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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金田：遵義會議親歷者的評述

點擊：  作者：劉金田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20-01-24 12:14:32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筆重要的精神財富。遵義會議不僅使我們黨和紅軍在極端危難的關頭，獲得了新的生機，從此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基礎，而且使我們黨從此獲得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的可靠保證。遵義會議的偉大精神照耀著1935年以后的中國革命史，激勵著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征途上克服種種困難，不斷前進。

在遵義會議召開10年后，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總結這段歷史時指出：

遵義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1］《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頁。】。

46年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再次對遵義會議給予高度評價：

“1935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2］《〈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頁。】

黨的歷史上的兩個決議對遵義會議的評價，傳達了全體中國共產黨人的共識。

遵義會議不但對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意義重大，而且在每一個參加者的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他們每一個人都對遵義、遵義會議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盡管1935年離開遵義后由于工作原因沒有回去過，但是他們在自己的講話中或者著述里多次談到了遵義會議。

毛澤東后來沒有再到過遵義，但他難忘遵義會議。從1936年12月起，他就多次在著作中闡述遵義會議對中國革命、對中國共產黨的重大影響和偉大意義。

遵義會議召開的10年后，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在談到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選舉時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當然，遵義會議參加者還有好多別的同志，醞釀也很久，沒有那些同志參加和贊成，光他們兩個人也不行;但是，他們兩個人是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志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1］參見《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1964年11月，毛澤東為遵義會議會址題字。

 

張聞天(洛甫)為遵義會議的召開發揮了關鍵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澤東和周恩來后來曾多次對他給予高度評價，說他在遵義會議上“立了大功”。

1943年12月16日，張聞天在延安所寫的整風筆記《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回顧遵義會議時則這樣寫道：

“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于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2］《張聞天文集》第3卷，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221頁。】

周恩來作為遵義會議的重要參與者和領導人，為開好遵義會議作出了特殊貢獻，起了重要作用。遵義會議后不久，毛澤東特別肯定了周恩來對這次會議的貢獻，他對紅一師師長李聚奎說：遵義會議開得很好，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這次會議所以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3］參見李聚奎：《遵義會議前后》，《星火燎原》（二），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頁。】毛澤東還曾對賀子珍說：“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4］《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頁。】

周恩來后來沒有回過遵義。但他對遵義、對遵義會議有著特殊的情感。關于遵義會議的作用，他講了很多。他曾這樣說過：“沒有遵義會議，中國革命不知道要推遲多久。”

1971年5月，他在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對文藝、出版、宣傳工作的意見時說：

“遵義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地方，遵義會議糾正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這個萬分困難的危機時刻，毛主席扭轉了航向，使革命開始走向勝利，對我們黨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特別提出：“遵義會址是個值得紀念的地方，但是還要維持當年樸素的樣子。”【［5］《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頁。】

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談到黨的歷史教訓時，周恩來說：

在長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時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員。經過不斷斗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撥轉了航向，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在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真正取得了領導地位。使革命開始走向勝利，這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偉大轉折點。遵義會議一傳達，就得到全黨全軍的歡呼。【［6］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節錄）（1972年6月10日），參見《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

朱德作為紅軍的最高統帥，在遵義會議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遵義會議召開9年后的1944年，朱德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遵義會議時說：

直到遵義會議，在毛主席領導下，才結束了錯誤路線的領導。【［7］參見《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頁。】

朱德后來雖然很少談到遵義會議，但從他1961年6月30日建黨40周年前夕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這首《遵義會議》詩中，可以看出遵義和遵義會議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群龍得首自騰翔，

路線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糾正，

天空無限任飛揚。

陳云對遵義會議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的身份參加遵義會議的。他后來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特殊的身份和經歷，使他與遵義會議有著十分重要和密切的關系。

