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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印度支那駐屯軍投降后的驚天陰謀
點擊：4790 作者：孫喦 來源：中華讀書報 發布時間:2015-08-04 09:59:11
日本印度支那駐屯軍在投降后還企圖鎮壓和屠殺越南人民、打造傀儡政權、瞞天過海保留在越南的存在這一驚天陰謀，為什么沒有得到充分揭露和追究?
公元1945年的越南，天地翻覆，城頭一度又一度變換大王旗。
越南古稱交趾、安南。1802年阮朝統一了交趾南北方，由清朝冊封為越南王國，是越南稱謂之由來。1858年法軍入侵越南南方，1883-1885清法戰爭后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被劃分為三部分：中圻為法屬安南保護國，以阮朝皇帝為國王;北圻為法屬東京保護國;南圻為法國交趾支那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法國戰敗向納粹德國投降，日本乘機進軍印度支那，法國印支當局和軍隊又舉手降順了日本，日本則在表面上保留了法國對印支的主權。
1945年3月9日，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被廢除。盟軍在歐洲戰場獲勝在即，印度支那的日本駐屯軍恐怕法軍有不利于己的舉動，在3月9日夜里將約五萬名法軍包圍繳械(只少數逃入中國境內)，將法國官員逮捕，一起關進了集中營，廢除了法國的殖民統治。
1945年3月11日，宣布越南獨立，成立親日政府。3月11日上午，日本駐印度支那大使橫山正幸趕到順化，用“亞洲歸亞洲人”等話語誘說阮朝皇帝保大與日本合作。保大本名阮福永瑞，1925年成為阮朝的第十三任皇帝和法國安南保護國的國王。在日本敗局已定的情況下，若以為可以依靠日本軍閥獲得獨立統一，無異于去為之殉葬。但保大是個缺乏政治頭腦的紈绔公子，在日本人的蠱惑下，當天就召集王公大臣會議，發表《獨立宣言》，宣布廢除1884年與法國簽訂的《順化條約》，并加入以日本為首的“大東亞共榮圈”。
1945年6月18日，宣布越南統一，國號“越南帝國”。經日本允準，保大宣布原法屬安南保護國、法屬東京保護國、和法國交趾支那殖民地重新統一，成立“越南帝國”，加尊號為“越南皇帝”。但保大政權連裝點門面的軍事和治安部隊都沒有，不過是從法國傀儡變成日本傀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扶植的東南亞各國政權風雨飄搖。
1945年8月17日，中國掌握了越北的軍事行政權。波茨坦會議期間，美英聯合參謀長會議重新劃分盟軍占領印支范圍，北緯16度線以南劃入由英國領導的東南亞戰區，以北為中國戰區。8月17日盟軍統帥部發布1號令，北印度支那由中國受降和接收，包括越南北方、老撾大部及泰國北部。
1945年8月19日，越盟起義奪權。越南共產黨于8月13日召開會議，決定趁日軍投降、法軍還在集中營之機，發動全國總起義，在中國及盟國軍隊進入印度支那之前奪取政權;隨后召開越盟大會，選出以胡志明為主席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員會，于8月19日在河內舉行起義，隨后又在越南多地發動起義，在權力真空狀態下順利奪取了政權，成立臨時人民革命政府。
不甘投降的日本印度支那駐屯軍窺伺到“翻天”的良機
