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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旭：《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大興調查研究的典范之作

點擊：作者：陳立旭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3-03-22 07:19:12

《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成果之一。毛澤東寫作這篇重要文獻時，對關系中國社會主義重大問題的調查研究和認真思索，體現了他實事求是精神和開辟真理道路的勇氣。

形成獨特思想的獨特方式

中國社會主義具有不同于蘇聯的特殊性。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后，毛澤東就一直思考中國怎樣才能擺脫蘇聯模式從而走出一條自己獨特道路的問題。雖然毛澤東在此前有過一些考慮，但是，當中國邁入社會主義后，對于這個重大問題，他仍在思考和研究。1955年3月中央決定籌備召開八大，而八大的主要任務，就是回答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解答這個問題，已經帶有急迫性。毛澤東決定從調查研究入手，從客觀實際出發，進行深入研究，尋找答案。因此1955年和1956年，毛澤東多次到外地搞調查研究，邊了解情況，聽取各地干部群眾的意見，邊思考。

與此同時，劉少奇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也在搞調查研究。毛澤東離京調查時，留在北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采取的調查研究方式，是請國務院一些部委匯報工作。1956年1月，毛澤東從杭州回到北京不久，聽薄一波說，劉少奇為了替八大政治報告做準備工作，正在聽取國務院一些部委匯報工作。毛澤東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匯報？”于是，薄一波就召集了一些部門的負責人來向毛澤東匯報。匯報從1956年2月14日開始，到4月24日結束。在這43天時間里，毛澤東聽取了34個部委的工作匯報。毛澤東后來說過，他在這43天里，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到頤年堂去聽匯報，每次都聽四五個小時，聽匯報之前或者聽完之后，毛澤東要把有關材料看完。當年為毛澤東召集匯報人、自己也全程參加聽匯報的薄一波回憶，當時，周恩來、彭真除個別時候因事請假外，每次都來一起聽匯報。劉少奇、陳云、鄧小平有時也來參加聽匯報。

直接聽34個部委的匯報，是毛澤東的一種特殊的調查研究方式。當年的34個部委，是中國各個領域工作的領導機構。這些部委負責同志從整體上介紹工作情況，使毛澤東能從宏觀、整體上了解中國各領域情況。直接、全面掌握了中國各領域工作情況和面臨的問題，就是整體掌握了當時中國的基本情況和需要解決的問題。這與毛澤東此前到基層實地的調查研究相得益彰，使他掌握情況更全面，創造了他進行整體的、貫通的、深刻的思考，產生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新思路、新意見、新構想的條件。而這些新思路、新意見、新構想，是毛澤東聽匯報時逐步成熟并且高屋建瓴談出來的，形成方式與以前相比，很特殊。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

毛澤東聽匯報的方式是，先聽匯報人講，在匯報人講的過程中，他不斷地插話，提出問題或進行評論；當形成自己的想法和意見時，當即說出來。毛澤東這些閃爍智慧之光的見解，經過交流和再思索，形成意見，被記錄下來。2013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只選載了毛澤東談話記錄稿的一部分，但從這部分文獻中，也可以看到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獨特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花費的心血，形象反映了毛澤東邊聽匯報邊思考邊談自己看法的過程。這個特殊，是他寫《論十大關系》的起點。

應該獨立思考我們中國自己的問題

在新中國成立前和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里，毛澤東是贊成學蘇聯的。但是，毛澤東說的學蘇聯，從一開始就沒有全盤照搬的意思。他說過，我們政權機關、經濟基礎等很多方面與蘇聯不一樣，不可能什么都照蘇聯的樣子去做。學蘇聯，要有分析，應該獨立思考我們中國自己的問題，走出一條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邊聽匯報邊談自己意見的43天里，毛澤東把這一條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經常從不同角度、針對不同問題談到。

