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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無論是作為“赤腳醫生”，還是官至副部級的貧下中農，王桂珍的經歷都不是個例，從這個角度來講，王桂珍的經歷無疑可以作為一個時代的標本。

作者：秦明

1976年8月，《人民畫報》第八期使用了一張電影海報作為封面，電影扮演者李秀明因為這張海報和這部電影，迅速由一個默默無聞的舞蹈學院學生，成為家喻戶曉的電影明星，這部電影就是《春苗》。

然而，僅僅兩個多月后，電影中“春苗”這個藝術形象的人物原型、上海郊區的赤腳醫生王桂珍，卻經歷了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起落。

王桂珍的“赤腳醫生”之路

王桂珍，1944年出生在上海川沙縣江鎮大溝村。王桂珍一家是生活在大溝村最底層的貧農，一家人辛勤勞動，卻過著極為貧苦的生活。解放以后，貧農出身的王桂珍終于也能跨進學堂門。小學畢業后，大溝村已經走上了集體化道路，王桂珍主動要求參加集體勞動。她不怕苦、不怕累，生產勞動總是走在最前頭——這種貧下中農翻身得解放的喜悅是今人無法體會的。

王桂珍不僅勞動帶頭，還具備相當強的組織能力。在她的帶動下，大溝村一大批婦女走上了勞動生產第一線。年紀輕輕的王桂珍成了生產隊的保管員和衛生員。在她不到20歲的時候，就當上了大隊團支部書記，并成為黨支部的培養對象，被吸收為預備黨員。

上世紀60年代初期，盡管新中國已經成立10年有余，但國家有限的醫療資源大都集中在了城市，廣大農村普遍缺醫少藥，不僅農民看病難，還隨時有傳染病大流行的危險，當時王桂珍所居住的江鎮公社（位于如今的浦東新區），雖說與大都市上海近在咫尺，可衛生院的設施卻依然十分簡陋。

1965年，毛主席接到衛生部關于農村醫療現狀的報告，這個報告顯示：1965年，中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占25%，城市則占了75%。看過這份報告，毛主席生氣地將衛生部稱為“城市老爺衛生部”，并在6月26日發出了應當“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毛主席指出：“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農村也養得起。”

毛主席的這份指示發出后，廣大醫務工作者熱烈響應，在組織巡回醫療隊下鄉巡診的同時，半農半醫衛生員的培訓工作也在各地相繼展開。在上海市委部署下，各郊區開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培訓“農村也養得起”，又能長期在農村給農民看病的農村醫生。

在此背景下，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于1965年夏辦了一個醫學速成培訓班，目的就是培養半農半醫的農村衛生員。在招收學員時，標準也很明確，必須是貧下中農家庭出身，高小以上文化程度，政治表現好——“根紅苗正”。江鎮公社公社從21個生產大隊挑選了28個人參加培訓，21歲的王桂珍無疑是最適合的人選之一。

培訓班的學習時間雖然只有4個月，課安排得特別多，要修物理、化學、生理學等多門課，對于只上過小學的王桂珍來說，有相當的難度。但王桂珍特別能吃苦，學得非常認真。老師讓晚上9點熄燈，王桂珍就拿個手電筒在被子里看到12點。

王桂珍之所以如此刻苦地學習，是因為她已經切身體會到了貧下中農缺醫少藥的痛苦。

王桂珍本來有三個哥哥，一個弟弟，前面三個都因為破傷風死掉了。所以王桂珍告訴自己，一定要為貧下中農做好赤腳醫生，為老百姓服務。

好在培訓的老師也不是因循守舊。因為培訓時間短，從醫學基礎學起來，時間不允許，原來的醫藥書不能用，老師們就自己編講義，油印出來。當地農村的氣管炎病人比較多，老師把聽診器放在病人身上教學員聽診，這種聲音叫濕羅音，那種聲音叫干羅音，把書上講的知識和病人的癥狀結合起來，理論聯系實際，學員們聽得懂記得牢。

老師講每種草藥治什么病，王桂珍就在本子上記下來，后來就都用上了。老師教學員們針灸的時候，讓學員先在卷起來的報紙上試驗，再用胳膊去試。

1966年3月，王桂珍等28名學員結業了，他們回到各自的生產大隊，一邊勞動，一邊給人看病。社員們很難相信這個黃毛丫頭只學4個月就能當醫生。一個病人牙齒痛，王桂珍要給他針灸，就先給自己扎，病人就不害怕了，效果也確實很明顯。一傳十、十傳百，王桂珍獲得了廣大貧下中農的信任，而且赤腳醫生的診治也是免費的。從此，王桂珍便踏上了赤腳醫生之路。王桂珍一邊勞動一邊看病，跟社員一起插秧，一起灌溉，一起割稻子，誰有毛病就叫她，她立刻就能過去處理。

