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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統丨《紅軍長征記》：集體創作的英雄史詩

點擊：作者：劉統來源：“三聯學術通訊” 發布時間:2019-07-25 09: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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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經由美國記者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享譽全世界，該書也普遍被認為最早對長征實況的梳理與記錄。其實，早在1936年，毛澤東同志組織編寫的長征回憶錄匯編《紅軍長征記》就已全面刻畫了一幅氣勢恢弘的革命歷史畫卷，是追尋長征蹤跡的第一手資料。本文作者還原歷史語境，對其出版始末、文獻價值及重新整理再版的過程進行了詳盡的說明，“為我們呈現了一部英雄的史詩”。

文章節選自劉統整理注釋的《紅軍長征記：原始記錄》（書籍詳細信息請參見“每日一書”）前言，略有刪減。

紅軍長征作為中國革命的英雄史詩，在中國家喻戶曉。但是紅軍長征的歷史是怎樣形成的，并非人所共知。當年開始長征的時候，誰都沒想到會走兩萬五千里。陳云被中共中央派往共產國際報告時，講的是“西征”。給長征命名的是毛澤東，他在1935年12月的報告中說：“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從此，“長征”一詞被載入史冊。

長征的故事是怎樣流傳的？過去一直認為美國作家斯諾1937年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亦稱《西行漫記》），是向全世界介紹紅軍長征的第一本著作。斯諾依據的資料來源于何處？就是我們要向讀者介紹的《紅軍長征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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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長征記》，又名《二萬五千里》，是毛澤東1936年組織編寫的一部長征回憶錄匯編。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后，物資匱乏，困難重重，面對國民黨軍的經濟和軍事封鎖，紅軍的生存極為艱難。毛澤東當時希望通過向國內外各界募捐，緩解陜北的困難。1936年8月，美國記者斯諾在宋慶齡和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下秘密進入陜北紅區采訪，毛澤東認為這是向全世界宣傳紅軍的好機會。8月5日，毛澤東與楊尚昆聯名給參加過長征的同志發出為《長征記》征稿事的信：“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同時，毛澤東又給各部隊首長發電報說：“現有極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費，必須出版關于長征的記載。為此，特發起編制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并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于9
月5 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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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大家紛紛開始撰寫回憶錄。童小鵬在8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楊（尚昆）主任、陸（定一）部長又來要我們寫長征的記載，據說是寫一本《長征記》。用集體創作的辦法來征集大家——長征英雄們的稿件，編成后由那洋人帶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購買飛機送我們，這真使我們高興極了。”大家創作的積極性很高，張愛萍寫了18篇，童小鵬寫了7篇。李一氓在巡視部隊的旅途中，抓緊空余時間一路走一路寫，完成了3萬字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

紅軍總政治部成立了編輯委員會，由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主編，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分頭編輯。徐夢秋寫的“關于編輯的經過”說：“到了月中旬，有望的氛圍傳來了，開始接到來稿。這之后稿子便是從各方面涌來，這使我們驕傲，我們有無數的文藝戰線上的‘無名英雄’！到了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200篇以上，以字數計，約50萬言，寫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來從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從紅角星墻報上學會寫字作文的戰士。”

“我們怎樣來采錄整理和編次這些稿子呢？我們決定以下幾個方針：一、同一內容的稿子，則依其簡單或豐富以及文字技術的工拙，來決定取舍。二、雖是同樣的內容，散在兩篇以上稿子里，但因其還有不同的內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愛。三、有些來稿，只是獨有的內容，不管文字通與不通也不得不采用。四、有些來稿雖然是獨有的內容，但寥寥百數十字，而內容又過于簡單平常，那也只好割愛了。五、來稿中除一些筆誤和特別不妥的句子給予改正外，其余絕不濫加修改，以存其真。六、編次的方法，是按著時間和空間。此外關于統計等等，是依著命令報告各種日記和報紙匯集的。”