1956年２月14日，是毛澤東聽匯報的第一天，他在聽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匯報開始前，自己先講了一段話。他說：“我去年出去了幾趟，跟地方同志談話。他們流露不滿，總覺得中央束縛了他們，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讓他們管。他們是塊塊，你們是條條，你們無數條條往下達，而且規格不一，也不通知他們。他們的若干要求，你們也不批準，約束了他們。”毛澤東這段話，就是針對當時我國中央領導部門學習蘇聯的管理方式，把一切都統得過死，而中央向地方下達的指令太多，又不統一的弊端。

在匯報人談到工業生產計劃設計時，毛澤東插話說：設計是客觀實際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實踐中修正。世界上沒有事先什么都知道的圣人。搞設計事先什么情況特別是基層的情況都知道，不可能嘛！毛澤東主張，我們在技術方面不如蘇聯和東歐國家，在這方面，我們要老老實實當小學生，向人家學，但在行政措施方面，就不一定要照搬他們的。他說：我們在技術方面非學人家不可，要像小學生寫仿一樣，學習蘇聯、東歐國家的技術。找到蘇聯的樣本也好，捷克斯洛伐克樣本也好，我們就先學他們的。但是，我們的行政措施要根據我們的具體情況，不能樣樣都學人家的。

毛澤東對蘇聯和東歐在企業管理中實行一長制，是有看法的，認為我們中國不能照搬一長制辦法，他傾向于采取我們的黨委制辦法。２月15日上午和晚上，毛澤東在聽取電力工業部匯報時的插話中，重點就是談他對一長制的不同看法。他說：你們為什么對一長制那么有興趣？黨委領導就不好？黨委的集體領導無論如何不會妨害一長制。一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從前軍隊也是這樣，有些人就是反對政委制，說政委不搞軍事，只能搞政治工作，經過多次斗爭才糾正過來了，政委不只可以管政治，也管訓練，也管干部，也管打仗。中間也曾試過一陣一長制，李德就是一長制，結果就是光打敗仗，敗得只剩下個陜北根據地。２月16日下午，他聽取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時，直接批評一長制說：家庭也不能搞一長制。工廠總比家庭復雜些。工廠要有一定的紀律，按時、按量、按質完成任務。為達此目的，沒有集體領導、個人負責是不行的。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又對立又統一。一長制有很大的官僚主義。總之，一個原則，不妨礙廠長的指揮，工廠生產一定要有紀律，保證質量、數量、時間，為了這個，有集體領導比沒有好。

除了對蘇聯的一長制有看法外，毛澤東還對蘇聯一些重要部門不歸黨管有看法。他說，蘇聯的內務部、法院、檢察院，黨不能管，我們不要學它。還是我們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黨委制比較好些。他舉自己的例子說：我這個人的指令如果不經大家議論一番，就不一定正確。大家互相督促幫助一番，就更有把握嘛！

毛澤東在這段時間邊聽匯報邊談自己的意見。他談的意見中包含一個核心點，那就是，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同戰爭年代中國要找到自己獨特革命道路一樣，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也要找到自己獨特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不能照搬蘇聯。他說，過去革命經過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陳獨秀的右傾，也不是后來的“左”傾，而是不“左”不右之傾，那是花了很大代價才找到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只有獨立思考，才能在搞建設時，找到我們中國獨特的規律，與戰爭年代相比，我們要少走彎路，縮短犯主觀主義的時間。

毛澤東在這次調查研究中，一直思考中國搞建設的特點。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是毛澤東在聽匯報談話中闡述的一個具有創造性的觀點。從主觀愿望來說，毛澤東是主張中國的發展速度要快一些的。２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匯報時，作了一個估計：看樣子三個五年計劃可能加快，三個五年計劃變成兩個五年完成，甚至還要縮短，這是可能的。２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部匯報時，講他自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看法說：我國建設能否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趕上的，工業也可以超過。中國一窮二白，沒有負擔，發展起來是很快的。毛澤東講了自己這樣想的四條理由：國際條件不同；國內條件不同；技術水平不同；中國人口多，農業發展快。同樣，即使在技術發展方面，在現代技術發展方面，我們也可以超過蘇聯。我們有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有群眾路線。不管中國的迷信，外國的迷信，都要打破迷信。2月28日晚上毛澤東在聽取電力工業部匯報，當電力工業部匯報說我國電力生產要50年才能趕上美國時，毛澤東鼓勵說：就在這個世紀趕上它，并且超過它。但毛澤東并不是一味講快速發展，他談問題總是從多方面辯證分析。３月６日下午，他在聽取鐵道部匯報時，就談到要反對各種錯誤認識。他提到，要反對急躁冒進，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分散主義。反分散主義有好處無害處，反主觀主義的好處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門的工作。

