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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2年12月，劉伯承元帥的女兒劉彌群同志為紀念父親誕辰130周年，編著了《我的父親劉伯承》一書。現經作者授權，由昆侖策研究院分篇轉載該書有關章節，以饗讀者。此為本書的《自序》和首篇《我的父親劉伯承》。

《我的父親劉伯承》

自  序

我的父親劉伯承

1986年10月7日，敬愛的父親離開了我們，至今已經快20年了。雖然時光易逝，但父親的音容笑貌卻永遠留在我的心中，對父親摯愛的懷念依然常憶常新。每每念及父親，我都會情不自禁的聯想起父親對我的許多教誨，想起父親曾經和我說過有關他的許多歷史往事。父親說，他告訴我這些，并不是讓他的后來人僅僅記住一個劉伯承，而是要記住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長河中，他的一生與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歷史和中國人民的命運緊密相聯。是的，父親的一生憂國憂民，始終走在中國革命歷史的潮頭，歷盡大浪淘沙，波瀾壯闊，跌宕起伏。他在我的心中，不僅是新中國的一代開國元勛，更是一個慈祥和藹的長者，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

出身貧寒，歷經苦難，奠定了父親革命生涯的基礎

1892年12月4日，父親誕生于四川省開縣（今屬重慶市開州區）浦里區趙家場鄉張家壩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原名劉明昭，字伯承。父親的少年時代，是一個動蕩的年代。貧困的家庭生活，黑暗的社會統治，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都對父親的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父親在少年時代心中就漸漸地萌發了反對壓迫、追求真理、消滅剝削的思想。

父親小時候聰明好學，雖然家境貧寒，但是爺爺奶奶看到沒有文化受人欺辱，便舉債供他讀書。在他12歲那年，父親與爺爺同時參加鄉舉科試，因為是吹鼓手出身而被逐出考場，此事成為父親一生難忘的屈辱。通過此事，父親更加體會到了封建等級制度的壓迫。當時，父親的學堂里有位教書先生叫傅讓三，經常向父親講革命道理，推薦閱讀報刊上那些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是父親后來走向革命道路的啟蒙者。

1908年深秋的一天，父親被幾位要好的同學拉到黃陵城，憑吊前人的豐功偉績，抒發各自的理想和抱負。父親慷慨激昂地說：“大丈夫當仗劍救國救民于水火，看來，我只有走棄文從武這條路了!我一定要拿起刀槍來改變這個極不公平的世道！”

父親17歲那年，適逢清政府學習西方統治方法，在全國普遍興辦警務。他懷著“除暴安良”、“救國救民”的美好愿望，應募當了開縣一名巡警。父親應募當巡警不畏權勢，鐵面無私，懲治了不少奸商惡棍。但是一次，他抓的奸商李宏泰托人給知縣送了1000兩銀子，只關了半天就被放了出來。父親知道靠當一個巡警來“除暴安良”、“救國救民”是行不通的，一氣之下，他毅然脫了警服，又去尋找革命的道路。

苦心求索，救國救民，從舊軍人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開縣大地。父親得知這一消息興奮極了，他說服家人參加了川軍，開始追隨孫中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

【父親在1914年前的照片】

歷經10年軍旅，父親由一個士兵逐步晉升到旅長，成為一名川軍的年輕將領。1923年秋，父親在討伐吳佩孚的戰爭中右腿負傷。在成都療傷期間，他心里苦悶煩惱，閉門謝客。此時父親目睹了由于軍閥混戰，人民大眾的痛苦日益深重。面對冷酷的現實，反復思索著為何而戰？為誰而戰？怎樣才能救國救民于水火之中？此時，軍閥中有人派大員重金促請父親重返軍旅，都被他堅決拒絕。他對前來游說的坦言道：“伯承從軍是為救國救民，決意不再去為某些人爭奪地盤賣命了。”

1925年，父親遇見了分別三年的好友吳玉章，通過吳又結識了楊闇公。父親與他們論說形勢，探討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眼界大開，思想產生了飛躍。他以為，救國救民必須“要到民間去才有辦法，要以民眾為后援，尤其是無產階級，不然就談不上革命。”當楊闇公就加入中共組織的事情向父親征求意見，父親坦率地說：“見旗幟就拜倒，覺得太不對了。因為我對各派都沒有十分的研究，正擬積力深研，將來始能定其方道。”