剛到紅區不久的女作家丁玲全身心地投入《長征記》的編輯工作，被稿件的內容深深感動。她寫道：“新的奇跡似的事態，跟我又發生了，這便是記長征的《二萬五千里》。從東南西北幾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從遠到沙漠的三邊，一些用蠟光洋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子背上瀏覽塞北風光、飽嘗灰土，翻過無數大溝，皺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開四肢，躺到編輯者的桌上。”

經過加工修訂，編委會選定110篇，30多萬字，裝訂成上、下兩冊，并謄寫了幾部。《紅軍長征記》的征稿是在陜北的瓦窯堡，編輯工作在保安縣，1937年2月底在延安編完，這是由長征親歷者寫成的原始記錄。斯諾在陜北采訪過程中，除了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進行長時間的談話，還獲得了中共提供給他的許多資料。斯諾說，他1936年10月離開陜北時，“帶著一打日記和筆記本，30卷照片，還有好幾磅重的紅軍雜志、報紙和文件”。這里就有《紅軍長征記》的部分原稿。

《紅星照耀中國》英文本1937年在英國出版，中譯本《西行漫記》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然而在此之前，紅軍長征的故事就已經在國民黨統治區流傳開來。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逸經》雜志第33、34期合刊上，發表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全面介紹了紅一方面軍長征的情況。其中許多生動的情節直接引用了《紅軍長征記》。如講述紅軍經過貴州茅臺品嘗茅臺酒的一段，引自熊伯濤的《茅臺酒》；講述紅軍在草地斷糧的情形，引自舒同的《蘆花運糧》。文后附錄了《紅軍第一軍團西引中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與《紅軍長征記》后面的附表完全一致。多年之后我們才知道，“幽谷”是化名“王牧師”安排斯諾進入陜北紅區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他在紅區活動時也得到了部分《紅軍長征記》的原稿，據此改編成文章，交《逸經》雜志社社長簡又文（別號“大華烈士”）發表的。《西引記》在上海引起了轟動，半個月后，葉圣陶主編的大型綜合性刊物《月報》轉載了這篇文章。11月，上海光明書局出版了黃峰編《第八路軍行軍記》；1月，上海大眾出版社出版了趙文華編《二萬五千里長征記》；同月，復興出版社出版了大華著《二萬五千里長征記》，都是在《西引記》的基礎上加工改編的。隨著斯諾的著作譯本出版，紅軍長征的故事廣為流傳，深入人心。

然而，《紅軍長征記》卻遲遲未能出版，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編輯工作完成之后，因國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勢的發展和編輯人員離開等原因，《紅軍長征記》延遲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在“出版的話”中指出：“《紅軍長征記》一書（原名《二萬五千里》），從1937年2月22日編好直到現在，已經五年半以上了，期間因編輯的同志離開延安，而偉大的抗日戰爭又使我們忙于其他的工作，無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這是始終使我們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現在趁印刷廠工作較空的機會，把它印出來，為的是供給一些同志作研究我軍歷史的參考，以及保存這珍貴的歷史資料（近來借閱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損毀或遺失）。本書的寫作，系1936年，編成于1937年2月，當許多作者在回憶這些歷史事實時，仍處于國內戰爭的前線，因此，在寫作時所用的語句，在今天看來自然有些不妥。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參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來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書的同志，須妥為保存，不得轉讓他人，不準再行翻印。”這個延安的內部版包括文章100篇，詩歌10首，戰斗英雄名錄2份，附表3份。由于當年印數很少，加上戰爭年代的動蕩等原因，國內現在已極為罕見。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2002年發現了一部朱德簽名贈給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延安1942年版《紅軍長征記》，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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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簽名的1942年版的《紅軍長征記》

解放戰爭時期，各解放區零星出版了一些選本。如1947年9月冀中新華書店出版的陸定一等著《長征的回憶》、山東新華書店出版的《紅軍長征故事》、1948年10月東北書店出版的蕭華等著《長征故事》，都選錄了《紅軍長征記》中的文章，但篇幅很少，只是作為傳統教育的讀本，遠沒有體現《紅軍長征記》的全貌。

