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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務之急

建立“安全區”和“隔離區”

從25日零點到24點，全國新增確診688例，新增重癥87例，新增疑似1309例，新增死亡15例。

從26日零點到24點，全國新增確診769例，新增重癥137例。新增疑似3806例，新增死亡24例。

當疫情的嚴峻逐日增加，我們該做什么？

有句話被廣為轉發：“終于到了躺在床上就能為社會做貢獻的時候了。”但是，我們只是看著醫生護士出生入死去救治？過完年后呢？過完年后呢？出去不出去？出去安全嗎？都說沒有疫苗，也沒有能殺死病毒的藥物。我們能做什么呢？

我是在2003年奔走于疫區的采訪中才突然明白——

疫苗的作用是旨在建立人體的免疫屏障。

沒有疫苗，就需要建立保護健康人群的安全屏障。

講得更通俗一點，武漢“封城”后，最緊迫要做的，就是在武漢建立“安全區”、“隔離區”和“醫療救治區”。

什么是安全區？今日武漢，你能肯定哪里是安全區域嗎？因為不能肯定，所以要去建立。怎么建立？

一、對確診病人、疑似病人、發燒留觀病人，分別實施隔離醫治。所有在前線的醫護人員不可回家，建立供他們食宿的場所。缺少條件的醫院，可征用最近的賓館供醫護人員食宿。這賓館也是隔離狀態。這些區域都屬于醫療救治區。（據最新報道，武漢已有85家酒店提供住宿，支援醫護人員。）

二、對密切接觸者實施隔離。北京在非典時期曾征用賓館實施隔離，費用由政府承擔。對出現群發疫情的醫院、學校、機關、宿舍、村莊等，分別實施整體隔離。對醫護人員實行階段性輪休，當他們走出醫療區時，必須先到另外的賓館隔離兩周，確認沒有被感染才可以回家。這些賓館也是隔離狀態。這些都是隔離區。

上述醫療區、隔離區內的食物、生活用品和醫療物資全部由外面供應，在專門的安全通道進行交接。醫療區和隔離區的垃圾也另有專門的通道處理，避免污染隔離區外的區域。

做到這些，就是建立起保障健康人群的安全屏障。

換句話說，真正建立起隔離區，就有了人們可以照常生活、工作的安全區了。

當然，在抗疫期間，安全區并不絕對安全。安全區內的安全需要大家不斷鞏固和維護。比如隨時發現疑似對象、密切接觸者，立刻收進治療區或隔離區。

可是，隔離區怎么建？

這就需要大量的流行病調查工作，簡稱“流調”。這是一項非常辛苦細致的工作。在城市社區，特別是在城鄉結合部入戶排查，去甄別健康者和需要隔離的密切接觸者，流調人員還有被感染的危險。當時北京的流調人員，是比醫療救治人員多得多的群體。

接著要講一下醫療和隔離的關系。

醫療救治是大家最關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醫生不能阻止你在醫院外被傳染。嚴重的傳染病，自古兇猛。人類抵抗傳染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離，阻斷傳染。如果遏制不住蔓延，醫護人員是救治不了大量冒出來的感染者的。要撲滅疫情，更重要的是隔離，就是狙擊防控。

在狙擊防控中，最重要的是在各地黨組織的領導下，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群防群控。

武漢的疫情，湖北各地的疫情，以及擴散到30個省（區、市）的疫情，如何防止進一步向縣鄉村擴散，有十分緊迫的繁重的工作要做。春節期間大量農民工返鄉，在武漢就讀的大量大學生回家過年，眼下兩周是阻止疫情擴散最關鍵的時間！

非典時期，北京市區各街道居委會的大媽，戴著紅袖章做了大量非常了不起的工作。社區的樓門口設崗，不是本小區的人不能入內。有的小區門口掛著“本小區零感染”字牌，要求小區所有人員保持維護。村莊村口有人站崗，不是本村人不能進。大學生回來，先送去隔離。做到“社區為戰、村自為戰、人自為戰”。發現誰家有人發燒了，立刻就送去隔離治療觀察。有人從隔離區里逃出來，很快就會被群眾追查舉報，民警和流調人員就來把逃跑者再帶進隔離區。

