關，中央紅軍下一步的行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想到這一點，父親與紅1軍團政委聶榮臻立即趕往第2師駐地。第2師進城后正在號房宿營。父親與聶榮臻見到第4團團長耿飚、政委楊成武后下達命令說：“遵義之敵有3個團從北門逃婁山關，這是一股后患，必須殲滅這些敵人。你們立即出發，奪取婁山關，攻占桐梓城。”并提出了“奪關要快，傷亡要少”的作戰要求。耿飚、楊成武齊聲回答：“堅決完成任務。”

根據父親和聶榮臻的指示，第4團領導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充分的準備，以大部兵力擔任正面主攻，以偵察隊和小部分兵力走小路迂回側后。1月8日。第四團發起了攻關戰斗。在紅軍前后夾擊下，守關的黔軍很快被摧垮，殘存者慌亂地向北逃竄。第4團一路尾隨猛追，于當天占領了桐梓城，打通了紅軍入川的通道。同一天，中革軍委下令父親兼任遵義警備司令，由干部團擔任遵義警衛工作，并將各軍團分別部署到遵義周圍和烏江北岸，防備敵人在南北兩個方向上的可能進攻。

在遵義，紅軍獲得了寶貴的休整機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從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會后不久組成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小組，代表政治局常委領導軍事，從而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領導，結束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地位。

在遵義會議上，父親和聶榮臻建議紅軍應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他們提出，四川條件要比貴州好得多。一是有紅四方面軍在川陜根據地做接應；二是那里人稠物豐，利于紅軍活動和發展；三是四川交通閉塞，當地軍閥向來排外，蔣介石想往里大量調兵不易。中共中央采納了這個意見，并于1月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軍委名義發出《關于第四方面軍配合野戰軍轉入川西的指示》，開始準備向川西轉移。

當中央紅軍經桐梓、習水渡赤水河北上，準備在瀘州渡過長江向川西實行戰略轉移時，四川軍閥劉湘極為驚慌，急忙抽調兵力至川黔邊境布防，并封鎖長江，阻止中央紅軍北渡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中央紅軍進至滇東北扎西（今威信）時，薛岳的“追剿軍”8個師已從烏江南岸趕來。由于敵軍云集，中革軍委遂放棄在瀘州渡江的企圖，突然甩開敵人，揮戈東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婁山關。

1935年2月27日黃昏，中央紅軍重新占領遵義城，擊潰黔軍王家烈部3個團和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部兩個師。歷經5天的遵義戰斗，共斃傷敵2400余人，繳槍1000余支，子彈約10萬發，輕重機槍數十挺。這是長征以來第一個大勝仗，嚴重地打擊了敵人，極大鼓舞了紅軍指戰員的士氣。

為了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3月初，中央紅軍自遵義再次西進，由茅臺鎮三渡赤水河，展開入川姿態，調動敵人至川黔滇3省邊界地區堵截后，卻突然回兵，由川南折回貴州，在茅臺附近四渡赤水河，經楓香壩南渡烏江，直逼貴陽。這時候，蔣介石正在貴陽“督剿”，慌忙調滇軍主力6個旅來畢節、大定（今大方）、黔西，以解貴陽之圍。同時又令薛岳的“追剿軍”返回余慶、石阡布防，防紅軍打回湘西與第2、第6軍團會合。紅1軍團包圍貴陽東南的龍里，虛張聲勢，迷惑敵人，紅軍主力穿過湘黔公路，一路往西，直指昆明，與馳援貴陽的滇軍東西對進，一天走120里，連克定番（今惠水）、廣順、興義等縣，渡北盤江，4月下旬，攻克沾益、馬龍、尋旬，逼近昆明。這時滇軍主力已全部東調，嚇得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膽顫心驚，只好調集民團守城。

巧渡金沙：父親扮演主角重復詐敵的一幕活劇

中央紅軍佯攻貴陽，調出滇軍，為北渡金沙江、轉入川西創造了有利條件。4月29日，中革軍委發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5月2日，朱德命令左縱隊第1軍團從龍街方向渡江，右縱隊第3軍團從洪門渡方向渡江，中央縱隊和第5軍團在皎平渡方向渡江。并命令父親率干部團1個營及總部工兵營于4日上午趕到皎平渡架橋，同時偵察上游各渡河點，提供準確情報，保證大軍渡河。父親受命后，立即來到干部團，與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研究作戰方案。根據父親的指示，宋任窮對部隊進行了深入的政治動員。他說：“搶占渡口關系到北上戰略方針能否實現，關系到全軍的前途命運。不管多么危險艱難，有劉總參謀長帶領我們，我們一定能完成給毛主席、朱總司令和軍委縱隊開路的任務。”

