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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美國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處于領先水平。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起步基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同歲，其以豐富的一手資料收集、各類科學研究方法的即時應用而在西方世界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近年來，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開始更多地關注和研究中國共產黨。總體來看，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肯定性評價越來越多。

　　一、高度肯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意識

　　近年來，美國學者在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研究上出版了大量著作。杜克大學阿里夫·德里克教授的《毛澤東思想的批判性透視》、美國社會學家傅高義教授的《鄧小平時代》、紐約大學熊玠教授的《習近平時代》、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羅斯·特里爾的《習近平復興中國》都在國外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美國學者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研究體現了美國學者經世致用的取向，他們研究理路深刻而具體，既有國家政策層面的宏大敘事，也有領導人個性風格的微觀刻畫。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開辟了中國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國，完成三大改造，推動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哈佛大學終身教授麥克法夸爾對毛澤東評價頗高，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已經完成了對蘇聯模式的超越”。（麥克法夸爾：《〈中國季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國季刊》2006年第188期）麥克法夸爾高度肯定了鄧小平務實的工作作風，他認為，1982年鄧小平開始使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概念，這是從戰略高度構建符合中國自身特征的發展模式，中國的發展要從本國國情出發，逐漸擺脫蘇聯模式，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形成中國特色。傅高義對鄧小平的歷史功績給予充分肯定，“鄧小平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他也是一個務實的政治家，能從中國現實出發，不一味強調意識形態。他講究成就，不要爭論，因此能改變當時中國落后的面貌。”（吳小曼：《對話傅高義：“幫美國人了解中國改革”》，《華夏日報》2013年5月20日，第35版）近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加強經濟新常態建設，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落實深化“五大發展理念”，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階段，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些也得到了美國學者的高度贊揚。美國學者瑞安·米切爾指出，中國政府已經在經濟和社會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時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從而使得當今中國出現“最新發展”。（瑞安·米切爾：《中國崛起的韌性與脆弱性》，《馬克思與哲學評論》2015年6月19日，第2版）

　　美國學者高度贊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和行動力，對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也是贊賞有加，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與中共領導人的鮮明個性與有力領導密不可分，中共領導人的準確判斷和恰當布局維護了國家的穩定。威斯康辛大學密爾沃基分校教授謝爾·霍洛維茨撰文高度肯定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在西藏和新疆問題上的戰略策略，并指出這種戰略的延續性對國家的穩定、團結與發展有著重大意義。他們認為，毛澤東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指導下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戰略方針頗具遠見；同時堅持中國各民族團結，增強了少數民族的身份認同，杜絕漢族大民族沙文主義，避免國家分裂。（謝爾·霍洛維茨：《穩定中國的西部：對中國共產黨對西藏和新疆地區治理策略的解釋》，《中國政治學評論》2015年第4期）中共中央的正確決策維護了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的穩定與團結，維護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

　　孟德斯鳩有句名言：“在建國之初，領導人塑造著國家制度，接下來則是國家制度塑造著領導人。”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蒂莫西·加頓·阿什認為，中國經濟政策和外交的前景與未來取決于由中國政治制度產生的決策水平的質量。（蒂莫西·加頓·阿什：《習近平時期的中國是地球上最偉大的政治實踐》，2015年6月1日）高度肯定了中國領導人對新中國制度構建和繁榮發展的卓越貢獻。

　　美國學者對中共領導人尊重歷史的態度、實事求是的勇氣非常贊賞。美國丹佛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趙穗生教授就習近平總書記對毛澤東的高度評價表示肯定。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提出“兩個不能否定”的論斷，趙穗生認為，這是習近平總書記拒絕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劃分為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而任何這樣的劃分都有傾向于貶低毛澤東的借口。（趙穗生：《重新審視關于“中國模式”的辯論》，《當代中國》2017年第103期）習近平總書記主政以來提出“四個自信”，這是他對“三信危機”（信心危機、信仰危機、信任危機）的有力回應，不僅體現了他的遠見卓識和深刻的洞察力，也體現了他對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強烈責任感。

　　美國學者對中國共產黨強調集體智慧的思想表示贊揚。他們稱贊鄧小平強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反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而這也正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他們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繁榮、穩定和發展得益于中共善于總結經驗與教訓，形成集體智慧，更核心的是在于中共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他們非常贊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很多高級干部都有基層工作經歷，認為這有助于他們更好地體察民情，扎實開展工作。中共十八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均有過長期基層經歷，而這更促進了他們心懷民眾疾苦，關心社會民生，制定政策時更多地將普通群眾考慮在內，真正踐行“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宗旨。