父親對參加革命組織的慎重態度，使楊闇公深為感動，對此贊嘆不已“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誠！伯承比起那些因情而動，隨波逐流的人來高出萬倍。”

父親經過一年多的考察和革命實踐活動，認真學習研究了馬克思主義，最終形成了嶄新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堅定了加入共產黨的信念。他堅信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代表勞苦大眾的利益，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1926年5月，父親由楊闇公、吳玉章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父親與楊闇公、朱德等人一起組織瀘（州）順（慶）起義，起義經歷了167天，終因寡不敵眾而遭到失敗。

【父親在瀘州起義指揮部。】

這次起義惹惱了蔣介石，他下令懸賞5萬元大洋捉拿父親。1927年7月，父親虎口脫險來到武漢。此時，劉湘等大軍閥熟知父親這個川軍名將，紛紛派來說客，以高官厚祿進行拉攏。然而，父親虛與委蛇，深居簡出，以修養為由，等待黨的召喚。此時，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任前敵委員會書記，組織發動南昌起義，父親受命擔任了南昌起義參謀團的參謀長。

1927年8月1日凌晨兩點，由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和父親等人領導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武裝革命的第一槍。從此，父親的命運與人民軍隊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并為其成長壯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對此，父親曾多次和我說過：“自己從舊軍人成長為革命軍人，完全是由于黨的引導，黨的培養的結果，否則是不可能的。”

刻苦學習，博覽群書，堪稱讀書學習的模范

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父親總是臨危受命，指揮打勝了許多大仗惡仗。在指揮作戰中，他不顧個人安危，深入前線調查研究，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總是能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被譽為“戰神”。父親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來源于對政治、軍事、經濟及科學知識的系統掌握，來源于對革命戰爭實際情況的準確理解，來源于對戰爭指揮實踐和經驗的總結，而這些都離不開他對知識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學習。

少年時，父親在私塾先生的教導下，經常讀書到深夜。幾年下來，對《四書》、《古文觀止》、《左傳》等都已熟記于心，對《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的故事也特別熟悉，經常在放牛、割草的間隙，與小伙伴們擺起“龍門陣”。這些為父親的軍事指揮藝術形成，打下了扎實的傳統文化根基。

父親一貫堅持軍事斗爭的實踐離不開軍事理論的指導作用，總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和機會學習各種軍事理論。他對古代兵書十分熟悉。他在革命戰爭中努力掌握毛澤東軍事思想，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他也注意研究外國著名軍事家的思想，研究外國的戰爭經驗，研讀蘇聯紅軍的各種作戰條令、司令部建設、正規戰、游擊戰戰術，研讀外國軍事名著。刻苦學習與戰爭實踐，形成了父親特有的指揮藝術和風格。

為了學習知識，提高才能，父親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艱辛。1927年年底，中共中央派父親到蘇聯軍校學習。當時父親已36歲了，在中國學員中的年齡最大，在學習中首先遇到的就是俄文這關。為了能直接閱讀俄文書籍，聽懂蘇聯教官講課，他拼命地學習俄文。他除了自備單詞小本外，每日都在左手手心上寫滿生詞，完全記熟后再另換新詞。有的同學見父親過于繁忙，要主動為他當翻譯，以減輕他的壓力。但父親卻說：“老弟，那可不行，學習怎能讓別人替代？得自己學。”他看書的時間長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得生疼，他就把假眼球取出來接著看書。夜深人靜，在學校的走廊間、操場上還能看到父親在刻苦背記俄文。憑借這種頑強的學習精神，父親終于攻克了俄文這一難關。

當年，父親在蘇聯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的教室里，曾看到這樣一幅標語：“離開實踐的理論是死理論，離開理論的實踐是瞎實踐。”這一警句對父親軍事思想的形成乃是深刻的啟迪。軍事與政治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所以，他在后來的革命生涯中，自覺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無論工作多么繁忙、戰斗多么緊張，他都堅持刻苦鉆研馬恩列斯的原著，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對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方法來觀察問題、指導戰爭，辯證地解決戰爭中的諸多難題，打下了牢固的政治思想和哲學理論功底，父親“著眼全局”的軍事指揮藝術就是這種功底的最好的體現。

