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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太公在《六韜 盈虛》中說：一個國家是“國危而民亂”還是“國安而民治”，不在天時，而是在于君（這里的君，以前叫君主或君王，用現在的話就是主義、思想、理論、旗幟）是圣明還是不肖。

　　姜太公認為帝堯就是古時的圣君，在他治理下的社會就是一個偉大的、光明的、美好的社會：

　　帝堯治理天下時，沒有人穿戴金銀珠玉（他們都自覺的把穿金戴銀做為一種腐朽的生活文化加以批判和抵制，他們認為穿金戴銀是“小資”情調，不僅不美，而且是丑的）。

　　沒人穿錦繡華麗的衣服（他們認為只有簡樸、勞動者的穿戴——如男的戴草帽、卷褲腿、穿草鞋，女的圍圍裙才是最美的）。

　　沒人觀賞稀奇古怪的所謂寶物（他們認為珍稀的東西是要保護的。所謂珍稀寶物并不是有什么真正的價值，而是因為少；因為少，我有而其他人卻沒有，所以才顯得我富別人窮。如象牙、紅豆彬、藏羚羊絨等，人類一旦開始抄作，就促使它滅絕；一旦那些東西多了起來，也就沒人稀罕了）。

　　沒人去珍藏古玩寶器（他們認為藝術品、古董、文物最好的存身之地是藝術館、博物館，而不是私有。他們深知玩物喪志的道理）。

　　沒人聽淫靡的音樂（他們自覺批判和抵制淫靡的音樂，而弘揚健康向上的勞動者音樂）。他們不粉飾宮廷墻垣，不雕飾甍、桷、椽、楹，不修剪庭院茅草（對樓、堂、館、所不過度裝修，不建奇形怪狀的房子，不搞形式主義）。

 

　　大家都用鹿裘御寒，用粗布衣遮體，粗糧為飯，野菜為湯（他們的主流價值觀是以艱苦樸素為最美）。他們幸勤勞作，不因勞役而妨害了農時。每個人都能抑制自己的欲望，約束自己的行為，每個社會細胞（家庭、村、小區等）都能很好地自我管理，而不需要過多的行政干預（更不需要到處配備警察、保安、律師），從而達到“無為”之治。

 

　　官吏中凡忠心耿耿、正直奉法、廉潔愛民的“老實人”就能得到升遷、提拔、弘揚。

　　百姓中孝敬父母，撫愛幼小的就表彰他、敬重他。盡力從事農耕、發展蠶桑的就慰勞他、勉勵他。為區別善惡良莠，對品德高尚的人可在其門上掛’五好家庭’之類的牌子加以標志，以示崇敬；對品德惡劣的人則給予貼上‘某某份子’之類的‘標簽’，以示批評、批判和警示；對于極端邪惡之徒則用法律打擊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自己厭惡的人，有功也同樣給予獎賞；對自己喜愛的人，有了罪過同樣進行懲罰。對鰥、寡、孤、獨等‘五保戶’給予撫恤；對禍患傷亡的家庭給予救濟。帝堯（統治者、官員）自奉節儉，官員人數少、工資要求都不是很高，所以征用的賦稅、勞役也很少。

 

　　在那里天下百姓富足安樂，即沒有饑餓之人，也沒有飽食終日營養過度之人；即沒有為生活疲于奔命之人，也沒是終日游手好閑之徒。百姓愛戴君主（主義、思想、理論、旗幟）就象景仰紅太陽一樣，親近他就像親近父母一樣。

　　反向極而言之，姜太公另一層意思應該是，不肖的君王（主義、思想、理論、旗幟）治理天下時，那社會就會成為下面描述的樣子了：

　　那里人人都追求穿戴金銀珠玉，人們把追求金銀珠玉做為人生的唯一目標，甚至戴上比枷鎖還粗的項鏈以示炫耀。

　　那里人人都追求穿錦繡華麗的衣服，人們嘲諷簡樸、看不起勞動者的穿戴；人們追求希奇古怪的穿戴，如新衣要故意弄破了穿、男的即使在夏天也要穿很厚、女人即使冬天也要穿很少。

　　人人觀賞、把玩稀奇古怪的所謂寶物，人們認為只有珍稀的東西才有價值，人生的意義就是擁有別人沒有的東西；越少、越要滅絕的東西越容易抄作、包裝、抬高其價值。

　　人人追求古玩寶器，人們對古玩寶器認識只表現在金錢上；同樣的兩塊碗，一塊可忽悠成價值幾千萬，另一塊卻可以當著全國人的面敲碎（如央視節目）；表面上看他們是熱愛古玩寶器，實際上卻破壞、污辱人類的勞動成果。

　　人人愛聽、愛唱淫靡、空洞的音樂。人們不厭其煩的裝修粉飾樓、堂、館、所；把房屋的甍、桷、椽、楹雕飾成各種稀、奇、古、怪的形狀（如央視大樓，即歪又斜，正面看象男性生殖器，背面看象女性生殖器）。將健康、美觀的庭院茅草修剪成稀、奇、古、怪的形狀。

 

　　那里的人“食不厭精”，什么東西少就想方設法追求吃什么。人們討厭勞作，不愿吃苦；沒人關心農事、農時；人人都在吃、喝、玩、樂。每個人都能放縱自己的欲望，每個人都想“出人頭地”——把別人踩在腳下；人人追求一種叫“自由”的東西，人人自由自在地放縱自己的行為；只要法官沒判，什么傷天害理的事都可做的。

 

　　官吏中凡忠心耿耿、正直奉法、廉潔愛民的老實人受到排擠、打擊、嘲諷。在那里的百姓中夫妻、父子、兄弟經常要對簿公堂。人人追求當“老板”，從事農耕、發展蠶桑的人基本沒有出路。

 

　　在那里人沒有善惡良莠之分，人們奉行一種價值觀叫“人權”、“平等”，誰也不能說自已是“好人”，誰也不能說別人是“壞人”，有矛盾只能靠警察、保安、律師、法官解決。那里有很多“特殊政策（法律）”，有很多特權、有特權階層。

　　那里鰥、寡、孤、獨等家庭得不到有效安置，青壯年都被逼出門打工而人為制造出很多鰥、寡、孤、獨的家庭；禍患傷亡的家庭得不到尊重。

　　那里的統治者、官員自視為“精英”，講究排場，人數眾多，工資要求高，所征用的賦稅特別多。

 

　　在那里人們都追求“富裕”，但人人都覺得自已窮；在那里一部份人飽食終日營養過度（需要減肥），另一部份卻生活無著；一部份人整天為生活疲于奔命，另一部份卻終日游手好閑（一天到晚打游戲、玩手機、喝酒、喝茶）。在那里君主（主義、思想、理論、旗幟）總是自認為最高明的、自認為就象太陽、月亮一樣代表著人類的光明；自認為是精英、是人民的父母、是可以為人民決定一切而且不許屁民爭論。

　　等等！等等！我怎么越聽越覺得不對？這姜太公好象在罵我們、在罵我們這個時代“不肖”！都說姜太公、堯帝、周文王是了不起的圣賢，我看也未必。我們這一代人比他們高明多了！姜子牙所說的“帝堯”治下的圣明的社會，不就是“貧窮”、“封閉”、“僵化”、“停滯不發展”的“最黑暗”的“毛時代”的社會？姜太公認為“不肖”的社會不正是“富裕”、“開放”、“搞活”、快速“發展”的社會？

　　這姜子牙太過份了！

　　附：《六韜  盈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圣，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
　　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斫，茅茨●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也。”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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