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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云：建議用毛主席的農村學說來提升鄉村人氣

點擊：  作者：劉云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3-03-15 10:58:41

 

 

摘要：筆者贊同昆侖策2月17日發表“鄉村振興的關鍵是造就人氣”觀點，筆者建議，提升鄉村人氣，可學習借鑒毛主席的農村學說，通過就近城鎮化模式與調整產業布局來引導農民工就近到房價低、房租低的小城鎮打工定居，以農民工的定居化來促進農民工的工作單位與工作崗位的相對固定，這十分有利于農民工通過熟能生巧方式來學習掌握工作技能，隨著農民工的工作技能與工作效率的不斷提升，可造就大量鄉土熟練技工，其收入也不斷提高，越能在城市立足，越能促進其市民化。

 

筆者非常贊同昆侖策2月17日發表“鄉村振興的關鍵是造就人氣”觀點，該文作者提出：鄉村振興的根本是制造“人氣”，總體要求是“兩手抓”：一是吸引人，二是留住人。

 

如何做到“一是吸引人，二是留住人”?筆者建議可學習借鑒毛主席農村學說，用就近城鎮化模式與調整產業布局用產業來“吸引人”，用造就大量鄉土熟練技工來“留住人”。

 

一  毛主席的農村學說與二十大報告相關提法的暗合

 

知名博主“歐洲金靴”在去年12月一篇題為：“其實就是兩個字：公平”博文中提到：在革命勝利以后的年代，毛主席的農村學說繼續表現在強調發展農村區域的社會經濟，強調社會改革真正所在地應該在農村，且強調城里的居民應當到農村去，和農民同住、同勞動，只有這樣才能取得“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榮譽。

 

毛主席還說，人不要都擠在城市里，積極的在農村發展工業，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問題。這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標準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和高等學校，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

 

毛主席這番講話中最關鍵一句是“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其中一個關鍵詞是“就地”，換個如今大家所熟悉的說法，那就是就近城鎮化，唯有就近城鎮化，才可能“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

 

新型城鎮化建設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議題和重大任務，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更是其中的關鍵一步。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請注意二十大報告中這句話中“縣城為重要載體”一詞，為什么不以大中城市為重要載體？而是以“縣城為重要載體”， 恰與主席“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思想暗合，提法雖不同，但含義相同。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就在于其目光遠大，高瞻遠囑，半個世紀前就提出這個想法，所以毛主席的農村學說至今仍有很強生命力與學習借鑒價值。

 

假如是以大中城市為重要載體，讓農民背景離鄉到大中城市打工，就無法做到主席說的“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筆者以為，學習借鑒毛主席的農村學說，通過就近城鎮化模式來造就大量鄉土熟練技工，很可能是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最佳選擇與突破口。

 

國務院印發《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中，新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以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城市為小城市，其中20萬以上50萬以下的城市為Ⅰ型小城市，20萬以下的城市為Ⅱ型小城市。

 

就近城鎮化的關鍵是就近，城鎮越小，打工地(工廠)距農民工的農村居住地必然越就近，越能做到毛主席所說“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 這也與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提法相符。二十大報告不提以小城市為載體，而是強調以縣城為重要載體，那是因為縣城是最小一級城鎮。所以本文所說就近城鎮化中的“城鎮”是指20萬以下的Ⅱ型縣一級小城市及所屬鄉一級的鎮，這是我國城市劃分標準中最小的城市“單元”， 故在本文中統稱為小城鎮。

 

二農民工定居化有助于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到北京打工的外來農民工主要租住在三環路周邊區域，但隨著北京攤大餅式的急速擴張與房租飛漲，進京外來農民工只能隨之不停地搬家，從三環到四環，從四環到五環，從五環到六環，現在連六環附近也難以租住下去，只能搬遷到離六環更遠，靠河北的北京周邊地區。不僅是北京，所有大中城市都或多或少都出現類似的情況。

 