運籌帷幄，英勇善戰，為人民解放馳騁疆場打江山

父親戎馬一生，運籌帷幄，英勇善戰，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成功地指揮了許多重大戰役，取得了許多輝煌的勝利。

父親是我黨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早在八一南昌起義之前，他就組織指揮了瀘（州）順（慶）起義，在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武裝斗爭史上寫下了最早的一筆。隨后，又參加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的壯舉。1930年8月，父親從蘇聯學習回國后，先后擔任紅軍學校校長、紅軍總參謀長。這個期間，他協助朱德、周恩來指揮第四次反“圍剿”，取得了勝利。長征期間，父親無論是任先遣，還是作殿后，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他每次指揮戰斗都注意實地偵察地形，訪問群眾，了解敵情，熟悉我情，選擇作戰時機，明確作戰任務，從而迭挫強敵，表現出了非凡的指揮才能，被同志們贊譽為黨內的“孫武”。

【父親任瀘州起義總指揮。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于1926年12月與楊暗公、朱德一起發動瀘州起義，這是我黨歷史上第一次由共產黨人組織的武裝起義。】

在抗戰中，父親軍事指揮藝術日趨成熟。隨著戰爭實踐的鍛煉與考驗，父親對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他所掌握的軍事理論也進行了檢驗。這一時期，他指揮部隊打了很多勝仗，總結了許多戰役戰斗的經驗。夜襲陽明堡，是父親任八路軍129師師長打的第一個漂亮仗。這一仗，我軍以極小的代價斃敵百余名、炸毀敵機24架，不僅狠狠地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牽制了敵人，而且有效地支援了正面進攻，大大提高了廣大群眾的抗日信心和共產黨、八路軍的聲威；七亙村重疊設伏，是父親指揮的帶有傳奇色彩的伏擊戰，他料敵如神，出奇制勝，在3天之內、在同一地點連續兩次伏擊日寇，斃敵400余人，繳獲騾馬35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神頭嶺打援，是父親的又一神來之筆，這仗共殲敵1500余人、繳獲大量后勤物資。從此，父親指揮的第129師，被日軍視為太行山上神秘而又可怕的對手。父親對戰斗及時而全面地進行了總結，寫出了《擊退正太路敵人六路圍攻的戰術考察》、《論游擊戰與運動戰》等軍事著作，還編譯了幾十萬字的外軍軍事著作。父親悉心研究中外兵法，并將這些戰爭理論與中國國內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指揮藝術不斷得到發展與升華。就連同父親交戰的對手也都承認他的戰術高人一籌，日本伊藤少將既佩服又無奈地說：“行蹤飄忽，出沒無常，我進則彼逃散，我停止則彼出現。”

在解放戰爭的軍事實踐和經驗總結中，父親軍事指揮藝術全面完善。這一時期，父親提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必須與打敵弱點相結合，集中優勢兵力必須與分遣兵力相結合，集中優勢兵力必須與機動殲敵相結合，集中優勢兵力必須與多種戰斗隊形的結合運用與交換相結合，集中優勢兵力必須與打敵中心相結合”等作戰思想，集中用兵、奪取要點、分割圍殲、誘敵冒進、關門打狗、遠距奔襲、圍點打援、調虎進山、尾追拖敵、側阻迎打、圍師不闕、佯動疑兵、奇正相生等作戰思想和戰役戰術方法運用得出神入化。在父親的指揮下，才有了這一幕幕中國革命戰爭的活劇：