就在毛澤東專門抽出時間聽取各部委匯報時，發生了國際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就是蘇共二十大的召開。蘇共二十大是1956年2月14日在莫斯科召開的，與毛澤東第一次聽匯報，恰好是同一天。就在蘇共二十大馬上要結束的頭一天即2月24日深夜，赫魯曉夫不向參加蘇共二十大的各國黨代表團通報，突然秘密召集蘇共二十大的代表開會，作了長達四個半小時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西方國家通過秘密渠道，得知了這個秘密報告的全部內容。不久，美國《紐約時報》全文發表了這個報告，立即在全世界引起轟動，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但毛澤東思考的重點沒有變化，他聽匯報的工作仍然繼續，只不過增加了新的思考內容，這就是：把蘇共二十大與中國共產黨即將召開的八大聯系起來，探索中國獨特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1956年3月3日下午，出席蘇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團成員鄧小平、譚震林回到北京。毛澤東在當天就在懷仁堂，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聶榮臻、譚震林開會，聽取鄧小平、譚震林匯報情況。鄧小平、譚震林在會上詳細匯報了他們出席蘇共二十大的情況、蘇共二十大的政治變化，以及在蘇聯得知的蘇共中央內部情況。聽完匯報后，毛澤東沒有表態，他要大家用10天時間，都來考慮這個問題，都研究蘇共二十大的變化和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以及如何應對的問題，然后再開會討論。3月12日晚8點，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蘇共二十大的問題。會上，大家紛紛發言，談了自己的看法。會議開到次日凌晨1點。散會后，毛澤東又專門留下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康生、楊尚昆，繼續研究中共如何對待蘇共二十大的方針。毛澤東在這個小范圍會議上首次對蘇共二十大表了態。他說：現在看來，對蘇共二十大，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婁子。說它揭了蓋子，就是講，這個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它捅了婁子，就是講，赫魯曉夫做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

這次會后，毛澤東開始研究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影響。他經常召集小型會議，研究蘇聯方面的問題。經常參加這些小型會議的，除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外，彭真、康生、聶榮臻、楊尚昆等人也經常被叫去參加。同時，他聽各部委的匯報，也繼續進行。從3月3日到23日的20天時間里，毛澤東一邊召開小型會議研究蘇共二十大“揭蓋子”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一邊繼續聽匯報。例如，３月４日下午，他聽取手工業管理局匯報。３月5日下午，他聽取主管交通、郵電部門的國務院第六辦公室匯報。３月６日下午，他聽取鐵道部匯報。３月８日下午，他聽取交通部的匯報。3月9日下午，他聽取郵電部、民航局匯報。3月13日晚上，他聽取國務院主管農林水利的第七辦公室匯報。3月15日下午，他聽取農業部匯報。3月16日下午，他聽取水利部匯報。3月18日晚上，他聽取林業部和氣象局匯報。3月19日下午，他聽取國務院主管財貿金融的第五辦公室匯報。3月20日、21日晚上，他繼續聽取國務院第五辦公室匯報。每次聽匯報之后，他還要同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鄧小平等商談工作。研究蘇共二十大的會議和聽匯報的會議交替進行，日程安排得非常滿，使毛澤東幾乎沒有休息時間，非常辛苦，但他的思維更活躍。這個時候，他集中考慮的是蘇共二十大“揭蓋子”后，中國共產黨可以更加解放思想，思考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了。1956年3月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最后的結論性發言中，毛澤東講了他思考后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他說：赫魯曉夫揭了蓋子，破除了那種認為蘇聯、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于反對教條主義。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４月18日下午，毛澤東在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彭真、彭德懷、鄧小平等聽取李富春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時，非?？隙ǖ靥岢隽艘粋€觀點：“總之，向蘇聯學，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