195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的內部刊物《黨史資料》第1—3期重新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重印序言”說：“本書原名《紅軍長征記》，是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的同志們經過長征到達陜北后集體寫成的。1936年春由第一方面軍政治部發起征稿，1937年編成，1942年由總政治部在延安出版，作為黨內參考資料。因為當時條件困難，印書用的是草做的紙，不易閱讀，也不易保存；印數也很少，現在所存無幾。為了保存史料，決定作為黨內參考資料，重新印行。重印之前，將錯字校正，盡可能加了些補注和附注，文字上略作修改，并刪去了很少幾篇。但凡是有些史料價值的，統統謹慎地保存下來了。”重新發表的《紅軍長征記》，內容包括文章95篇，詩歌10首，戰斗英雄名錄2份，附表4份。因為《黨史資料》是內部刊物，所以讀者很有限。

1955年，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這是一個選本，包含《紅軍長征記》的回憶錄51篇，詩1首，附表3份和4篇綜述文章。編者有感于《紅軍長征記》反映的是紅一方面軍的情況，沒有包含二、四方面軍的長征，在書中又附加了繆楚黃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將長征經過做了一個全面的描述。

我們為什么要重新整理出版這部《紅軍長征記》？它的價值何在？

第一，它是長征最原始的記錄。研究歷史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最原始的記錄往往最接近歷史事實。《長征記》的寫作時間是在紅一方面軍長征剛結束不久，作者都是親歷者，又大多是年輕人，對剛過去的事記憶猶新。而且他們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都是內心真實的反映，真實性是《長征記》最寶貴的特征。以后的記載往往走向兩個方向：一是必須反映為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例如，長征的過程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路線與“左”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進行錯綜復雜斗爭的過程，這個主線就使長征內容受到很多限制；二是為尊者諱，只宣揚勝利而掩蓋曲折困難，使歷史偏離了本來面目。

《長征記》中保留了許多真實的情節。當初撤離江西蘇區時，是沒有明確方向的。董必武在《出發前》中說：“我們向陜甘前進，還是到川西后才決定的，假使在出發前就知道要走二萬五千里的程途，要經過十三個月的時間，要通過無人跡無糧食的地區，如此等類，當時不知將作何感想。”長征前期的戰斗場面，被親歷者描繪得栩栩如生。紅軍在通過敵人封鎖線時，遭到前后夾擊和圍追堵截，形勢十分危急。張愛萍的《從兩河口到馬蹄街》描述紅三軍團4師行軍中邊走邊精簡行李，“宣傳隊的小鬼看到把他們演戲的道具——土豪穿的緞子長衫、小姐穿的旗袍都丟了，痛心得要哭出來。其實上級命令連多余的文件、書籍都燒了，怎么可能留下這些東西呢！”夜晚休息時，部隊又遭到敵人襲擊，費了很大力氣才奪回陣地，掩護大隊突圍。李雪三的《緊急渡湘水》，描寫了紅軍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的壯烈場面：“天色蒼茫，黑幕籠罩著大地，高高低低的大路，13師緊急向著湘水前進了。‘不掉隊！’‘不落伍！’一口氣跑了90余里，天還未亮，已經到達湘水河邊。湘水悠悠流著，秋風涼氣襲人，但是階級的戰友們，不管水涼流急，大家毫不猶豫，把鞋襪脫去，‘撲通’跳到水里。河水冰涼刺骨，太陽東升了，映著湘水通紅，隔江的敵人哪里能追得上呢！”莫文驊的《在重圍中》記述了渡湘江那段驚心動魄的戰斗，頭上有飛機轟炸，后面有追兵，紅軍隊伍被打亂，自己的馬也險些丟失。然而紅軍憑著頑強的精神，強渡湘江，擺脫了敵人。童小鵬的《殘酷的轟炸》記述紅軍在四渡赤水行軍中遭受敵機轟炸的悲慘場面：“走到被轟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聞，炸傷的同志是在輾轉反側的叫痛，是在可憐的哭啼，是在要求同志們對他的幫助。他們手足斷裂了，頭臉破爛了，身體炸傷了，他們的鮮血仍在不斷地流，然而在同志們安慰時，仍表現他們為革命的決心，不因其負傷而稍減其堅決的志氣，相反地更加痛恨我們的階級敵人。”劉亞樓的《渡烏江》，敘述渡烏江時勇敢機智的英雄事跡，極為細膩感人。八勇士躍入江中，泅水強渡。兩次強渡失敗后，機智的毛連長帶著戰士在江邊潛伏一夜。第二天紅軍在炮火掩護下強渡，這次三個筏子飛速到對岸，奇兵突降，飛撲守敵，嚇得敵人驚慌逃竄。接著又寫敵人援兵趕到，雙方在烏江邊上激戰以及最后勝利的一幕。作品結構緊湊，情景交融。不是親臨現場的指揮員，絕對寫不出如此激動人心的場面。彭加倫的《飛奪瀘定橋》，描繪紅軍攀著鐵索向對岸攻擊，高喊“要橋不要槍”，對岸敵軍從未見過這樣不怕死的對手，心理崩潰，縱火逃命。這些真實的記錄說明，長征絕不是輕松的漫游，而是生與死的搏斗，是用鮮血和淚水、汗水交織的戰斗歷程。感受這些敘述，才會使后人對長征有一個真實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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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定橋（黃鎮畫）

