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力｜生死攸關的轉折 走向勝利的起點——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5周年
點擊： 作者：陳力 來源： “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0-01-20 03:44:45
1935年1月，紅軍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局勢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中國革命由此開始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在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5周年之際，回顧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總結其中的寶貴經驗，對今天仍有重要的啟示。
生死攸關的轉折
1934年10月，由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指揮，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共中央被迫率中央紅軍撤出蘇區，實行戰略轉移。
長征開始后，軍事指揮錯誤使黨和紅軍繼續遭受嚴重損失。
一是錯誤的轉移方式制約了紅軍的機動能力。
兵貴神速，是基本軍事常識。特別是在弱軍遭遇強敵圍追堵截的情況下，要想盡快脫離險境，必須盡可能輕裝簡行，保持兵力機動靈活。
可是教條主義者卻采取了“大搬家”的轉移方式，命令紅軍攜帶大量壇壇罐罐，湘江戰役中央紅軍之所以損失慘重，由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轉移方式錯誤造成的行動遲緩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消極避戰，使紅軍坐失擺脫被動的有利戰機。
教條主義領導者“根本忘記了紅軍的戰略轉移將遇到敵人嚴重的反對，忘記了紅軍在長途運動中，將要同所有追堵截擊的敵人作許多艱苦的決斗，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由之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的冒險硬拼轉為消極避戰。
紅軍進入湘南后，鑒于這一地區我們黨的工作基礎較好，又無敵人堡壘，便于紅軍機動作戰，毛澤東建議乘國民黨“追剿”軍主力尚未靠攏，組織力量反擊，尋機殲敵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彭德懷也提出：
“以三軍團迅速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同時我中央率領其他兵團，進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帶，迅速發動群眾創造戰場，創造根據地，粉碎敵軍進攻。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后果是不利的。”
然而，“左”傾領導者拒絕接受這些正確建議，一味消極避戰，使紅軍喪失了在湘南殲敵一部、改變被動處境的有利時機。
三是僵化保守，不知因敵而變，使紅軍面臨陷入重圍的危險。
中央紅軍突圍后，蔣介石判斷出紅軍的意圖是前往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下令以國民黨中央軍16個師77個團專事“追剿”，另以粵軍4個師、桂軍5個師進行堵截，并制定了“湘水以西地區剿匪計劃大綱”。根據這一計劃，國民黨軍在湘江戰役前即在湘西構筑堡壘，部署兵力。湘江戰役后，“追剿”軍總司令何鍵立即調整部署，在湘西南重兵布防，張網以待，準備圍殲紅軍。
面對嚴峻的敵情，教條主義者卻頑固堅持前往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這種不知根據敵情變化調整戰略轉移方針的做法，有可能使剛剛在湘江戰役中遭受慘重損失的紅軍再次陷入重圍。
除了軍事指揮錯誤外，缺乏能夠力挽狂瀾的堅強領導核心，也是黨和紅軍面臨的嚴重問題。
長征出發時，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三人團”：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執行，全權領導紅軍的戰略轉移。掌握政治軍事大權的博古、李德，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艱巨和復雜，只知照搬外國經驗和書本教條。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遭受的慘重損失一再證明，他們難當大任，不可能率領黨和紅軍奪取長征乃至中國革命的勝利。
特別是當時黨的最高領導人博古，之前只從事過學生運動和地下工作，沒有軍事斗爭經驗，在長征這樣極端復雜和困難的處境下，面對紅軍湘江戰役中遭受的嚴重挫折一籌莫展，束手無策，甚至行為失常，拿著手槍朝自己比劃。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見狀嚴肅告誡他說：
“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這不是瞎鬧著玩的！越在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于負責。”
反“圍剿”失敗和長征以來的嚴重損失，使紅軍官兵情緒和士氣受到很大影響。
中央紅軍曾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指揮下先后取得四次反“圍剿”勝利，鞏固了蘇區，壯大了部隊。可是，“左”傾教條主義者排斥了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后，仗越打越被動，根據地越打越縮小，最終不得不實行戰略轉移。
廣大指戰員前后對比，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后達到了頂點。
失望的情緒勢必影響部隊的士氣，紅一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曾感嘆說：
“一個大難題是如何鞏固提高部隊的士氣。”
士氣問題的嚴重性在黎平會議決議中也可看出，決議指出，
“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危險”，已經成為“主要危險傾向”。
除此而外，武器彈藥幾乎斷絕也是紅軍的燃眉之急。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已經進行了歷時一年的反“圍剿”作戰，武器彈藥消耗嚴重。由于仗打得被動，作戰繳獲有限。
長征出發時，8.6萬余人僅有不到2.8萬支步槍和141萬余發子彈；各種輕重機槍不足1000挺，子彈不足30萬發；僅有38門迫擊炮及2400余發炮彈；其他的短槍、刺刀等數量也十分有限。按此計算，紅軍指戰員每3人才有一支步槍，每支槍不到50發子彈；輕重機槍，平均每挺僅約300發子彈 。一路上連續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特別是在湘江兩岸與敵血戰5晝夜后，部隊的彈藥已所剩無幾，到達遵義地區后，每支槍平均只余3發子彈。而此時，國民黨軍40萬重兵正急速向紅軍包圍而來，企圖將紅軍圍殲于黔北。稍有不慎，黨和紅軍即可能遭受滅頂之災。