當時國際輿論預言北京的醫療系統將被大量涌現的SARS擊垮。非典疫情將在醫療資源更加薄弱的中國西部農村蔓延，最終造成整個中國不可估計的損失。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當年中國的群防群控工作發動得多么廣泛，做得多么細致。那是一場全民狙擊非典的人民戰爭。可以說，如果沒有發動群眾，組織起群防群控，損失確實不可想象。北京投身群防群控的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結成的首都安全保障線，是抗擊非典真正的銅墻鐵壁。

事實上，只要建立起隔離區，將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觸者全部隔離。隔離區外的人們就是安全的。隔離區內，堅持救治。當最后一個患者痊愈走出小湯山醫院時，非典就結束了。

今天，武漢正迫切需要建立規范化的“隔離區”，才有人民群眾能夠正常生活的“安全區”。這就迫切需要發動群防群控。

我家鄉建陽的防控狙擊

我的家鄉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今年我在老家過年。我看到建陽區委防控狙擊工作的文件已經在普通群眾的手機里閱讀。政府工作人員專門到廟里去通報疫情，誠請住持今年不要舉行廟會，各信眾就在家里表達自己的信仰，便是大慈大悲的善舉。

福建在武漢開“沙縣小吃”餐館的人員，網上有個數以萬計的數目，我沒有核實過不敢引用。但我知道，我家鄉的領導者們在這個春節期間始終在崗部署群防。建陽公安部門，至26日已詳查出春節前夕經由鐵路購票離開武漢的建陽籍人員共781人。我看到這781人的名冊，分布在建陽12個鄉鎮，有姓名，有住址，有身份證號。他們中有打工的，有經商的，還有不少是在武漢上大學回家來過年的。

衛生局和各鄉鎮干部都忙碌起來，緊急組織的工作人員，根據名錄挨家挨戶去組織隔離，包括對密切接觸者要求務必在家自我隔離。

還有從武漢回來但不是坐火車回來的，流調人員通過向群眾調查了解，也一個個找出來，政府對他們進行關愛隔離。這就是群眾防控的力量。

這是我家鄉建陽往日最熱鬧的步行街，今天正月初三上午十點多，空空蕩蕩。

遠方鄉村的防控消息

這是貴州省畢節的干部大年初一發給我的一張照片。我還不清楚這是哪個村的事。不論是哪里的，我發在這里是想表述，現在村莊的自我防控非常重要。

畢節的干部告訴我，畢節市在除夕夜就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大年初一晚再次召集相關領導干部布置防控工作，初二上午10點召開覆蓋到鄉鎮的防控疫情電視電話會議。

市委書記強調，要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防控狙擊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強總理的批示精神，按照省、市安排部署，進一步加大排查和聯防聯控工作力度，做到守土盡責，廣泛發動群眾，打一場防控疫情的人民戰爭。

貴州省截至26日有確診患者7例。畢節目前雖然還沒有一例，但畢節市有930萬戶籍人口，外出打工人口高達200多萬，春節期間正是大量農民工返鄉的時間。如果有一人傳染上“武漢肺炎”回來了，沒有被發現，引起感染傳播，就不得了。

市委書記強調，情況緊急，容不得絲毫馬虎和懈怠。全市上下要進一步認清疫情防控的極端重要性，做到逐村逐戶排查到位、登記到位、管理到位、隔離到位。對排查出的重點對象要建立工作臺賬，實行掛牌管理，明確包保責任人。出現疑似癥狀要及時聯系定點醫院就診。各體溫檢測點要做到逢車逢人必檢，對外省入境車輛要嚴格登記在冊，一旦檢測出發熱等相關癥狀，要迅速采取措施、報告信息。

市委書記等主要領導接著就到鄉鎮去檢查防控工作，看望堅持在防控一線的干部職工。

“我們一定要把防控工作做在病毒到來之前。群眾在家過年不要串門，但是黨員干部要出來做防控工作，要讓群眾提高防控狙擊意識。”這是市委書記說的。 

畢節醫務人員為過往司機測量體溫

畢節防控人員對過往車輛進行檢查登記

畢節防控人員向過往車輛噴灑消毒液

 