第二，歷史是人創造的，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創造的英雄史詩。《紅軍長征記》的每一篇回憶都體現出紅軍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和與艱苦的自然環境做斗爭的豪邁精神。在艱苦的歲月里，正是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優良作風，使這支隊伍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壯舉。我們注意到：紅軍經過的雪山草地，今天是風景如畫的旅游勝地。如松潘、米亞羅、若爾蓋。但是在《長征記》中，我們沒有看到風光秀麗的描述，都是紅軍在饑餓、寒冷中求生的記述。舒同的《蘆花運糧》描述紅一軍團2師直屬隊克服種種困難，運送糧食救濟凍餓交加、危在旦夕的6團指戰員。當他們及時將糧食運到時，6團的同志們激動萬分。周士第的《吃冰琪林》講述紅軍干部們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頂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琪林”，談笑作樂，表現紅軍不畏艱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記述紅軍過草地時，大家相繼絕糧。羅榮桓、賈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麥粉貢獻出來，煮面湯讓大家分享。而莫休寧肯在泥濘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馬背上馱一捆柴，宿營時依靠點燃的小火堆，與大家一起度過那潮濕寒冷的黑夜。這些回憶錄中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一切都顯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難中顯示出靈魂的純潔和升華。將偉大融入平凡，無疑是紅軍精神最突出的體現。

第三，《紅軍長征記》的價值體現在各個方面。紅軍經過的許多地方是人跡罕至的荒涼地帶。沿途的地理、氣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鎮等多種情況，是紅軍首次記錄的。這使我們大開眼界，不僅了解紅軍長征中的戰斗行軍，而且了解到許多過去沒有文字記載，鮮為人知的情況。童小鵬《禁忌的一天》講述紅軍在廣西邊界地區翻越高山時體驗“瘴氣”的經歷，破除了千年來的迷信。馮文彬的《從西昌壩子到安順場》生動記錄了涼山彝族生活的情況，以及劉伯承總參謀長與小葉丹結拜兄弟的民族團結場面。李一氓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記錄巧渡金沙江和會理戰斗的同時，忙里偷閑，考察川西的縣城、民風、文化，還根據清人筆記將石達開史事做了一番實地對照和考證，文筆流暢而富有學者風范，既有革命意義，也有學術研究價值。謝覺哉的《卓克基土司宮》，生動描述了藏族宮寨的建筑特色，驚奇在荒涼地區能建起這樣堅實壯觀的碉樓。藏族土司的佛堂里虔誠地供奉著金碧輝煌的菩薩，在書房中卻擺著漢文的《三國演義》，既有藏族傳統宗教信仰，也反映出漢族文化傳播的情況。由于紅軍的經過和謝覺哉的記述，土司宮現在作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吸引著來自各地的旅游者。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紅軍長征的《里程表》，其中多數地名都是首次記錄，當年的地圖上并無記載。今天經過考證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準確，是行軍時向當地人詢問，聽口音記錄的。如翻越六盤山時經過一個叫“布置要峴”的地方，準確的地名是“堡子崾崄”。一些藏區地名如“打鼓”“蘆花”等，都是藏語音轉，與漢文的字意無關。如同地理發現一樣，正是因為紅軍走過，這些偏遠地區才被記載下來，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證。