上黨戰役、邯鄲戰役大捷，用強有力的軍事行動迫使蔣介石在《雙十協定》上簽字，鼓舞了解放區軍民的斗志，保證了毛主席安全回到延安。鏖戰冀魯豫，粉碎了蔣介石的“黃河戰略”，開辟了魯西南戰場，從而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在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征戰中，在強渡汝河的緊要關頭，父親一聲號令“狹路相逢勇者勝”，部隊硬是從敵人的陣地上打開條血路，挺進大別山，為我軍的戰略展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逐鹿中原，父親表現出獨具匠心的指揮藝術，打洛陽、奪宛西、西出襄樊、北上鄭州，把蔣介石牢牢地釘在了中原“十字架”上。決戰淮海，父親運籌帷幄，精心籌劃，“調虎進山”、“關門打狗”，人民解放軍華東、中原野戰軍協力殲滅國民黨精銳主力共55萬5千余人，解放了長江以北廣大地區，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對此，父親當年在為中原野戰軍《雙堆集殲滅戰初步總結》的題詞中說：“雙堆集以運動戰始，以陣地戰終；以消耗敵人始，以圍殲敵人終。我在轉換關頭上運用不同戰法而持之以頑強，必須著重研究而發揚之！”這一精辟的見解，是父親對淮海戰役的科學總結，也是他在這場偉大戰略決戰中超凡的指揮藝術的光輝紀錄。波瀾壯闊的渡江戰役，展現出父親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第二、三野戰軍百萬雄師過長江，解放了國民黨盤踞了22年之久的南京和長江沿線，敵人苦心經營3個半月的長江防線徹底崩潰，蔣家王朝土崩瓦解。進軍大西南，父親面對國民黨軍的強弩之末發動了數個戰役，用摧枯拉朽之勢迅速解放了西南地區。為此，父親在給二野三兵團《西南進軍作戰經驗匯集》的題詞中寫道：“西南進軍是在毛主席的戰役指導下，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上進行的。在部署上為出敵不意，突然拊其側背，斷其逃路。在行動上，則猛打猛追，使敵人無喘息余地，更來不及變動原來部署，被動應戰。在政策上，尤以本軍委布告的八項切實執行，收效很大。”這一獨到見解，是父親對進軍西南的科學總結，也是他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濃墨重彩的又一筆。

九次負傷，痛失長女，更加堅定革命到底的信念

父親戎馬一生，作戰勇敢，沖鋒在前，曾9次負傷，其中重傷3次。特別是在解放戰爭初期，由于國民黨特務的暗殺，他痛失最愛的長女。但這一切都沒有改變他立黨為公的初衷，反而更加堅定了他革命到底、無私無畏的堅強信念。

失去右眼：1916年父親在參加護國戰爭的豐都戰斗中，為掩護部下頭部連中兩彈，一發子彈擦傷顱頂，另一發子彈從右邊太陽穴射入，穿透右眼射出，失去了右眼。當時由于缺醫少藥，又延誤了治療時間，傷口感染化膿，危及生命。在地方好友的幫助下，他們秘密潛入城中，找到德國著名醫生威廉·阿曼作手術。當父親聽說用麻醉藥后對大腦神經功能會帶來不利影響時，就堅決拒絕麻醉。在無麻醉的情況下，醫生為他清除眼眶內的腐肉，手術中，父親的雙手緊緊捏住手術臺的木角，咬緊牙關，強忍劇痛，堅持了整整3個小時!手術結束后，德國醫生問到“疼得厲害吧？”父親忍住劇痛幽默地回答“割了74刀”。忍受這74刀，需要何等的毅力！德國醫生感嘆不已：“佩服，佩服，我衷心佩服劉的堅強意志和無比的毅力!”這實在是比三國時期關云長刮骨療傷更勝一籌!

右腿中彈：1923年父親追隨孫中山討伐吳佩孚。9月10日下午，討賊軍分三路進攻大足，父親正在迫近敵陣地察看地形時，對面敵人開了槍，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右腿股動脈。隨行副官立即對傷口進行了止血包扎。11日凌晨，在成都法國醫院院長艾毓梅的建議下火速將昏迷不醒的父親送到成都搶救治療。艾毓梅主張進行截肢手術，父親堅決不同意．經一段時間治療，父親的腿竟奇跡般地好起來了。出院時，艾醫生送給他一副拐杖：“手術損傷不輕，愈后必成曲腿，拐杖可作終生伴侶。”父親笑著說：“世上有拿著拐杖走路的軍人嗎?請留下送給別人吧！”父親為了恢復右腿功能，每天用力伸拉，雖疼痛難當，仍堅持不懈，還強令勤務兵幫他壓腿，有一次因動作太猛，父親痛得昏了過去。就這樣，他克服了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右腿恢復如初，又創造了一個人間奇跡。