當赤腳醫生只學了四個月，理論是沒辦法跟正規醫學院畢業生比的。赤腳醫生靠的是豐富的臨床經驗，首先在自己身上練手，很多經過實踐檢驗的土辦法也被應用到行醫實踐中。

赤腳醫生對于當時缺醫少藥的農村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赤腳醫生可以做到無病早防、有病早治，而一般的醫院醫生是做不到的。把衛生知識普及到鄉下，教群眾掌握，很多流行病都是可以得到極早的防治，早發現早治療。比如夏天病菌多，王桂珍就教老百姓多洗手，家用毛巾要隔離用，不要混用。發病高峰期間，用菊花，金銀花，決明子等燒水給村民喝，既有預防作用，也有清熱解毒的功能。那時候主要用草藥，當然原因是西藥比較少，比較貴，但用草藥這個方法還是比較好的。那時農村沒有抗生素，在農村只有用土辦法。

“一根銀針、一把草藥”是當年赤腳醫生手中的兩件法寶，王桂珍他們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一百多種中草藥，村里還專門建了土藥房，他們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貧下中農不花錢、少花錢也能治病。

到70年代末，全國農村約有90%的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絡。這個網絡，除了51萬正規醫生外，擁有146萬不脫產的生產大隊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還有63萬多農村接生員。中國農村的這次衛生革命基本上實現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的目標，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

王桂珍后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道：“我是赤腳醫生，毛主席為我們貧下中農撐腰，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不能放在口頭上，是要用實際行動做出來的。”

跌宕起伏的人生

1968年夏天，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文章介紹了黃鈺祥、王桂珍等農村醫務人員，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的事跡。一個月后，《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先后轉載了這份調查報告，毛主席看到這份報告后，在文章的眉頭欣然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

這個批示之后，當年的中國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學習赤腳醫生、學習王桂珍的熱潮。還有人不顧路途遙遠，自帶干糧，千里迢迢從各地趕到江鎮公社觀摩學習……

1969年9月，從未離開過上海的王桂珍來到北京參加共和國20歲生日的慶典。登上天安門城樓，和毛主席在一起，這幾乎是那個年代一個普通中國人所能夠想象的最高榮譽了。代表著全國上百萬赤腳醫生的王桂珍，沉浸在無限的幸福中。

1974年5月，第27屆世界衛生大會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王桂珍代表中國上百萬“赤腳醫生”出席了會議，在大會上做了交流發言。她在大會上講述了中國赤腳醫生是怎么培訓的，他們是怎么給貧下中農看病的。外國代表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都紛紛過來跟王桂珍握手，贊揚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表示要走中國的赤腳醫生之路……

這次會議之后，已經是江鎮公社黨委副書記的王桂珍，又被組織上任命為川沙縣衛生局黨委核心小組副組長。面對沉甸甸的榮譽和責任，王桂珍并沒有驕傲，她立志要在農村為鄉親們服務一輩子。

1975年12月，正在村里給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個來自上海市委的電話。通知她去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到了北京，王桂珍才了解到這是在貫徹“三三制”。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這個干部制度，就是要從基層選拔上來的干部每年要在中央、地方和基層3個層次的崗位上輪換任職，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單位勞動，三分之一時間到各地調查研究。于是，王桂珍又有了一個新頭銜：國務院衛生部防治局副局長，后升任衛生部黨委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級干部。

成為“三三制”干部以后，王桂珍更加忙碌了。或是去北京，或是到全國各地開會、辦事，就算是在公社當赤腳醫生的4個月里，也還要在家里接待各地慕名而來的拜訪者。就在別人看來風光無限的日子里，王桂珍的生活卻日漸窘迫。

王桂珍以前雖然干過江鎮公社黨委副書記、川沙縣衛生局黨委核心小組副組長，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在村里當赤腳醫生，給農民看病。到北京后，王桂珍雖然有三個職務：衛生部黨組成員、川沙縣衛生局黨組副組長、江鎮公社黨委副書記，卻從來沒有拿過一分錢的工資，還是由大隊記工分。 一個工分7分錢，一年兩千左右的工分，一年的收入也就一二百塊，還要養一家人。王桂珍在衛生部一天只補貼5毛錢，只能揀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吃兩個窩窩頭。即便如此，也不夠，開會喝茶也要交錢，有時家里寄點兒錢也不夠，尷尬極了。

1976年10月之后，王桂珍卻因為是從上海提拔出來的三三制干部，被免去了所有黨政職務，回到江鎮老家，一邊務農一邊接受審查。經過漫長等待后，王桂珍終于通過審查，甩掉了那頂壓得她透不過氣的帽子。可是，重獲清白之后，王桂珍卻不能再當赤腳醫生了。