【金沙江皎平渡】

此時，父親想到了智取遵義城的經驗，帶領先遣分隊換上國民黨軍隊的服裝，大搖大擺地向江邊急進。經小倉、龍海塘、施各拉、石板河、腳納，來到離江邊30公里的杉落樹鎮時，敵區長出來把父親與宋任窮和幾個警衛人員迎進了區公所。胖區長說：“上峰來了命令，要燒船封江。”父親一邊喝水一邊說：“我們也是來執行這個任務的，你把公文拿來看看。”胖區長趕緊從抽屜里取出公文遞上來。父親邊看文件邊問：“船你燒了沒有？”胖區長怕受責備，解釋還沒有燒的原因：“剛剛接到公文，還沒有來得及燒。”父親聽后說：“很好，由我們來辦吧。”接著又問了河寬、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況。一一問明之后，父親才厲聲告訴他：“我們是紅軍，你帶我們去找船，如果船發生問題，唯你是問。”胖區長嚇得大汗淋漓，乖乖地帶著偵察人員來到金沙江邊的皎平渡口。船夫見幾個大兵和區長一起來了，以為區長要過江辦事，打招呼說：“要過江嗎？”一個偵察員隨機應變地回答：“要的！”并立即登船，就這樣把兩條船控制起來了。

父親和宋任窮帶著前衛連連長趕到皎平渡口后，立即組織前衛連渡江，消滅了對岸厘金局30多個保安隊人員，控制了渡口。父親和宋任窮過江后，察看了渡口，看到水深江寬，無法架橋，但在當地船民的幫助下又找到了4只大船。父親喜出望外，便在江邊一個山洞里設立渡河司令部，晝夜不停地指揮人馬渡江。同時，父親向朱總司令發報：“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萬人，軍委縱隊5日可渡完。”這時第1軍團在龍街，因江面太寬，又有敵機低飛騷擾，架橋、漕渡均不成；第3軍團正在洪門渡過江，但先頭第13團渡過江后，浮橋被激流沖垮，也遇到了困難。于是，朱德下令全軍都從皎平渡過江，并要求第3軍團“必須6號拂曉前趕到河邊開始渡河，限6號夜渡完”，“7、8兩日為第1、第5軍團趕來渡河時間”。

父親獲悉全軍都從皎平渡過江的命令，為防敵軍增援，立即命令宋任窮留下工兵連守渡口，并帶第3營翻山急襲20公里搶占通安鎮。第3營連夜出發，在翻過山頭時在通安北面與敵人遭遇。來敵是川康邊防第一旅旅長劉元塘，聞江防有失后，帶了兩個營趕來增援。宋任窮命令吹沖鋒號，第3營居高臨下，以銳不可擋的氣勢，一個沖鋒就把敵人沖垮了。劉元塘在慘敗之后，不敢再戰，便收容殘部逃回會理去了。此仗打完后，指戰員們紛紛議論：“劉總參謀長指揮真是英明，昨晚要是在江邊宿營，讓敵人翻過山居高臨下壓下來的話，我們要付出多大代價??？”

當父親守候在皎平渡口，目睹后衛部隊第5軍團第37團最后渡江時，指戰員們見到了一度曾直接指揮他們作戰的總參謀長，格外親熱，紛紛打著招呼。父親也很高興，大聲回答：“同志們辛苦了！你們仗打得很好，打退了孤軍來追的萬耀煌部，掩護全軍安全渡過金沙江，這是個很大的勝利。”

從5月4日至9日，軍委縱隊及第1、第2、第5軍團，除第3軍團第13團從洪門渡江，第1軍團野戰醫院在魯車渡江外，中央紅軍其他部隊都從皎平渡順利渡過了金沙江。第9軍團在完成了迷惑敵人，掩護主力部隊行動的任務后，也于云南東川渡過金沙江，在瀘沽與主力部隊會合。巧渡金沙江的勝利，是父親戎馬生涯中擔任主角、重復詐敵的一幕活劇，使中央紅軍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贏得了戰略轉移中的主動權。當薛岳的“追剿軍”從余慶、石阡趕到金沙江邊時，已經是5月16日了，只好望江興嘆。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會理城郊的鐵廠召開了擴大會議，討論了渡江后的行動計劃，決定繼續北上，越過大渡河，奪取西昌，實現在川西北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目的。會議決定組建中央紅軍先遣隊，父親任先遣司令，聶榮臻任政治委員，并運用父親在川軍中的聲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條件，為全軍開路。

