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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從19世紀40年代到19世紀末，馬克思、恩格斯總結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和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蓬勃發展。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列寧在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和孟什維克派的斗爭中，提出了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理論，使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現實，也使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和發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毛澤東黨建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建理論。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中，緊緊圍繞在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關鍵問題，進行不懈探索和創新，不斷堅持和發展著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  中國共產黨   黨的建設科學化  全面從嚴治黨

      以1847年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立和1848年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志，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至今已經歷了170年的艱辛探索。伴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起伏跌宕，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曲折中前進，對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發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黨的十九大即將召開、改革開放4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在歷史的對照、國際的比較和現實的分析中，回顧總結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創立和發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堅持和發展的光輝歷程、主要成果和寶貴經驗，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無產階級政黨學說

      共產黨是工人運動和科學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產物。19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西歐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無產階級建立自己獨立政黨的任務開始提上日程。當時三大工人運動（1831年和1834年法國里昂工人起義；1836-1848年英國憲章運動；1844年德國西利西亞紡織工人起義）表明無產階級只有建立自己的獨立政黨，才能獨立自主地確定自己的目的和政策，使斗爭沿著有利于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方向發展；才能在無產階級中有效地進行宣傳和組織

      工作，幫助工人擺脫資產階級的影響；才能使工人分散的、自發的斗爭發展成為整個階級的自覺行動。在無產階級政黨建立以后，也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決不能把自己降低為資產階級政黨的附屬品和尾巴。恩格斯曾經說過：“要使無產階級在決定關頭強大到足以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必須（馬克思和我從1847年以來就堅持這種立場）組成一個不同于其他所有政黨并與它們對立的特殊政黨，一個自覺的階級政黨。”[1]從19世紀40年代到19世紀末，馬克思、恩格斯總結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和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主要觀點和基本原則，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蓬勃發展。

      第一，闡明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政黨由無產階級中的優秀分子所組成，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無產階級政黨的最終目標是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實現共產主義和全人類的解放。共產黨不同于一般的工人組織，是無產階級的先進代表。“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2] 無產階級政黨在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時也必須保持獨立性，“以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不致因此發生問題為前提”[3]。

      第二，闡明了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基礎。馬克思認為：“工人的一個成功因素就是他們的人數；但是只有當工人通過組織而聯合起來并獲得知識的指導時，人數才能起舉足輕重的作用。”[4]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斗爭的啟迪者和領導者。如果沒有科學理論的指導，黨就不能把握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本質規律和發展趨勢，因而就不能帶領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沿著正確的方向和道路前進。無產階級政黨不拒絕其他階級出身的優秀分子入黨，但“如果其他階級出身的這種人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那么首先就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5]。正如恩格斯所說：“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 是無產階級政黨“很大的優點”[1]。

      第三，規定了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和紀律。無產階級政黨是按照一定的組織原則和紀律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并隨時可以罷免；同時，無產階級政黨面對集中了強大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統治階級，要想戰勝這樣的敵人，就必須把自己的所有力量擰成一股繩，使這些力量集中到同一個攻擊點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無產階級政黨既要發揚民主，又要保持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一致，要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沒有高度統一的意志和嚴格的組織紀律，黨就會變成一個松散的毫無戰斗力的團體，就會變成像早期基督徒那樣的畏縮膽怯而又阿諛奉承的組織，依靠祈禱進行活動。

      第四，闡明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團結和黨內斗爭的原理。無產階級在同資產階級的斗爭中，要想立于不敗之地并取得勝利，就必須團結起來，因而在共產主義者同盟建立之初，就把團結作為口號寫在自己的旗幟上。第一國際成立后，馬克思強調：“國際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團結。“如果我們能夠在一切國家的一切工人中間牢牢地鞏固這個富有生氣的原則，我們就一定會達到我們所向往的偉大目標。革命應當是團結的，巴黎公社的偉大經驗這樣教導我們。”[2]當然，無產階級政黨的團結是有原則的，講團結并不意味著拋棄無產階級根本利益和根本原則而追求形式上的一致。只有正確地進行黨內斗爭，才能實現黨在原則基礎上的團結。恩格斯根據各國工人政黨內部實現團結的經驗，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看來任何大國的工人政黨，只有在內部斗爭中才能發展起來，這是符合一般辯證發展規律的。”[3]而批評是達到團結的重要途徑，“沒有批評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談不到團結。”[4]

