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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毛主席就是鄧鐵濤的“伯樂”，也是鄧鐵濤的導師。然而，“伯樂”走了之后，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了。

作者：秦明

在這次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戰斗中，中醫藥又一次展現出巨大魅力：

已治愈的病例里70%主要是靠中藥治好的；

廣州市衛建委公布，截至2月1日，廣州市八醫院使用中醫藥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共53例，總體癥狀明顯好轉，沒有一例轉為重癥；

2月3日，第一支國家中醫醫療隊接管的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南樓一病區8名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出院，其中6例是重癥……

記得17年前抗擊非典的戰斗中，中醫還遭遇了很多偏見與歧視。

當非典在中國橫行時，一位名叫鄧鐵濤的87歲老中醫臨危受命，擔任中醫專家組組長；力挽狂瀾，扭轉了治療那個急性傳染病的被動局面。中醫的介入為抗“非典”做出了重要貢獻，以鄧鐵濤所在的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為例，醫院收治了58例病人，沒有病人轉院，沒有病人死亡，沒有醫護人員感染，取得了“三個零”的成績。

鐘南山的呼吸病所收治了88例病人，死亡10例。前面，中醫被排斥；后面中醫介入了71例，死亡只有1例。

一時之間，舉世震驚，對非典束手無策的香港醫生，也急忙跑到廣州跟鄧鐵濤“取經”，“鄧鐵濤”這三個字也逐漸開始為世人所熟知。

2018年11月15日，圖為鄧鐵濤正在自己的104歲生日賀壽儀式上

鄧鐵濤1916年的農歷十月十一日，鄧鐵濤出生于廣東開平一個嶺南名醫世家，其祖父輩及父輩都是近代嶺南溫病專家。1932年，16歲的鄧鐵濤考入廣東中醫藥專科學校，系統學習中醫理論。1938年正式工作。

1949年前的中國積貧積弱，帝國主義肆意踐踏我們的領土，欺凌我們的人民，民族文化徹底失去了自信，中醫也不例外。

1914年中華民國教育部發文，鼓勵辦西學，惟獨禁止中醫辦學。教育總長汪大燮甚至公開說，“余決意今后廢除中醫，不用中藥。” 國民黨統治時期，曾以立法形式通過《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兩度準備消滅中醫，但因當時中醫藥的民眾基礎深厚而未能得逞。但中醫藥遭受的歧視和誤解逐漸形成了社會心理，社會地位隨之江河日下。

在舊社會，鄧鐵濤空有一身本領，卻無太多用武之地。

1938年，日本侵略軍狂炸廣州，鄧鐵濤避難于香港，與同學4人在文威東街南北藥材行會址，合辦南國新中醫學院（夜校），并于九龍芝蘭堂藥店坐堂應診。在救亡運動、進步文化影響下，他讀了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和介紹共產主義初步知識的書籍，還學習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及《魯迅全集》等。在此期間，他深深感到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對自己學習鉆研中醫有很大幫助。這竟成為他以后探索中醫藥學寶庫的一把鑰匙。香港被日軍侵占后，鄧鐵濤返回廣州，輾轉于穗港及武漢之間，行醫謀生，處境窘迫。

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廣州，翌年他到廣東中醫專科學校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醫學從奄奄一息中蘇醒過來，但未能迅速恢復。新中國之初，當時中央衛生部主管領導甚至認為中醫是封建醫，應隨著封建社會的打倒一起打倒，規定不許中醫進醫院，要求中醫學習西醫。2012年4月13日，《南方日報》采訪鄧鐵濤時，鄧老激動地回憶起了這段歷史：“衛生部原副部長王斌1952年要中醫學習西醫、改造中醫，毛主席把他免職了，要西醫學中醫。”“毛澤東對中醫的評價是很高的，說‘中醫藥學是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在毛主席的指導下，傳承了幾千年的中醫藥學在新中國又煥發出了勃勃生機。特別是赤腳醫生制度的興起，靠著一根銀針、一把草藥，中醫用極其低廉的成本解決了困擾中國社會幾千年的農村缺醫少藥的歷史，人均壽命大幅提高，被世界衛生組織樹立為典范。

毛主席為了中醫“撐腰”，不惜先后撤掉王斌、賀誠兩位衛生部副部長，徹底改變了中醫的困難處境，也給鄧鐵濤這樣的中醫人才提供了施展抱負的廣闊空間。

1956年，鄧鐵濤得以參加國家早期興辦的4所中醫院校之一——廣州中醫學院工作。此后，便在中醫醫療、教學與科研工作60多年，對重癥肌無力、冠心病、高血壓、中風、慢性胃炎、慢性肝炎、肝硬化、糖尿病、紅斑狼瘡、硬皮病及危重病的搶救等諸多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和診療經驗。他運用傷寒、溫病理論防治瘟疫，救治乙腦、流腦、流感等病患，從中總結寒溫融合防治瘟疫的理論，至今仍有效指導著防治流行性、傳染性、感染性、發熱性疾病的臨床實踐。

最令人敬佩的是，鄧鐵濤持續鉆研中醫“五臟相關”理論50多年，利用辯證唯物主義，給中醫事業開創了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他的研究取得成就最輝煌的時刻恰恰是在毛澤東時代——