通過輾轉努力，她才最終到一家企業當了一名廠醫。從1969年參加國慶觀禮的一名赤腳醫生，到后來的衛生部副部級干部，再到一名廠醫，王桂珍在10年的時間里，仿佛經歷了一場悲喜輪回，又重歸平淡。

90年代以后，王桂珍夫婦聽人家說搞印刷投資小、收效快，就找人借了6000塊錢，買了一臺印刷機，辦起了印刷廠。王桂珍夫婦給印刷廠取名為“振興”。很多知道王桂珍的人都愿意把業務拿到這里做，印刷廠的生意越來越紅火，印刷機械由1臺增加到了5臺。

曾經她是真心相信先富可以帶動后富，致富之后不忘為鄉親做好事，努力發揮一個共產黨員的模范作用，多次被鎮評為優秀黨員。然而這種幫助在后來的浦東新區開發過程中，變成了滄海一粟——成為新市民的鄉親們比那些上海的外來工生活自然是優越的多了。

已經到了晚年的王桂珍一直有創辦“赤腳醫生”展示館的想法，希望使自己手中保存的大量照片和一手資料發揮作用，讓后人了解這段珍貴的歷史。2018年9月14日，“赤腳醫生陳列館”終于在王桂珍的印刷廠廠房舊址內正式開館。

王桂珍的“赤腳醫生陳列館”

王桂珍是時代的標本

無論是作為“赤腳醫生”，還是官至副部級的貧下中農，王桂珍的經歷都不是個例，從這個角度來講，王桂珍的經歷無疑可以作為一個時代的標本。

1975年，某位大人物說，要讓赤腳醫生要穿鞋，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這句話當然不是說要改善赤腳醫生的待遇，毛主席的初衷就是基于當時的條件，要培養愿意扎根農村、農村養得起的醫生。“穿鞋論”直指赤腳醫生“水平低”。對此，王桂珍非常氣憤，在1976年6月15日的《科學通報》雜志，發表了《反對fu辟堅持繼續革命——不許xxx否定赤腳醫生》的文章予以駁斥。王桂珍認為：“照他那條‘赤腳——草鞋——布鞋——皮鞋’的邪路走下去，赤腳醫生就要變成高踞于貧下中農之上的精神貴族，貧下中農掌握的衛生大權就要重新被資產階級奪走，解放前那種‘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慘景象就會重演。我們廣大赤腳醫生決不上他的當。我們決心緊跟領袖毛主席，永遠‘赤腳’志不移，用實際行動粉碎xxxfu辟‘城市老爺衛生部’的迷夢！”

王桂珍的“赤腳”志后來并未能如愿繼續下去，與她這次表現大概也有很大關系。但丟掉赤腳醫生身份的，絕不是王桂珍一個人。

赤腳醫生及其制度在80年代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規范的鄉村醫院機構，衛生人員也多是經過系統培訓的醫學院的畢業生。赤腳醫生真穿上了鞋，隨后是已經初步形成的農村合作醫療網絡解體，那些全心全意為貧下中農服務的赤腳醫生也隨之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商業化的鄉村診所以及后面我們所熟知的醫改故事，我們從世界衛生組織贊揚的先進典型搖身一變成了“差生”。

毛主席的“三三制”從基層提拔起來的一大批工農干部，在80年代干部年輕化、知識化的口號下紛紛下崗。王桂珍雖然因為特殊原因提前了一步，但等到80年代恐怕也是一樣的結局。

吳桂賢，陜西省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紡織女工，全國勞模，75年當選副總理，77年因巨大壓力主動辭職；陳永貴，山西省昔陽縣大寨貧苦農民，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楷模，大寨精神創造者，75年當選副總理，80年辭職；李素文，沈陽市南塔第二副食門市部營業員，勞動模范，75年當選人大副委員長，77年從政壇消失；邢燕子，河北寶坻(今屬天津)知識青年，她帶領的“燕子突擊隊”聞名全國，73年當選中央委員，79年名字從媒體消失，83年后陸續被勸退各種職務……顯然，王桂珍的結局也早已注定。

2005年，央視拍攝了電視紀錄回憶文獻片《赤腳醫生》，在老友的鼓勵下，王桂珍多年后第一次在公開媒體露面。多年來不輕易示人的一曲心扉被敞開給編導人員，在給編導的一封信件中，她不無感慨地寫下了這樣的段話：

“在過去的歲月中，一個人生活軌跡的某一段落，吻合于歷史、國家、民族的生存軌跡而得到稱贊，他應該自豪；一個人生活道路的某一段落，出現非個人能力所能避免的曲折，而遭到誤解，他可以沉默，自豪的沉默或沉默的自豪，這都是財富。”

【轉自微信公眾號：紅色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