      第五，制定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綱領和策略原則。綱領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制定一個原則性的綱領，“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樹立起可供人們用來衡量黨的運動水平的里程碑”[5]。《共產黨宣言》就是無產階級政黨第一個完備的綱領，它向全世界闡明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是使無產階級組織起來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最終目的是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進一步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1]而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必須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2]為了實現黨的政治綱領，必須實行正確的策略原則，把當前斗爭與長遠目標相結合，將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統一起來。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政黨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首先必須奪取政權，因為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是實行一切共產主義措施的首要前提。為了奪取政權，要善于運用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暴力手段與和平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的普選權。要支持和團結一切反對現存制度的力量，聯合農民，爭取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但在靈活運用各種斗爭策略時，必須堅持黨的政治綱領，堅持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絕不能拿原則做交易。如果“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后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3]。

      二、列寧建立了完整的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理論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列寧在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和孟什維克派的斗爭中，提出了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理論，取得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使社會主義從理論變為現實，也使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和發展。

      第一，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是以無產階級為“基石”和“支柱”的政黨，離開了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基礎，黨就會失去自己的本質和力量。黨以階級為基礎，但不能等同于階級。“黨是階級的先進覺悟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4]。不僅要追求黨員的數量的增加，而且要注意黨員質量的提高和清除“混進黨里來的人”，使黨能夠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

      第二，黨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針對第二國際背叛馬克思主義和俄國機會主義者對理論輕視的狀況，列寧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黨的建設和革命

      事業的重要意義。他認為，“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1]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武裝無產階級政黨，因為社會主義思想意識不能在工人群眾中自發產生，只能從外部灌輸進去。必須科學地對待馬克思主義，根據社會條件的變化，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看作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條。

      第三，黨是無產階級有組織的部隊。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都必須參加黨的組織，并自覺接受黨組織的監督。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與集中相結合的民主集中制。黨只有按照這個原則組織起來，才能集中群眾的智慧，發揮群眾的積極性，正確處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才能使整個黨組織以集體的、組織的聯系原則，代替個人信任和個人關系的原則；才能克服軟弱渙散狀態，使黨形成一個“有組織的整體”。1906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首次把民主集中制載入黨章，規定“黨的一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后來，列寧又把這個原則，確定為各國黨加入共產國際的一個重要條件。黨的民主集中制有一些具體的規定，包括整個黨組織按照選舉原則自下而上地建立；黨內一切事務由一律平等的全體黨員直接或通過代表來處理；黨的領導人員和機構是選舉產生的，是可以撤換的；黨的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有最后決定權；黨內實行討論自由和行動一致的紀律，等等。列寧還主張無產階級政黨要有嚴格的紀律，因為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在奪取政權的斗爭中需要鐵的紀律，而且在奪取政權以后還需要鐵的紀律。否認或破壞黨的紀律，黨就不能團結，就不能統一行動，任何活動都會遭到失敗。

      第四，黨是無產者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力量。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在革命斗爭的過程中，不僅有黨的組織，而且有工會、青年團以及軍隊、政權等非黨組織。黨是無產階級事業的戰斗司令部，在政治上負有統一領導其他組織的作用；黨對非黨組織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為非黨組織確定路線和方向。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又提出：“黨是直接執政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是領導者”[2]。“國家政權的一切政治經濟工作都由工人階級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領導。”[3]黨要領導蘇維埃，又不能代替蘇維埃，要正確劃分黨和蘇維埃的職權，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防止權力過于集中；黨要及時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黨要在經濟上取得勝利，比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困難得多。只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無產階級才能順利、有效地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斗爭，最終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

      第五，黨要同群眾保持密切聯系。在列寧看來，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根本標志之一，也是黨的事業能夠順利發展的重要保證。“先鋒隊只有當它不脫離自己領導的群眾并真正引導全體群眾前進時，才能完成其先鋒隊的任務。”[1]。同時，作為先鋒隊的黨，它的任務不是反映群眾的一般情緒，而是教育群眾、組織群眾，提高群眾覺悟，引導群眾前進。列寧反復告誡官僚主義可能把黨毀掉，要防止黨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要求黨在執政以后，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取得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

      第六，黨是在“左”和右兩條戰線斗爭中得到鍛煉和成長壯大的。列寧在同俄國黨內機會主義派別的斗爭中，在同國際上“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中，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黨內斗爭的思想。他認為，修正主義思潮有兩種表現，即從“左”面來的修正主義和從右面來的修正主義，黨內既有“左”傾思想，又有右傾思想。他明確提出在黨內必須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既要注意反“左”，又要注意反右；“左”傾和右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補充和相互轉化，因而在反“左”的時候要注意防右，在反右的時候要注意防“左”，保證黨的正確路線得到貫徹執行。在反傾向斗爭中，要堅持區別對待的原則，以保證黨的團結和統一。