畢節是貴州高原之脊，西鄰云南，北接四川，古有“于滇為咽喉，于蜀為門戶”之稱。這位書記還到畢節與云南交界處去檢查防控疫情的工作。

這是畢節通往云南邊界路旁的標語。

這是畢節設在與云南交界處的疫情檢查點。

 

非典時期，北京非典疫情驟然嚴峻的時刻，手機里也曾傳出“北京要封城”的信息。起初，也有社區出現驅趕農民工的事。北京市做了大量“留住農民工”的工作。但仍有很多農民工“逃離北京”。只要有一例患者在北京周邊的省市引起感染，疫情就在該地迅速爆發。以下繼續講述非典時期的往事，但愿能對今天的抗擊新冠病毒疫情有所啟示。

《非典啟示錄》節選4

巍巍大局

2003年，全國有1.2億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在廣東和北京的最多。而北京和廣東正成為最大的疫區，并蔓延到天津……河北告急、山西告急、內蒙古告急、甘肅報警……如果SARS隨著返鄉農民工蔓延到中西部地區和廣大農村，后果不堪設想！民工返鄉正成為SARS擴散到整個中國的最大危險。嚴峻的形勢已遠不止是“北京保衛戰”。北京，如何防止首都的疫情擴散到全國各地，這是北京一定要承擔的重任和犧牲。

1

逃離北京

4月24日，北京朝陽區太陽宮鄉芍藥居小區貼出一張緊急通告：“在當前緊急預防非典時期，我們小區接到鄉辦事處通知，要求凡是居住在芍藥居10號樓和11號樓的外地人，必須在三天之內搬出北京回到原籍，以免在北京傳染上非典，請大家諒解。如若不搬，公安部門將強制執行。”

落款為“居委會”，通告上沒有印章。此通告貼出后，小區的10號樓和11號樓前很快聚集著一批外地口音的人們，憂心忡忡地議論著向何處去。

“俺們頭過年回來不久呢，又回家，今年咋過？”

“北京不行，看看去別的啥地方吧。”

“南方不也有非典嗎！”

“現在啥地方也怕人去。”

“現在不走也沒活干了，還是回老家吧！”有人回樓里整理行裝去了，說用不著限令三天，“晚走不如早走。”

這里居住的主要是裝修房子的農民工。自4月20號以后，為了防止人員流動帶來非典，各小區禁止了裝修民工進入，全市至少有8萬裝修民工停止了工作。從事裝修的農民工還只是個較小的群體，大群體在建筑工地。

 

4月18日，在中建一局五公司承包的新城國際工地，一位香河隊的民工發燒，被送到361醫院，當時只是診斷為“疑似非典”，這消息就在民工中不脛而走，甚至傳到其他工地。

一些民工開始“卷鋪蓋回家”。特別是來自河北的民工，老家距離北京不遠，他們大都沒領到工錢，有的只拿到乘坐長途大巴的車費就上路了。

4月20日后，電視每天播報北京新增非典多少，疑似多少。有的工地食堂里有個電視，農民工端著飯盆擠在那兒邊吃邊看消息，聽到說不要聚集，聚集最容易傳染……他們互相看看，有人退出去了，有人繼續擠進來看。

許多民工食堂里散發著刺鼻的消毒水味道。

“消毒是有的，但老板沒給我們發口罩。”

民工們白天工作的場所多是通風的，不容易感染，但晚上睡覺的地方多是通鋪，往往二三十人睡在一間大屋。民工們開始知道，他們中間要是有一個人得非典，就會造成群體感染。民工來來去去，哪個要是感染了，誰知道呢！

鑒于出現的情況，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緊急通知，禁止外地施工隊伍進京，禁止工地之間人員的流動調配，禁止外地施工人員擅自離京。

4月26日，位于北京崇文區崇外興隆街的都市馨園工地，一位來自湖北孝感的民工發燒，被送到普仁醫院就醫，確診為非典。這個工地被迅速封閉了，所有人員一律不得外出，尤其嚴防民工私自跑出隔離地帶。這些消息很快傳到許多工地。

