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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以高揚“自由市場萬能論”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理論在中西方學界產生過重大影響。但是，由于社會沖突、地區戰亂、生態災難、資源瓶頸等問題始終與資本主義相伴相生，并在21世紀的今天出現了加劇的勢頭，從而在事實上宣告了資本主義“普世文明論”的破產，標志著西方發達國家及其追隨者正在不同程度地陷入文明危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理論開始走下神壇，尋求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理論的新型文明理論日益為人們所關注，社會主義文明理論即為其中之一。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視閾中，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嶄新文明形態的優越性就在于它能夠解決階級社會“文明時代”中“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觀權力”[1]的問題，進入人與人利益高度一致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2]新階段，并通過實現勞動解放來促進文明持續進步。本文認為，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是實現社會主義普遍文明的基礎，希望通過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為更加準確地把握社會主義文明的理論與實踐提供有益思考。

        一、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是促進社會經濟制度合理化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3]。自人類社會出現以來，生產性勞動始終是勞動者運用勞動資料的過程，這一過程必然通過一定的經濟關系才能得以實現。這種使勞動得以實現的經濟形式、體現勞動組織形式的經濟關系就是社會經濟制度。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由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始終與社會文明形態的進步息息相關，進而由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社會經濟制度合理化進程成為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說，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4]。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規律所決定的社會經濟制度必然具有合理化的發展要求，為此，社會經濟制度成為了任何文明體的社會結構中的一個重要基礎。

        當然，社會經濟制度是一個復雜的體系，筆者認為，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5]應該成為我們把握這一體系的關鍵。近代以來，社會經濟制度變革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就是打破封建貴族禁錮勞動者自由的等級特權，促進勞動者的自由解放。在西方思想史上，很多杰出思想家也都著重強調通過促進勞動者自由來推動文明進步，從而凸顯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自然法學派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論》中明確提出要尊重他人經過勞動而獲得的財產權利，并且主張使人民委托的政府作為代理人來行使保護勞動者自由的職責。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把勞動分為重要的生產性勞動和不重要的非生產性勞動，認為生產性勞動能夠增加物的價值，進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生產工人的勞動自由權利。青年黑格爾派的代表人物鮑威爾把市民社會的勞動者看作是“單個的利己主義的原子”，認為自私人性必然要求勞動者自由。可見，許多西方思想家已經具有了對于勞動自由的價值關懷，并且在嘗試著去論證這一觀點。而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確立在促進勞動者自由方面也的確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只是這種自由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完全自由，它一方面是“擺脫舊的保護關系或農奴依附關系以及徭役關系”而獲得的自由，另一方面則是“喪失了一切財物和任何客觀的物質存在形式”而獲得的“自由”，這是一種以“一無所有”為典型特征的自由[6]。前者實現了勞動者的政治解放，是一種歷史進步，而后者又將勞動者束縛于雇傭形式的經濟關系之中，使得他們不得不依靠廉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生活。可見，資本主義社會的雇傭勞動仍然是一種強制性勞動。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理論體系的重大意義在于，他們旗幟鮮明地批判了西方思想史上長期流行的“迅速前進的文明完全被歸功于頭腦，歸功于腦的發展和活動”的人性自私論和理性決定論[7]，實現了哲學思維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根本變革。他們明確地提出，“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8]，“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9]。勞動，即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是人類歷史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最基本的經濟權利。然而，“在奴隸勞動、徭役勞動、雇傭勞動這樣一些勞動的歷史形式下，勞動始終是令人厭惡的事情，始終是外在的強制勞動”[10]。概而言之，在剝削關系下，“人的自主活動和物質生活的生產是分開的”[11]，從而損害了勞動者的基本經濟權利。這就導致了，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12]，進而形成一種長期的歷史循環現象。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分工”、“所有制”、“分配關系”等因素作為影響自主勞動實現程度的決定性因素，對于社會經濟制度進步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在私有制條件下的中世紀城市行會中，每個以學徒身份勞動的手工工人之間沒有什么分工，而是必須熟悉全部工序，對于生產過程還有一定的自主權，因而他們“對于本行專業勞動和熟練技巧還是有興趣的”[13]，物質文明成果進而出現了異彩紛呈的狀態。隨著機器工業、尤其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社會生產能力突飛猛進，“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4]。然而，隨著社會分工日益精細化，盡管“生產資料和生產實質上已經社會化了”，但是“現在按社會化方式生產的產品已經不歸那些真正使用生產資料和真正生產這些產品的人占有，而是歸資本家占有”[15]，生產和消費過程完全分離，以至于真正使用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并不占有產品，對于生產過程沒有話語權，因而其自主勞動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了極大壓制，扭曲成一個個呈現出分裂狀態的異化的人。由此可見，近代以來，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使得勞動成為了隸屬于資本的附庸，致使“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16]，從而嚴重阻礙了工人自主勞動能力的發揮，資本主義制度成為了阻礙人類社會進步的障礙。