第四，從文學角度看，《紅軍長征記》無疑是一部優秀的軍事文學作品集。讀過《史記》的人都喜歡司馬遷筆下的人物，《項羽本紀》中“破釜沉舟”“鴻門宴”“霸王別姬”等生動情節，成為千古傳頌的故事。《紅軍長征記》的作者以樸實的文筆，如實反映了紅軍戰斗、行軍、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果作家要編寫長征題材的文學或影視作品，這些回憶錄無疑是最有價值、最真實的素材。

《紅軍長征記》有上述的優點和價值，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

第一，作者們多數是基層指揮員和干部，他們的文章是記錄自己的親身經歷。而對高層的政治斗爭很少涉及。現在的長征著作，無不圍繞兩大事件——遵義會議和與張國燾的斗爭而展開，在書中占據大量篇幅。而《紅軍長征記》中基本沒有反映這兩件事。如陸定一的《榜羅鎮》講述毛澤東給整編后的紅軍陜甘支隊干部做報告，講述北上的意義，也沒有提到張國燾分裂紅軍的事情。這是不是一個缺陷呢？我們應當歷史唯物主義地看待這些問題。為了保證部隊的正常行動，高層的意見分歧和路線斗爭都是絕對保密的。例如遵義會議，毛澤東就提出先解決軍事問題，以后再解決政治路線問題的綱領性意見，目的是為了保持紅軍的團結和戰斗力。俄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與張國燾路線做斗爭的決議，但只傳達到中央委員。這說明廣大紅軍指戰員當時是不了解中央路線斗爭的，即使知道一點，為了維護紅軍的團結，也不會寫到對外宣傳的《紅軍長征記》中。這正是紅軍中黨性的表現，也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1954年《黨史資料》中加了很多補注，例如在譚政的《向赤水前進》中加了一大段遵義會議情況的補注；在謝覺哉的《抱桐崗的一夜》中加了一段黨中央與張國燾分裂活動斗爭的補注。并在《序言》中說：“加補注的原因是，長征中有不少重要事件，沒有文章記述，成為空白，用補注來盡可能加以補足，以便讀者知道這些重要事件。”今天這些重要事件已經眾所周知，沒有必要再重復了。

第二，《紅軍長征記》的征稿截止到1936年10月。當時二、四方面軍正在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師的途中。所以《紅軍長征記》反映的只是一方面軍的內容，不足以涵蓋長征的全過程。所以1954年《黨史資料》再版時，將書名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做了一個界定。但是，紅一方面軍走的路程最長，經過的地區最多，他們的行動成為長征的主體，也是大家公認的事實。關于二、四方面軍的長征，現在已經有大量史料和回憶錄出版，足以彌補原來的缺憾。但是后來的回憶文章和綜述文章，雖然在全局的宏觀把握和論點上都有優長，但是從記載的原始性和細節的生動性來看，都沒有超過《紅軍長征記》。這就是我們今天還如此重視《紅軍長征記》的原因。

