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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李鵬同志抵制休克療法、預警金融自由化陷阱的前瞻性

點擊：6638 作者：秦明來源：紅色江山發布時間:2019-07-25 10: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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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鄧穎超同李鵬在中南海見面

【摘要】弗里德曼的建議得到了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和某些領導的積極響應，幸運的是，李鵬同志在關鍵時刻抵制住了這份方案。

據新華網消息，國務院原總理李鵬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19年7月22日23時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毫不諱言的是，國內的自由派、西化派以及國際的帝國主義勢力都是非常不喜歡中國的這位前領導人。毛主席曾經說過，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李鵬同志被這些人憎恨，自然也是有原因的。

70年代末，國門洞開，西化思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洶涌而來，很多領導也或多或少地受到這些思潮的影響，蘇聯雅科夫列夫式的人物也大量地出現了。（注：雅科夫列夫是前蘇共宣傳部長，戈爾巴喬夫的精神教父，大力推行逆向民族主義、放任攻擊蘇聯的英雄、極力抹殺蘇維埃、與美國所謂的“思想交流”、將真正的愛國者打入冷宮……）在這種潮流下，李鵬以反潮流的形象堅守著，實屬可貴。

1990年12月1日，國務院下發《關于199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通知》指出：

“各地要把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基本內容，從今冬開始，用兩三年的時間，分期分批在農村普遍開展這項工作”，

因為“種種原因”，新時期的“社教”盡管持續時間很短，仍然被某些人視為毛時代社教運動的回潮，更堅定了他們對李鵬的觀感。

獨特的成長經歷

八九十年代，李鵬總理的這種堅守，與他個人獨特的成長經歷是有很大關系的。

李鵬同志出身于一個紅色家庭，是革命烈士的遺孤。他的父親李碩勛是中國共產黨著名的革命活動家和我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之一，是周總理的親密戰友。1927年，李碩勛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五師黨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南昌起義，1931年在海南到被叛徒出賣，英勇就義。李碩勛犧牲后，李鵬的母親、已經懷有身孕趙君陶按照中央安排帶著才三歲的李鵬從香港到上海；一年后輾轉來到成都，一面照料李鵬兄妹，一面英勇地開展地下工作。1941年，趙君陶同志毅然將13歲的李鵬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希望他像父母一樣，成為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和戰士。

1942年在延安，李鵬隨陳云去中央機關食堂吃飯時遇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得知李鵬正在看《三國演義》，就問他：你對《三國演義》的哪一個人最佩服？李鵬脫口而出：曹操。主席追問李鵬：為什么呢？李鵬說：曹操能團結干部。毛主席讓李鵬舉例。李鵬說：官渡大戰后，曹操取得了勝利，繳獲了許多他的屬下私通袁紹的高官和謀士的書信，但他并沒有采取什么處置措施，而是當著這些人的面把這些書信都燒了，因此團結了這一部分人。聽完了以后，毛主席點頭稱是。他對陳云說：這個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養，將來一定是個人才。

周恩來、鄧穎超非常關心李鵬的生活，要求也非常嚴格。在延安，有一次李鵬去周恩來家。他隨手拿起一本名著《唐吉訶德》，但看后并未放回書架原處，導致后來周恩來一時找不到。為此，周恩來批評了他。李鵬后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來做事是那樣的嚴謹，那樣的有秩序，他這種一絲不茍的作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后來有一種傳聞，說李鵬是周總理的養子，實際上這種說法，并不準確，因為周總理關心、照料的烈士遺孤有很多，李鵬只是其中一員。“周伯伯”是他們對周總理的親切稱呼。

李鵬在延安這個革命大熔爐里生活了整整五年，延安的生活很艱苦，卻又是充滿了希望，李鵬認為：

延安的大生產運動不僅讓我們改善了生活，而且使我們青年一代學到了自力更生的生活本領，樹立了艱苦奮斗的人生價值觀，也讓我們受到了勞動的鍛煉。

延安的整風運動也給青年李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鵬同志回憶道：

通過學習整風運動文件，我進一步增強了對黨的認識和理解，也深刻認識到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給黨的事業帶來的極大危害。

1948年，經中共中央批準，由東北局負責，選送了李鵬等21位青年去蘇聯學習，為新中國的建設儲備人才。李鵬本來因為渴望與母親團圓而不想去，卻在母親的堅持和勸告下，服從組織決定，到蘇聯學習了水力發電專業。

李鵬同志從蘇聯回國后，主動要求到基層工作。他發揚延安傳統，密切聯系群眾，和廣大干部、技術人員、工人打成一片，并沒有留學生的架子，取得了成績，樹立了威信。1955年3月，李鵬來到吉林豐滿發電廠，任見習廠長，獲得了工人和技術人員的普遍認可。1965年7月19日，國務院任命李鵬為阜新發電廠廠長。他每天上午都這樣深入到生產第一線，風雨無阻，四季不變，得到全廠工人的好評。在阜新發電廠，李鵬同志和楊耀邦總工程師等還組織領導了電廠有史以來第一次9臺機組的滿出力發電，獲得了成功。

