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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 | 撒切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點擊：作者：?王偉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19-07-24 21:29:53

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后把財富堆在那里，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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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勢不再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來自我們內部……”這句話在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是適用的……

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人而言，蘇聯其實已經越來越不足為慮了——雖然那時蘇聯的威脅被媒體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會降臨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國人所主導的“金字塔”型分工體系的結構開始變得清晰且嚴密起來，并且西方世界大于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總量在美國人的統一調配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優勢。兩個陣營之間的實力差距從當年的兩屆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借口，帶頭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結果不算蘇聯自己，當年參賽的國家只有80個，參與報道賽會的新聞記者共有5615名，比參賽運動員的人數還要多。開幕式上，這80個國家里又有16個國家的代表隊在入場式上沒有打本國國旗，以奧林匹克五環旗替代，新西蘭代表隊干脆打了面黑色五環旗，有10個國家只有旗手一人，運動員干脆沒出場，后來在獲獎時這些國家也不升國旗、不奏國歌——借著奧運會搞政治對西方國家來說是輕車熟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蘇聯還以顏色，也帶頭搞了一次抵制，但聲勢上要小得多，參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亞、民主德國、越南、蒙古、老撾、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門和古巴等國家。

所謂“抵制”，就是要讓各個國家表明立場、選邊站隊。看看兩次抵制的響應者，東西方陣營的界線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差不多涵蓋了世界工業生產力的三分之二，這樣的實力一旦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總體實力居于劣勢的情形下，蘇聯要繼續和資本主義陣營保持均勢，那么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比例以及工業和農業的比例就都無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和國家經濟增長就無法成正比。舉個例子，在阿富汗戰爭期間，蘇聯一架米-24武裝直升機的價格只約合9噸豬肉，這不是說蘇聯直升機多便宜，而是意味著那里的豬肉太貴了，這背后就是蘇聯國內輕重工業嚴重失衡。蘇聯的封閉經濟體系里，發行的貨幣和生產的產品是對應的，然而這些產品中大多數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軍工產品，刨除這一塊，只對比和老百姓生活相關的消費品的話，盧布的發行就是過量的。因為對一般消費品的購買力不足，導致盧布對西方貨幣的官方匯率和實際匯率能差出很多，那時黑市兌換猖獗就是這個問題的反映。“8·19”事件以后盧布迅速貶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說蘇聯為什么不能不搞對抗，為什么不以“和平與發展”作為自己的主題？問題是西方國家不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這個機會。里根上臺以后，美國開始對蘇重新采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因為美蘇的實力差距沒有那時那么大，但也不是尼克松時期的收縮政策。里根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強調以抗擊蘇聯為中心，奉行所謂“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具體說就是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制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頂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再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渠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也就是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國務卿黑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艾倫、國防部長溫伯格成為對蘇戰略的核心人物。后來艾倫在任職10個月后被對手搞了個受賄丑聞被迫辭去了職務，軍人出身的麥克法蘭接任了他的位置，這樣里根身邊就是三位軍人出身的鷹派幕僚在決策對蘇戰略。和平與發展在后面的歷史的確成了時代的主題，但其前提是美蘇兩邊必須有一方衰落直至滅亡，而很不幸，蘇聯是滅亡的那一個。

異化

產生變化的不只是雙方實力上的對比，更為根本的是蘇聯自身的變化：由于缺乏人民對黨實施有效監督的體制，自赫魯曉夫時代開始，蘇共從一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政黨一步一步蛻變成了所謂“全民黨”，實質就是變成了一個新的權貴集團，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列寧被他們改造為一個形象越來越模糊的簡單圖騰，用以維護其執政的合法性。黨開始背離社會主義，背離人民的利益；領導干部日益脫離群眾，退化成為一群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豬的官僚；官僚主義與干群關系緊張大大地損害了原本運轉正常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內政問題進一步惡化……在經過長達18年的、穩定的、“一團和氣”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之后，蘇共的權貴化已然到了積重難返的時代，為了讓自己以及子孫后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蘇共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開始搞起了政治體制改革——拋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好讓自己從管理財富的國家干部變成掌握財富的資本家。