        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歷史功績不僅在于科學地“解釋世界”，揭示資產階級思想家所鼓吹的“自由勞動”的抽象性、虛偽性，提出了“自主勞動”是促進社會經濟制度合理化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還在于“改變了世界”，找到了實現自主勞動的現實路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使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成為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要真正實現自主勞動，就必須認識到“資本不是一種社會力量”，應該“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使資本“失掉它的階級性質”[17]，進而由勞動者共同擁有生產資料、共同決定勞動過程、共同掌握產品分配。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明確提出，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任務是要“消滅勞動”（這里的勞動是指強制分工條件下的“異化勞動”），進而實現“自主勞動”。具體的路徑就是，勞動者通過促進“交往方式”合理化，“占有現有的生產力的總和”，以“實現他們的自主活動”[18]，從而通過“把勞動資料提高為社會的公共財產”[19]來徹底消滅少數人占有多數人勞動的具有剝削性質的生產關系，促進勞動者與勞動條件相統一，進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主勞動。

        綜上所述，私有制生產關系雖然總是對個人的自主勞動形成束縛，但是在生產力還沒有實現社會化的條件下，這種強制性的勞動方式對人類文明的進步還是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的，也由此產生了奴隸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而當生產社會化日益替代個體小生產之后，資本主義的強制性勞動一方面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豐富燦爛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通過資本主義私有制使雇傭勞動者遭受剝削奴役，進而成為了埋葬資本主義制度的強大物質力量。與此不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方式的優越性則在于它使生產資料所有者同勞動者直接結合，使生產真正按照勞動者和社會的需要并在生產過程中真正實現平等協作，使勞動成果歸勞動者所有并在他們之間公平分配。而公有制基礎上的勞動者自主勞動則是實現社會主義社會新型勞動方式的關鍵所在，勞動者當家作主的文明取代剝削者施行統治的文明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史上的一次偉大飛躍。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邏輯可以看出，雖然文明的起源和階級社會文明的發展在于強制勞動，但強制勞動以及作為其基礎的私有制也在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突破文明發展的障礙、實現文明持續進步的根本出路在于消滅強制勞動，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自主勞動。

        科學性的理論終究要依靠實踐來檢驗和發展。20世紀上半葉，隨著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在歐亞大陸不斷取得勝利，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建立和發展起來，一大批勞動者從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關系中被解放出來，勞動者勞動熱情高漲，極大地促進了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也從理論走入了實踐，提出了對于實現方式進行探索的具體要求。然而，蘇東劇變之后，這一探索遭到來自各方的質疑和批判，社會主義實踐也陷入了低潮。面對困境，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指導下，中國不僅毫不動搖地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而且審時度勢地結合中國國情進一步探索了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的多樣化實現方式。與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帶給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衰退、社會動蕩相比，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更加凸顯了中國社會經濟制度的優勢。

        二、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文明的實現方式
　　
        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構成該社會的經濟基礎，并決定其政治、法律制度與意識形態。若要實現一個文明體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層面的全面進步，社會經濟制度是基礎。而要推動社會經濟制度的合理化，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又是其基礎。因此，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對于一個文明體的進步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社會化大生產和社會主義制度已經使以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文明成為可能，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不僅作為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而存在，還因為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進而成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嶄新文明形態的基礎。那么，如何才能建設以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文明呢？筆者認為需要考慮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發展的目標問題。如上所述，由于自主勞動是指勞動者擁有生產資料、決定勞動過程、掌握產品分配，并與勞動條件相結合，那么，社會主義社會中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只能是作為促進自主勞動的條件而存在，而不能成為自主勞動這一目標的替代品；二是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自主勞動的特殊性問題。社會化大生產與個體小生產條件下的自主勞動屬于完全不同的兩個類型，后者中勞動者僅與個人擁有的狹小而簡單的勞動條件相結合，而前者則是把個人勞動與他人勞動結合起來發揮總體作用，與共同占有的勞動條件進行聯合勞動。這樣一來，聯合勞動就成為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自主勞動的重要前提，它要求在處理好勞動的個人屬性與社會屬性的關系基礎上實現自主勞動。