第三，《紅軍長征記》既然是30年代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痕跡。例如，封建的大漢族主義對少數民族是充滿敵意和蔑視的。紅軍在通過涼山彝族區時，因為對其缺乏了解，也沿用了當地漢人對他們的稱呼——“倮倮”。事實證明，紅軍是歷史上第一個以平等、友好態度對待少數民族的隊伍，在順利通過彝族區時不僅與當地彝族群眾結下了深厚友誼，還招募了一批彝族青年當紅軍。這體現了長征是“宣傳隊”“播種機”的作用。為了尊重歷史，我們對文章沒有刪改，相信讀者完全能夠理解，不會產生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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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路線圖

這次重新整理出版《紅軍長征記》，比2006年版的《親歷長征》又有哪些補充呢？

歷史仿佛經歷了一個輪回。50年代的版本是一再精簡，而現在的工作是盡可能地恢復歷史原貌。

1942年延安版《紅軍長征記》，曾被我們認為是最完整的版本。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表。這一版最重要的變化，是刪除了何滌宙的《遵義日記》、李月波的《我失聯絡》、莫休的《一天——再占遵義城》等5篇，并對李一氓、莫休等人的文章進行了較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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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著干糧過草地（黃鎮畫）

在人們的認知印象中，長征的紅軍戰士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吃草根、啃樹皮。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如實記錄他在遵義的十天小資生活。遵義是紅軍長征占領的第一個城市。干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干部進入遵義城后，經常去飯店吃飯，店主因生意太好招架不過來，炒辣子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把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作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氣。干部團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紅軍干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歡，讓遵義的學生感覺紅軍都是“大知識分子”。對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轉折的遵義會議，何滌宙的文章一字沒寫。其實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作為紅軍的中下層干部，當時并不知道中央上層的分歧和斗爭。

何滌宙（1908—1942），原名何兆昌，浙江臨海人，早年入黃埔四期學習，后任國民黨第52師工兵營長。1933年5月，在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作戰中被紅軍俘虜，留用在紅軍大學當教員。洋顧問李德稱他為“一個年輕的工兵少校”。長征時，何跟隨干部團行軍，一路上為部隊架橋。紅軍過烏江時，工兵連在何滌宙的指揮下，經過一個晝夜的奮戰，終于把一座浮橋架了起來，為主力紅軍通過烏江天險立了一大功。在《長征記》中，李一氓、周士第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何滌宙。到陜北后，1936年成立紅軍大學，何任教務部主任。但是1937年國共合作后，何滌宙提出要到武漢看病，離開延安一去不返。后來從臨海縣的檔案中得知，何滌宙又加入國民黨軍隊，任暫編第2師參謀長，1942年去世。

何滌宙的經歷未免讓人嘆息。本來已經到了紅軍中，又在長征中立下功勛，為何又離開革命隊伍呢？再加上何的文章中表現出一種小資情調，與其他工農干部寫的文章風格明顯不同。也許是因為這些原因，后來的《長征記》中刪去了他的文章。2006年版恢復他的《遵義日記》，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有人稱贊他的文章從另一側面反映了長征中紅軍干部生動活潑的情感，讀來非常真實。

李月波的《我失聯絡》原為1942年版收錄，后被刪去。這篇文章反映了掉隊的紅軍戰士以堅強意志，經歷了生死考驗，終于追趕上部隊，情節曲折。在長征中掉隊是難免的事，許多人因此被國民黨和地主武裝殺害。我們不應回避這些事實，應當從作者的文章中感受長征的艱難。

2006年版《親歷長征》根據1942年版《長征記》，恢復了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和《絕食的一天》，莫休的《一天——再占遵義城》，李月波的《我失聯絡》。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打印稿恢復了謝扶民的《經貴州苗山》《草地行軍六天縮影》，黃克功的《從桐梓到遵義》，共7篇文章。

2006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二萬五千里》手抄本。這是一個重大發現。根據整理出版者的介紹，我們知道了這個版本的來歷。