某些原本就自視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謂“知識分子”，此時也迫不及待地站出來，高喊著要對國家進行民主改革，實質則是妄圖在動蕩中為自己分一杯羹——當初靠搞“民運”上臺的這批人，后來無一例外地成了新貴族，譬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于蘇共背離黨的宗旨和原則、背離社會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社會弊端，在這些人嘴里卻成了社會主義的罪狀，以此來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知識分子，則是由于蘇共的腐化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表象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進而不自覺地成為這些思想在蘇聯國內的傳播媒介，而這些天真的知識分子們包括當時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的認知尚處在“西方19世紀的水平”——面對一堆經濟問題，他們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決了。除了黨內與知識界的這兩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勢力、各種宗教勢力以及沙俄時期的舊貴族在這段時期也都活躍了起來。而這些人又都不約而同地紛紛將手伸向了西方國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蘇聯時代大量所謂“異見人士”的活動經費來源于哪兒呢？顯然并不是從蘇聯的工人農民那里募集來的，蘇聯時代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集資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個大金主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呢？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END，熟悉國際政治的人恐怕都不會太陌生。它號稱美國上百萬個非政府組織中的“龍頭老大”，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系，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數出來的有：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伊朗等西亞國家、緬甸等東南亞國家，它們都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

不僅僅是在黨外，在蘇共黨內，為了抓住權力很多人同樣選擇去搞“挾洋自重”。在雅克列夫的牽線搭橋之下，1984年戈爾巴喬夫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倫敦郊區切克斯別墅一對一地秘密會見，談了什么至今沒有完全解密，但之后西方各個國家立即統一形成了輿論熱潮，它們“盛贊”戈氏“是蘇聯理想的接班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領導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戈氏的那顆帶有招牌式胎記的半禿腦袋在當時常常會出現在西方的各種雜志上，其中包括《時代周刊》——撒切爾夫人曾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里根和戈爾巴喬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見也是一對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犧牲蘇聯利益，為美國效忠的準備。戈氏后來公開地承認：在雷克雅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里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么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1989年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同老布什總統會見的時候，整體移交蘇聯內政、外交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個快言快語的外交官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叛

如果說戈爾巴喬夫還只是迎合西方勢力的話，葉利欽、謝瓦爾德納澤、切爾諾梅爾金等人則走得更遠，這些人代表了蘇共黨內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當葉利欽尚未與戈爾巴喬夫發生沖突之時，葉利欽就開始與美國駐蘇聯大使進行接觸，他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坦率”，給美國大使留下了強烈的印象，美國隨即將他作為重點工作對象，全力支持他對抗蘇共中央、對抗蘇維埃政權、分裂蘇共和蘇聯的一切行為。由此開始，葉利欽或者說是蘇共內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改革派，成為西方國家眼里“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爾巴喬利用外交場合所反復宣傳的“新思維”、政治改革等話題，此時對西方國家恐怕已經不再有那么強的吸引力了。

在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公開發生沖突被開除出政治局后，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始終與葉利欽保持著密切的接觸。1989年葉利欽當選為蘇聯人民代表并進入最高蘇維埃，當年9月隨即訪美，而美方則破格接待這位“非正式訪問”的“非官方人物”，安排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和前總統里根等諸多政要同他會晤。葉利欽回國后，隨即加緊展開反共活動。一方面在黨外謀求取消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的修訂，另一方面在黨內領導“民主綱領派”進行“政改”，力圖“徹底改造”蘇共，剝奪黨的領導權。

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政治斗爭，說白了就是蘇共高層瓜分國家和人民財富的一場利益之爭。為了自身的私利，這些人可謂不擇手段，完全罔顧其他——在這場斗爭中美國政府竟被請出來擔當起了協調人的角色。葉系與戈系后來的“聯手合作”是由白宮和美國國務院推動的，在大國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這更荒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范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憑借一系列“政治秀”當選為俄羅斯共和國的主要行政長官。此后，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導致國家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1991年，葉利欽又進一步破壞中央計劃，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部分截留了下來，不再上交中央財政，而俄羅斯共和國則是蘇聯的主體部分，蘇聯經濟因此當年就下降13%，這最終誘發了蘇聯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于計劃經濟體制內部，而完全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蘇共反叛者們最終成了后來蘇聯解體最大的獲益者。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所謂“改革”，說到底改的就是一個社會財富分配體制——把原來相對平等的財富分配體制砸碎掉，然后把財富堆在那里，讓人們一哄而上去搶，誰搶著算誰的，蘇聯的“經濟學家”們美其名曰自由競爭。而這些身居要職的精英們早已給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除了眾所周知的葉利欽家族之外，還比如說切爾諾梅爾金，20世紀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天然氣公司“私有化”后，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于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黨內的“激進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蘇共高層的腐敗與特殊化，平心而論，那時蘇共領導干部們的特殊化還僅限于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類的東西，在莫斯科庫圖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樓，里面的戶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居所就在里面，對于如今的人們而言，這種級別的腐敗恐怕說出來都會被笑話。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莫斯科就已經實現了電氣化，每5個家庭就有一輛私人汽車，蘇聯公民每月用于文化娛樂的支出占工資總額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蓋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以及免費住房。對比1991年之后富可敵國的新貴們的腐敗生活，當時的國情是：國民人均壽命縮短，治安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國家工業體系支離破碎……當年蘇共的腐敗與之相比，恐怕就有幾分“竊鉤者”與“竊國者”的味道了。如今“竊鉤者”已經“伏誅”，而“竊國者”又當如何呢？