日本南方軍是1941年日本決策南進、與英美開戰而組建，匯集了日本陸軍武裝力量的精銳，人數多時超過百萬。越南則是日本南方軍在東至新幾內亞、西至印度、北起呂宋島、南抵帝汶島的廣大區域內作戰的重要基地。盟軍戰略反攻后日本南方軍節節敗退，1945年初收縮到以泰國為中心的印支半島。但除了在緬甸和菲律賓的部隊遭到沉重打擊外，其他部隊基本保持完整，印度支那的駐屯軍還整編為第三十八軍團。日本宣布投降時南方軍還有約74萬人，因此非常不甘心投降，而越盟的起義奪權讓他們看到了變天的好機會。
8月23日，日本大使橫山正幸去順化覲見保大皇帝，建議使用日本的軍力，可以輕而易舉地殲滅越盟。同日，河內的越南臨時革命政府致電順化的保大朝廷：“臨時人民革命政府已經成立，政府主席是胡志明先生。懇請皇帝立即退位，以鞏固統一和獨立的國家。”
保大的回憶錄(《安南之龍》，阮福家族出版社，1990年)和保大的御前辦公廳總理大臣范克槐的回憶錄(原載越南《黨的歷史》1985.10;趙家驊譯，《東南亞縱橫》1986.02.)，都記載了這一事件。
越盟要保大退位的要求，肯定會加重相反的日本建議的分量。
在日本所謂舉國一致的戰爭體制下，沒有軍方的授意，橫山正幸不可能提出使用日本軍力的建議;而沒有制定出一個像“3·9美高計劃”那樣的完整行動計劃，軍方也不可能授意橫山正幸去提出這一建議。要動用駐印度支那的軍力，顯然不是第38軍團司令官土橋勇逸所能決定，還需要南方軍司令部的授權。
日本政府及大本營宣布無條件投降是1945年8月15日，向盟國簽署投降書是9月2日;中國戰區的日軍投降式在9月9日;東南亞戰區的日軍投降式在9月12日;印度支那北緯16度線以北地區的日軍投降式在9月28日。在宣布投降到實際投降并解除武裝期間，日本南方軍及北印度支那駐屯軍保持了完整的軍事能力和行動自由。
當時越盟的武裝力量很弱小，抗戰期間曾得到中國國民政府的有限援助和訓練，以及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一些幫助，在起義奪權過程中又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并收編了一些越偽軍，但總計也只有約5千民兵。根據入越受降的中國第一方面軍的記載(《第一方面軍抗戰暨在越北受降交防紀實》，中國陸軍第一方面軍司令部第三處，1947年11月)及一些當事人如一方面軍參謀長馬锳、一方面軍60軍軍長萬保邦、一方面軍入越先頭部隊指揮官趙汝懋等人的記述，當時越共游擊隊的軍事能力十分有限。日本印度支那駐屯軍能夠一夜之間解決5萬名正規武裝的法軍，說可以輕而易舉地殲滅越盟，是一點也不夸張的。問題是，日本政府已宣布無條件投降，按照盟國命令，日本所有海陸空軍及在各地管轄之部隊，不允許再有“積極”行動。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個“積極行動”的模糊限定，給日軍留下了采取行動的余地，而越盟的起義奪權，則為其采取行動提供了良機。當然，這需要當地政府提出幫助維持治安和平亂的要求，為其采取“非積極”的軍事行動提供合法性和正當性。
日本建議背后的驚天陰謀
日本雖然在“3·9”政變后拉攏和利用保大，但對保大的民族主義傾向和不定的性格很不放心，不讓保大政權有進行統治的基本能力，也沒有警察和軍隊，同時還暗中扶植越南嘉隆帝的后裔強柢親王，作為隨時取代保大帝的備胎。也正因如此，甚至在名義上越南的軍警憲特都不歸屬保大政權，而是在日本的直接管轄下。宣布無條件投降后，這些部隊或機構都必須隨日本軍隊一起，向盟軍繳械投降。