農民工在外原本最怕生病，他們沒有醫療保險可以依靠，生病了誤工不但沒收入，還要花錢。平日里要是領了工資，沒地方收藏，除了留下必要的開支，一般都是寄回家。一旦生病，自己買點藥吃能扛過去就扛過去，要是病重只能選擇趕緊回家。比如黃杏初2002年12月發病，那時還沒有非典一說，他就是這么選擇的。現在碰上SARS,農民工對傳染病比一般市民更恐慌,覺得要是被傳染了這太冤枉了，即使自己沒得，別人得了，工地上一隔離，不能干活那就沒工資了。農民工返鄉潮開始出現。

4月25日至27日，正在北京做2008項目的上海大華公司北京榮豐工地上的民工紛紛離京返鄉，三天內1300余人的民工隊伍跑得只剩下200多人，他們是想領到工資再走的。

27日晚，這200多民工向榮豐房地產公司討要工資，圍堵了公司的售樓處，砸壞了一名工作人員的私家車，并同前來處理沖突的民警發生了沖突。

這時火車站前出現很多背著行囊的民工。火車站入口處設有快速測量體溫的人員，發現有發燒的，就扣留下來，送去隔離。

火車站的廣播在勸農民工不要返鄉，而大多數涌來火車站的農民工，想的和說的都是“逃出北京”。

中建三局的廣泉小區項目工地，一群農民工自己花5000元租了兩輛汽車，把行李扔上汽車，不顧工地管理人員攔阻，沖出工地大門。他們喊著：“不要工錢，要回家！”

他們還喊著：“死也要死到老家去！” 

再看朝陽區太陽宮鄉芍藥居小區貼出的那張“緊急通知”，無異于驅趕農民工返鄉。這件事在第二天（25日）傳到了鄉里，鄉政府大吃一驚，馬上打電話嚴厲批評芍藥居居委會，責令立刻撕掉那張通知，并來人向10樓和11樓的民工道歉。

芍藥居小區這件事算是處理妥了。可是，北京市成建制的外來建筑施工人員有70多萬人，分布在3276個工地。這還不是北京市外來務工人員的全部。外來務工人員有統計的就有300多萬人，其中70%是農民工。農民工來自全國各省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

此時梁萬年信息組提供的信息是，北京市新增SARS與疑似病例中，農民工發燒和被感染的人數正在快速增加！

這是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5月17日，僅在北京的建筑工地確診的SARS民工累計有184人，疑似141人。再往后，隨著醫務人員感染率下降，民工發病率上升為最高的一個群體。

 

2003年SARS襲擊北京時，勞動負荷最重、勞動條件最艱苦、收入最微薄的農民工，在四月下旬和進入五月的時候，成為整個抗擊SARS戰線上最危機的一個環節。

如果SARS隨著從北京返鄉的農民工蔓延到醫療資源薄弱的中西部地區和廣大農村，那就不是一個北京的災難了。所謂“后果不堪設想”！

民工返鄉，正成為SARS擴散到整個中國最大的危險。

來北京的流動人口，也不僅是農民工，還有到北京來治病返回老家的，有返鄉大學生，有到北京出差的各種人員，都有可能把SARS帶回去。正在產生和已經產生此類危險的也不只是北京，廣東打工者甚多，那里的民工也正在返鄉。

2003年，中國有1.2億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在疫區的打工者逃離疫區，并不都是返回老家，不少人前往的目標是非疫區的老鄉打工所在地，這就給非疫區帶去危險。

中國巨大的流動人口在外鄉謀生，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也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的經歷。如何在極有限的“時間差”內管理好上億的打工者，防止疫區外來人口的失控流動導致全國范圍的疫病擴散，這是對中國的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

2

天津，天津

天津市常住人口約1400萬。天津與北京相鄰。引起天津非典傳播的SARS病毒攜帶者姓孟，54歲，河北雄縣雄州鎮人。他和家人就是為了“逃SARS”，從北京一家已有SARS病人的醫院里“逃出來”。

