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對我是罕見的。以我每年200余部的觀影量,早就練成了一副鐵石心腸,習慣于用批評的、挑剔的眼神去看電影。如果有一部電影感動了我,我會覺得自己被導演打敗了。冼星海的名字我是熟悉的,至少他創(chuàng)作的歌曲我很熟悉。《黃河大合唱》就不必說了,更喜歡《太行山上》,“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女神在縱情歌唱……”每當我聽到這段旋律,都會產(chǎn)生觸電一般的感覺。冼星海因此就成了我心中的蓋世英雄。在我的想象中,他玉樹臨風,劍膽琴心,卓爾不群,恰似赤壁之戰(zhàn)時羽扇綸巾的周公瑾,能夠像指揮合唱那樣輕松的揮去一切困難和障礙。冼星海會落難,會抓狂,會像斷了線的風箏那樣隨風飄蕩,伶仃無助,這是我未曾料到的。
《音樂家》表現(xiàn)的,恰恰就是冼星海的落難。1941年的冬天,冼星海在零下四十度嚴寒中流落到阿拉木圖,一想到他是在嶺南溫暖的環(huán)境中出生、長大的,我就感到渾身發(fā)冷,這是一種怎樣絕望的處境啊——
從延安到莫斯科,是為了借助蘇聯(lián)的技術(shù)條件,為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進行后期制作,毛主席對這部影片如此重視,離開延安之前專門設(shè)家宴為他餞行,現(xiàn)在全部的膠片,在德軍逼近莫斯科時的緊張撤退中丟失了,該怎樣向主席交代呢?
組織關(guān)系斷了,舉目無親,語言不通,除了一把小提琴,別無長物,大雪紛紛,口袋里的錢,連一片面包也買不起了。中華民族不世出的音樂天才,有沒有可能像蘇德戰(zhàn)爭中前線和后方無數(shù)的無名犧牲者那樣,無聲地瘐死在異國他鄉(xiāng)的街頭?所幸他是音樂家,音樂是沒有國界的,是真正交流無礙的世界語,所幸他還有一把小提琴,小提琴就是他最醒目的名片。當然,也許更值得慶幸的是這里是哈薩克斯坦,雖然彼時還是蘇聯(lián)的加盟共和國,但歷史上卻一直和東方的中國有密切的交往與聯(lián)系。哈薩克一詞的含義是“廣袤草原上自由遷徙的勇敢、自由的人們”,他們對遠方的客人他們從來都熱情慷慨,不吝伸出援助之手。
阿拉木圖的音樂家拜卡達莫夫發(fā)現(xiàn)了冼星海,他讓冼星海加入了自己的樂隊,并把他安置自己的姐姐家——這是一個清貧但溫暖的家。冼星海在離開延安時絕沒有想到他這次赴莫斯科會成為與親人和祖國的永別,所有熱愛他的人都會為如此厄運扼腕嘆息,但想到他在人生的最后幾年得到了溫暖和關(guān)愛,又讓人感到安慰。《音樂家》中的冼星海,讓我想起邁克爾·萊德福和馬西莫·特洛伊西在1994年執(zhí)導的影片《郵差》中的智利詩人聶魯達。
五十年代初,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受到智利反動政府的迫害而被流放到意大利一座小島上,島上的民眾熱情擁抱了落難的詩人,而詩人也用自己的才華和熱情感染著他遇到的每一個人。小島青年馬里奧每天為困居島上的詩人送郵件,聶魯達則教他寫詩,并幫助他獲得了愛情,改變了他的一生。
在阿拉木圖的冼星海也是這樣。他是一團火,只要他活著,這團火就會發(fā)光發(fā)熱。在極為困難的戰(zhàn)時條件下,為了幫助女房東,他賣掉了自己唯一的大衣,還代替受傷的女房東到工廠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為了讓可愛的小卡麗婭能每餐吃上一顆完整的土豆,他拿出了自己微薄的稿費。在健康狀況已經(jīng)很糟糕的情況下,他指揮、演奏了黃河協(xié)奏曲,用慷慨激昂的音樂,激勵正在和納粹做殊死搏斗的蘇聯(lián)人民。我不僅為冼星海的音樂折服,也為他和拜卡達莫夫的友誼感動,為他和小卡麗婭父女般的深情所感動,他們在離別時刻的擁抱,令殘酷的戰(zhàn)時歲月也變得柔和。冼星海永遠都不會為了活著而活著,生活稍事安定,他的音樂激情又如巖漿一樣噴射出來。幾年時間,他一邊啃著土豆,一邊寫出了《民族解放交響樂》(“第一交響樂”)、《神圣之戰(zhàn)》(“第二交響樂”)、管弦樂組曲《滿江紅》、交響詩《阿曼該爾達》和以中國古詩為題材的獨唱曲,住進了醫(yī)院,他還要創(chuàng)作《中國狂想曲》,遺憾的是他很快就被血癌奪去了生命。對冼星海的家國情懷,《音樂家》沒有過多煽情,只是表現(xiàn)他徒勞絕望地一次次走向邊境,一次次頹然而返。最后一次,他又來到邊境,那里還飄著大雪,凍死的鳥兒掛在鐵絲網(wǎng)上,他向祖國方向張望,緩緩跪下,伸出雙手,穿越鐵絲網(wǎng),取一抔祖國大地上的白雪,放入懷中。
好的電影通常只有一個主題,但《音樂家》似乎有兩個,一個是患難中的友誼,還有一個是在逆境中保持高貴和尊嚴,并且為未來播種希望的能力。
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上最終能夠走多遠,其實也取決于這兩個能力:能不能給予并獲得友誼?能不能給未來播下希望?
《音樂家》是關(guān)于兩個音樂家的,也是關(guān)于兩個國家的,從根本上說,也是關(guān)于所有國家和所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