安居樂業的道理大家都懂，不安居何以樂業？如果農民工居無定所，三天兩頭被房東（提租）逼得到處搬家，四處漂泊，一旦搬一次家就可能因距離遠，放棄原有的工作單位與熟悉的工作崗位，重新選擇新單位與陌生崗位，這實際上是因頻繁搬家而導致的變相跳槽和變相“短工化”，不利于農民工以熟能生巧來學習掌握工作技能，不利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農民工定居化是指以農民工住所的相對固定來促進農民工的工作單位與工作崗位的相對固定，只有農民工長年累月在某個相對固定的工作崗位從事相同工作，才有助于農民工以熟能生巧方式提升工作技能與效率，成為熟練技工，以促進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實事表明，在城市打工農民工的定居狀況是與其學習掌握工作技能的狀況呈正相關關系，即定居狀況越好，搬家次數越少，其工作單位與工作崗位就越穩定，就越有利于其通過熟能生巧方式來學習掌握工作技能，隨著工作技能與工作效率的不斷提升，其收入也不斷提高，對城市較高生活成本的承受力也越強，越能在城市立足，越能促進其市民化。

 

農民工通常買不起大中城市高價房，也不可能靠高價租房方式在大中城市實現定居化，靠保障房性質的公租房來實現定居化也不太可能。大中城市廉租房供求現狀是僧多粥少，常常連滿足擁有常駐戶口的本地市民需求都做不到，又能從中拿出多少廉租房提供給農民工？即使有，其數量相對于農民工龐大的需求來說也是杯水車薪。所以筆者以為，大中城市廉租房在實現農民工定居化方面只能起次要或輔助作用，實現定居化更多還得靠農民工自己的經濟能力，這比依靠僧多粥少的廉租房更靠譜。

 

如果把中國大中城市與小城鎮房產市場狀況進行對比可發現，大中城市房產市場充分體現了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不僅房價、房租居高不下，且年年上漲。在大中城市打工的農民工迫于房租上漲的巨大壓力就只能不停地向低房租的遠郊搬遷，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只能是居無定所，四處漂泊，很難買現定居化的夢想。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小城鎮，房價房租雖也在不斷上漲，但漲幅比大中城市小得多，房價房租也低得多。所以，農民工到小城鎮打工，不僅租得起房，而且部份經濟實力較強的農民工可以在小城鎮買得起房，實現永久性定居化。

 

從租房角度來看，大中城市租房合同基本上是一年一簽，年年上漲，很少有那個房東愿簽長期租房合同。但小城鎮住房租賃市場，總體來講供略大于求，房租低而穩定，不少房東愿簽長期租房合同，這使農民工住所能相對穩定，不至于像在大中城市那樣頻繁搬遷。所以，只有在小城鎮打工就業才有助于農民工住所的相對定居化。

 

其實任何一個農民工都不希望自己居無定所，但為何很多農民工寧可到居無定所的大中城市打工，也不愿去能容易定居的小城鎮打工，最重要原因是小城鎮經濟欠發達，企業少，就業機會少。最典型是局部房地產泡沫破裂而產生的“鬼城”，其基本特征是有房（產）無（產）業，在“鬼城”往往是無業可就、無工可打、無活可干、無錢可掙，即使其房價、房租超低也缺少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而大中城市卻相反，盡其房價、房租超高，但因其有業可就、有錢可掙，照樣吸引了大量外來打工者。

 

三通過調整產業布局來引導農民工就近到小城鎮打工定居

 

要引導農民工到小城鎮去打工定居，關鍵是進行產業布局的大調整，以產業布局的調整來引導農民工就業流向。金融證券、傳媒出版、文化娛樂、廣播電視、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對外貿易等第三產業最適合在大城市發展，所以，國外大城市產業特征均是以服務性質的第三產業為主導。京滬兩市第三產業發展也很快，比重均達到80%以上，北京、上海不少工業企業已搬遷到城市遠郊，這使京滬兩市能以“騰籠換鳥”方式發展第三產業，但這個調整搬遷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大。

 

第二產業即工業不像第三產業，非得到大城市發展，如首鋼搬遷到河北唐山曹妃甸照樣正常生產。國外大城市工業比重都不高。只要符合（水電氣）“三通”條件和交通便利的小城鎮均適合發展工業。所以，從我國今后產業布局來看，工業由應過去在大城市的過度聚集，調整為向小城鎮搬遷和聚集，這樣大城市可重點發展第三產業，小城鎮重點發展工業，做到大城市與小城鎮分工協作、各展其長、互利雙贏。

 

從農民工就業角度來看，工業是農民工就業的主要領域，小城鎮有了越來越多工業企業才吸引更多的農民工前去就業打工，這樣農民工就會在房價房租較低的小城鎮實現住所的相對定居化。

 