　　二、高度肯定中國共產黨強調黨的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中國共產黨一直高度重視自身建設。打鐵還需自身硬，中國共產黨長期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是保持其高度凝聚力的重要保障。美國學者高度贊揚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的相關理論與實踐，高度贊賞中國共產黨發展黨員的趨勢與特點，高度肯定中國共產黨黨建的理論與實踐對增強其政治延續性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一直高度重視對黨員的教育，高度重視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堅持通過吸收新成員以獲取廣泛的社會支持。堅持對黨員的嚴格考察和系列教育，則保持了黨組織的純潔和富有凝聚力；吸收社會優秀人士入黨使黨員職業來源多樣化，清晰地反映了政黨獲取社會支持策略的變化。美國著名中國政治研究專家狄忠蒲，通過對中國城市地區展開數據調查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發展趨勢，肯定了黨建對于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發展與延續的重要意義。他指出，中國共產黨應該意識到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性，因為他發現在部分地區，雖然中國共產黨黨員獲得了各類保障，但這并沒有有效轉化為對各級政府的支持。而如果聽任在部分地區黨員對政黨的腐蝕，這會導致十分嚴重的后果，甚至會使地方的穩定受到影響。所以，他高度認同當前中共嚴格考核申請人的舉措，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尋求兼具專業技能和政治忠誠度的合格共產黨員。如果不能篩除那些只想要追求物質利益，不支持和信任國家的人，中國共產黨可能會進一步削弱其內部凝聚力和外部聲譽。（狄忠蒲：《誰想要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中國季刊》2014年第217期）

　　應該說，美國學者狄忠蒲的這些認識是相當有價值的。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對黨員發展的方針進行了調整，嚴把黨員發展的入口關，由“堅持標準、保證質量、改善結構、慎重發展”轉變為“控制總量、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發揮作用”，局部的微調反映了新形勢下黨對自身建設的明確要求。堅持對新入黨員的高標準、嚴要求，能進一步督促黨員發揮先進模范作用，加強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提高黨建科學化水平。

　　近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強力反腐敗也得到了美國學者的高度贊同。他們認為，國家能力的增強需要聚集個體的力量。反腐敗，可以重新加強國家的權力，也是當代中國反對“西化”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趙穗生：《重新審視關于“中國模式”的辯論》，《當代中國》2017年第103期）“治國之要，首在用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要靠偉大的黨，要靠高素質干部隊伍。從嚴管理干部是從嚴治黨的關鍵。美國學者高度關注中國共產黨的干部選拔制度，將之作為中共黨建研究的重點之一，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學者曾慶杰采用文檔研究、訪談和量化數據等手段，指出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 中國共產黨引入了一系列措施,讓更多的黨員參與到干部選拔工作中來，豐富了黨員的來源，加強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他認為，中共希望以加強“黨內民主”的措施來糾正因人事權過分集中而導致的用人腐敗和官民關系緊張。（曾慶杰：《中國共產黨選舉過程中的民主程序：實施與結果》，《中國季刊》2016年第225期）這是一個基于中國歷史與現狀做出的中肯的觀察。美國知名學者奈斯比特對此也持相似觀點，他指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理念與方式在過去數年中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轉變為吸納民眾自下而上參與的執政黨”，“中國的縱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上的”，“兩者的合力”促進了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的成效最后的“判斷權在人民手中”。（約翰·奈斯比特等：《中國大趨勢》，魏平譯，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6頁）美國學者這種有一定深度的審視，還是難能可貴的。

　　美國學者關注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相關理論與實踐，可以說是抓住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核心。他們通過研究發現，中國共產黨在黨建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構成了中國深入推進改革的有力保障。

　　三、強烈期待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光明前景

　　美國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未來前景十分關注，并對此做出種種預測，雖然其中有的樂觀，有的悲觀，但其中多數文章都能基于中國的現實問題提出善意的、合理的建議。那些依然充滿傲慢與偏見、憑借自我想象惡意詆毀中國的文章已然只占少數。

　　在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前景表示樂觀的學者中，羅米·金的研究視角獨特，他通過分析在環境保護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和公眾分別扮演的角色，指出在中國公共政治變革的壓力幾乎不存在，公眾對中共執政的支持率很高，中共的前景無疑是值得樂觀的。（羅米·金：《中國的環境污染：中國共產黨面前的政治困境》，《亞洲事務》2015年第42期）

　　廣攬海外優秀人才，無疑會給中國的快速發展帶來更大的助力。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高級訪問學者王輝耀指出，在吸引海外人才回歸的過程中，中共采取積極干預措施，不斷改善自身形象，提高整體透明度，逐步吸引最優秀的海外人才回歸。（崔大偉、王輝耀：《中國能將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回來嗎？中國共產黨組織中國的人才招聘》，《中國季刊》2013年第215期）在王輝耀看來，中共的前景與其自身對變革的看法是不能分開的。這一點也多次被其他美國學者所提到。正如美國學者庫恩所說，中共有一種革新的毅力、前瞻的視野和寬廣的世界眼光，中國改革開放正是從中共政治觀念的變革與創新開始的， 這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真正的歷史起點。今天，中共又“有一種新的開放，他們厭倦了止步不前”。（孔根紅：《“讀懂中國”——國外“中國觀察家”談中國共產黨的幾個核心特點》，《當代世界》2009年第12期）

　　近年來，美國學者圍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共自身建設、中共執政未來前景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產生了很多真知灼見。政黨領導人、政黨黨員、政黨制度是政黨可以順利運行的關鍵要素。中國共產黨始終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本領與能力；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抵制腐敗，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黨內制度合理有序運行，產生的最高領導人均扎根基層，始終與民眾同心。這些均得到了美國學者的高度認可。美國學者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執政也大多持樂觀態度，認為中國共產黨會帶領中國進入新階段，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發展的光明前景表示強烈期待。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30年歐、美、澳主要學術雜志當代中國研究評述”[項目號：13BDJ018]、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資助計劃階段性成果）

　　（作者：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