其一，陳云親筆撰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是迄今為止有關遵義會議內容的最完整的原始材料。據考證，這個提綱形成于遵義會議后不久的2月中旬至3月上旬，是陳云從云南省威信縣到貴州省仁懷縣鴨溪鎮的行軍途中撰寫的。遵義會議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舉行的，當時沒有留下原始記錄。在相當長時期研究遵義會議憑借的主要是《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決議)及《中央政治局擴大會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即《中共中央致二、六軍團、四方面軍及中央軍區電》)，還有就是毛澤東等一些中央領導對遵義會議的記述。這些文獻雖然很重要，但許多情節尚不具體，問題尚不系統。1982年中央檔案館在1957年1月從蘇聯接收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文件中發現了《(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手稿。經過辨認，確定為陳云的手稿。這個手稿為我們研究遵義會議提供了既具體、又系統的第一手寶貴資料。

其二，遵義會議后不久，是陳云冒著生命危險，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情況，使遵義會議獲得了共產國際的認可。遵義會議后，為恢復白區黨的工作，中央在紅軍行進在貴陽、昆明附近時，幾次欲派遣陳云去上海，都因條件不成熟而未成行。6月上中旬，當部隊來到雪山腳下的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鎮時，中央有關部門和中共地下黨組織共同安排靈關殿鎮小學校長、共產黨員席懋昭護送陳云出川，他們裝扮成躲避紅軍的商人和川軍軍需人員，從靈關殿出發，經成都、重慶，于7月到達上海。經過多方努力，在上海與臨時中央局機關工作人員取得聯系。由于上海地下黨連遭破壞，陳云又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9月赴莫斯科，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陳云在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期間，任監察委員會委員，化名史平。1935年10月15日，他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詳細報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經過和遵義會議的情況。這個報告是中國共產黨人向共產國際所作的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第一個報告。此后有人將這個報告整理成文，題為《英勇的西征》，署名史平，于1936年春發表在共產國際主辦的《共產國際》雜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它是世界革命陣營內，最早宣傳紅軍長征和中國共產黨及其與領袖毛澤東、朱德等人的重要文獻。

 

2001年《黨的文獻》第4期全文登載了

這個報告的中文譯本

1996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莫斯科駐俄使館幫助下，在俄羅斯科學院的協助下，在俄羅斯國家檔案部門保存的有關共產國際檔案中找到陳云1935年10月15日報告的俄文記錄稿。2001年《黨的文獻》第4期全文登載了這個報告的中文譯本。

其三，陳云在新時期曾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向有關方面的人員回憶有關情況，澄清了遵義會議的若干歷史懸疑。比如，1977年8月24日，陳云在家里接受了遵義會議紀念館同志的采訪，將他所知道的遵義會議的情況和他個人的經歷，盡記憶所及，按照紀念館同志事先提交的提綱作了介紹。

陳云對宣傳遵義會議傾心傾力，但對宣傳自己則十分低調。上世紀80年代遵義著手恢復一些紀念場所時，本想恢復陳云的住處。他得知后表示：我沒有在遵義會議會址住過，劉伯承也沒有住過，我們那時開完會都回到遵義警備司令部去住。不要恢復遵義警備司令部舊址，那個地方現在做什么用就繼續做什么用。只要在遵義會議會址的說明詞中寫上我參加了這次會議，當時我住在什么地方，現在那里在做什么用，這就足夠了。【［1］參見《陳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頁。】

關于遵義會議的作用，1977年9月28日陳云在《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一文中指出：

“1935年1月遵義會議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職務，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博古(秦邦憲)在遵義會議前作為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幾乎使中國革命陷入了絕境。在遵義會議上，他作為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受到批評。在當時的氣氛下，他耐心地聽取各種不同意見，以革命事業、黨的事業大局為重，尊重大多數同志意見，接受政治局最后作出的決議，表現出良好的民主作風和一個共產黨人應有的組織觀念和敢于負責的政治品格。遵義會議后博古不計個人得失，顧全大局，注意維護毛澤東的威信與黨的團結。比如：1935年2月初在“雞鳴三省”村召開的會議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表決由張聞天接任博古的職務。博古干脆地回答：“好！明天叫小康(博古的警衛員)把挑子送過去”。“今后有事，盡管分派我秦博古干”。【［1］李志英：《博古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頁。】他接受了擔任軍委總政治部代主任的任命，也沒有因受批評而產生消極退縮情緒，坦誠地接受黨和同志們對他的批評，踏實、勤懇地為黨工作，旗幟鮮明地擁護毛澤東的正確路線。