        既然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自主勞動以聯合勞動為重要前提，那么如何在聯合勞動中發揮勞動者的自主性就成為社會主義文明形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學界曾經掀起了一股對于聯合勞動和自主勞動的研究熱潮。一些學者雖然強調自主勞動，卻把勞動局限于個人的狹小范圍之內，強調形式上的聯合勞動。也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化大生產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經濟基礎，適應勞動力個人所有的要求，能夠使勞動者與勞動條件充分結合，因而自主勞動和聯合勞動相互依存、相互統一[20]。還有學者提出，生產勞動和交換要服務于勞動者對使用價值的需要，排除以追求剩余價值為目的[21]的動機。學界這些對于自主勞動和聯合勞動的熱烈討論，反映出改革開放初期人民群眾對于通過改革打破計劃經濟的僵化體制、解放工農大眾自主勞動能力的熱切期盼，以及對于防止改革開放走向私有化、動搖社會主義制度根基的深刻洞見。

        實際上，自主勞動與聯合勞動并非不可兼容。人類文明的進程始終是追求自我解放、獲取自主勞動權利的過程，城市、國家之所以被廣泛認為是文明時代開啟的標志，根本原因也在于人們通過社會組織進行合作性的生產，結成了一定的生產關系，從而逐步擺脫了被自然界奴役的狀態。然而，在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文明時代”，剝削奴役性質的私有制生產關系構成了社會的經濟基礎，這就使得社會上的相互合作、聯合勞動的程度日益加深，但是自主勞動的程度卻在降低。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聯合勞動和自主勞動的背離程度則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

        聯合勞動和自主勞動相結合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與私有主體型強制勞動為基礎的奴役性質“文明時代”相比較，社會主義開啟了一個以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為基礎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新階段[23]。這里的“普遍”是指勞動者共同占有使用生產資料，按照勞動者的需要進行產品分配，呈現出勞動者擺脫強制勞動束縛、實現自主勞動的鮮明特征。馬克思恩格斯曾說：“只有完全失去了整個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實現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24]馬克思認為，勞動具有“作為生產活動本身”和“作為生命的表現和證實”的雙重性質。一方面，通過消滅剝削奴役性質的生產關系，使“作為生產活動本身”的勞動能夠真正創造和獲取自身生存、享受和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資料；另一方面，通過創造對象世界來實現勞動者的理想、意志、智慧和創造力，使“作為生命的表現和證實”的勞動能夠幫助勞動者“自我實現”[25]。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其優越性突出表現在，它使勞動復歸“作為生命的表現和證實”的本質，進而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高度統一，即實現生態文明、社會文明、主體文明等社會各層面的全面進步[26]。因此，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促進自主勞動和聯合勞動相統一的科學方式，有利于促進作為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自主勞動與社會化大生產形式的聯合勞動之間的有機統一。

        三、推進以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意義
　　
        如前所述，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是社會主義文明的基礎，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又是實現自主勞動的制度前提，所以公有制對于社會主義文明進步事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具體到中國的實際來看，改革開放以來，股份所有制等新形式的出現使我國的公有制實現形式更加靈活多樣，但是國有企業在社會企業總資產中占比持續下降的狀況也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密切關注。如今，中國已經進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不容忽視的是，近年來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想和言論在我國有蔓延趨勢，它把具體經濟體制、機制的改革混同于根本經濟制度改革，錯誤地認為“深化改革”就是賣國企，鼓吹私有化、市場化、經濟非調控化、福利個人化。這些言論的制造者及其代言人的一系列做法，也在事實上阻礙著聯合勞動和自主勞動的順利結合，進而阻撓著以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文明的順利發展，對此，我們需要采取以下兩點基本措施予以應對。

        1.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動搖。“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談不到任何生產，因此也就談不到任何社會。”[27]在當今中國，實現自主勞動的前提條件是鞏固和擴大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確保勞動者對于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由于國有企業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所以國有企業主體地位能否鞏固，對于我國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能否增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非公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彌補了公有制經濟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形成了巨大沖擊，公有制主體地位能否保住，事關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關系社會主義制度的興衰存亡，絕不可掉以輕心。我國憲法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28]國企私有化不僅有違憲法，在根本上還會使生產資料與勞動者再次分離，勞動再次成為勞動者的異己之物，甚至倒退到以強制勞動為特征的奴役性質的所謂“文明時代”中去。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具有很強的危機意識和戰略眼光，在理論層面及時地提出了國企改革的基本目標和原則，即“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同時批評“國企私有化”論調，特別強調“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29]。2015年6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意見》，強調要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30]。當前，如何在實踐層面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已經成為實現自主的聯合勞動，進而促進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重要環節。我們一定要吸取歷史經驗教訓，劃定不能借國企改革之名謀取暴利的紅線，明確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的底線，堅持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經濟發展方向。鼓吹“國企私有化”，一方面是通過私有化中飽少數人的私囊，另一方面是通過私有化抽掉共產黨執政的基礎，進而埋葬社會主義制度。