相比于這些新貴，戈爾巴喬夫的晚景則要凄涼得多。在筆者看來，這并非是由于一些文章中所說的愚蠢或者是“好心辦壞事”，這其實是他與葉利欽斗爭失敗的結果。他們所爭奪的，不客氣地說其實就是一個“賣國者”的位置。蘇聯解體以后，葉利欽給戈爾巴喬夫的只是每月4000盧布的退休金——這也是戈氏在辭職之后所唯一關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隨著俄羅斯國內瘋狂的通貨膨脹的到來，這筆錢折合成美元之后不過1美元而已。戈氏開始像一個藝人一樣忙著在西方國家拍廣告賺錢，他曾帶著10歲的孫女入鏡拍了必勝客廣告；拿自己的名字為伏特加酒做了商標；還曾為路易·威登做過廣告……顯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謂“好心辦壞事”是無從談起的。

解體

在蘇共內部如此“配合”的同時，美國人也沒有閑著。美國政府制定肢解蘇聯的行動計劃始于1981年春，策劃大致完成于1986年底——也就是戈爾巴喬夫與里根單獨會見之后，前后一共耗時5年多一點的時間。這一行動當時是背著社會公眾、政府和國會秘密進行的，知道內情的僅限于高層的少數幾個人——總統里根、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理查德·艾倫和國防部長卡斯帕爾·溫伯格。現在公布的資料表明最早提出這一計劃的是威廉·凱西，“凱西、艾倫、溫伯格在總統的支持下，決定向蘇聯發出挑戰……我們認為雅爾塔會議無效。”回憶人記得在凱西提交了阿富汗戰場等情報報告后，提到了蘇聯問題，凱西認為美國沒有必要再繼續遵守以往的游戲規則。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理查德·帕普斯為里根草擬了美國對付蘇聯最新戰略計劃，代號為：NSDD-75。這一次世界大戰略表明了美國政策中的“革命性轉折”。“我們當前的目標已經不是與蘇聯共存，而是要改變蘇聯的制度。”“我們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壓力來改變蘇聯制度。”“通過利用蘇聯內部的弱點來動搖蘇聯制度是美國的目的。”為此，美國展開專門行動，開始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內部尋找他們覺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些人恐怕就是他們的“工作成果”，通過給阿富汗反政府武裝以及東歐的反對派以物質和政治支持，使蘇聯卷入兩場尖銳的危機——阿富汗戰爭和波蘭危機。

與NSDD-75計劃配合的還有另一套反蘇經濟戰方案，代號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開始執行，策劃者是里根的蘇聯經濟顧問亨利·羅恩。NSDD-66的主要任務是：切斷蘇聯從西方獲得先進技術用于產業升級的渠道；打擊蘇聯外匯的主要來源——石油和天然氣的貿易。克格勃和蘇共高層當時都知道存在這樣一系列“旨在推翻蘇聯制度的美國情報機關和其他特工機構的計劃”，然而忙于瓜分國家財富的權貴們顯然對此并不在意，相反，為了在政治斗爭中占據上風，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樂于主動迎合西方國家。