1982年10月，李鵬同志隨耀邦去江西和福建考察。針對耀邦提出的近期要有100個縣依靠小水電實現農村全盤電氣化的觀點，李鵬在考察中多次向耀邦直陳小水電的優點與不足。過實地考察，耀邦接受了李鵬同志的意見，中止了這個拍腦門的決定。

任內抵制“休克療法”和新自由主義

8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成為中國的座上賓。1988年，邀請來華訪問的幾位美國經濟學家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建議，連同弗里德曼給趙某的一封信交到了中國的決策層手上。這些美國專家從新自由主義和新貨幣主義學派的立場提出了一系列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

（ 1 ）多囤積商品、物資，以防止通貨膨脹，準備應付搶購風。

（ 2 ）多進口、少出口。

（ 3 ）提高銀行利率，吸引和鼓勵儲蓄，把貨幣老虎關進銀行。

（ 4 ）結束外匯管制，放開匯率。讓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由市場決定。據說這是消除通貨膨脹的有效手段。

記得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些政策，在1989-1990年間，除了第四點外，基本都被采納了。

當年，在學者何新看來，美國專家的這些建議無異于一劑劑導致中國經濟休克的毒藥。于是，何新便以與日本“ S 教授”的談話錄的名義，在199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中國經濟并不是面臨“短缺”，而是面臨著“生產過剩”。

1988 年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根源實際是出在金融流通鏈條的阻斷上。由于經濟改革已造成市場流通的多元化，破壞了原來國營商業對于企業產品統購統銷的體制，導致國有企業的產品銷售困難大量積壓。正是產品銷售困難導致企業資金周轉困難，導致還債困難，又導致相互拖欠的債務問題。由此導致的經濟危機，實際正是馬克思所講的表現為“生產過剩”的流通危機。

為了解決這種危機，恰恰不能采取美國專家們所提供的那種建議，也就是說：不能囤積物資，不能以高利率吸儲；不能擴大進口商品（消費品），因為那只會使國外商品涌進來進一步擠壓占領國內產品的有限市場空間，會使經濟危機更加嚴重。

何新進而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議：

（ 1 ）削價清理庫存囤積品，換取資金回流，加速資金周轉速度。

（ 2 ）降低利率，釋放儲蓄，鼓勵消費，激活市場。

（ 3 ）抑制進口，積極鼓勵出口；開拓國際市場，從而換取外匯。

（ 4 ）控制投資規模。

何新的這些觀點和建議與美國專家的意見截然相反，在當時引發了國內主流經濟學界的一片反對和怒罵之聲。據學者何新回憶，爭論出現后，李鵬派秘書與何新談話，詳細聽取了何新的意見，并作了筆錄。其后，何新又寫了一系列文章呈報上去，進一步論證關于“生產過剩”這個問題。

何新的意見得到了采納，國務院根據新的思路，陸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舉措，例如：連續幾年間不斷調低存款利率，實行雙休放長假制度以鼓勵民間消費；遏制重復建設壓縮投資項目等等。特別是后來采取出口退稅等一系列鼓勵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場。這些措施很快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到 1993 年以后，中國的這一輪經濟危機已基本得到擺脫。

1988年，弗里德曼給趙的信以及美國專家的建議，實際上是一份類似針對蘇東“哈佛計劃”、“ 500 天計劃”、“弗里德曼建議”這樣的，專門針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方案大綱。弗里德曼的建議得到了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和某些領導的積極響應，幸運的是，李鵬同志在關鍵時刻抵制住了這份方案。但李鵬離任后的90年代中后期，弗里德曼的建議一定程度上還是被實施，這才導致了國企崩潰、工人失業、社會尖銳對立等一系列困難和危機。

預警“金融自由化”陷阱

弗里德曼在1988年的信中提出了四條建議：

1、結束外匯管制．建立外匯自由市場，讓匯率由市場來決定；

2、結束通貨膨脹；

3、盡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開對個別價格和工資的控制；

4、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來取代政府對經濟和國營企業的集中控制。

弗里德曼的這些建議，成為后來縈繞在中國經濟改革道路上的信條。特別是入世談判之際，“結束外匯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聲音更是甚囂塵上。

針對這種論調，1999年4月10日，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借著在巴基斯坦國民議會舉辦的報告會的機會，發表講演指出：

經濟全球化既帶來機遇，也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和挑戰。發展中國家應保持清醒的頭腦，制定符合本國實際的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在政局穩定的條件下，集中力量把經濟搞上去。

李鵬在演說中進一步強調：

在國際經濟活動十分廣闊而復雜的形勢下，經濟安全問題空前突出，而金融安全又是經濟安全的核心。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經濟實力還很脆弱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既帶來了機遇，也意味著巨大的風險和挑戰。

……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他們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為西方短期投機資本到處進行金融掠奪大開方便之門，成為引發危機的導火線，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在不等價交換的國際貿易體制中困難愈來愈大，致使世界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目前。某些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還非常貧困，他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還得不到保障。

……從根本上說，國際社會應努力推動建設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新的國際金融體系。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應制定符合本國實際的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在政局穩定的條件下集中力量把經濟搞上去，在對外經濟活動中，要注意維護自身的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經濟和金融風險，不斷學會保護自己，趨利避害，爭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如果沒有必要的防范和警惕，就很容易上當受騙，就會蒙受嚴重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