      列寧關于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把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起著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正因為列寧創立了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建立了一個統一的、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黨，才領導俄國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

      三、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毛澤東黨建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建理論。鄧小平曾經說過：在建黨學說方面，馬克思、恩格斯講得不多，列寧有一個完整的建黨的學說。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他的完整的建黨學說，是經過實踐在延安整風時期建立起來的。他對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什么，黨的作風是什么，都有完整的思想。建國以后，黨內生氣勃勃，毛澤東同志的建黨學說又有新的發展。[1]從總體上說，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理論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適合中國基本國情和中國革命、建設需要的黨建思想。

      第一，黨的建設必須密切聯系黨的政治路線。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黨的建設過程，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是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地聯系著的，是同黨對于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之正確處理或不正確處理密切地聯系著的。[2]這樣，毛澤東就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史上最早闡明了黨的建設同黨的政治路線的關系，提出了密切聯系黨的政治路線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原則。

      第二，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這是毛澤東黨建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和鮮明特點。我們黨剛建立時，工人階級人數很少而戰斗力很強，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則占人口大多數。特別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黨長期處于農村環境中，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不可避免地把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帶到黨內來。毛澤東在領導黨和紅軍進行土地革命戰爭的過程中，就認識到：“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3]1929年古田會議專門就“黨內教育問題”作出決議，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黨和軍隊建設。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提出：“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里還裝著許多剝削階級的臟東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無產階級思想，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黨。”[4]“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5]他針對歷史上黨內斗爭中存在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左”傾錯誤，提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強調在黨內斗爭中要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目的。他創造了在全黨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的整風形式。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明確提出：“掌握思想政治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1]建國以后，毛澤東還提出“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2]，共產黨員要在思想上入黨，說到底是要解決世界觀問題，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抵制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侵蝕，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

      第三，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設黨。中國共產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黨內生活民主化”的任務，把“擴大黨內民主”看作鞏固和發展黨的必要步驟。鑒于黨內嚴重破壞紀律的行為，他又概括了“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原則。在黨的七大上，他說民主和集中這兩個東西有矛盾，但可以統一，民主集中制就是這兩個帶有矛盾性東西的統一。建國以后，他進一步指出：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3]。要在我們黨和國家生活中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創造性地把民主集中制運用于黨的建設，制定規范黨內政治生活、處理黨內關系的基本準則和具體制度，不僅形成了黨在組織建設上的顯著特征，而且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論。

      第四，提出了完整的干部路線和干部政策。毛澤東一向重視干部問題，把干部隊伍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他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4]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明確提出：在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5]。他還提出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選拔和使用干部，通過加強理論、業務學習和注重實踐鍛煉培養干部；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小圈子和宗派主義，要善于團結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一道工作。建國以后，毛澤東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從防止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出發，提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任務。這些富有前瞻性和警示意義的論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五，培育和保持黨的優良作風。毛澤東總結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首次提出了“黨風”這個概念，并闡述了黨風的重要性和黨風建設問題。延安整風時期，他就指出：“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1]要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在黨的七大上，他明確地將黨的優良作風概括為“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2]，并指出這三大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建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說：“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3]針對執政以后黨的作風出現的新問題，毛澤東確定把堅持實事求是和密切聯系群眾作為黨風建設的重點，領導全黨開展“三反”、“五反”運動和整黨。他號召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這些重要論述，對于我們今天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后，歐洲一些國家也經歷過很激烈的階級斗爭或民族民主革命，馬克思主義也曾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但沒有取得中國革命這樣的勝利。而毛澤東的建黨思想成功地解決了在舊中國小生產十分廣大、經濟文化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在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農村根據地和白色恐怖的城市，建設起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黨，并領導民族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取得勝利這個歷史性的難題。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偉大創舉，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罕見的。

      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間很短，對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缺乏經驗積累和理論準備，加之國際國內出現了一些未曾預料的復雜情況，毛澤東提出的黨建思想未能在實踐中完全堅持下來。20世紀50年代反右派斗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都出現過“左”傾錯誤的滋長。1967年10月，毛澤東提出“整黨建黨”的“五十字方針”：“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在這一方針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黨的建設在“文革”內亂中受到嚴重干擾和破壞。