【1945年9月，劉伯承司令員在作戰斗動員。（圖源：新華社）】

痛失長女：1945年8月19日清晨，剛開完七大會議，正準備回太行山的父親接到延安保育院來電話，說大女兒華北出事了。當父母急沖沖地趕到了保育院窯洞才知道華北被人勒死在床上，兇手把孩子的肚子剖開，把下身切下來帶走了。看到自己的親生骨肉慘遭殺害，父親萬分悲痛，他對部下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員堅定地說：“敵人以為暗殺我的女兒，我就會五心不定對他們手軟，這是癡心妄想！孩子的慘死對革命也是有貢獻的，警告我們永遠不能麻痹，只要敵人不投降，就堅決把他們徹底消滅!”這使在場的人無不為之感動。父親安葬女兒后，馬上趕赴前線指揮上黨戰役，殲敵3萬5千多人，繳獲大量武器裝備，給進犯的國民黨軍以迎頭痛擊，鼓舞了解放區軍民打敗蔣軍的信心，加重了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談判中的籌碼，迫使蔣介石在《雙十協定》上簽字。毛主席就是在上黨戰役的凱歌中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淡泊名利，忍辱負重，方顯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

在戰場上，父親是足智多謀、用兵如神、威震敵膽的常勝將軍；在工作中，他是一位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光明磊落、胸懷坦蕩的良師；在生活中是一位和藹可親、嚴格寬厚、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長者。父親從不為勝利驕傲，始終保持清醒，謙遜地把自己當作平凡一人、普通一兵，禮賢下士，謙恭誠篤，自覺服從大局，擺正個人與黨和革命的關系，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堅持用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來看待歷史、看待人民、看待英雄、看待自己。體現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應有的人生態度，也體現了作為一個普通人所應具備的高尚品德。父親有兩句名言：一是“要向牛學習”，牛有兩只角，對敵人敢斗，然而對人民卻是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二是“竹竿虛心為我師”，他說，你看那山上的竹子，四季常青，不管長得有多高多大，“心”總是“虛”的，我們就應該學習竹子這種精神。

1949年7月中旬，中央軍委發出向華南、西南進軍的指示。在父親率領的二野部隊強大的政治攻勢和窮追猛打的軍事行動面前，盤踞在四川的國民黨部隊很快土崩瓦解。到12月27日，西南戰役遂告勝利結束，共殲敵96萬人。在這一勝利面前，父親堅持一貫的謙虛禮讓的品德，不搶功，不爭利，他帶領二野部隊守在成都城外3天，直到兄弟部隊到達成都。父親請兄弟部隊先進城，二野部隊隨后才進城。

解放初期，蘇聯編寫《大百科全書》，其中有“劉伯承”這樣一個條目，開頭是這樣寫的：“劉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開縣人，革命軍事家……”當有關部門拿著初稿去征詢他的意見時，他拿起毛筆，毫不猶豫地把“革命軍事家”后面的兩個字勾掉了，恭恭敬敬地寫上了一個“人”字。這樣一來，“革命軍事家”就變成了“革命軍人”。當時秘書就在旁邊提意見說：“我們都是革命軍人，您這么一改，那還有什么區別？”父親當即嚴肅而幽默地說：“大家都是革命軍人，本來就沒有什么區別嘛。不要說自己是軍事家，我們都是在毛主席軍事思想指導之下，才打了勝仗的，是靠了許多革命軍人英勇奮斗才取得勝利的。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革命軍人。”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新的形勢，父親深刻認識到新的歷史時期解放軍向正規化、現代化轉軌的重要性，他不辭勞苦、白手起家，搞軍事院校建設。1950年11月30日，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首任院長，奠基了現代軍事人才的搖籃。

在軍事學院工作期間，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傳身教，身先士卒，從軍人舉止到教育訓練，處處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嚴謹治學，孜孜不倦，親自動手并組織翻譯教材，親自編寫教學大綱，親自主持軍事科學理論專題研究，親自培訓教員和講授重點課目。對建院和教育訓練的進展情況和主要工作，除赴京當面向軍委請示匯報外，堅持以他院長兼政委的名義，每兩個月向軍委和毛主席呈報一次書面綜合報告，長年累月，從不間斷。這些報告，大都是他親自調查研究，召集部門領導反復討論，然后親自動手寫成的。即使同志們看他太忙，幫他起草后，他也只當資料和參考，堅持親自改寫，一絲不茍。父親“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的工作作風，對建設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人民軍隊．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大有裨益。

【1952年父親在南京燕子磯。】

正當父親埋頭致力于軍事教學，一心一意打造“東方的伏龍芝”、“東方的西點軍校”的時候，誰也不曾想到一場浩劫不期而至。他毫無思想準備地被卷入了一場“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中，而且首當其沖地受到了批判。