1962年11月16日，鄧鐵濤在《光明日報》“哲學”版上發表了題為《中醫五行學說的辯證法因素》一文，指出中醫的五行學說主要落實在藏象學說中，臟腑配五行，是經過無數醫療實踐提煉出來的。反映了中醫把人體的功能歸納為五大系統（五臟），內外環境都與這五大系統聯系起來，并用五行生克關系表達五大系統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約的關系，用以解釋生理、病理現象，指導診斷、治療與預防。通過該文，鄧鐵濤肯定了中醫五行學說具有樸素的辯證法因素。

1975年，鄧鐵濤就其研究心得，又發表了《再論中醫五行學說的辯證法因素》，指出：中醫五行學說不等同于古代哲學上的五行學說，后世中醫的五行學說，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漢以前醫學的五行學說，它在中醫學中有一個發展過程。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關系，實質是臟腑組織器官之間，人與環境之間，體內各個調節系統促進和抑制之間的關系，五行學說指導臨床治療過程，實質是使人體遭到破壞的內穩態恢復正常的過程。從而肯定了五行學說隨著醫學歷史的發展，不斷豐富其辯證法因素。進一步指出這一學說值得研究和發揚。

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得益于他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鉆研。

鄧老直到晚年仍然始終銘記著毛主席的恩情，他跟人交流時，經常會提到毛主席。例如，鄧老給別人講怎么治高血壓，就說：“離心臟最遠的地方，你去活動活動它，它對心臟不是個負擔，而是反饋到心臟里面有好處。如果你不懂八段錦，不懂太極拳，那你就天天去走路，像毛主席所說的，閑庭信步，這樣也可以治高血壓……”情不自禁地就帶出“毛主席”。筆者注意到鄧老的很多講話、訪談，他從來不說“毛澤東”三個字，從來都是說“毛主席”，其中深情可見一斑。

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毛主席就是鄧鐵濤的“伯樂”，也是鄧鐵濤的導師。然而，“伯樂”走了之后，情況就開始發生變化了。

上世紀80年代以后，一些人不重視中醫，國內出現崇洋媚外的思潮，重視進口藥，甚至中成藥也要用日本產的。中醫歷盡挫折，發展更無從說起。

以中醫數量為例，新中國初期，中醫是157萬人，500萬赤腳醫生雖然不是“專業”中醫，卻讓中醫治療手段遍布全中國。然而到了新世紀初的幾年，衛生部統計的中醫人數僅存20多萬，這意味著盡管人口在膨脹，但中醫在迅速萎縮。

80年代以來，鄧鐵濤一面沉下心來繼續他的研究，一面開始跟中醫萎縮的趨勢做著抗爭。眼見中醫事業日漸衰落，鄧鐵濤感到很痛心，內心十分著急，他常常輾轉反側、夜不能眠。

1985年，徐向前元帥到廣東過冬，鄧鐵濤利用給徐帥看病的機會展示了中醫的神奇療效。鄧鐵濤誠懇地向徐帥表達了讓中醫發揚光大的心愿。徐帥被打動了，馬上承諾要向中央反映情況。1986年12月，國家中醫管理局正式成立，中醫終于有了自己的家。

1990年，國家進行機構改革，鄧鐵濤聽說中醫藥管理局要被精簡，他立即牽頭我國各地名老中醫再次上書中央，這就是在中醫藥界著名的“八老上書”（鄧鐵濤、方藥中、何任、路志正、焦樹德、張琪、步玉如、任繼學）。

1998年，全國刮起了“西醫院校合并中醫院校”的風潮，對此，鄧鐵濤憂心忡忡。8月11日，他再次聯合任繼學、張琪、路志正、焦樹德、巫君玉、顏德馨、裘沛然等中醫老專家7人，第二次“八老上書”，剎住了中西醫院校合并的歪風。

2006年，“取消中醫”之聲蔓延之際，鄧老再次站了出來。在一次大會上，鄧鐵濤揮手引用毛主席詩詞：“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

兩次疫情對中華民族來講是兩次災難，也是浴火重生的機會，使越來越多的國人重新恢復了對中醫藥的自信，扭轉了80年代以來中醫事業的頹勢。鄧老17年前那次以87歲高齡、不顧個人安危的臨危受命，可謂是功不可沒。

可以說，在鄧鐵濤人生的最后40年間，他的最大成就就是守護中醫，守護被毛主席重新激活的這份民族瑰寶。

2019年1月10日上午6：06，104歲的鄧鐵濤去世。他在生前的遺囑中寫道：“我能留給兒孫最大的遺產為仁心仁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人生的最后時刻，他仍然銘記著毛主席的教導。

就在新冠肺炎爆發整整一年前的2019年1月16日，廣州中醫藥大學三元里校區原針灸樓一樓大廳內，鄧鐵濤教授追思會舉行。遺像兩旁掛的挽聯寫著，生是中醫的人，死是中醫的魂。

追思會的隊伍排成長龍，哀樂徐徐，人們挨個走到遺像前獻花，表達哀思。直到晚上八時許，仍有家長帶著孩子來獻花。人們沒有忘記這位抗擊非典的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