      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本質規律認識的深化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這對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征程中，緊緊圍繞在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關鍵問題，進行不懈探索和創新，不斷堅持和發展著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結合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的實踐，在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歷史進程中開創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出“執政黨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黨，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于領導”的問題。他強調要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有戰斗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1]。圍繞這個目標，鄧小平又提出：要恢復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要糾正長期“左”的錯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要進行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完善黨的規章制度，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要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強黨的團結統一；要實行干部隊伍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方針，造就朝氣蓬勃的領導干部隊伍；要從嚴治黨，反對腐敗，加強黨的紀律性，等等。這些新思想、新觀點初步回答了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如何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深化了對共產黨建設和執政規律的認識，保證了改革開放的順利起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成功開辟。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在國際上發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內出現政治風波的背景下，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江澤民指出：“面向新世紀，黨中央領導全黨正在繼續推進這個新的偉大工程，就是要把黨建設成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1]圍繞這個目標，他對在長期執政、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系統地回答了新的歷史條件“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關鍵問題。他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解決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兩大歷史性課題。黨的十六大總結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提出要“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2]。我們之所以能夠經受住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風險的考驗，根本的一條就在于不斷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取得新進展。

      黨的十六大以后，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階段。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弘揚求真務實精神，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進程中，切實推進黨的建設。胡錦濤同志指出：“在一個十幾億人口大國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要凝聚力量、統一行動，一是要靠嚴密的組織，二是要靠統一的思想。沒有先進理論武裝的黨不可能是先進的黨，也不可能是具有高度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的黨”。[3]他強調，黨的先進性建設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生存、發展、壯大的根本性建設，必須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貫徹為民、務實、清廉的要求，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使黨始終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求真務實、改革創新，艱苦奮斗、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結和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圍繞這個目標，黨中央對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作出了一系列理論和實踐的探索和創新。例如，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在全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把思想政治建設放在領導班子建設的首位來抓，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考核、評價和使用干部，等等。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順利進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這個主題，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相統一，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習近平同志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擁有8000多萬黨員、在一個13億人口大國長期執政的黨，管黨治黨一刻不能松懈；全面從嚴治黨基礎在全面、關鍵在嚴，要害在治。在理想信念問題上，要補足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這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1]。在干部隊伍建設上，要從嚴管理干部，堅持正確用人導向，把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及時發現出來、合理使用起來，造就一支具有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的干部隊伍。在作風建設方面，“要立破并舉、扶正祛邪”[2]，著力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反腐倡廉方面，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從2013年到2014年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取得明顯成效，得到人民擁護。2015年，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為主要內容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對領導干部又進行了一次集中“補鈣”和“加油”。2016年，在全體黨員中開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學習教育活動，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對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點內容、主要任務、重要舉措作出系統部署，為進一步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內監督提供了根本遵循。總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凈化政治生態，為開創黨和國家事業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證。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建設和執政的歷史進程不難看出，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加強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既是一脈相承，又是與時俱進的。近40年來，我們黨科學總結自身的歷史經驗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蘇聯東歐國家共產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正確借鑒國外政黨治國理政的有益經驗；在此基礎上對在長期執政、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關鍵問題，不斷進行實踐和理論的雙重探索，初步找到了從思想、組織、作風、制度和反腐倡廉等方面建設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新路子，初步形成了一個科學、完整、全面、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理論體系，從而真正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將我們對共產黨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科學水平。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頁。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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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0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3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436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頁。

      [14]《列寧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頁。

      [15]《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頁。

      [16]《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頁。

      [17]《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4頁。

      [18]《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頁。

      [1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頁。

      [20]《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頁。

      [2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頁。

      [22]《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頁。

      [23]《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頁。

      [24]《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頁。

      [25]《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9頁。

      [26]《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頁

      [2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頁。

      [28]《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頁。

      [29]《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頁。

      [30]《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頁。

      [31]《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3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

      [33]《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3頁。

      [34]《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569頁。

      [35]《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114頁。

      [3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頁。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 Per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ory

Luo Wendong

    Abstract：From the 1840s to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Marx and Engels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building and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ounded the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ory, promoted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of imperialism an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Lenin, in his struggle with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and the Mensheviks, put forward a new proletarian party theory, from theory to reality, but also to the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ory in practice to be tested and develop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1921,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form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Mao Zedong's party building ideas, enrich and develop the Marxist-Leninist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After the convening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1978,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great journey of leading the people i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losely focused on long-term governa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of a what kind of party, how to build the party" the key issue, to carry out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constantly adhere to and develop the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ory.

       Keywords：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or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party building;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rule of the party

    （作者羅文東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總編，中國社會科學網總編輯，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