應該說，遵義會議在博古這位年輕的共產黨的高級干部的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一定是與眾不同的。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這樣評價遵義會議：

長征過程中毛主席起來反對錯誤領導，從湘南爭論到遵義會議，長征軍事計劃全錯的，使軍隊有消滅危險，所以能保存下來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因為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教條宗派統治開始完結，基本上解決問題，組織上也作了結論。【［2］秦邦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頁。】

王稼祥是召開遵義會議的最早倡議者。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特別提到，王稼祥“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3］《讀·黨史》第5輯《鐵流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頁。】

王稼祥后來回憶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我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員群眾，親眼目睹王明這條錯誤路線所造成的惡果，普遍不滿。在長征到達遵義城之前，毛澤東同志身體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圍剿”時，在宣黃勝利后負了傷，同坐了擔架。一路上，毛澤東同志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澤東同志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澤東同志的決心。

關于遵義會議的意義，王稼祥說：

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軍事上、組織上的錯誤，在危急的關頭，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紅軍。從此，中國革命在毛澤東同志正確領導下勝利前進。【［4］參見《人民日報》1979年12月27日。】

劉少奇是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的身份參加遵義會議的。長征前他主要負責白區和工運工作，長征時在中央的地位并不顯赫。在會上，劉少奇提出了四中全會以來及五中全會以后在白區黨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的問題。在當時大多數參會人員尚未認識到“左”傾政治路線的錯誤的情況下，劉少奇堅定地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對“左”傾錯誤路線提出尖銳批評。毛澤東后來在評價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態度的時說：在那個時候，這是很寶貴的。鄧小平后來說：1935年1月，在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同志堅定地支持了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正確路線。【［5］《人民日報》1980年5月18日。】“文化大革命”中，遵義會議會議室內劉少奇的照片曾一度被取下。1980年初，遵義會議紀念館開館時劉少奇還沒有徹底平反，但館方“冒險”將劉少奇的照片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七位參加遵義會議的重要領導人的照片一同掛了出來。

關于遵義會議，劉少奇在1951年6月指出：

在長征中，黨的中央在軍事上繼續發生錯誤，使在敵人前堵后追中的紅軍數次陷入危險境地并受到極大的損失。為了挽救在危險中的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黨在1935年1月，由于毛澤東同志及其他同志堅決的斗爭，在貴州遵義舉行了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多數同志的覺悟和擁護之下，遵義會議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地位。【［1］《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476頁。】

1956年9月劉少奇在黨的八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說：

“黨在一九三五年的轉變，基本上就是黨的高級干部的多數從失敗中得到了經驗、提高了覺悟的結果。在這以后，黨中央并沒有給犯錯誤的同志以嚴重的懲辦，仍然分配他們以適當的領導職務，耐心地等待和幫助他們從思想上真正地認識自己的錯誤。同時黨中央又系統地幫助全黨干部逐步地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原理，了解我們的主觀認識必須符合于客觀實際的原理。由于黨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有了重大的改進，黨的事業就得到了迅速的發展。”【［2］《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頁。】

凱豐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參加了遵義會議。在遵義會議上，他錯誤地為博古的“左”傾軍事路線辯護。在會議的最后階段，他雖然不得不承認博古和李德犯了軍事路線錯誤，但又反對撤掉他們的指揮權。但他的可貴之處是知錯改錯，不搞陰謀。遵義會議后不久，他在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性之后，馬上轉為擁護毛澤東。此后，在長征途中的許多政治關口，凱豐都站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并一直堅定地擁護毛澤東的領導。與此同時，他的作為也贏得了毛澤東的對他尊敬和器重。1941年他在《在延安整風會上的講話》中談到這段歷史時說：