孟某患有嚴重心臟病，起初是河北的醫生建議他去大醫院做個心臟搭橋手術。他從家鄉出發時還不知去北京治病有什么危險。孟某先到阜外醫院就診，因床位緊張住不進去，輾轉住進了北京民航總醫院。一周后，得知民航總醫院出現了非典病人，而且他住的病區就有一個馬上轉移到別處去隔離了，濃濃的消毒水氣味已經在醫院里彌漫。

孟某一家人商量要趕快離開此地。而且醫院安排的手術日程還沒有到，那就不在這兒做搭橋手術了。他們去要求出院，醫院要他寫下“一切后果自負”并簽字。對他來說，簽這個字，不困難，他照辦了。 

出院后去哪兒？去天津。

住院時已打聽到，天津有個武警醫院，同北京阜外醫院是合作單位，阜外醫院能做的手術，天津武警醫院也能做。他們還記下了一個醫生的姓名：劉維宇。他是這家武警醫院心血管病診療中心的主任。15日這天，孟某在家人護送下坐一輛小轎車來到天津。

小車在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門前停下來，車里下來了四個人，他們連抱帶攙地把孟某從車上扶下來，可見孟某已病得不輕。他的一個家人推來一輛輪椅，把孟某安置在輪椅上，才推去門診部。

陪同孟某前來的這四個人，不久全都感染上非典。

你再留心一下這把輪椅，它將關系幾個人的生死。

 

孟某被安排收進心內一科，依然是坐在輪椅上被推去找病房。第一個接過輪椅的護工出現，她名叫俊梅，俊梅推著輪椅進了電梯，出電梯后把病人推進病房。然后她就走了，她的任務就是引路把病人送進病房。后來，俊梅是這所醫院第一個被感染上SARS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孟某并未發燒。

又一個隱瞞“接觸史”，導致重大災難的病例出現。

他是來治心臟病的。他們一家在這個非常的日子隱瞞了非常重要的情況——不說自己是從北京的醫院來的，謊稱來自河北雄縣，而雄縣沒聽說有非典患者。

急診科給孟某量體溫，他體溫正常。醫生因此沒對這個病人產生懷疑。孟某提出要掛劉維宇主任的專家號，說自己就是慕名來求治的。急診科醫生為他掛上了劉維宇主任的號，安排他住進了心內一科病區15床。

劉維宇主任怎么也想不到，26天后他將永遠離開這個世界！

那是5月11日凌晨，接診孟某的劉維宇主任，因感染SARS而殉職，終年51歲。

 

天津的不幸，是從4月15日開始的。

天津與北京是近鄰。假如15日這天衛生部報告的北京疫情能更接近真實一些，能負責任地向北京市、向全國各地發出嚴重警告……那么相關的宣傳就可能把非典的嚴重性、防控的科學性，傳播到公眾。只有廣大人民群眾發動起來，才能最有效地進行防控。

這一時期瞞報是存在的。但是，比這更嚴重的問題，更致命的原因是：不相信人民群眾。

 

送孟某來天津住院時有四個親屬，后來增加到七個，這七人無一幸免，全染上非典，顯見這一家子缺乏防控的警惕性。他入院時隱瞞了到過北京，對隱瞞的嚴重性也認識不足，當初只怕這家醫院會不肯收治他。

前面講過，這家醫院第一個被感染的是個女護工，她與孟某的接觸僅僅是推過孟某坐的輪椅。整個過程中，她都處在孟某的身后，沒有與他面對面，而且孟某此時沒有發燒。

對照衛生部4月14日頒布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標準(試行)》，SARS病人的首發癥狀是發熱。按專家們反復解說的，非典患者只有發熱了才有傳染性。可是，這個孟某來就診時并未發熱，他已具有很強的傳染性。

關于傳播途徑，當時媒體反復宣傳的“專家說”是“近距離飛沫傳播”，給公眾的印象是，你如果沒有與非典患者面對面，沒有對方的飛沫經空氣飛到你的呼吸中，是不會被傳染的。事實上，廣東早期患者中“近距離飛沫”也未必傳播。一些護士發燒后回家休息，與丈夫同床“密切接觸”也不傳染給對方。可是后來傳到香港的非典變異了，異常兇猛了。全國的醫院卻都根據權威專家早期的觀察判斷來認識SARS，這就造成了誤判。