1956年1月，南京軍事學院迎來了五周年校慶。1月11日，毛澤東在陳毅、羅瑞卿、譚震林的陪同下視察了學校，并給予了高度評價，父親感到了由衷欣慰。但是就在這年2月，蘇共中央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報告一出，舉世震驚。4月，《人民日報》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編輯部文章，毛澤東也寫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6月，黨中央發文通知全黨，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

對此，父親敏銳地預感到了什么。8月，他先后二次從北京寫信給學院黨委，旗幟鮮明地表示“我們學習五年多的東西，總算有了幾條，教條主義的思想也有些發展（即將外國經驗搬用過來），這是合乎情理與事實的。在學習五個文件時反對主觀主義著重反教條主義是對的。”最后他還特別指出：不要做過火的斗爭，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說有錯誤，我作為院長兼政委這個主要領導責任更大。

1956年年底，原軍事學院上級速成系第一期學員、志愿軍第15軍第45師師長崔建功來醫院看望父親。父親看到自己的學生在朝鮮打了勝仗回來，心里非常高興，他們便在小客廳坐下拉起家常。在談到上甘嶺戰役時，父親意味深長地說：“軍事原則，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論過去還是現在，古今中外，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誰都會這樣說，關鍵是要活用原則，根據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來運用，與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你在上甘嶺打得好，但軍事學院并沒有教給你怎樣打上甘嶺戰役，只教給你一些基本原則。到了戰場上，就要靠你結合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地運用。”

他還舉例印證說“龐涓、孫臏同師鬼谷子，可是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教條主義；王明和毛主席讀的同是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所以，教條不教條，重點不在先生，而在學生，重點不在學，而在用。”

父親強調說明反對教條主義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貫徹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更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外國經驗，而不是否定一切。顯然這是針對當時正在全軍開展的反對教條主義運動而言的。

1957年春天開始，軍事學院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2月下旬，國防部派工作組，進駐軍事學院進行調查。3月初，工作組向軍委寫了專題報告。這個報告對軍事學院工作的評價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武斷地說“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相當嚴重”。國防部就此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

面對這種莫須有的冤屈，父親忍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沒有發牢騷、講怨言，而是從全黨、全軍的大局出發，對這個報告采取了積極、慎重的態度。他雖因腦部舊傷復發一直在上海治療，但仍指示學院召開黨委擴大會議，學習貫徹報告精神，并作出了關于深入開展反教條主義的決定。

1958年7月，軍委召開擴大會議，主要的議題就是批判教條主義。當時，父親因病請假得到了毛主席的批準。但工作組卻派人專程到南京請父親到會，此時父親才知道反教條主義是指向他本人的。因思想毫無準備，父親一夜未眠。左眼球開始發紅，在火車上他仍難以入睡，急火攻心使他的眼壓高達73度。因母親事先知道毛主席曾說過：“讓劉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討表個態就行了。”因此火車一到北京站，母親就和前來接站的軍委辦公廳領導商量：“是否讓伯承同志回家里休息一下。”但卻得到了生硬的回答：“不行，大會還等著呢。”就這樣，父親從車站直接被接到了會場。

7月10日，中南海懷仁堂座無虛席，一千多雙眼睛凝神注視著主席臺上的動靜。父親由人攙扶著剛剛出現在主席臺上，全場立即掌聲大作，持續了約半分多鐘才逐漸平息。這掌聲，包含著許多人對父親的歡迎和愛戴，也伴隨著會心的理解和同情。

父親被攙扶到講臺前，開始宣讀自己的檢討。嚴于律己、嚴于責己，但又實事求是的父親，在講自己時，違心自責、委曲忍讓，在講工作和別人時，實事求是、客觀公正。檢討作罷，臺下再次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掌聲。

會后，父親被直接送到了北京醫院，在醫院期間，父親按工作組的要求還在寫檢查。豪爽耿直的陳毅趕到醫院探視，看到此景氣憤地說：“你寫啥子檢查嘛！要寫我替你寫，寫一百個字就行了。”