毛澤東的這個重要思想成果，后來寫進《論十大關系》中?！墩撌箨P系》一開頭就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在中國和外國的關系部分，毛澤東特別講到，對于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他還舉了生動的例子：蘇聯設電影部、文化局，我們是設文化部、電影局，有人就說自己錯了，要學人家的，結果，蘇聯不久也改設文化部了，和我們一樣。毛澤東批評說，有些人對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風”為準。

從“三個關系”到“六大關系”再到“十大關系”

毛澤東對中國獨特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有一個思想發展過程。他思考和論述中國的十大關系，也有一個思想逐漸發展最后成熟的過程。

毛澤東在聽各部委領導匯報時的談話中，一開始認識到的，是“三個關系”。“三個關系”，是毛澤東在４月19日下午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彭德懷、鄧小平等聽取李富春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時提出來的。此前毛澤東也特別重視沿海工業的發展。他在３月１日下午聽取國務院主管輕工業部門的第四辦公室和紡織工業部匯報時，專門講到要充分發掘我國現有企業生產潛力，而我國現有企業在沿海。毛澤東當時就提出：限制上海、天津等工業基地的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者充分合理利用。上海、天津的企業賺錢。那么，如何對待在內地建設企業？毛澤東的思路是，沿海企業在內地建廠，這樣做，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并不矛盾。毛澤東主張，沿海企業一般不內遷，個別有條件的，經濟合算的，可以內遷。４月19日下午這次聽取匯報，毛澤東再次強調自己的觀點說：我們國家不僅原有的輕工業絕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機械、鋼鐵、水泥、化工等重工業也多在沿海，這些都必須充分利用。從延安時期就倡導對事物進行連續思索的毛澤東，自己就是連續思索的典范，他此時已經不局限于只思考在沿海地區發展企業問題了，而是把思考范圍從沿海企業拓展到整個沿海地區，又把沿海地區與內地聯系起來，同時，又把企業發展問題區分為兩個方面，即輕工業和重工業，而且又想到集體企業經營中，企業與個人的關系，由此提出了“三個關系”，而且，毛澤東此時已經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分析“三個關系”。他在這次談話中指出，有三個關系，都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關系；輕工業與重工業關系；個人與集體關系。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設重工業，就必須建設輕工業；真想搞好集體所有制，就必須搞好個人所得。”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span>

但是，毛澤東這個時候提出的“三個關系”，還是初步的，談到沿海與內地關系，他還沒有講到工業布局平衡問題；講到輕工業與重工業關系，他還沒有涉及到農業；講到個人與集體關系，他主要還是針對農村的集體所有制，重點講農業集體化后不能忽視個人利益，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此時毛澤東對“三個關系”的闡述，與后來他在《論十大關系》中的有關闡述，還有相當多的不同之處。毛澤東也沒有使用“三大關系”的概念，而是使用“三個關系”的概念。這體現出他當時思考有關問題，還沒有廣闊拓展。

但是，毛澤東在聽匯報調查研究的過程中，頭腦一直在思索，思考的領域在不斷拓展，在第二天，他就把思考問題的范圍擴大了。4月20日下午，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彭德懷、鄧小平等繼續聽取李富春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他在談自己的看法時說：要搞重工業就要適當增加輕工業的投資。除了輕工與重工，沿海與內地，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幾個關系，還有經濟與國防的關系。減少些國防，多搞些工業，正是為了國防。在這里，毛澤東已經提出了“五個關系”，即輕工與重工的關系、沿海與內地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地方與中央的關系、經濟與國防的關系。與此同時，他還批評了“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說法，他說：這種思想是不對的。當奴隸當慣了，總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戲里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說站慣了。毛澤東的這個批評，闡述的是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外援問題，其中包含著一些關于中國和外國關系的思想。