除了戈系和葉系以外，蘇共黨內還存在由雷日科夫、亞納耶夫等人所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們主張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然而，這批人并沒有走出蘇共權貴化的框子抑或是歷史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吧。作為挽救聯盟的最后努力，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動了“8·19政變”，軟禁了戈爾巴喬夫，然而這一行動并未得到人民群眾的響應，后者選擇了冷眼旁觀。而在面對西方所謂的輿論壓力時，亞納耶夫等人又表現得畏首畏尾，在事件爆發三天之后最終釋放了戈爾巴喬夫。最后的努力至此宣告失敗了，葉利欽借此機會，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停止了黨組織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一切活動——整個過程中，竟沒有一個黨員站出來進行過抗爭。也就在這個8月，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先后宣布獨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布獨立，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依次宣布獨立)，蘇聯解體至此已進入不可逆狀態。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政權蘇維埃通過最后一項決議，宣布蘇聯不再存在……

顏色革命

事情到此還遠未結束，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現了15位總統——同時也是這里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們都是蘇共的高級干部，正是通過肢解聯盟，原本屬于全體蘇聯人民的國有資產被這些人劃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這樣一個根源也就決定了，由蘇聯解體而誕生的這些新的政權執政基礎從一開始就是背離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難以獲得民心的——簡單說就是在已經腐化的蘇共基礎上進一步變本加厲。

對于西方國家而言，這些政權同樣是無法令人放心的，他們的利益依舊是基于他們的國家來實現的，和西方世界并沒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還會存在沖突——這一點可以參見現在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如果蘇聯解體僅僅限于這一步，那對西方而言需要解決的就只是一個地緣安全問題，蘇聯地區的資源依舊沒有完全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來，那些地緣上的戰略要沖也沒有完全被西方國家所掌握，因此資本擴張從中所能獲得的好處還是有限的。雞蛋原本就有縫，而外面還有一大群虎視眈眈的蒼蠅，于是，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從格魯吉亞開始，之后是烏克蘭，然后是吉爾吉斯斯坦。與此同時，俄羅斯針對普京的游戲也開始了。與脫胎于蘇共官僚的舊領導層不同，這些靠顏色革命上臺的新貴最初都是黨外的知識分子或者是“異見人士”，他們手中的政治資源原本要少于前者，于是也就更加依賴于西方國家的支持。在蘇聯解體之前，他們和葉利欽們曾可以說是同盟關系，而變質后的蘇共對這些人也一直采取綏靖政策——蘇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選擇向這些所謂“精英階層”尋求支持。如今蘇聯滅亡了，由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執掌權力，顯然比那些前蘇共官僚要更合適。

在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之后，筆者在一部紀錄片里清楚地記著這樣一個鏡頭：在一個公開場合，薩卡什維利在對記者進行了一番講話之后，立即回頭去問了他的顧問——美國退役軍官布魯斯·杰克遜這樣一句：“我說錯什么了嗎？”這其實就是這些“民主派”人士與美國之間關系的最真實的寫照。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格魯吉亞突然兵進南奧塞梯，由此俄格戰爭的序幕拉開了，之后在不長的時間內，俄羅斯毫無懸念地贏得了戰爭。在此之前，其實兩國已經就南奧塞梯問題達成了協議，原本通過軍演進行示威的俄58集團軍也已結束演習準備撤回。從實力來說，格魯吉亞舉國的武裝力量就數量而言，僅相當于面前俄58集團軍加配屬航空兵及海軍數量的五分之一，人員及戰術水平、裝備水平同樣遠低于俄軍。在爭議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得以解決，而實力又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卻主動挑起戰爭，這顯然是違背常識的，但薩卡什維利偏偏就這么做了，這是由于領導人的頭腦一時發熱嗎？恐怕并非如此，相反薩卡什維利當時可能還非常清醒。

俄格戰爭有這樣一個背景：2008年時金融風暴正處于高潮階段，當時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歐盟和俄羅斯便再次有了聯合起來“搶班奪權”的想法，按照《保爾森回憶錄》里的記載，奧運期間普京甚至私下給中國高層傳話，要“一起拋售美國國債”，準備直接結束美元的性命。在這種時候，俄格戰爭無異于在俄歐關系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雙方決策者對此心知肚明，但迫于國內輿論壓力，短期內也無法和對方繼續保持合作。也就是說，薩卡什維利這個看似毫無道理的舉動，在一個關鍵時間點上大大地減輕了美元的壓力。美國人才是整個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則是格魯吉亞的普通百姓和在戰火中送命的士兵。此番種種，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釋得通的。