5月16日，紅軍進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邊防軍第16旅旅長許劍霜所轄3個團，扼守豐站營、八斗沖一帶隘口，阻截紅軍前進。許劍霜是當年順瀘起義時父親手下的團長，還曾加入過共產黨。父親寫了一封親筆信，派人送進德昌，追述舊誼，曉以大義，促其勿與紅軍為敵，使蔣介石坐收漁人之利。許劍霜見到父親的親筆信后，立即派親信副官將原信送往西昌川康邊防司令劉元璋處，主張給紅軍讓路。劉元璋未置可否，許劍霜認為是默許，于16日黃昏，在豐站營、八斗沖一帶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紅l軍團第1師第1團于17日3時占領德昌。

彝海結盟：父親與小葉丹在長征路上的民族禮贊

1935年5月20日上午，父親和聶榮臻率領中央紅軍先遣隊由德昌到達瀘沽。第1團在團長楊得志、政委黎林率領下已先期到達待命，并派出偵察組到前面偵察。

由瀘沽到大渡河有兩條路：一條經登相營、越西到大樹堡，由此渡河，對岸就是富林，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是經冕寧、大橋、拖烏到安順場，這是崎嶇難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過一向被漢人視為畏途的彝族聚居區。

當日下午，父親和聶榮臻接朱德來電：“據報瀘沽、越西均無敵，冕寧有少數敵人”、“一軍團之第一團隨劉、聶明日向登相營、越西前進。無敵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團由左（權）劉（亞樓）指揮，為第二先遣團。亦帶電臺暫隨第一團后跟進。”

當晚，父親與聶榮臻聽取了偵察組關于兩條行軍道路的里程、敵情、居民情況和給養情形的詳細匯報，了解到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紅軍的是劉文輝的第24軍，其第4旅在左，守瀘定橋一帶，第5旅在右，守安順場至富林一帶。另據傳聞，劉湘部1個旅正向富林開進中，明日可到。父親分析說：“敵人顯然判定我軍將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為防守的重點。我軍如從富林渡河，正遇敵軍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議軍委改變一下行軍路線，走冕寧、安順場這條小路。不過這條路要經過大涼山彝族區，由于歷史上反動統治階級的民族壓迫政策，他們對漢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過。”聶榮臻說：“我們要用黨的民族政策感動他們，總比劉文輝好說話。我們建議軍委改走小路吧，讓左權、劉亞樓帶第5團向西佯動，迷惑敵人。”

父親立即起草了電報，交電臺發出，但因中革軍委正處于行軍狀態，沒有及時聯系上。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隊已準備出發，“通司”（翻譯）也找好了，電臺還在呼叫。在未能得到中革軍委指示的情況下，父親與聶榮臻商量，決心先遣隊第一團先開往冕寧，到冕寧后再與中革軍委聯系。出發前，父親對部隊作了動員：“今天我們到冕寧，冕寧過去是彝人的城市，后來彝人被反動統治者趕到山上去了?！度龂萘x》上諸葛亮七擒孟獲，就是在這個地區。因此，彝人對漢人疑忌很深，他們會射箭打槍阻止我們通過，但他們不是奉蔣介石的命令，他們和國民黨軍隊不是一回事。我們要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廣泛宣傳朱總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爭取和平通過彝族區。沒有聶政委和我的命令，誰也不許開槍。”說罷，隊伍就出發了。

20日晚9時，父親和聶榮臻率第1團進入冕寧，中共冕寧地下組織在陳野萍、廖志高的領導下，積極做好了解放冕寧的準備。街頭上貼滿花花綠綠的標語，居民門前紅燈高懸。洋溢著對紅軍的一片愛戴和歡迎之情。父親與聶榮臻率部入城后，將司令部設于天主教堂。父親與聶榮臻召見神職人員，說明共產黨和紅軍保護宗教，并用法語與幾位法國修女交談，勸她們不要驚慌。21日上午，參謀人員高興地向父親報告，與軍委電臺聯系上了，中革軍委完全同意父親與聶榮臻的建議，紅軍主力改經冕寧、由安順場北進。同日，朱德向各部隊發出了改道的命令，并指示父親與聶榮臻于24日前控制安順場渡口。