房產特征是不動產，不可能把位于小城鎮“鬼城”中超量過剩的房產易地搬遷到大城市去高價銷售，在房產“不動”的前提下，化解“鬼城”超量過剩房產的唯一辦法是引入一批外來工業企業，進而向“鬼城”引入大批打工經商人流，使“鬼城”房產或多或少能租、售出去一部份，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盤活“鬼城”房產，減少當地銀行在房地產上的大量呆壞帳與政府負債，“鬼城”經濟才可能逐步活躍起來。而對農民工來說，在超低房價、房租的“鬼城”定居的成本低，只要在“鬼城”有業可就，“鬼城”是個不錯的打工與定居地點。

 

四以產業“西進”與“上山下鄉”來造就大批鄉土熟練技工

 

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機械工業企業發展，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技工素質問題，比如進口回來的機械產品，只是經工人拆卸之后再組裝，就跟原來的原裝進口的設備有很大差別，這說明我們國家技工素質還是與國外技工有一定的差距。技工素質高低和技工隊伍的穩定，都是影響企業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詹純新認為，企業的國際化，并不意味著企業所在地的國際化，并不意味著企業的生產基地一定要從小城市向大城市遷徙。企業過度向大城市集中，會帶來交通、物流、能源、生活配套等一系列問題，讓大城市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不堪重負，房價房租居高不下。其實，企業總部和生產基地是可以相分離的，人數不多的企業總部可設在大城市，但人數眾多的生產基地完全可以搬遷與聚集到小城鎮。

 

詹純新認為，企業入駐小城鎮有著無可比擬的成本優勢，只要引進先進的管理、技術和設備，完全可以支撐產業的發展，實現企業、當地居民、社會的互利共惠發展。比如國際工程機械巨頭卡比特勒的總部甚至不在大城市，而在美國伊利諾伊州中部的皮奧里市，是一個人口不到40萬的小城鎮，但卻把事業做到了全球第一。所以，小城鎮同樣可以為產業的發展集聚資源，為企業發展提供空間，小城鎮各類生產要素和居民生活成本比大城市低得多，特別是有效地解決了過去在大城市一直令他頭疼的員工住房問題。

 

不僅是中聯重科，不少轉移到小城鎮的企業發現，如果是在小城鎮吸納當地農民工及當地居民形成的產業工人，由于是在本人戶籍所在地即本地就業，他們大都在當地擁有自有產權的住房，無須企業為工人住房問題操心。少數沒有住房的工人，可由企業提供一筆補貼到當地去租房。由于小城鎮房租低，企業和工人用于租房支出負擔都不大，工人居住狀況穩定，不像在大中城市，租戶經常為房東肆意提租和驅趕而提心吊膽。

 

安居才能樂業，小城鎮的安居特性使工人隊伍非常穩定，流動跳槽比例比大中城市低得多，工人們一門心思用在干工作學技術上，這十分有利于技工技術經驗的積累與技術水平的提高。所以，企業應像中聯重科那樣積極搬遷到小城鎮，吸納當地農民工就業，這有利于培養一支相對穩定與成熟技工隊伍。與眾千里迢迢，遠離家鄉打工的農民工最大區別是，這些技工由于其工作與生活在小城市、小城鎮及周邊的本鄉本土，筆者稱之為鄉土熟練技工。

 

因為過去中西部農民工大都千里迢迢到東部打工，這會帶來留守老人、兒童和春運等一系列棘手的社會問題。而“就近城鎮化”一詞正是強調農民工在自己的戶藉所在地即家鄉小城鎮打工，但要做到這點的前提是推動產業“西進”與“上山下鄉”，即工業企業應從東部向中西部遷移；應從大中城市向小城鎮遷移，這樣農民工才可能在家鄉小城鎮就近打工就業，而中聯重科正是“就近城鎮化”模式的踐行者。

 

詹純新說，我們的基本思路是，以產業集聚來推動、支撐和提升小城鎮的發展與城鎮化進程，把根深扎在小城鎮，把觸角延伸到全球。

 

如今，中聯重科在湖南已建成或在建工業園區，分布于全省12個縣鎮，成為當地重要的支柱企業。以中聯重科在湖南灌溪鎮的產業園區為例，在2016年產值達150億元，創造了全鎮78.1%的工業總產值和67.4%的稅收，帶動了當地153家大大小小的配套企業。灌溪鎮居民3.5萬人，90%的勞動力實現了當地就業而無須外出打工，其中1.2萬人成為產業工人，農業小鎮成為“中國塔吊第一鎮”。