1958年冬天，父親寫信給毛主席，因身體不支，要求辭去軍事學院院長職務，得到了毛主席的批準。但是，時間能夠見證一切，歷史是最公正的。1986年10月7日，在父親去世后，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有5000人參加的追悼大會上鄭重宣告：“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至此，父親含冤蒙屈的塵封往事才昭示天下。

言傳身教，勤儉家風，永葆艱苦奮斗的勞動人民本色

父親出身貧寒，一生清廉，生活十分儉樸。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堅持做到不吸煙，不喝酒，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他唯一的嗜好，就是愛看書寫字。父親有一個習慣，他喜歡早晨起來上廁所時坐在馬桶上大聲朗讀俄文，這習慣一直堅持到他72歲那年雙目失明為止。母親曾經說過他：“你都老了，現在學它還有什么用？”可是父親卻認真地回答說：“你不能這么說，共產黨人要活到老學到老嘛！”

父親在家庭的熏陶和名師的教育下，從小就理解了“讀書立志、明志；實踐做人、做事”的真諦，在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奮斗的戎馬生涯中，鑄就了“腳踩污泥、心懷天下、克己奉公”的情懷，形成了“嚴格律己、好學上進、以苦為樂、奉獻為榮”的品格。因此，他也非常注重對子女的教育，經常不厭其煩地開導我們兄妹幾人。

我們兄妹幾乎都是在集體生活中長大的，回到家里也不能沾父母的光，不能讓工作人員為自己辦事，更不能享受父母的生活待遇。父親支持孩子們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他認為孩子脫離群眾，就會忘本，個人主義就會無限膨脹。

父親經常勉勵我們好好學習，他對我們說：“我今天這種優厚的生活待遇，是因為我對革命做出了一點貢獻，黨和人民照顧我。你們沒有做貢獻，所以你們不能享受。我是共產黨員，所有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不能給你們留下任何遺產。我只能培養你們，使你們學會建設祖國的本領，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他還說：“像毛主席那樣聰明的人，把讀書叫做攻書，像打仗那樣對待書；那么，我們這樣中等天分的人，更應該刻苦讀書。”他把一句古訓寫成字條，讓每一個孩子都記住，即：“人一能之，己十之，人百能之，己千之”，并在后面批上注釋：“人家一次能作好的，我就十次去作好，人家百次能作好的，我就千次去作好。”

當我們要考大學時，父親幫助每個人選定去向，他并不希望孩子們走仕途之路，說：“我知道我的孩子沒有那樣的大德大才。我希望你們能為國家富強做一些貢獻。”他多次提到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一段經歷，校方組織他們參觀革命博物館，展品里居然還有一張畫，一個俄國士兵一只腳踏在中國人的背上，兩只手抓住中國人的一條辮子，中國人跪在地上。看到此景，他當即退場，這件事對父親的刺激很大。后來，他對我們兄妹說，如果我們有強大的國防，如果我們有高水平的科學素養和高水平的技術裝備，我們哪會受這種侮辱?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兄妹幾人都在軍隊，不是搞軍事技術就是搞醫療衛生工作的原因。

父親不僅在學習上對我們要求很嚴，在政治上要求也很嚴。那是1957年的夏天，我們兄妹3人在南京師范學院附中上學，當時有一位華僑子弟打了內地的學生，這件事情本來是可以通過做工作平息下去的，但是經少數人挑唆，最后導致大批學生到市政府請愿。我們3人雖然沒去，但思想上也有些模糊認識，表示了自己的不滿。父親當時是南京軍事學院的院長，工作很忙，知道這件事情后便利用星期天的時間，組織開展了家庭整風，對我們批評說：“你們這些干部子弟，平時不關心政治，又脫離群眾，很容易被人利用。你們知道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嗎?在美國對朝戰爭打了敗仗后，他要對我們搞‘和平演變’戰略，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國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你們這樣能接好革命的班嗎？”

此后，父親經常給孩子們敲警鐘。比如1961年10月9日，他在給我們的信中寫到：“黨和毛澤東同志關懷我們，思想上教育，物質上優遇，實在太厚了。我經常說：生活優裕者，思想常落后；并教育你們在虛假的資產階級中勿養成真正的資產階級意識。這是痛切的話，望隨時記著前年正月在家整風后你有若干進步，今后仍應不斷向前進步！”