典型如3月底到香港淘大花園小區探親的那個SARS病毒攜帶者，僅僅是在他家親戚的衛生間里上過廁所，就引起了小區樓里300多人感染SARS，這哪里是“近距離飛沫傳播”能夠解釋的呢！

 

 

疾控專家沒有懷疑空氣中飄著SARS病毒可以造成感染嗎？考慮過的。所以反復說開窗通風是最好的預防方法。可是“近距離飛沫傳播”一直作為主要傳播因素給人的印象多么深！

此說包含兩大要素，一是近距離，二還要有飛沫。

按此說，只要不是近距離接觸，或雖近距離但擋住飛沫，就無從感染。這個看起來描述得很精確的“近距離飛沫傳播說”，實在迷惑了很多醫護人員。造成的錯覺是，用口罩和防護服擋住“近距離飛沫”便“可防可控”……可是，廣東疫情發生兩個月之后的SARS，一再突破了世界各國的口罩和防護服，醫護人員才警惕到不只是“近距離飛沫傳播”。我們的眼睛暴露在外，眼睛粘膜可能接受空氣中漂浮的SARS病毒而被感染……務必使用護目鏡！再后，戴上護目鏡，穿上全封閉的“猴服”，仍被感染。怎么回事？這是后話。

 

武警北京總隊醫院被SARS 感染的情況，天津武警醫院已知。武警女軍醫李曉紅就是4月16日凌晨犧牲的。4月16日這天傍晚，值班軍醫劉軍翔在查房時發現孟某呼吸困難，滿臉緋紅，立刻為其測體溫，發現他在發燒。

劉軍翔當即對他進行抗炎和抗病毒治療，半夜再去看他，看到他沒有退燒。劉軍翔頓覺有一種不祥竄上心來！他把孟某的兒子叫到值班室，嚴肅地問他：“你們到底從哪里來？”

孟的兒子是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遲疑一下，回答說從北京來。再問從北京哪兒來？回答說，北京民航總醫院。

“那里有沒有非典？”

孟的兒子回答得很遲疑：“……可能沒有。”

劉軍翔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次日一早專家會診。發燒、使用抗菌素無效、血象很高、肺部陰影！四項中除了血象高不符合衛生部頒布的SARS診斷標準外，另三項都符合。加上病人去過疫區。呼吸科副主任王火說：“我判斷這個病人就是SARS！”

立刻報告

立刻向院領導報告。副院長李玉明馬上來到王火辦公室。一個由院領導召集的緊急會議就在呼吸科副主任的辦公室召開，會議迅速做出如下決定——

立即向上級報告，包括向天津市報告。此時天津已規定了SARS定點醫院，按規定應由天津市防控非典中心統一安排把高度疑似的SARS患者轉到定點醫院去。同時對孟某所到過的場所進行消毒。對與孟某有接觸的醫護人員、病人、陪護人員進行醫學觀察，不能回家，不得隨意走動。對心內科所有醫護人員、患者，實行醫學隔離。接著散會，分頭去做。

感染控制科副主任陳燕拿了個手提空氣消毒機，首先奔到孟某病房消毒。頃刻間，乳白色的氣霧帶著刺鼻的氣味兒彌漫了病房。一桶液體打完后，陳燕回辦公室去取消毒液，返回時發現孟某已經被轉走。她忽然看到有個老人要坐孟某做過的輪椅，大喝一聲：“不能坐！要消毒。”

老人是個心血管病患者，一驚，沒有坐下去。

但是，就在陳燕去取消毒液的時候，有一個名叫孫貴敏的患者已經坐過這把輪椅。就這個孫貴敏，4月20日發病，5月15日死亡。而陳燕，已經非常注意防護、注意消毒，也未能避免被感染，并迅速發展為重癥患者。

 