極端嚴峻的形勢，決定了黨和紅軍必須盡快解決軍事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才可能扭轉危局，擺脫被動。遵義會議承擔了這一歷史重任。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紅軍長征以來遭受損失的原因，系統批判了“左”傾軍事錯誤，指出
“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
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
“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
這是對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在反“圍剿”作戰實踐中總結創立的戰略戰術原則的充分肯定，是以黨的決議的形式將這些符合中國革命戰爭實際的作戰原則規定為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
會議改組了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根據會議精神，中央領導機構在會后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不久，又根據作戰需要，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全權負責軍事指揮。在作戰勝敗直接關系黨和紅軍命運存亡的情況下，三人軍事小組實際上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明確回答了紅軍戰略戰術方面的是非問題，改變了黨的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黨和紅軍面臨的最為迫切的軍事戰略和組織領導問題，從而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決定是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由我們黨獨立自主作出的，這表明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始在黨內恢復，我們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后，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紅軍官兵。劉伯承說：
“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
聶榮臻在給紅一軍團連以上干部傳達時正逢天降大雨，干部都很集中精力聽，傳達幾小時無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看到了勝利希望的廣大紅軍官兵，士氣倍增。
走向勝利的起點
遵義會議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堅持從實際出發，根據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正確制定方針戰略，率領紅軍取得了長征的勝利，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以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指揮紅軍擺脫國民黨軍圍追堵截，取得戰略轉移的偉大勝利。
遵義會議期間，國民黨軍以40萬重兵向黔北進逼，企圖圍殲紅軍于遵義、鴨溪地區。3萬余紅軍在毛澤東等領導指揮下，以高度的機動在赤水河兩岸往返穿插，將“走”與“打”有機結合，達到了調動敵人、創造戰機之目的，于1935年2月下旬取得遵義戰役勝利，一舉殲滅和擊潰國民黨軍2個師又8個團。這是紅軍長征以來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不僅補充了槍支彈藥，更振奮了官兵士氣。
四渡赤水后，紅軍長驅南下搶渡烏江；接著兵臨貴陽，調出滇軍；威逼昆明，誘出滇北之敵，從容渡過金沙江，擺脫了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之后，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粉碎了蔣介石將紅軍變為“石達開第二”的夢想。
在這一連串行云流水般的行動中，紅軍“走的利索，打的痛快”，完全改變了遵義會議前“處處受制于敵”“走也走不動，打也打不好”的被動處境，掌握了戰場主動權，最終取得了長征的勝利。
正確制定并堅持北上戰略方針，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中共中央根據華北事變后國內形勢的變化，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制定了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以便在靠近華北的地方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領導和推動全國的抗日民主運動。在執行北上方針時，盡管出現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但中共中央毫不動搖，毅然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先行北上，并勝利到達陜北。
12月，中共中央又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形勢下黨的政治路線和軍事戰略。會議精辟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的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化，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傾向，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
瓦窯堡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遵義會議在十分危急的形勢下首先解決了黨的組織領導和軍事指揮問題，保證了長征的勝利。在此基礎上，瓦窯堡會議才有可能解決黨的政治路線，完成遵義會議未及完成的任務。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中共中央發布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并適時將“反蔣抗日”方針調整為“逼蔣抗日”。
在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任務的情況下，中共中央這一系列方針政策順應了時代和人民的要求，得到了最廣泛的群眾支持，對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鞏固和擴大西北大本營，實現三大主力紅軍在西北的勝利會師。
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陜甘蘇區后，決定將中央紅軍主力和陜甘紅軍、紅二十五軍合編組成紅軍第一方面軍。