 

中聯重科的做法是不是與毛主席的農村學說中“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非常契合，要論如今的中國，誰在“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做得最好？中聯重科堪稱踐行毛主席的農村學說的楷模。

 

中聯重科的做法也與筆者前面所說調整大中城市與小城鎮產業布局的思路不謀而和，既實現了“就近城鎮化”，又通過居有定所、熟能生巧方式培養了的大批穩定程度高、流動跳槽比例低的鄉土熟練技工，可謂一舉多得，值得很多企業學習和借鑒。

 

村村通公路工程，簡稱“村村通”。是國家為構建和諧社會，支持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大舉措，是一項民心工程。除個別邊遠鄉村外，全國范圍“村村通”已基本完工，且有越來越多鄉村已像城市那樣開通了鄉村至鄉鎮、縣城的鄉村公交車，這意味著可以有越來越多農民工住在自己鄉下的住房中，每天像城里人那樣，搭乘鄉村公交車到最近的小城市、小城鎮通勤上班打工，距離近的甚至可通過騎自行車、電動車方式來通勤上下班，這正是對“就近城鎮化”中“就近”一詞與毛主席“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就地”一詞的很好詮釋。

 

對在家鄉小城鎮“就近”或“就地”上班打工的農民工來說，他們就不用為在大中城市高價買房租房而發愁，可永久性定居在自己鄉下的住房中，農村留守兒童與留守老人問題可迎刃而解。政府也不用花巨大代價為通勤上班農民工提供保障房與廉租房。

 

“村村通”重大意義不僅是方便農民出行，還可以公交車通勤上班方式盤活利用空置率相對較高的農村住房，這與大城市某個遠郊地區開通地鐵前后，當地原本不景市房產市場馬上被盤活，房價房租大漲是一回事。

 

五 唯有鄉土熟練技工才能大幅減少對農業轉移人口的保障房投入

 

農村人口轉移成新市民難題之一是他們通常買不起高價商品房，如果租房成本也高，高地價的大中城市不大可能為其建設大量低租金的保障性住房，即使建一些，數量也很有限。而小城鎮當地農民工大都在本鄉本土的自有住房，還可通過“村村通”來通勤上下班，對保障房需求也不會大，這樣可大量減少對保障房建設的新增投入。

 

目前全國技工缺口多達二千萬，巨大的供需缺口使鄉土熟練技工職業前景良好，收入也將穩步提高。所以政府要大幅度降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巨額公共成本支出特別是保障性住房建設支出，增強農民工落戶轉移成新市民后對城鎮較高生活支出成本承受力，就應倡導農民工不是到東部和大中城市實現市民化夢想，而是在中西部眾多小城鎮以中聯重科“就近城鎮化”模式，把小城鎮本鄉本土農民工造就成鄉土熟練技工，有了熟練技術，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錢，就有了相對較高且不斷提高的收入，再落戶小城鎮，轉移成小城鎮新市民那就成了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這也正是毛主席“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農村學說的體現與運用。

 

單從收入對比來看，農民工到大中城市或東部地區打工，表面看來收入要高一些，但其房租和生活成本卻較高，如扣除較高的房租與生活成本，其實際收入未必高。而中聯重科的“就近城鎮化”模式，“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所培養的鄉土熟練技工，均是在小城鎮本鄉本土工作與居住生活，即使收入比大中城市或東部地區低一些，但在本鄉本土打工基本不用買房租房，這就可節省購房租房上巨大開銷。本鄉本土物價比大中城市低得多，甚至吃自種糧食蔬菜，生活成本也要低得多，收入“含金量”高，實際收入比到大中城市或東部地區打工的收入高出不少，以他們的收入不僅可以基本上自我承擔成為小城鎮新市民后的城鎮生活支出成本，甚至還有可能替財力緊張的當地政府負擔一些因市民化所產生的高昂的公共成本投入，其碼無須地方政府出錢為其提供大量保障房。

 

換句話說，借鑒中聯重科“就近城鎮化”模式，“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通過“產業西進”與“上山下鄉”所造就的大批鄉土熟練技工，必能成為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模式的先行者、受益者與推動。

 

(作者：劉云；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