死亡進行時

就筆者看來，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歐劇變可能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悲劇。首先，對蘇聯而言這無疑是災難性的，西方先前承諾給葉利欽們的援助幾乎無一兌現，俄羅斯從西方國家手里得到的援助遠不及波蘭和烏克蘭。1993年冬季，俄羅斯因為糧食危機已經面臨要餓死人的威脅，而在這個時候，副總統魯茨科伊竟還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即將到來的危機向葉利欽逼宮奪權。所幸的是，當時中國政府承諾在兩年內以不高于加拿大離岸價格，每年向俄羅斯提供500萬噸共計價值4億美元的玉米，這滿足了俄羅斯生產“人造肉”罐頭和飼料原料的需求，危機方才得以緩解。和蘇聯時期比較，現在俄羅斯人的人均壽命減少了十年以上，出生率從蘇聯時期的14%~17%銳減至8.3%，死亡率由蘇聯時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時達15.7%，俄羅斯平均每年減少人口達100萬——按照國內某些學者的邏輯，也可以說俄國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們干掉了數以千萬計的俄國人。與此同時，包括俄羅斯在內大量東歐婦女迫于生計而淪為娼妓。在當時，西歐各國的色情業的平均價格因為東歐妓女的大量涌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于本土妓女上街抗議“她們的東歐同行”搞“傾銷”——對蘇聯和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來說，這絕不是一個讓人聽后樂得起來的笑話。

和很多文章里所提到的不同，在筆者看來，并非是蘇聯的經濟問題引起的這場悲劇，恰恰相反，是蘇聯解體本身制造了蘇聯地區經濟的悲劇。很多文獻都曾將聯盟解體的原因歸結于蘇聯后期經濟增長緩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這個“緩慢”是相對于1975年之蘇聯GDP4%~8%的增長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國的平均值則為3.3%。1975年之后，按照反共專家布熱津斯基《大潰退》一書里的說法，蘇聯經濟增長常年低于5%，可問題是經歷了“平成戰敗”的日本有十年時間干脆是處于停滯狀態，美國大蕭條時期也曾有過負增長，但美日政府現在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經濟增長趨緩時，蘇聯人民的消費額增速是在加快的，換句話說蘇聯在當時已經開始逐步扭轉高積累低消費的情況了。事實上直到1990年年初，蘇聯經濟依舊是正增長，逆增長是當年夏天開始的——原因上文里提到過，俄羅斯共和國在葉利欽當選總統后開始人為地破壞計劃經濟體系。還要說明的是，蘇聯時代GDP和GNP的計算是不算第三產業的，計劃經濟體制里不存在金融操作這樣的虛擬經濟成分，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里，制造業對GDP的貢獻通常只占20%~30%，其余都是金融及服務業。

對蘇聯的經濟而言，應該說1991年前后的動蕩只是讓國家經濟“休克”了——國家的動蕩影響的實際只是分配環節。蘇聯范圍內，工廠、設備等等都還在那兒放著，工農業生產能力完全是可以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問題出現在后面，蘇聯經濟的“死亡”是一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過程。

開啟蘇聯經濟“死亡”的第一步是聯盟解體。蘇聯工業體系的特點在于各個地區分工高度專業化，往往一個小城鎮只負責一種配件的生產，其余生活物資都從外面調配，一架圖-154客機，上面的零配件來自十幾個加盟共和國。筆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負責規劃的，所以對此有著比較清晰的認識。市內最初一共三個區，輕工業、重工業、生活三樣分得清清楚楚，三個區之間留出了大量空余土地以備今后發展——至今市區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這種高度專業化的分工可以極大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比較平均地在國內各個地區實現普遍的工業化，保持國內均衡發展。隨著聯盟的解體，各個加盟共和國雖然手里都擁有大量蘇聯時代的工業遺產，但是他們的工業體系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里幾個兄弟分家，把一輛完整的汽車拆成一堆零件，然后每人拿幾個，結果就是誰也沒有車坐，零件只能當廢鐵賣了。

