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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再評《古田軍號》：在激烈的斗爭中表現偉人

點擊：作者：郭松民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9-08-10 10:15:22

“古田會議上，毛委員粲然一笑，紅四軍的天就亮了，中國的天也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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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歷史上，1976年是一個令人悲痛的年份。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這三位中國革命的巨人相繼去世，給中國人民的心中留下巨大空白。

七十年代末，領袖形象開始出現在銀幕上，這給了群眾以很大安慰。記得那個時候，每當銀幕上出現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的形象時，黑暗的電影院里往往會響起熱烈的掌聲。從那時起，四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在電影、電視劇中表現領袖，早已不再是新聞，但銀幕、熒屏上的領袖形象，也很難再激起觀眾的熱情，原因何在呢？ 從電影藝術的角度來說，也許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三個字：平面化。

銀幕上的領袖似乎就是宣傳畫中的領袖，他生活在一個和諧世界中，得到同事的尊敬和大力支持，他總是在發號施令，總是能夠心想事成。敵人有時候會給他造成一些困難，但這只能反襯他的英明，因為這些困難，他在談笑風生當中就解決了。

缺乏對激烈的黨內斗爭的表現，缺乏對領袖在這些斗爭中承受壓力，面對考驗，并最終排除萬難取得勝利的表現，領袖的性格、人格特質等就不能得到充分展示，就很難在銀幕上塑造出真正有魅力的領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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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英國電影《至暗時刻》，對丘吉爾的形象但塑造取得了很大成功，導演是如何做到的呢？

簡言之，就是把丘吉爾置身于矛盾的漩渦中。

丘吉爾接任首相后，不僅要面對內閣里仍忠誠于前首相張伯倫的勢力，如哈利法克斯勛爵制造的重重障礙，還要應對王室的質疑，同時還必須采取十萬火急的措施營救被包圍在敦刻爾克的英國遠征軍，準備迎接希特勒對英倫三島可能的入侵。

在巨大的壓力下，丘吉爾甚至有些失常了，他在地下指揮中心像一個老婦人一樣喃喃自語，靠詛咒希特勒來釋放自己的心理壓力。

扣人心弦的電影通常是先抑后揚。

正是因為“抑”的如此之深，所以當丘吉爾最終戰勝這一切，在國會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激勵英國人民團結一致抵抗納粹時，觀眾的壓力也得到了釋放，甚至像自己取得了勝利一樣高興——“揚”的也就非常之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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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軍號》的突破，就在于沒有回避矛盾與斗爭。 《古田軍號》讓我們重溫了一個曾經耳熟能詳但后來又被漸漸忘記的真理——正確的路線總是在同錯誤路線斗爭的過程中產生的。

從井岡山到中央蘇區，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黨內、軍內爭論到焦點之一，就是建設一支什么樣的軍隊？包括紅軍除了打仗之外，還要不要做群眾工作？要不要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組織群眾？要不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建立根據地？等等。

影片開始的時候，毛委員和朱軍長已經率領紅四軍離開井岡山來到了閩西，此時，雖然經過了“三灣改編”，但在紅四軍內部，在毛澤東和朱德之間，關于上述如何建軍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嚴重分歧，而“中央特派員”劉安恭的到來，更是大大加劇了這種分歧。

如何表現這種分歧，對導演陳力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但《古田軍號》駕馭得相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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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在井岡山和毛委員并肩戰斗、耳濡目染的經歷，朱軍長對比他年輕7歲的毛委員是信服的，但他畢竟是舊軍人出身，還需要并且正在經歷痛苦的轉變。

陳力導演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細節表現了這種張力：朱軍長抓到了幾個偷偷出去抽大煙，還打傷了小號手老部下。對這種嚴重損害紅軍形象，破壞紀律的行為，朱軍長怒不可遏，他一方面痛斥這幾個人是“軍閥作風”，一方面又羞辱性把銀元摔在地上，讓他們用被反綁著的手困難地把銀元一一撿起來。

