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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時期，周恩來、任弼時參加軍民紡線大賽運動，獲得了“紡線能手”的稱號。圖為延安機關干部在搖車紡線。

1940年-1943年，日本帝國主義擴大“三光政策”，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經濟封鎖，“不準一斤棉花、一粒糧食、一尺布”進入邊區，邊區經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可謂是我黨面臨的第一個“貿易戰”。毛主席帶領人民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通過多種手段來發展經濟，不僅成功地克服了困難，還從困難走向了勝利。

提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路線

國民黨1941年到1942年實行“防共溶共限共”的政策，先后制造多起摩擦事件。1940年10月起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同時實行斷郵，外援也大部斷絕。中國共產黨和邊區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毛主席以義憤而又有志氣的語氣說道：“今天，我們陜甘寧邊區的黨政軍民在經濟上遇到嚴重困難，吃不飽，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飯，鹽水泡野菜，都難以維持；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為了克服困難，堅持抗戰，黨中央和西北局確定的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就是“自力更生”四個大字。

中國共產黨《陜甘寧邊區關于財政經濟建設的指示》明確指出：“現在就全國形勢說投降危險正在增長，新的反共高潮成為投降的必然準備步驟，陜甘寧邊區在為著打破日增的困難，為著反對投降，堅持民族統一戰線力爭好轉的嚴重任務，又為著奠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更充實與活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在財經政策上已不容我們慢步的走，則應轉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給自足的政策，這就是陜甘寧邊區目前財經政策的新方向，這就是開展在陜甘寧邊區黨與政府以及全體人民面前新的迫切的嚴重任務。”

遵循公私兼顧原則及時調整經濟政策

面對國民黨和日寇封鎖帶來的心理上的恐慌，有的同志急于從財政上解決困難，不懂得正確處理財政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單純在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1941年財政放款占當年邊幣發行總額的51.09%， 1941年上半年，財政性借款占同期發行額的70%以上。邊區銀行被財政拖累得一點氣也透不過來。這種單純在財政問題兜圈子的做法，既沒有解決經濟困難，也沒有使財政危機得到根本好轉。還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建設重工業、建設大鹽業、大軍工等不切邊區實際的口號和想法，在執行過程中又出現了別的偏差。1942年12月中國共產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召開，毛主席做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批評了片面看重財政，不懂得整個經濟的重要性，單純在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不了解邊區實際，教條主義、保守主義、官僚主義的思想錯誤，確定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這一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提出實行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的經濟政策，并專門成立西北財經辦事處，統一領導邊區經濟。

開展勞動競賽，樹立先進典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的生產大競賽是由安寨縣勞動英雄楊朝臣和延安縣勞動英雄吳滿有共同發動起來的。1943年，安寨縣勞動英雄、模范退伍軍人楊朝臣寫信給延安縣勞動英雄吳滿有，倡議開展生產競賽。楊朝臣在信中寫道：“我的一切條件不如你，可是我愿意拿你我的不同條件來和你競賽，并且請你我的區、縣長作見證人，請高、霍廳長作評判員，你說好不好。”吳滿有收到楊朝臣的挑戰信后，積極贊同，表示完全同意楊朝臣提出的六個競賽條件，并提出了兩條建議，要求將勞動競賽擴展到全邊區的村莊、軍隊和群眾中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邊區政府也高度重視，先后下發通知要求將生產競賽運動推廣到群眾中去。這樣一個勞動英雄與勞動英雄之間、莊與莊之間、軍隊與民眾之間、軍隊與軍隊之間的生產競賽和勞動互助運動迅速在邊區掀起，發展到邊區的每個角落。生產競賽推動了邊區群眾勞動互助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生產勞動的發展。生產大競賽促使邊區勞動英雄大批地出現，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輩出。

上下齊心協力，大走群眾路線

面對經濟困難，有的干部提出壓縮財政開支，有的提出要提高稅收，通過增稅來解決經濟困難。毛主席明確指出：“我們的第一個工作方法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東西。”財政困難只有通過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才能解決，而發展經濟必須發動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的力量發展生產，戰勝困難。自力更生的“力”在哪里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個“力”蘊藏在億萬民眾之中。經過廣泛動員，廣大黨政機關、軍民、領導干部都投入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生產大運動中去。毛主席在楊家嶺對面的山溝里開墾出一塊菜地，種上了西紅柿、辣椒、土豆等蔬菜，朱德王家坪的菜園年年獲得大豐收，被稱為“小南泥灣”，劉少奇、張聞天拿起勞動工具、來到田間地頭、干得熱火朝天，周恩來、任弼時參加軍民紡線大賽運動還獲得了“紡線能手”的稱號。三五九旅憑著“要與深山老林決一戰，要使陜北變江南”的豪情壯志，憑著“一把撅頭一把槍”把野獸出沒、渺無人煙的“爛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

尊重金融與科技，促進發展生產力

1942年成立的西北財政辦事處規定邊區銀行的主要任務有三項：一是發展公私經濟；二是支持財政預算；三是發行并調劑貨幣。在這種方針政策的指導下，金融機構開始向工業生產領域大量放款，1943年發放農業貸款11978萬元；經濟建設放款1029萬元；貿易放款1272萬元；機關學校生產放款7161萬元。到1944年，邊區輕工業品基本實現自給與半自給。針對金融與物價的波動，從1944年6月到1945年8月，邊區政府共發行72450萬元流通券用于貿易領域，對于購置緊缺物資，調劑資金，“保障供給，換回外匯，支持銀行，增加財政收入”等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40年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的講話中就稱贊：“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每一個人都要贊成它，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五一綱領”也規定：“獎勵自由研究，尊重知識分子，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材”，并且專門設立了延安自然科學院、陜甘寧自然科學研究會、光華農場等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構。

通過這些綜合措施的運用，到1944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就成功地走出了困難局面，實現了各方面的發展和繁榮。農業方面，1944年增產細糧20萬石，除去軍需民食，余糧28萬石，棉花產量也可滿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工業方面，無論公營、私營和合營，都有發展，一年之內減少30億的入口總值；金融貿易方面，事業相對穩定，出入口趨向平衡，物價穩定。邊區財政支出為60億元，其中機關生產自給部分占64%，政府公營企業的收入占19%，稅收和公鹽代金占10%，銀行墊支占7%。三年來，邊區生產建設的成績，已開始將貧困與落后的歷史面貌變為富裕繁榮，在世界上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跡。

正如毛主席1943年視察南泥灣時所講的：“困難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