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個“屈原選賢”的故事:傳說屈原有次奉命回鄉選賢,由于有人泄密,l00位應試者中,竟有99人成績相同,只有一人差些。屈原察覺出其中有弊,決定復試。這一次,他發給報考者每人100粒谷種作為試卷,以秋收的谷子作為答案。到時,那99人都請人肩挑背馱,爭著多交谷子。唯獨那個初試敗北的農家子弟,帶來的谷子只有一小口袋。屈原問他:“你怎么只收這么點谷子呢?”該考生答道:“你發的谷種有97顆沒有發芽,只有3顆長成莊稼,打下谷子900多顆全在這里。”眾考生聽了他的這話,都覺得他癡呆,不禁哄堂大笑起來。而屈原卻嚴肅地對大家說:“你們莫要笑,他很誠實,是這次錄取的唯一賢才。”屈原的話,讓大家十分驚訝,異口同聲問:“為什么?”屈原作出了解釋:“我發給你們每人的100顆谷種呀,都有97顆是煮熟了的。煮熟了的谷種怎么能生長結子呢?可見,你們多交谷子的,明顯是在弄虛作假。你們的道德品行沒有達到合格標準,只有他才是品德優秀的人才。”眾人一聽,都傻了眼,無言以對。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筆者未曾考證,其“考干”方法也未必能夠“搬用”。但它在選賢用人問題上給我們提供的啟示,卻是非常深刻的。
毛主席曾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我們挑選干部,選什么人用什么人的問題,是關系到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盛衰成敗的大事。我們黨選拔干部的標準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這是被長期歷史實踐所證明了的唯一正確的選拔干部的標準,也就是“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
為何必須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標準呢?因為“德”和“才”是干部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我們說的“德”,就是指一個人的政治覺悟、道德品質、思想作風等等;而“才”,指的是干部的才干、知識和能力。一個優秀干部應該是“德才兼備”的:既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思想品德和覺悟,又要有勝任工作即為人民辦好事情的才干和水平。“德”和“才”,兩者缺一,都不能算是理想的干部。而若將“德”和“才”相比較,那么“德”更為重要。因為有德無才,即使有為人民辦事、為國出力的好愿望,但卻沒有本事和能力把事情辦好,當然難當大任;而有才無德,那就縱然才華橫溢,但卻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也就不會樂意為國為民做奉獻,才能發揮不出,甚至可能私字當頭,損人利己,以權謀私,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干出禍國殃民的勾當來,那就比有德無才的人更糟糕更壞事。所以,周恩來同志曾經指出:“挑選干部的標準,政治標準與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決問題。”
選人用人重“德”,自古以來有識之士都是如此。眾所周知,屈原是我國古代的一大才子,但他選賢卻是把“德”擺在首位。你看,他“百里挑一”中挑出的那位農家子弟,我想其才能未必超過其他99名應試者,只不過因為“他很誠實”,道德品質優秀,才成了屈原眼中“唯一的賢才”。而另外那99位,或許不乏有才能的,但卻皆因“弄虛作假”,道德品質不合格而被屈原所摒棄了。由此可見,屈原選賢是多么重視“德”的因素啊!
在選人用人時,把“德”擺在首位的,古代并不只有屈原一個人,而是很多的。就拿大家熟悉的歷史人物諸葛亮來說吧,盡管他本人具有雄才大略,但他的選賢標準也很重視“德”。他的用人之道是:一、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先之以難而觀其勇;五、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期之以事而觀其信。這七條選賢標準中,除第二、三條是講“才”的外,其他五條說的都是“德”。大才子選賢尚且如此重“德”,這種情況難道不值得我們好好品味么?
這幾十年來,我們的干部隊伍中,上上下下出現了這么多的腐敗分子。大家仔細考察一下吧,這些人中,才華洋溢者不在少數吧。問題出在哪兒呢?不是他們沒有才干、能力,而是由于缺德,沒有正確政治信仰,或者是喪失了信仰。他們“三觀”不正,沒有應有的道德品質,沒有把聰明才智用到為人民服務上,而是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搞以權謀私,貪污受賄幾千萬上億,甚至幾十億上百億。結果呢,不僅絡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損失,也禍害了他們自己及其家屬子女,教訓何其慘痛呀!
我不禁要向:這么多的腐敗分子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難道與我們選人用人“重才輕德”毫無關系嗎?不!一段時期以來,我們黨長期堅持的“德才兼備,以德為主”的選人標準幾乎一下子變了。有人公然提出“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這樣的順口溜,似乎不“向錢看”,就邁不開步,再也不能前進了。于是乎,一股強大的“一切向錢看”妖風刮遍了全國,相當多的人滿腦子里都是錢、錢、錢了。他們為了錢,什么國格、人格、尊嚴、節操、臉面,乃至于黨紀國法等等,都可拋到九霄云外去。連選人用人,也往往把“能搞到錢”看成頭等重要,誰能搞到錢,不管什么人,無論他或她采用何種手段搞到,他或她就是“能人”,就可當“先進”、“勞模”,還能“入黨當官”。你若下信,請你查查許家印(絕對不只一個許家印)的履歷,便會確信無疑了。
許家印,原本也是一個和我們一樣或者說差不多的人,只不過他會不擇手段搞錢、騙錢,于是成了大富豪、全國首富,國內外都大名鼎鼎了。如此“能人”,能不讓他當“先進”、“勞模”,“入黨做官”嗎?當然不能嘍。所以,許家印獲得了許許多多的“桂冠”,什么“改革開放40年百名杰出民營企業家”、“70年70企70人中國杰出貢獻企業家”、“全國勞動模范”、“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全國脫貧攻堅奉獻獎”等等。如此“優秀能人”,當然要拉入黨內來,讓他做官掌權嘍,于是他成了“樸素可愛的共產黨員”,還當上了恒大的黨委書記、全國政協的常委。這還不夠,2019年建國70周年大慶時,還請他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的觀禮臺,享受這至高無上的禮遇。要不是他犯下滔天大罪被捕了,其仕途真的不可限量!
這,不也從反面說明選人用人的極為重要么?不應該從“屈原選賢”的故事中得到啟示么?
(作者:歐植竹,又名歐陽植竹,昆侖策特約評論員,湖南省作協會員,省文聯第四、五屆委員,省文藝理論研究理事會理事,省兒童文學創作委員會委員,郴州市文聯原主席。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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