“用軍閥作風反對軍閥作風”，矛盾嗎？的確是矛盾，但卻反映了真實的歷史。歷史就是這樣在矛盾中走來，并在矛盾中逐漸變得清晰的。朱老總正是戰勝了這些矛盾，才從一個舊軍人變成了“革命老英雄”，變成了備受全軍愛戴的總司令。

“蘇聯范兒”的劉安恭，思維方式明顯帶有形而上學的特征，他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有嚴重的單純軍事觀點，主張軍隊只管打仗。“中央特派員”身份和對“蘇聯十月革命經驗”的堅信不疑，使他非常強硬，甚至跋扈。

影片中，敵人的“會剿”即將開始，毛委員還在給受壓迫最深，受侮辱最重的婦女上課，講授婦女解放的道理，這讓劉安恭既不理解又不耐煩。他不明白的是，除非紅軍代表一種解放的、進步的、文明的力量，否則絕無可能戰勝軍事上遠比自己強大的白軍。

只有毛委員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清晰、深刻、并且堅定不移要貫徹到底的——

紅軍必須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也就是說，相對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紅軍必須代表一種更高層級的政治文明，必須具有顯著的先進性，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革命的勝利，才能救中國。

這時候的劉安恭并沒有意識到，離開毛委員的路線越遠，失敗就來得越快。以后還要流很多血、犧牲很多生命，才能使全黨、全軍明白這一點。

后來的開國元勛陳毅元帥，此時還是紅四軍的政治部主任，對這個問題認知還相當“混沌”，甚至沒有過多考慮。

他最年輕，比朱德小15歲，比毛澤東小8歲，像是夾在兩位“大哥”之間的“小弟”。他對朱、毛都非常尊敬，不愿判斷誰是誰非，只是一廂情愿地希望他們兩人和好——而在毛委員看來，這簡直是忽悠他放棄原則，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才會怒氣沖沖地對陳毅大吼：“我不和沒有立場的人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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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軍事觀點，走州過府，大吃大喝的流寇主義思想和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等革命早期難以避免的種種幼稚病結合在一起，再加上前委內部的意見始終不能統一，竟然在紅四軍七大上釀成了一場“事變”——毛委員以一票之差落選了總前委書記，而“八面美人”（毛委員對陳毅對批評）陳毅則當選了。

在毛主席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受到過不公平的對待，但這些打擊都是來自于執行了錯誤路線的中央。在紅四軍七大上落選，這是毛澤東唯一一被自下而上地“推翻”。 可想而知這對毛澤東的震撼是巨大的，他離開紅四軍，到上杭蛟洋指導閩西特委工作，不久他又患上了瘧疾，打擺子、發高燒，只得輾轉到位于深山中的永定縣牛牯撲養病，卻又被國民黨保安團突襲，幾乎落入虎口，以至于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認為他已經犧牲，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為他發了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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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委員永遠不是能夠被命運擊倒的人。他到了閩西之后，閩西特委的工作很快就變得有聲有色，土地改革、蘇維埃政權的建設、婦女解放等都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但對紅四軍來說，則是另外一番景象。

毛委員的離去，反而凸顯了他才是紅四軍真正的靈魂。失去了毛委員的紅四軍，出現了“人心渙散，隊伍不好帶了”的情況。9月，紅四軍召開八大，但由于由于沒有領導核心，只能無組織地自由爭論，開了三天，七嘴八舌，毫無結果。不久，紅四軍冒進東江，遭遇重大挫敗，二縱隊司令員劉安恭犧牲，第一、第二縱隊各減編1個大隊，第三縱隊縮編為1個支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了中央決定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的“九月來信”（紅四軍接到這封信時已經是十月底），才有了朱德、陳毅聯袂迎接毛澤東重返紅四軍，也才有了毛澤東整軍方案的提出和“古田會議”的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