根據朱總司令的指示，父親與聶榮臻率先遣隊由冕寧城經大橋鎮、額雞、俄瓦、園包包到俄瓦埡口，這一帶是彝漢雜居區。再從俄瓦埡口經一碗水、海子邊、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屬于彝族聚居區了。這里山勢更加險要，道路崎嶇，樹木蔥蘢，野草叢生，便于隱蔽，山澗之上往往只搭有一根獨木橋，易守難攻。早晨先遣隊前衛連剛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長矛、弓箭、土槍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們用彝語大聲吆喝著，互相聯系，人越聚越多。肖華和馮文彬帶著前衛連和“通司”上去搭話。一個小頭目說：“給點錢讓你們通過。”馮文彬問：“要多少？”對方回答：“要200塊。”馮馬上給了他們200塊銀元，他們一搶而散。一會兒又來一群彝民要錢，說剛才給的是羅洪家的，我們是沽基家，馮又給他們200元。

正在交涉之際，一個高大的彝族漢子打著赤膊，腰圍一塊麻布，赤足散發，帶著十幾個背梭鏢的青年走來自我介紹：“我是沽基家的小葉丹，要見你們的頭人講和。”于是肖華先去向父親與聶榮臻報告，馮文彬陪同小葉丹隨后跟來。

小葉丹等人來到彝家海子（湖）邊時，父親非常高興地迎了上去。小葉丹見來者身材魁偉，后面跟著幾個士兵，知是紅軍部隊的頭人，連忙取下頭上的帕子準備叩頭行禮，父親連忙上前扶住，不讓他行此大禮。兩人在海子邊坐定，開始了親切誠摯的交談。小葉丹解釋說：“今天在后面打你們的不是我，是羅洪家，聽說你們要打劉文輝，主張彝漢平等，我愿同劉司令員結義為弟兄。”父親說：“那些欺壓彝人的漢人也是紅軍的敵人，我們結義是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接著進行結盟，儀式按彝家規矩，簡單而莊嚴：一位彝民拿來雞。因為沒帶酒，就用碗在海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雞，拉破雞脖，雞血滴在碗里，清水立即變成殷紅色，然后將“血酒”分作兩碗，分別擺在父親和小葉丹面前。父親面色莊重，與小葉丹虔誠地并排跪下，面對蔚藍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父親高高地舉起大碗，大聲發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劉伯承與小葉丹今天在海子邊結義為兄弟，如有反復，天誅地滅！”說罷，將“血酒”一飲而盡。小葉丹也端起大碗。同樣起誓：“我小葉丹今日同劉司令員結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雞一樣死！”說罷也一飲而盡。

【劉伯承與小葉丹彝海結盟處】

當晚，父親請小葉丹等到大橋鎮共赴晚宴。晚宴在一個保長的宅院里舉行，這里駐著紅軍先遣隊司令部，小葉丹帶領一群彝民頭領欣然前往。父親素知彝民嗜酒善飲，叫把大橋鎮的酒全部拿來。席間，小葉丹對父親說：“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邊接應你們過境。羅洪家的人搶了你們的東西，還抓了你們的人。如明天羅洪家再來，你們打正面，我們從山上打過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給他燒光。”他這種義氣是真心的，但父親知道他們兩個部落有宿怨，也有借紅軍的力量出氣的意思，便向他解釋說：“彝族內部要團結，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們要共同對付鎮壓你們的反動政府和軍閥。”又伸出手比劃說：“一個指頭沒有勁，十個指頭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們共同的敵人是國民黨反動派。”飯后。父親把一面紅旗贈給小葉丹。上書“中國彝民紅軍沽雞支隊”，任命小葉丹為支隊長，他的弟弟古基爾拉為副隊長，并當場寫了委任狀，小葉丹喜形于色，神采飛揚。父親又給他講了一些革命道理。這個純樸的漢子把父親的教誨深深記在心頭，當晚即住在先遣隊司令部。