如果幫助越南政府即保大政權“平亂”，日本管轄下的這些“偽”字頭的軍警憲特機構，就可以在過程中順理成章地變成“越”字頭，在中國和盟國軍隊接收越南之前，打造出一個有實際統治能力的、由日本在背后牽線的傀儡政權，保持日本勢力在越南的存在與影響。
保大若接受日本的建議，必將改寫越南和東南亞戰后的歷史。
但保大不肯利用外來力量鎮壓本國人民，他拒絕了日本的建議。
很多人把保大和宣統相提并論。阮福永瑞的身世經歷的確有不少地方和溥儀相似：都是幼年繼位的末代皇帝，都是強權下的傀儡，都缺乏政治才干，又都遭逢亂世和革命大潮，但若論人品，二者卻天差地遠。溥儀一心想奪回失去的政權，從未意識到其政權專制腐朽和民族壓迫的反動，為此不惜認賊作父，出賣和分裂國家，為日本侵略中國效勞;阮福永瑞主觀上卻是為了越南的獨立和統一，并愿意為此做出個人犧牲。
據保大的辦公廳大臣范克槐回憶，他在8月24日早晨進宮，保大皇帝將北部人民革命委員會從河內發來的電報遞給他看，即前述那封請皇帝退位的電報。可順化皇宮內誰也不知道胡志明是何許人，范克槐便去查詢，問明胡志明就是阮愛國。胡志明本名阮必成，早年做海員到了法國，1919年巴黎和會時改名阮愛國，代表在法國的越南人遞交請愿書，要求承認越南的民族自決權，其后堅持組織抗法和抗日活動。保大皇帝得知胡志明就是多年從事越南獨立運動的阮愛國后，說“這樣退位還值得!”于是致電北部人民革命委員會，同意退位。而且為了避免發生內戰和給外人可乘之機，保大毫不拖延地舉行了退位儀式。
8月30日，保大皇帝在順化皇城的午門前舉行退位儀式，宣讀了退位詔書，并將象征阮朝權力的國璽和寶劍交給了越盟代表。1945年9月2日，在河內巴亭廣場數十萬人的群眾集會上，胡志明代表臨時政府宣讀《獨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保大成為新國家的“首位公民”和“最高顧問”，并陪同胡志明進行了一次全國視察，以穩定越南局勢。
中國陸軍第一方面軍接受入越受降任務是在1945年8月20日。在接到命令的當日，15個師中已有7個整師越過邊境，分四路挺進越北和老撾，其中先頭部隊60軍182師545團的一個加強營于8月24日即進抵河內，而一個先遣軍別動大隊更在正式受命的前一天即8月19日就空抵海防。這般行動神速在中國軍隊中是極其罕見的。正是這種行動的神速，保證了中國在北印度支那的受降和接收，也使得日本印度支那駐屯軍不再有進行非法活動的自由。
保大堅決拒絕日本的建議并毫不拖延地退位，和中國軍隊迅速抵達河內，使日本南方軍-印度支那駐屯軍的這一驚天陰謀流產。
日本這一罪惡陰謀沒有得到揭露和追究
日本印度支那駐屯軍在投降后還企圖鎮壓和屠殺越南人民、打造傀儡政權、瞞天過海保留在越南的存在這一驚天陰謀，為什么沒有得到充分揭露和追究?
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國政權、即越共-越盟政權極不穩定。內部政爭激烈，越南革命同盟會在越盟正式成立政府的前一天，于9月1日在芒街組建了國民臨時政府;越南國民黨則在北圻的河陽組織政府，這兩個黨派與中國國民黨淵源極深，具有奧援。另外越南的保皇勢力也鼓噪不已，要擁護保大復位，保大又認為越盟政府是在利用他，于1946年3月轉道中國去香港做寓公，脫離了越盟政權(按中國第一方面軍參謀長馬锳的說法，則是為了防止保大復辟而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強迫保大離開越南到中國游歷)。外部，法國得到英美的支持，組成遠東軍卷土重來，于1945年9月初隨英軍在越南南圻登陸，很快就占領了西貢等主要城市，并向北緯16度線推進。越盟在南方的力量遭到毀滅性打擊，抵抗法國殖民軍占領北方生死攸關，1946年2月中國決定向法國交防越北后更是如此。中法交防不久即爆發法越戰爭即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面對優勢法軍，越盟在北部山區堅持游擊戰。風雨飄搖中的越盟政府根本無暇去追究日軍的未遂陰謀。