接下來的幾天，毛澤東思考的范圍又有很大拓展，提出了“六大關系”的思想。４月24日下午，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彭德懷、鄧小平等繼續聽取李富春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此時，毛澤東把他幾十天聽取經濟工作部門匯報的情況，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總結、概括，歸納出六種關系，并且清晰地按照順序羅列出來：一、輕工業與重工業：為了發展重工業，就必須注意在輕工業上多投些資。二、沿海與內地：為了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三、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要盡可能地減少國防和行政的費用，來擴大經濟和文教的建設。四、個人與集體：要發展集體利益就必須照顧個人利益。增加工人工資，正是為了提高工人的積極性，達到增產。農民中有兩重關系，即國家與合作社，社與社員，必須照顧社員的收入能年年增加，才能提高社員增產的積極性。五、地方與中央：分權正是為了集權，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權限，對中央是不利的。六、少數民族與漢族：搞好少數民族的工作，對漢族大有好處。少數民族雖然人口只占十四分之一，而土地卻占百分之五六十。毛澤東說：這幾個矛盾如果調整得好，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些，我們犯錯誤也犯在這些矛盾上。

毛澤東提出的六種關系，已經有了如下特點，一是對每對關系，都用辯證法進行分析，闡述其中的邏輯關聯；二是仍然把個人與集體的關系集中在農業和農民問題上，說：想從農民中多要一些，很值得研究，要經常照顧農民，不要一下使農民收入大為減少；三是講到的有些關系，涉及的聯系方面不止一個，例如，他講國防，涉及的是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的關系；四是他此時已經不再使用“六個關系”的概念，而是使用“六大關系”的概念，證明他思考的范圍更加宏闊，每個關系中所包含的內容也更豐富了。五是他認為，“六大關系”就是“六對矛盾”，說明他正在運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他所認識到的六種關系；六是他對照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教訓來思考和闡述問題。例如，他說，斯大林就在第四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東歐兄弟國家在第一個矛盾上犯了錯誤。

毛澤東講了“六大關系”之后，他的思維一刻也沒有停止，對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重大問題的深入探索仍在繼續，而在此過程中，毛澤東不只是把聽各部委匯報時自己產生的思想加以概括，而是將自己此前到許多地方進行調查研究取得的認識成果，以及我黨歷史經驗，也納入思考當中，進行集中、凝練、升華，創造出系統的思想成果。

４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并在會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毛澤東發表這個講話時，手拿他列出的講話提綱，在講的過程中，他即席發揮，講得既深刻又酣暢淋漓。他的講話，有中心點，即圍繞一個基本方針：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有對什么是積極因素的闡述。而他所講的主要內容，就是十大關系：（一）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二）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三）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四）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五）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六）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七）黨和非黨的關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九）是非關系。（十）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毛澤東在講話的最后，對這十對關系的本質進行了概括：“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貫穿在《論十大關系》之中的基本思想，是以蘇為鑒，獨立思考，按中國自己的情況辦事，走中國自己的路。

這個思想，也就是指導八大召開的基本思想。據當時參加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1956年四五月間，一次劉少奇開會回來，大約是晚上10點多鐘了，打電話找他和陳伯達等到他那里，高興地說：主席作了調查，講了十大關系，十大關系應當成為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綱。歷史事實也證明，《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基本思想和方針政策，在黨的八大及其稍后的中央決策中，得到了較多的體現和進一步發揮，產生了積極影響。

【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論十大關系》?！?/span>

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之后，經有關部門對毛澤東講話提綱和錄音進行整理，形成了文字稿，但沒有公開發表，只是在1956年12月經中央辦公廳批準，印發縣團級黨委學習。1975年，胡喬木又對原來的印發稿做了一點兒整理工作，經毛澤東親自審定。但毛澤東逝世之前，《論十大關系》仍然沒有公開發表，直到1976年12月26日，在毛澤東誕辰紀念日的這一天，才由《人民日報》全文公開發表。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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