【劉伯承授予小葉丹的“中國彝民紅軍沽雞支隊”旗幟】

第二天早飯后，先遣隊再次進入彝民區，小葉丹跟著前衛第6連走在前頭。爬上頭一個山埡時，見十幾個沽基家的彝民拿著紅旗，背著長槍，齊聲歡呼著上了山頂，笑瞇瞇地表示歡迎。一些青年和兒童還主動接近紅軍指戰員，雙手比比劃劃，配合一些漢話的詞句，說明他們的心意。指戰員們有的送給他們鞋子，有的送給他們毛巾，得到的人歡呼雀躍，民族團結的氣氛非常熱烈。父親和聶榮臻來到時，小葉丹有依依不舍之意，他告訴父親說：“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4個人送你們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挑選20個人到紅軍里來學習軍事，學會了回來打劉文輝。”父親說：“后面紅軍大隊還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紅軍安全送過彝區，紅軍走后你要打起紅旗堅持斗爭，將來我們會回來的。臨別之前，我送你一點薄禮。”這時，警衛員抬過擦得油亮的10支步槍，小葉丹大受感動，便把他騎坐的一匹精壯的大黑騾子送給了父親。

父親率先遣隊繼續前進，一路經過雀兒窩、拖烏、魯壩、鐵寨子等，在小葉丹的介紹下，過一個村寨換一個帶路的彝人向導，交接很有秩序。父親走后，小葉丹忠實地執行了父親的囑托，將彝民組織起來，護送紅軍后續部隊過境。他晝夜奔忙，往返于大橋鎮和筲箕灣，經過7天7夜，紅軍大隊一路暢行無阻，安全通過彝民區。

強渡大渡河：父親說“我們不會成為石達開”

父親率先遣隊第1團通過彝民區后，經岔羅奔安順場渡口繼續急行軍。后面第2、第3團已在師長李聚奎、政治委員黃更生的率領下跟上來了。5月24日晚上八九點鐘，翻過一座山梁，就聽見空隆空隆的響聲，這就是令人生畏的大渡河了。從山腰向下望去，有一片星星點點的燈光，那就是先遣隊要奪取的渡口安順場。父親下令部隊停下來隱蔽休息，讓警衛員去找第1團第1營營長孫繼先。根據預定的計劃，第1團第1營是主攻部隊，第2營向大渡河下游佯動，第3營為預備隊。

孫繼先快步趕來，他剛想請示有什么任務，聶榮臻卻先問他：“孫營長，你知道石達開嗎？”孫繼先回答說：“不知道。”聶榮臻說：“石達開是太平天國的翼王，率領2萬多人來到大渡河邊的安順場，也就是我們今天到的這個地方，可沒有渡過去。在清兵的追擊下全軍覆沒了?，F在蔣介石派飛機撒下傳單來，說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國民黨有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朱毛紅軍插翅難逃，要讓我們變成第二個石達開。”孫繼先這才明白聶榮臻為什么提起石達開，他聽后幽默地說：“管他十達開還是九達開，我們一定能過河，一定能勝利。”父親聽后接上話說：“是的，我們不會成為石達開，但這就要看你們能否強渡大渡河了。”父親繼續說：“安順場守敵有一個營，你們的任務就是搶占安順場渡口，想法找到渡船，明白嗎？”

“明白了！”孫繼先立即高聲回答，他知道這先頭營任務的無尚光榮和無比艱巨，找船和渡河的成敗關系著全軍的命運。他接受任務后立即返回組織全營行動。

晚上10點鐘，強渡大渡河的戰斗開始了。守在安順場的是劉文輝第24軍第5旅的韓槐階營。這支民團武裝毫無防備，滿以為紅軍會從大樹堡過河。因為在前一天，紅1軍團參謀長左權、第2師政委劉亞樓，奉命率第2師第5團攻占了離安順場20余里的大樹堡，造船扎筏。大造在那里渡河的聲勢，并揚言要打到雅安、成都，這就有力地掩護了紅4團的行動。當第1營沖入街心的時候，敵哨所里還傳出胡琴和唱戲聲。第1營指戰員順利地解決了敵人的哨兵，包圍了營部。敵人非死即逃。忽然河邊響起了一陣槍聲。第2連的一個戰士跑到營部報告：“營長，找到了只船！”孫繼先聞言連忙跟著向河邊跑去，只見月光下一只渡船漂在水面上，幾個戰士正緊張地用手拉住它，船邊有幾個俘虜狼狽地站在水中。原來這是南岸唯一的一條渡船，是從西昌逃回家來的一個敵營長留下來的，準備風聲一緊就乘著它逃到北岸，沒想到此刻卻成為紅軍的“救命船”。