1935年11月，紅一方面軍取得直羅鎮戰役勝利，打破國民黨軍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6年2月，紅一方面軍根據瓦窯堡會議制定的“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以山西、綏遠為主要行動方向的軍事戰略和毛澤東提出的“以發展求鞏固”方針，發起東征戰役，渡過黃河進入山西，逼退進攻陜甘蘇區的閻錫山晉綏軍，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在山西的影響，壯大了部隊力量。
5月，紅一方面軍又舉行西征戰役，將陜甘蘇區擴大到陜甘寧三省邊界地區。西北大本營的鞏固擴大，為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采取正確的黨內斗爭方式，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維護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和紅軍的團結統一。
1936年7月，紅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10月分別到達甘肅會寧和靜寧將臺堡。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勝利會師，使中共中央實現了對全國主力紅軍的統一指揮，這對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歷史的啟示
遵義會議召開前后的那段歷史，給我們留下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要取得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必須有黨的堅強領導核心和正確的思想路線。
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后，為了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領導人民英勇奮戰，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后經歷了28年的斗爭歷程。這期間，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是個分水嶺。
前14年間，黨的總書記幾易其人，卻始終沒能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革命因此而屢受挫折。遵義會議后，我們黨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堅強領導集體，中國革命從此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
毛澤東核心領導地位的確立，從根本上確立了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這條思想路線指引下，我們黨制定和實行了一系列正確方針和政策，統一了全黨全軍思想，凝聚了全黨全軍力量，領導中國革命最終取得勝利。
要使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取得勝利，必須堅持自主創新，闖出一條符合中國社會實際的嶄新道路。
紅軍長征，實際上是教條主義者無視中國革命實際，照搬書本條條和外國經驗造成的嚴重惡果。這一慘痛教訓使黨和紅軍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道路必須自己開創，只有闖出一條符合中國社會實際的正確道路，才能贏得勝利。
遵義會議邁出了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決定性一步。從此，我們黨開始把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科學分析形勢，敏銳把握機遇，正確制定了一系列順應時代要求、符合民族利益的方針政策，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要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始終保持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撓的頑強意志。
紅軍長征中，每天面對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沿途經常遭遇嚴酷的自然環境和絕地斷糧等生死考驗，廣大指戰員之所以能夠以頑強的意志、昂揚的斗志和樂觀的情緒坦然面對，靠的就是對革命理想的執著追求，對黨的事業的無比忠誠。
歷史一再證明，堅定的理想信念，是我黨我軍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力量源泉；是民族復興的偉大精神支柱，無論革命戰爭年代還是今天，都應該保持和發揚。
要使革命事業不斷走向勝利，必須始終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永遠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紅軍長征，是在無后方依托、流動作戰的險惡環境下進行的。即便如此，黨和紅軍從來也沒有忘記踐行一切為了人民的根本宗旨。
紅軍戰略轉移方向的調整和北上戰略方針的確定，表明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始終是我們黨制定政策的出發點。
同時，紅軍所到之處，嚴格執行群眾紀律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廣大群眾真心擁護和積極支持。正是有了億萬群眾的大力支持，中國革命才最終取得了勝利。
要取得民族獨立與解放，保障國家安全與發展，必須建設一支聽黨話跟黨走、忠實履行歷史使命的人民軍隊。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永遠不變的“軍魂”。遵義會議后，紅軍之所以能經受住各種嚴酷考驗，創造出以劣勝優、以弱勝強的戰爭奇觀，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牢固確立“黨指揮槍”的原則。
新形勢下，人民軍隊仍然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不斷深化“軍魂”教育，努力提高戰術水平，確保做到打得贏、不變質，更好地履行黨和人民所賦予軍隊的神圣歷史使命。
在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5周年之際，我們要牢記歷史經驗，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在新的時代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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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紅色文化網” 轉自“黨史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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