當年中共中央準備將《長征記》送往上海出版。斯諾離開陜北時，《長征記》的征稿尚未完成。1937年2月，征稿完成后，由徐夢秋等人組成的編輯部將稿件修訂謄清，形成定稿，據說當時謄清了五部。但是1942年《長征記》在延安印刷時，編者說延安只保存了一份原稿。上海這部謄清稿，是由黨內交通員從延安帶到上海，交給上海地下黨負責人馮雪峰的。“七七事變”后，中國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馮雪峰奉命回延安，臨走時將《長征記》的謄清稿交給黨外朋友謝澹如保管。

謝澹如（1904—1962），上海富家子弟，黨外進步人士。1929年先后在老西門、靜安寺開書店，專售左翼進步書籍，并以書店作為“左聯”的秘密聯絡點。1931年顧順章叛變，上海中央機關癱瘓，謝澹如受馮雪峰之托，掩護瞿秋白、楊之華夫婦住到他家避難。瞿秋白夫婦以租房的名義在謝家住了大半年，并由謝安排與魯迅會面。謝澹如的義舉，贏得了共產黨的信任。方志敏烈士的手稿輾轉送到魯迅手中，魯迅轉交給馮雪峰。馮雪峰臨走時，將方志敏手稿和《長征記》謄清本都交給謝澹如保管，謝不辱使命，一直將這些珍貴文稿保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62年謝澹如去世，家屬將《長征記》謄清稿交給上海魯迅紀念館保存。這部珍貴的手抄本，終于在2006年影印出版。

謄抄稿中，我們又發現了幾篇1942年版中未收錄的文章。有陸定一的《珍重》、譚政的《突圍的第一仗》、彭加倫的《出發的前夜》《勝利后的一幕》、張際春的《鐵屁股》共5篇文章。這些文章的收錄，使《長征記》更為完整和充實。

這部謄抄稿的價值在于，它比1942年的版本更原始、更真實。我們注意到，1942年版對1937年謄清稿，已經做了許多修改。尤其是莫休的《大雨滂沱中——兩河口的歡迎會》《松潘的西北》和李一氓的《從金沙江到大渡河》，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為什么呢？對比后可以看出，1942年版比1937年版的稿子“成熟”了許多，主要是刪去了許多情緒化的文字，還刪去了一些被認為有損紅軍形象的文字。

我們認為，這些刪去的文章和被修改的文字，恰恰是非常寶貴的。因為它生動地反映了紅軍長征中的喜怒哀樂，是非常真實和精彩的。當年的紅軍都是年輕人，充滿了樸實的情感和天真的熱情。例如彭加倫《勝利后的一幕》中，敘述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攻占了廣東南雄縣的烏逕鎮。那里是廣東和江西的交通要道，商業發達。“久在敵人封鎖包圍中奮斗的戰士們，雖然過去一般的物質上沒有受到多大的困難，但是許多東西卻難買到。這次初到一個比較大的市鎮，誰也不能放過這個機會，要買他一點。街上塞滿了人，店里擠滿了人，菜館坐滿了人。一批一批的來，一批一批的去，好像織布機上的梭子一般穿來穿去，他們臉上堆滿了笑容。”“鞋子、襪子、臉巾、香煙、香皂、牙膏、罐頭、糖果，不斷的隨著我們的買主們回去，又是一批來，又是一批去。店內伙計們忙個不了，菜館里堂伙叫個不停，抽著他的嗓子喊出各種各樣的菜名。賣包子的、賣糖糕的、賣水果的攤子上，堆滿了不少的銅板。”

突破封鎖之后，來到一個商品豐富的地方，紅軍戰士多高興啊。因為被封鎖太久，許多東西不認識，以致鬧了笑話。一個新戰士把墨汁錯認為是牛乳，堅決要買。老板數次告訴他是墨汁，吃不得的。他不懂老板的話，懷疑老板故意不賣，結果老板只得勉強賣給他。當時他一心想吃牛乳，塞子一拉就大喝起來，弄得滿臉滿嘴都是墨汁，這才發覺自己是上了當。又氣又恨，面子難為情，拿老板來出氣。情形弄清后，看熱鬧的同志都來批評他，制止他這種脫離群眾的舉動，并向老板進行解釋。那個戰士自己知道錯了，向老板賠了個不是，羞慚地回去了，一幕喜劇也就此閉幕。