【安順場“紅軍渡”】

父親來到安順場，就派參謀去找來一個有經驗的船夫，先了解河寬、水深、流速、敵情等，又問全村有多少只船，有多少船夫，最后請他多串連一些船夫，幫助紅軍渡河。報酬是很優厚的，連萬一發生不幸的后事都作了安排。第二天，旭日東升，一位40多歲的老船夫帶著20多名身強力壯的小伙子來受領任務。

早上7點多鐘，1營在岸邊集合了。營長孫繼先跟團長楊得志小聲交談了幾句，宣布2連組織突擊隊并由連長點名，挑選了17個人作為強渡大渡河的突擊隊員。人員挑選完畢，給每人裝備一支駁殼槍、一挺花機關（沖鋒槍）、一把馬刀，還有8顆手榴彈，在熊長林的帶領下，登上了第一船。這就是著名的強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父親舉著他那單筒望遠鏡仔細觀察對岸敵人的工事和火力點。看過來，又看過去。待突擊隊準備完畢，他轉頭問參謀：“趙章成來了沒有？”參謀回答：“迫擊炮已經架好了。”父親說：“叫趙章成瞄準對岸那兩個碉堡。我們就幾發炮彈了，聽命令，一定要打準。”他取出懷表看了看，正好9點整，便抬頭對楊得志說：“發布命令，強渡開始！”

嘹亮的沖鋒號吹響了，輕重機槍火力一齊向對岸敵人進行壓制射擊。系在岸上的船纜解開了，渡船一顛一簸地向河心斜漂過去，敵人的機槍彈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濺起朵朵浪花，大家的心情一陣緊似一陣。這時，父親與聶榮臻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邊，目送在激流彈雨中駛向對岸的渡船。紅軍6挺重機槍和幾十挺輕機槍從不同的角度向敵人密集射擊，壓得敵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頭來。船只直抵彼岸，17名勇士飛身下船，利用渡口岸上石階的死角隱蔽前進，竟沒有傷亡，順利登上石階，奪取了岸邊的工事，向敵人的碉堡靠近。這時，一個敵軍官指揮著200余人從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鉆出來反沖鋒。父親舉著望遠鏡一邊觀察一邊命令：“趙章成開炮。”趙章成真不愧為神炮手，第一炮就打在敵人碉堡頂上，接著兩炮打在敵人的隊伍中，使敵人死傷很大，頓時大亂。勇士們乘勢沖鋒，占領了主要工事，迫使殘敵向后潰退，渡口為我完全占領。

隨后，大部隊一船一船開始晝夜不停地搶渡，但船最多只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1個多小時，直至26日上午10點第1團才全部過河。照這種渡法，全軍過河要一個多月，這是敵情所不允許的。據總部通報，敵薛岳縱隊26日已進抵西昌以北的禮州，楊森的第20軍先頭部隊，已抵達峨邊以西的金口河，離安順場只有幾天的路程。對此，父親又陷入了深深的焦慮中。他指示工兵連千方百計地架橋。同時令各部隊千方百計地找船。工兵連根據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橋的探索，但因水深流急，搞了幾次都失敗了。

中午時分，參謀報告：“毛主席、朱總司令、周副主席來了。”父親到村頭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飯時，父親用繳獲的米酒招待中央領導，接著詳細匯報了強渡大渡河和架橋失敗的情況。經過研究，毛澤東歸納大家的意見說：“好吧，我們兵分兩路。l師和干部團在這里渡河為右縱隊，歸劉、聶指揮，循大渡河左岸前進；林彪率l軍團2師和5軍團為左縱隊，循大渡河右岸前進。兩岸部隊互相策應，夾河而上，奪取瀘定橋。軍委縱隊和其余部隊從瀘定橋過河。假如兩路不能會合，被分割了，劉、聶就率部隊單獨走，到四川去搞個局面。”大家均無異議，以軍委主席朱德的名義給各軍團發出了相應的電報。