　    2.維護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的經濟權利。馬克思說過，“一定所有制關系所特有的法的觀念是從這種關系中產生出來的”[31]，經濟范疇的所有制必然要求法律范疇的所有權與其相統一。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了全體人民在法律上擁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但是如何在具體體制層面上實現生產資料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相統一卻是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因為這一問題是實現工人自主勞動的體制保障。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之間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它們既彼此統一于社會主義生產消費活動的過程之中，又在實際生產經營活動中存在著所有權和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分離的情況，這種權利的分離致使所有者和占有者、使用者、收益者的利益不一致，有時還存在著沖突激化的風險。對此，從當今中國的現實情況出發，需要采取不同的應對、解決辦法。

        首先，需要保障國有企業職工的經濟權利。眾所周知，國有企業容易出現磨洋工、吃大鍋飯等消極怠工現象，但實質上這卻是上述各種利益關系不協調的反映。要想使國有企業職工真正發揮自主勞動的能力，就必須盡可能縮小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所有權與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之間的張力，換言之，就是要保障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國有企業職工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的各項經濟權利。一方面，從企業內部來說，要完善勞動者參與企業管理的機制。針對一些國有企業長期存在著“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象，針對一些損公肥私的企業管理者影響職工生產活動主動性的問題，需要進行管理機制改革，建立重大事項全體職工討論、情況通報、職工建議受理等制度，讓勞動者在參與管理中保障自己的當家作主地位，也需要進行監督機制改革，讓管理者與勞動者相互監督、約束。另一方面，從企業外部來說，要建立健全國有資本收益屬于全體人民、歸全民共享的機制。在現階段，要著力于提高收益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更多地把國企收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

        其次，還需要提高非公有制企業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地位，保障其經濟權利。雖然從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發展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際需要出發，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已經成為了現階段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且，隨著非公有制企業的快速發展，它們目前已經成為了我國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部門，提供了城鎮75%以上的就業崗位。但是越是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障非公有制企業勞動者的政治經濟權利，提高他們的自主勞動的積極性，就越成為社會主義文明進步事業的重要內容，成為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方面。對此，我們需要對非公有制企業勞動者的生存狀況進行充分調研，從法律、政策等多個角度建立起保障他們的政治地位和勞動就業權、報酬權、保險權的制度，決不能讓各種侵害非公有制企業勞動者權利的行為放任自流。在此基礎上，不斷提高非公有制企業勞動者自主勞動的能力，從而不斷積累促進社會主義文明全面進步的因素。

        總之，以自主勞動為重要特征的社會主義文明具有超越資本主義文明模式的巨大進步性。近年來，《21世紀的資本論》、《超越資本主義》等書的全球熱銷，反映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資本主義，反思強制性、奴役性的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不文明問題，這也使得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將新型文明模式的希望寄托于中國。對于當今中國來說，能否把握住中華文明復興的難得歷史機遇，取決于能否充分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這就離不開以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文明的建設。可喜的是，在思想上，中國共產黨已深刻認識到，促進中華文明復興，不能僅僅依靠資金、技術，更要激發勞動者的創造力，尊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主體地位；在實踐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在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作用的同時，努力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實現以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文明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當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代，我們需要繼續堅持做大做強公有制經濟、切實維護全體勞動人民的經濟權利，從而不斷提高勞動者自主勞動的能力，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的文明進步。

        （作者是北京聯合大學教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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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紅雨、韓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景的幾點認識》，《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9李艷艷：《恩格斯文明時代起點觀的發展辨析與當代啟示》，《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5期。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7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5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頁。

[5]本文中所提到的公有主體型自主勞動，是指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勞動者自主決定生產分配活動的勞動組織形式，它是相對于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勞動者隸屬于勞動過程的私有主體型強制勞動而言的。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頁。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7頁。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頁。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頁。

[1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頁。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1頁。

[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1頁。

[20]雨田：《“聯合勞動”還是“自主的聯合勞動”》，《人民日報》1986年7月18日第5版。

[21]程必定：《論自主的聯合勞動——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依據初探》，《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4期。

[22]恩格斯認為，雖然“文明時代”包括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三種形態，但是它們都是建立在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奴役基礎之上，因而只不過是奴役性質的三種不同表現形式而已。資產階級自詡為“文明時代”，不過是制造和利用話語工具，掩蓋剝削奴役的實質，占領道義高地的伎倆。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25頁。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1頁。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3頁。

[26]李艷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結構論》，《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頁。

[28]《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文），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2391834.html。

[29]習近平：《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09/c_119679886.htm。

[30]《習近平主持中央深改組會議：國企改革堅持黨的領導，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中國青年網，http://news.youth.cn/jsxw/201506/t20150605_6722114.htm。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