再說轉移孟某。這是4月17日上午。

天津120急救中心的救護車很快就來了。

武警醫院急診科醫生梁晉奉命護送。在這次護送中，前來的120救護車司機防護嚴密——穿的是“猴服”，梁醫生也穿了“猴服”。不料，梁醫生與司機仍被感染了，于4月21日前后發病。 

孟某轉到了SARS定點醫院——天津肺科醫院。

這是4月17日中午11時左右。接診的主治醫師是肺科醫院呼吸科主任，他三天后發燒，5月5日凌晨去世，成為天津市在抗擊SARS中犧牲的第一個醫師。

 

再說4月18日這天，發生了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武警女作家王霞當年寫了一部《生死關頭》，書中明確寫道：“這天上午10時許，天津市防病中心通知武警醫學院臨床管理處：17日轉送到肺科醫院的孟某某，經專家會診確定不是‘非典’，‘可以解除’隔離。”

武警醫學院及附屬醫院都不敢相信，生怕這個電話在哪里出了錯。于是打電話詢問。回答：沒錯。武警醫院并詢問得知，做出的這個結論，是“天津市防病中心專家組成的小組對孟某的會診結論”。

王霞寫下：“從天津市防病中心打到武警醫學院的這種電話，在極其短的時間里一連打了4個！”

王霞寫下：“18日這一天發生的許多事情，直接影響了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領導層的決策，其中之一，最具破壞性、毀滅性的就是‘天津市防病中心通知武警醫學院孟某某不是SARS’的4次電話通知。”

王霞寫下：“天津市防病中心專家組的意見，在津一方具有最高的權威性。”

王霞還寫下：“附屬醫院的領導層再次開會……院長張曉玉毅然拍板決定：解除隔離。”

王霞還寫下：“副院長李玉明謹慎提出：是不是推遲一天再解除隔離，再等等……”王霞接著寫“他的意見沒有被重視，更沒有被采納”。

王霞是武警部隊的專業作家，她有比任何“自由撰稿人”都要大得多的紀律約束。在這么重大的抗非典事件中，她白紙黑字發表出來的文字都是要負責任的。

再看18日中午11點30分，在這所醫院的學術報告廳，召集了全院科室領導及部門領導會議，宣布解除隔離。副院長李玉明又建議至少暫不解除在心內科實習的4名學員的隔離。

理由是，萬一專家對孟某的會診結論有誤，萬一這4名學員中已有人被感染，如果他們回到醫學院，那里有千余名在讀醫學生，一旦造成感染，后果不堪設想。

李玉明這一建議被接受。后來這4名被隔離學員中有兩人發燒，不久被確診為SARS。李玉明的上述建議無疑阻止了一場更大范圍的傳播。醫院這邊，則由于解除隔離，這兒的每個人都將在三天后被拋到“死神的脊背上”。

這座醫院的醫生和所有病人及其陪護家屬都被整體隔離在院內。院內連基本的防護服、口罩都奇缺，以致醫護人員將自己“武裝”得像特種兵出現在叢林……頭發上、脖子上、身上、胳膊上、腳上到處圍著扎著裝垃圾的塑料袋，那不是醫學上常見的白色，而是拖拖掛掛的黑色，護士們自己稱之“草裙”。護士的口罩是用自己的胸罩改的。這不是演戲，為了抗擊SARS，這就是實戰，是迫不得已。不管自己多么艱難，多么尷尬，她們依然不離不棄地守在非典患者床前，那樣地用棉簽蘸著水，一下一下地滋潤著非典患者的嘴唇……感天動地啊，這就是護士！

 

武漢站

26日晚，湖北省人民政府新聞發布會上，武漢市長周先旺講，因為春節和疫情的影響，有500多萬人離開武漢。你已看到，當年“逃出北京”的尚未發燒的一個SARS患者，就給天津造成了多么大的災難！當前，500多萬人，在武漢疫情爆發的時候離開武漢——雖然他們中很多人并不知道當時疫情的嚴重性，只是回家過年，但畢竟在這個時間離開了武漢——這意味著武漢之外有多么巨大的防控工作要緊急去做！

（節選自王宏甲《非典啟示錄》；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宏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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