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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頭像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有些出人意料。說起來，這其實是一個補漏行動。塞勒作為行為經濟學的主要倡導者和踐行者，在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nemann）和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于200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就應該一同獲獎的。后來，當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因為行為金融學方面的貢獻而獲獎時，塞勒還是沒份，令人覺得可惜，而且也替他不平。這一次，瑞典皇家科學院終于給這樁學術公案劃上了一個句號，盡管顯得有點“矯枉過正”——既然要給行為經濟學頒獎，那么讓同樣對行為經濟學做出了重大貢獻的恩斯特·費爾（Ernst Fehr），或者科林·凱莫勒（Collin Camerer），甚至喬治·勒文施泰因（George Leowenstein）與泰勒共享殊榮，似乎也未嘗不可。

瑞典皇家科學院給出的頒獎理由是，塞勒在個體決策的經濟學分析與心理學分析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梁，他將心理學上的現實假設用于對經濟決策進行分析，闡明了有限理性、社會偏好以及自我控制缺失等人類特性是如何系統性地影響了個人決定以及市場結果的。他的經驗發現和理論洞見推動了行為經濟學的迅速發展，“給經濟研究和政策的諸多領域都帶來了深遠影響。”對于塞勒的生平和學術貢獻，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也由于許多人已經給出了很好的介紹，因此在此不再詳細討論（例如，讀者可以參閱鄒新月和陳玉琳的文章：《理查德·塞勒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2015年度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會長學術貢獻評介》，載《經濟學動態》2015年第1期；以及李華芳、梁捷等人的介紹）。

官方聲明很是堂皇，但是卻掩蓋不了這樣一個事實：行為經濟學本來就是對主流經濟學“造反”的產物，塞勒本人更是一向被視為“學術叛逆”。作為行為經濟學的掌門人，塞勒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件事情，固然可以說是行為經濟學儼然成為“主流”的標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卻也可以說是行為經濟學被“招安”了。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因此，本文將從行為經濟學的“造反”與“招安”這個不怎么“正經”的角度，討論這樣一個問題：行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和核心假說是什么？有什么問題？與它的被“招安”有什么關系？

01、行為經濟學的三大基本假設

主流經濟學是一個相當抽象的演繹體系，它最基本的假設是理性假設和自利假設，即，所有人都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但是，在真實世界中，人類行為的是極其復雜的，而且系統性地偏離了傳統經濟學假設所預測的人類行為。現實中的個人的理性能力往往是有限的，他們經常依靠直覺來解決問題，而且老是會犯錯誤。同時，人們還會通過合作來實現共贏，甚至愿意犧牲自己的利益來促進他人的利益。塞勒強調，必須從對真實世界的觀察出發，解釋這種系統性的偏離出現的原因。

針對主流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塞勒在2001年的“行為經濟學”一文中強調，人性有“三重有限性”（three bounds of human nature），即，“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的意志力”（bounded willpower）和“有限的自利”（bounded selfishness）。這三個有限性，構成了行為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設。（有時候，行為經濟學家還會將“有限的資源”[bounded resource]列為第四個基本假設，但是主流經濟學也強調資源的稀缺性，因此這一點可以暫時不予考慮。）

在這三個行為經濟學基本假設當中，又以有限理性假設最為核心。這是因為，第一，有限的自利假設歸根到底可以納入有限理性假設當中：如果人擁有完備理性，那么就可以認識到，那些體現了社會偏好的利他行為、合作行為最終是對自己有利的；第二，有限的意志力假設也可以納入有限理性假設當中：如果人擁有完備理性，那么也就意味著他的認知能力就高到了足以克服任何情感影響，化解一切自我控制方面的困難的程度。

需要強調的是，如果徹底貫徹有限理性假設，將使行為經濟學從根本上不同于主流經濟學。

02、行為經濟學缺乏統一模型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開篇就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說清楚一個幸福的家庭大致應該是什么樣子的，也許不是太難；但是要說清楚所有不幸的家庭到底不幸在哪里，那就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同樣的道理，要描述理性行為，在數學上不難實現；但是要將全部有限理性行為——從極端理性的（但仍然不是完備理性的）、到極端不理性的——全都用一個模型描述清楚，現在還看不到這種可能性。

既然有限理性這個核心假設無法在數學上描述清楚，因此行為經濟學也就無法提出一個可以統領全部相關文獻的系統性的框架，也缺乏一組核心假說（類似于主流經濟學中的“需求定律”那樣的假說）。事實上，一般的行為經濟學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只是各種各樣的反例（或塞勒所說的“錯誤的行為”）、以及針對各種特定決策情境提出的非常特別的模型的集合。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包括奧地利經濟學家）認為行為經濟學研究其實只不過是應用心理學研究而已。

塞勒本人對這種情況應該是非常清楚的。在《錯誤的行為：行為經濟學的誕生》（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一書中，他認為行為經濟學未來的發展有三個方向，第一個是在經驗層面繼續尋找總結系統性地偏離理性假設的人類行為的模式，第二個是建立系統的、統合性的行為經濟學理論。第三個是推動行為經濟學的應用。塞勒在21世紀以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第一個方向上，進入21世紀之后則開始將重點轉移到了第三個方向上，但是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第二個方向上的工作。