根據中央領導的指示，父親和聶榮臻率領右縱隊于5月27日出發，向瀘定城急進。前方瓦壩有劉文輝部1個團，是先1天到的，派出1個營前出20里向安順場方向警戒。午后，鄧華指揮先頭第1師第2團與敵警戒營接觸，由于沿途只有一條路可行，時而傍河，時而翻山，敵人憑險據隘，節節抗擊。我軍先后攻占了富林、德綏、鐵絲溝等關口要地。29日，父親率右縱隊沿大渡河而上，左邊是波濤洶涌的大渡河，右邊是峭壁千仞的高山。敵第24軍第4旅由旅長袁國瑞統領在龍八布駐防，這里離瀘定城50里。袁國瑞派第38團扼守瀘定橋，派第11團前出到鐵絲溝向安順場方面警戒。父親命鄧華率第2營繞至敵人翼側，第1、第3營由肖華率領從正面攻擊。敵只顧守住正面，后背一挨打就亂了套，爭相向龍八布逃命。此時，左縱隊的紅4團已向瀘定橋發起總攻，守橋之敵第38團團長李全山知道橋西、橋東都來了紅軍，完全失去了守橋的信心，便率殘部向天全逃竄。紅4團于29日17時一舉攻占瀘定橋。

【瀘定橋】

父親和聶榮臻進入瀘定城時，已是5月30日凌晨兩點鐘了，他們不顧連日征戰的疲勞，堅持要去看看瀘定橋。紅4團政委楊成武便提著馬燈，陪著兩位首長從橋東走到橋西。父親對每根鐵索甚至鐵環都看得十分仔細，好像要把整個瀘定橋印在自己的腦海里。當他從橋西折回橋中央的時候，停住腳步，憑欄俯視大渡河里咆哮翻滾的激流，用力地在橋板上連跺數腳，感慨地說：“瀘定橋啊瀘定橋！我們為你花了多少精力，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們勝利了！我們不會成為石達開了！”

擁抱與分裂：父親與張國燾的斗爭大義當先

中央紅軍渡過大渡河后，經天全、蘆山、寶興，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向懋功前進。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的先頭團——第2師第4團與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在夾金山北麓勝利會師。

6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洛甫、博古和父親等從撫邊趕到兩河口，歡迎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張國燾在一個警衛排的保護之下，從茂縣趕來會晤。26日上午9時，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洛甫、博古、張國燾。因要討論兩軍會合后的戰略問題，父親遂以軍委總參謀長的身份列席此次會議。28日，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當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發展，在運動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蘇區。在戰役上必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紅軍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

7月6日，中共中央派父親、李富春、林伯渠、李維漢等組成中央慰問團，到四方面軍進行慰問，幫助傳達貫徹兩河口會議決定，統一戰略思想。張國燾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組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建議，并提議由張國燾任軍委主席，否則就不能“集中領導”、“順利殲滅敵人”。此時的張國燾自恃紅四方面軍有8萬之眾，沒有把兩萬多人的中央紅軍放在眼里，企圖先把紅軍的指揮權控制在手，然后再篡奪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但中共中央為團結張國燾，于7月18日任命他為紅軍總政治委員。

為了共同北上，中革軍委于8月3日決定，紅一、四方面軍在中革軍委統一指揮下，分左右兩路北上：以紅一方面軍的第1、第3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第4、第30軍組成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以紅一方面軍的第5、第9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第9、第31、第33軍組成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率領，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到阿壩后再東進，到班佑地區向右路軍靠攏，共同向甘肅南部進軍，在洮河以東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地。父親率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

8月下旬，左、右兩路軍通過了渺無人煙的草地。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阿西地區；左路軍主力到達阿壩地區。但在9月3日，張國燾借口噶曲河漲水不能通過，命令已進到噶曲河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同時致電中共中央，公開反對黨的北上方針，還命令已東進到墨洼附近的紅5軍部隊返回阿壩，準備南下。9月8日，他致電徐向前和陳昌浩，命令“一、三軍暫停向羅達前進，右路軍即準備南下。”當天，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明確指出：“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極不利。”9月9日，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張國燾：“目前方針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受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9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命令：“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刻率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可是，張國燾不顧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卻下令右路軍中紅四方面軍部隊隨他南下，從而走上了公開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

9月中旬，張國燾在阿壩召開了中共川康省委擴大會議。他在會上說：“北上是行不通的，紅四方面軍還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蘆（山）雅（安）根據地，相機向四川發展。”一些受蒙蔽的與會者，在張國燾的蠱惑下吵吵嚷嚷，圍攻朱德與父親，并逼他們表態。朱德大義凜然地說：“我是共產黨員，中央北上的決定，我認為是正確的，北上才有出路，你們一定要南下，我也沒辦法，但南下是沒有出路的。”父親也從容不迫地說：“我同意北上，從全國形勢來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釘子的，會碰到薛岳和川軍，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還得轉移北上。”但會議在張國燾的操縱下，污蔑中央紅軍北上是“右傾逃跑”、“機會主義”，鼓吹南下才是“進攻路線”，并通過了“南下決議”。會后，張國燾大批調換甚至逮捕、殺害擁護中央北上路線的干部，然后率部南下再過草地，9月下旬到達臺塘、松岡、黨壩一帶。