后來我們兄妹幾個都陸續走上了工作崗位忙，并且聽從父親的教誨都在軍隊服役搞技術工作，都能踏踏實實地工作，得到群眾的好評。1985年3月，我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1987年，我再次被評為全軍婦女先進個人并出席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英雄模范代表會”。這些成績的取得，是與父親對我的嚴格教育是絕對分不開的。

一生征戰，功高眾望，謹以“中國布爾什維克為最大的光榮”

父親戎馬一生沒有為自己做過什么“慶壽”活動，但是早在1942年12月，正是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斗爭空前殘酷的時候，中共中央決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為父親50誕辰舉行慶祝活動，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績，鼓舞敵后軍民的斗爭士氣。在這種情況下為父親舉辦祝壽慶典，這在共產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也是父親對黨一生未敢忘懷的真情。當時父親聽說黨組織要為自己慶賀五十壽辰，曾一再加以拒絕，后來還是鄧小平出來勸說：這是黨組織的決定，也是中國抗戰斗爭形勢的需要，父親也只好從命了。

12月16日，清漳河畔鑼鼓喧天，彩旗招展。總部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等領導人都參加了慶祝大會。延安《解放日報》公布了《中共中央為轉戰千里，威震幽燕的劉伯承將軍祝賀五十壽辰》的新聞，《新華日報》（華北版）公布了父親的傳略及其親筆題詞：“勉作布爾什維克必須永遠與群眾站在一起”。朱德總司令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題為《祝劉師長五十壽辰》的文章中盛贊“伯承同志對民族、對革命、對黨和階級具有無限忠誠……在政治上，伯承同志勇于負責，能在復雜環境中獨立決定方向……在軍事上，伯承同志不但驍勇善戰、足智多謀，而且在軍事理論上造詣很深，創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為國內不可多得的將才……在紀律精神方面，伯承同志有高度的自覺與負責精神，是堅定剛毅、尊重組織、執行決議、服從紀律的模范，并在反張國燾路線斗爭中，表現了這種百折不撓與一切機會主義作不調和斗爭的布爾什維克的品質……他埋頭苦干，克己奉公，樸素艱苦，自奉很薄，是許多同志所熟知的。”

在祝壽大會上，父親心情激動地走上了講臺，向大家致謝之后說：“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么名堂來的。因此，我愿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

父親晚年曾參與指揮中印邊境反擊戰，再壯國威軍威。1959年中印邊境東段、中段、西段的情況日益緊張起來。同年9月，中央軍委成立了戰略小組，70歲的父親被任命為組長。他對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關注和投入，就像他當年指揮淮海戰役時一樣的精心周密。這場一戰即勝、速戰速決的大勝仗，從戰略到戰役，從戰役到戰斗，都是按照父親的意圖打的，后勤工作也是根據他的意圖早早做好了準備。1962年5月，他向總后勤部負責人說：“看印度最近的反華態勢，后勤工作要充分準備。后方基地要注意隱蔽，要鉆溝，要挖洞，要偽裝，防止敵人對我后方基地實施空襲。”可是他再三謙遜地強調說：“我只能是一個編外參謀、研究員，提出問題，供你們轉中央首長決策。”

1964年8月，父親的青光眼復發，視力大為減退，到了70年代雙目失明。盡管這樣，他仍對我軍建設提出了大量建議，關心軍事教育的熱情絲毫未減。1966年1月8日，父親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他對于未來反侵略戰爭的作戰對象、戰略方針、戰役、戰術、工事構筑、戰時動員、軍隊編組、軍事訓練等，都提出了系統的見解和意見，這些千錘百煉的經驗，深謀遠慮的兵法戰策，像乳汁一樣哺育著千千萬萬個新型指揮員茁壯成長。1971年1月11日，父親又把自己用津貼買來的、珍藏多年的2000余冊軍事理論學術著作教材和書籍，贈送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讓這些寶貴典籍繼續為培養新型軍事人才服務。

1986年l0月7日，父親久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中共中央在父親的悼詞中寫道：“劉伯承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家……劉伯承同志光明磊落，作風正派，胸懷坦蕩，顧全大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受委屈而毫無怨言。”朱德曾經稱父親是“軍事的奇才”，有人稱父親是“困境中的偉人”、也有人稱父親是“戰爭之神”、“永垂青史的大軍事家”、“治軍、治學、治家的楷模”等等，但是我想說的是父親用他無私無畏的畢生向世人昭示，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