這有客觀原因（因為行為經濟學還是一門新興的、處于迅速發展中的學科），也與塞勒本人的志趣有關。塞勒說自己很懶，只想研究他自己有興趣的東西。顯然，在旁觀者而言，“不幸的家庭”的悲歡離合，要比“幸福的家庭”的恩恩愛愛更加有吸引力——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爾斯泰要展示給讀者的，不就是一個不幸家庭嗎？塞勒還說，他希望行為經濟學更有趣味一些，不想它也像主流經濟學那樣“沉悶”（dismal）。這可能是他寧愿花更多的時間去研究各種異常現象，而不急于發展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的一個原因。

無論如何，行為經濟學至今沒有一個系統的框架，它雖然提供了人類行為系統地偏離了理性假說的證據，但是并沒有提出一個關于非理性行為的統一假說。這應該是一個事實。這種情況會導致其他一些后果，其中一個后果就是：一些行為經濟學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塞勒自己）前門樹起了反對完備理性的大旗，后門卻又把完備理性重新請了進來。這可能正是主流經濟學愿意招安（這種）行為經濟學的原因。

因為沒有辦法對有限理性明確地建模，使得行為經濟學時刻都必須引用完備理性模型（的預測結果），作為討論的基準。這就是說，行為經濟學家所說的一切非理性行為，都是與所謂的完全理性行為相比較的結果。行為經濟學中討論的所有“偏差”、“效應”，莫不如是。但是，根據有限理性假設，完備理性行為是不存在的，這種比較也就失去了基礎。而且，既然這種比較是必需的，也就說明行為經濟學目前這種狀態的有限理性假設是不徹底的。

03、行為經濟學“只反貪官，不反朝廷”？

以塞勒和卡斯·桑斯坦合著《助推》（Nudge）一書為例。《助推》提倡的“自由家長主義”的目的是，讓政府幫助人們成為有遠見的計劃者，即，政府利用行為經濟學知識優化政策設計，引導人們在教育、投資、衛生保健、抵押貸款及環境保護等領域做出最優決策。這種“助推”的倡議不能回避如下責難：根據假設，“被助推者”是非理性的，但是怎么保證同樣非理性的“助推者”的助推就一定是可欲的呢？要求實現所謂的最優決策，不就又把完備理性請回來了嗎？

更加重要的是，被塞勒等人認定為“短視”、“非理性的”各種快速做出判斷的“經驗法則”或“啟發式”，雖然與理性選擇行為有所“偏差”，卻可能恰恰正是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已經適應了環境的行為模式的結晶，它們雖然偏離了“助推”所追求的最優決策，但卻是有演化效率的。更何況，犯錯本身，也是有重要意義的；杜絕犯錯可能，也許是危險的。

值得注意的和警惕的是，有限理性假設天然隱含著干預市場的政策含義。如汪丁丁所指出的，如果假設參與市場的人擁有完備理性，那么他們參與市場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他們認為市場改善了他們的福利。另一方面，如果持有限理性假設，那么就意味著市場生活不可能是完美的，必須加以干預。這里的關鍵在于搞清楚不同國家的“原假設”是什么，不然就可能會出現“誤置具體性”的謬誤。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原假設”也許是讓個人自由選擇、自由競爭，那么在個人面臨過多選項時，政府的“助推”可能有益。但是在中國，“原假設”卻完全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提倡政府的“助推”就得加倍謹慎了。

回過頭來說，如果行為經濟學的核心假說能夠包容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假說，使后者成為行為經濟學的一個特例，那當然是最好的結果。但是，行為經濟學目前的情況，至少從表面上來看，卻似乎與中國的《水滸傳》所描述的不無相似之處：雖然貪官遍地，但是皇帝卻仍舊是好的；主流經濟學反例隨手可得，但是它的核心邏輯仍是不可動搖的。

莫非，現在的行為經濟學也是“只反貪官，不反朝廷”？如果像宋江那樣，真的“只反貪官，不反朝廷”，那么還有被招安的可能；如果像方臘那樣，自己稱帝，那就只有等著被剿滅了。

不過幸運的是，就塞勒本人來說，他似乎對這次被“招安”的結果并不十分看重。在芝加哥大學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他以叛逆者一貫的反諷口吻說道：“這次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彌補了我兩年前未能獲得奧斯卡獎的遺憾。他們（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沒有設立‘最佳經濟學家獎’，實在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塞勒畢竟是塞勒，沒有令人失望。

無論如何，現在可利用的數據越來越豐富，可觀察的參數也越來越多，行為經濟學未來的一項重要工作，即如塞勒所指出的，建立統合性的行為經濟學理論體系（或公理化體系），應該擺上議事日程了。至于日后被“剿滅"還是被“招安”，那卻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博士，師從汪丁丁教授、葉航教授，現為均衡研究所學術顧問，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已出版《國富論》、《超越經濟人》、《實驗經濟學手冊》、《神經經濟學分析基礎》、《入世哲學家》等20余種著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