第二步則是由“私有化”而導致的“去工業化”。在與鄧小平南方視察差不多同一時期，俄羅斯也在搞他們的“有俄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俄國人的步子要比中國大得多，當時的俄羅斯總理蓋達爾炮制出了一個“跑步進入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60%的國有資產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個公民手中，而在當時的恐慌情緒之下，大多數老百姓自然是不會考慮如何經營這份“產業”的，他們需要的是盡快把手中的資產券變現，兌換成外幣、黃金，甚至是面包，然而這種行為卻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恐慌。很快，那些國有資產集中到了少數“寡頭”手中，蘇聯4萬多家國企，除了利潤豐厚的能源、傳媒等產業外，其他產業都被轉賣或是廢棄了。因為經營這些產業是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的，而且蘇聯時期基礎產業的立足點是考慮如何支持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行，是否贏利則另當別論(譬如在遠東修鐵路，從國家戰略角度說是正確的，但從資本家獲利角度說是不正確的)，這對急功近利的資本家而言是無法容忍的，于是大量“拆了大樓賣鋼筋”的事情就出來了。當時大家都在搞工業化，蘇聯卻在“去工業化”，制造業越來越單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時，蘇聯工農業總產值年增長率仍舊在6%以上，蘇聯和華約國家的重工業出口約占整個世界出口量的38%[1]，軍工出口約占50%，石油天然氣及其附加產品約占18%，貴重金屬(含有色金屬)及其產品約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業出口約占25%，化工產品出口約占30%；蘇聯自己的民用船舶總噸位就占據世界第一，捕魚量也連續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業產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么蘇聯解體之后呢？舉一個簡單的工業指標——汽車年產量，2009年時俄羅斯的汽車年產量是140多萬輛，尚不及印度，僅僅是中國的10%，而鋼鐵產量是5900多萬噸，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國的10%。到2007年時，俄羅斯GDP到了1.2萬億美元，達到了蘇聯解體前的水平——聯盟解體曾使得蘇聯境內GDP減少了45%，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要注意的是，這里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農業生產總值，這只是說明俄羅斯境內資本流動的量很大，至多意味著增加了一部分就業崗位，而“去工業化”的進程其實并沒有被逆轉，蘇聯時代的GDP是搞工業搞出來的，而現在的GDP是靠賣石油賣出來的——2007年GDP大幅增長主要得益于當年石油價格大漲。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我們常常會說，當時中國的GDP雖然是第一，但這是生產瓷器、絲綢的GDP，而英國的GDP則是生產槍炮的GDP，在這里其實是一個道理。

不只是設備和廠房不斷被廢棄，工業方面的人員培養也出現了可怕的斷層——俄羅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國際市場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裝備，而俄羅斯軍工系統從業者當時的平均年齡已達到56歲，總工程師多數都是一群八九十歲的老人在擔任，第二梯隊是不存在的，一經互會嚴密的組織體制決定了有時需要將它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事實上東歐劇變的起爆點正是“波蘭危機”。當年波蘭的動亂導致原本由它負責的糧食生產無法進行下去，而美國對華約國家的糧食禁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危機，而這又導致了蘇聯等國家經濟運轉異常，進而為戈爾巴喬夫的“政改”提供了借口。旦這一批人故去，俄軍工行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現在，無論是蘇霍伊、米格戰斗機還是T系列主戰坦克，基礎設計都是在蘇聯時代已經完成的，后期俄羅斯的工程技術人員所做的只不過是在這些原始設計上逐步加以升級改進，或者是將當初已經接近完成的項目在降低技術指標后加以完成，1991年以后完全從頭開始研發的項目幾乎是沒有的。換句話說，如今的俄羅斯軍工行業其實是在吃蘇聯時期的“老本”，它的原發性設計能力基本上已經被廢掉了，俄羅斯現在能成為世界第二大軍火出口國只能說明蘇聯時代工業的強大——靠一堆殘缺不全的殘骸都可以讓一個俄羅斯支撐近20年，而且后面還能再撐一段時間。再拿蘇軍的短板——海軍來說，聯盟解體前夕，蘇聯已經下水兩艘6萬噸級的常規動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經開始海試，另一艘7萬噸的核動力航母也已經完成過半。如今，俄羅斯國內所有的船廠都不具備建造2萬噸以上軍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時俄羅斯需要與法國簽訂協議，購買法制的兩萬噸級“西北風”級兩棲攻擊艦。

不光是對蘇聯人民，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東歐劇變同樣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必須看到的是，東歐劇變也意味著人類探索有別于資本主義的新的生活模式的進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這是事關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對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世界政治軍事格局和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擴張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后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現在的全球經濟危機，可以說都是發端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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