張國燾的政治野心惡性膨脹，10月5日在松岡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并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致電中共中央宣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們發生關系。”張國燾為了支撐他的“中央”門面，強加給朱德與父親許多頭銜。但朱德與父親在對張國燾的斗爭中大義當先，拒絕承認張國燾的“中央”，強烈呼吁紅軍要團結一致，黨要團結一致，共同打擊敵人。為此，張國燾對父親懷恨在心，不久就將父親的總參謀長職務免去，調任紅軍大學校長。這是父親第二次被撤掉總參謀長職務。

10月24日，張國燾發起天（全）蘆（山）名（山）雅（安）戰役，還揚言要占領成都。劉湘為阻止紅軍入川，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傾全力對抗。他集中川軍80個團在名山及其以北的夾門關、太和場、百丈等地區，與紅軍展開連續激戰。薛岳部6個師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區，第53師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瀘定地區，也分別加緊封鎖，并準備大舉進攻紅四方面軍。此時，紅四方面軍東進、南下均不可能，處境轉入被動。原來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寶興、天全、蘆山等縣，由于多為藏族聚居區，人口稀少，物產不豐，給養發生極大困難，在這樣的地區建立根據地顯然是不可能的。這時，陜北傳來了勝利的消息，毛澤東、周恩來率部在陜北與第15軍團會合，并粉碎敵人對陜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殲敵1個師又1個團，陜北根據地發展到20多縣，紅軍亦有壯大。許多指戰員聽到這些消息后竊竊私議：“還是中央路線勝利了。”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電令張國燾取消非法組織，迅速率部北上。1月24日，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也致電張國燾，說明“國際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線”，不承認他另立的“中央”。張國燾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迫于27日致電中央，表示“原則上同意”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線。

【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舊址】

2月，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在天全紅巖壩開學。此時，由于部隊的大量傷亡和非戰斗減員，部隊縮編后官多兵少，許多干部只好放在學校里保存起來。父親利用這一機會，大力宣傳北上抗日的正確性，用中央紅軍北上發展與第四方面軍南下受損作對比，用紅四方面軍南下前后的情況作對比，耐心地做說服教育的工作，使許多干部在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面前逐漸覺悟起來，感到再這樣下去非把部隊拖垮不可，要求北上的呼聲越來越高。

3月初，紅四方面軍由天全、蘆山、寶興等地區重新北上，再次翻越夾金山。父親隨第31軍第93師第24團翻越雪山時對干部戰士們說：“若是第一次跟隨黨中央、毛主席過了草地，別再南下，就不會受第三次過雪山草地的苦了。這次北上，我們將和第2、第6軍團會合，再不能重復上次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鬧分裂的錯誤了。”

6月初，朱德率第32軍（原第9軍團）到甘孜迎接第2、第6軍團后，父親再次任先遣隊司令，與先遣隊工作團主任劉志堅一起在前面為部隊開路。兩人騎馬并肩而行，他對劉志堅說；“四方面軍南下打了敗仗，西邊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腳，張國燾的路線是不對的，我們要多做工作說服他們北上。”

【甘孜會師展板】

7月2日，第2、第6軍團經過長途跋涉，從湘鄂川黔邊界來到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這時，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第2、第6軍團和隨紅四方面軍行動的第32軍，合編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此時，張國燾雖然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但并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場。在紅二、四方面軍領導人舉行的甘孜會議上，朱德、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和父親等人經過堅決的斗爭，終于迫使張國燾同意紅二、四方面軍一起北上、與中共中央會合的行動方針。

7月下旬，紅二、四方面軍由甘孜北上，父親隨紅二方面軍行動，并任紅二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10月中旬，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靜寧地區會師，父親也由此走完了他的長征之路。12月7日，中革軍委進行了新的調整，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等七人組成中革軍委主席團，毛澤東為中革軍委主席。父親擔任中革軍委委員，并被中革軍委第三次任命為紅軍總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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