彭加倫的描述，生動風趣，顯示出紅軍的天真可愛。這樣的描述在謄清稿中有多處，刪掉實在可惜了。

莫休的《松潘的西北》，寫實很有深度，活生生刻畫出一批書生是如何度過草地的艱苦生活的。草地行軍第一天到臘子塘，隊伍停下了露營。“糟糕的是雨又跟著夜神來襲擊了，因為缺乏經驗，油布張得不得法，爛斗笠也不濟事。高處的水又流來了，大家鬧得坐不能站不是，拓夫同志的京調也哼不出來了。自然我們是想燒火，但火柴是早已不見了，在毛兒蓋又沒有找到火石，此時只有向別個棚子告艱難。人家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燃起火，自然不能多分給我們。柴雖然有，可是全浸在水中，燒那堆火可夠費勁了。這時我和拓夫、榮桓要各顯神通，互爭雄長了。每人都用盡了一切心機和力量，頭都吹暈了，還不能吹起一堆火。見著別人圍著火，口杯燉的開水，調著糌粑，悠閑的吃著，我們只有惱怒和嫉妒，夾雜著從中襲來的餓火。一直到了午夜后的一時，我們總算‘有志者事竟成’，把火燒起了。吃著開水和干餅子，倒也忘記了睡覺那回事。”

在寒冷的雨夜中，羅榮桓、賈拓夫這些大知識分子，為生火竟然如此狼狽，表現出書生野外生存能力確實比不上工農出身的戰士。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他們還能夠活著走出草地，其意志的堅強又令人肅然起敬。

公允地說，在《長征記》的作者中，寫得最好的是莫休。他的文章無論是記事的真實傳神，還是視野的寬闊、良好的古文功底，加上知識分子特有的抒情，他寫的五篇文章，每篇都是精品。莫休是誰？在2006年版《親歷長征》中，我還沒有考證出他的身份，只好暫付闕如。看到1937年版謄清稿后，我突然有驚喜的發現。《一天——重占遵義城》的署名“夢秋”被圈掉，改成“莫休”。原來莫休就是徐夢秋。

徐夢秋（1895—1976），安徽壽縣人，1925年入上海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北伐戰爭。1927年去蘇聯學習。1930年8月回國后進入江西蘇區，被任命為軍委秘書、軍委秘書長。1934年參加長征，1935年9月改任紅三軍團宣傳部長。過雪山時凍壞雙腿，到延安后截肢導致殘廢。《長征記》的編輯完成后，離開延安赴蘇聯治療。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后被盛世才留用，任教育廳副廳長兼新疆學院院長。1943年初，盛世才倒向重慶國民政府，將毛澤民等共產黨人秘密殺害。徐夢秋叛變革命，在軍統任職。1949年6月，徐夢秋在南京被逮捕歸案，長期關押，1976年5月病死獄中。

徐夢秋是中共黨史上一個特殊人物，從長征英雄淪為罪犯。但是在編輯《紅軍長征記》的工作上，他是有功績的。他不但完成了編輯任務，并親力親為，寫了幾篇重頭文章，為我們呈現了一部英雄的史詩。所以這次整理，我們將他的文章還原為最初的原始狀態，讓讀者體驗長征經歷者的真實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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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整理的新版《紅軍長征記》，在2006年版《親歷長征》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謄清本中的5篇文章。對原有的文章做了部分修訂，恢復了歷史原貌。這樣，共有6篇綜述，109篇文章，12首歌曲，以及英雄名錄、大事記和3份統計表。學無止境，紅色文獻的整理研究也沒有止境。隨著長征文獻的不斷發掘，我們也將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奉獻給廣大讀者。

（來源：昆侖策網轉自觀察者網風聞社區，原文載于“三聯學術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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