“因當時對過去中央蘇區所犯錯誤還不了解，在遵義會上堅持了錯誤的方向，現在想起來真是幼稚可笑。經過中央的批評，在很短的時期內就了解了自己的錯誤(大約兩個月的光景)，在威信的干部會時，就實行了對自己錯誤的初步批評。在紅軍第二次回遵義時，黨中央又派我到九軍團工作。”

劉伯承和李德畢業于同一所學院——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因反對李德的瞎指揮，被撤銷了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貶到紅五軍團擔任參謀長，并參加長征。湘江戰役后，他重新擔任紅軍總參謀長，并兼任軍委縱隊司令員。他回憶說：“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他說：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新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有極大的歷史意義的轉變，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條件下，保存了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3］《劉伯承回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6頁。】

李富春長征時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參加了遵義會議并發言。伍修權回憶說：“會上的其他發言，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是李富春和聶榮臻。他們對李德那一套很不滿，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很嚴厲。”“他們都是積極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的。”【［4］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頁。】

聶榮臻長征中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湘江戰役因腳傷，只能坐擔架行軍。有時就跟著中央軍委縱隊行動。面對湘江戰役的慘敗，他躺在擔架上冥思苦想，為什么不能讓毛澤東出來領導？領導問題不解決，我軍就難以徹底地由被動變為主動。他和王稼祥經常一起交換意見，他回憶說：

“王稼祥同志提出，應該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我說我完全贊成，我也有這個想法。而這個問題，勢必要在一次高級會議上才能解決。”

遵義會議上，聶榮臻和劉伯承提出建議，紅軍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會議接受了他們的建議。關于遵義會議，聶榮臻回憶說：

“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最偉大意義的一次會議，它不僅糾正了黨的錯誤的軍事路線，為日后從政治上徹底清算王明路線打下了基礎，而且從組織上改變了黨的錯誤領導，從此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發展的道路。”“是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萬分危急的中國革命已經從此得救了。”【［1］《聶榮臻回憶錄》（上冊），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頁。】

彭德懷是作為紅三軍團軍團長參加遵義會議的。他對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冒險主義的危害有著深切的感受。在軍事指揮上，他曾同李德發生過多次激烈的爭論。他批評李德的作戰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每戰都同敵人拼消耗”是“崽賣爺田不心疼”。在遵義會議上，他發言批評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因為前線戰事，沒等遵義會議結束，彭德懷就到前線指揮戰斗了。他后來回憶遵義會議說：

“1935年1月我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遵義會議”，這次會議“清算了反第五次圍剿以來錯誤的軍事路線”。【［2］《彭德懷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01頁。】

楊尚昆當時是以紅三軍團政委的身份和彭德懷一起參加了遵義會議，他們晚到了半天。新中國成立后他幾次參觀遵義會議舊址，是親歷遵義會議的人中對遵義會議談得最多的一個。1954年，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他告訴貴州省委，遵義會議是在柏輝章家的樓上召開的，從而幫助確定了遵義會議的會址。1957年他又接受了遵義會議紀念館籌備人員的訪談。1958年11月，他隨同鄧小平到遵義視察工作，參觀了遵義會議會址。1985年2月，他最后一次參觀遵義會議會址。他回憶說：

“在遵義會議上，在兩條軍事路線的強烈對比中，我深刻體會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軍事路線的英明正確。對我來說，參加遵義會議是上了極好的一課。”【［3］《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頁。】

1984年10月，楊尚昆為紀念遵義會議50周年題字：“偉大轉折的會議”。

遵義會議不僅使我們黨和紅軍在極端危難的時刻，獲得了新的生機，而且使我們黨從此獲得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的可靠保證。遵義會議過去80年了，但它的偉大精神永遠指引著中國共產黨人勝利前進。

偉大的遵義會議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無比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激勵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的力量源泉。以堅定信念、不畏艱險，實事求是、獨立自主，顧全大局、民主團結為基本內涵的遵義會議精神，是歷史留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遵義會議精神都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戰勝困難，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

【本文原載《黨的文獻》2015年01期，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