中國管制越北期間，于1945年12月成立了“戰爭罪犯調查委員會”，對日本占領期間犯有戰爭罪行者進行調查和拘捕。
查閱當時的北印度支那日本戰犯名單及檔案，共列出189名戰犯(其中2人為韓籍)。除日軍印度支那指揮官土橋勇逸外，將級軍官只有日軍第21師團長三國直福，系因美方指控其對戕害美軍被俘飛行員負有責任被列為戰犯，其余絕大多數是憲兵、警務或特高課的中下級官佐，被指控罪狀大多是戕害越南華僑。日軍上層策劃侵略戰爭等重大罪行反而被忽視，日本駐屯軍在投降后還企圖屠殺越南人民、挾保大以操控越南局勢這一重大罪行更未被提及。
究其原因，該“戰爭罪犯調查委員會”由中國領事館、中華會館、第一方面軍司令部的第五處、第二處和軍法處以及軍統的越南督察室6個單位組成，具體分工是由越南的各中華會館為主，領事館和督察室為輔進行調查，由司令部三個處負責審查并指派憲兵進行逮捕。因此罪行調查集中在華僑層面，共計79份戰爭罪行調查報告，都是華僑受害人的控狀。
深層原因，是蔣介石政府將消滅共產黨作為首要目標，要利用日本侵略軍，遂給以寬大和包庇，同時美國為了反共遏蘇也對日本予以寬縱和扶植。直接原因，則是由于以滇軍為主的中國越北占領軍的惡劣處境。
蔣介石派以滇軍為主的第一方面軍入越受降，本就暗藏陰謀。“調虎離山”后就“上房抽梯”，炮制了《占領越南軍事行動及行政設施十四條》，允許法國重返印支;接著趁滇軍尚未警醒，在河內舉行受降儀式的第四天，就在昆明發動兵變，剪除云南王龍云后掌握了云南，隨后下令限期將北印度支那移交給法國，將入越滇軍派去東北作為打內戰的炮灰。
入越滇軍的老巢被抄，在印度支那的生路被斷，而前途茫茫——大多數滇軍戰士來越南是有生第一次邁出省界，現在要從炎熱的南疆，到萬里之外的酷寒北疆去打內戰，全軍上下的惶恐和激憤可想而知。云南的“二大王”、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就范應召去了重慶，基本不再過問越南的事務，由參謀長馬锳主持在越軍政工作并善后。中國占領軍在越南的留守班子自身還朝不保夕，能被動應付局面已屬不易，怎么可能再去認真追查日軍的戰爭罪行，況且是中國軍隊入越前的一次未遂陰謀。
日軍在投降后策劃鎮壓越盟、挾保大以操控越局這一罪行的三個直接責任人：日本印度支那駐屯軍最高指揮官土橋勇逸中將，土橋勇逸的參謀長酒井干城中佐，和日本駐印度支那大使橫山正幸，都被輕忽放縱，甚至不曾因犯下的戰爭罪行受到逮捕和審訊。
土橋勇逸被中國陸軍總部列入戰犯名冊，卻一直沒有被逮捕。原因是北印度支那日軍投降后，由土橋勇逸擔任日本官兵善后聯絡部部長，中國占領軍總部諸多“借重”，慮及“惟其身份特殊，恐逮捕后影響整個戰俘管理，故延至遣送時始行逮捕。”(《第一方面軍抗戰暨在越北受降交防紀實》)
日本駐印度支那大使橫山正幸沒有被列為戰犯，甚至不曾受到傳訊，于1946年4月16日，和其他日本僑民共1247名，另有日本官兵1637名，乘Froukbleedern號船遣返日本。引人注目的是，這次遣返的輸送指揮官，赫然是美國方面提出的戰犯、日軍第21師團長三國直福中將。
日本南方軍38軍團的高級參謀酒井干城中佐，是日軍到云南開遠的洽降代表和在河內的投降代表之一，沒有被列入戰犯名單，投降后協助土橋勇逸辦理日本官兵善后事宜。中國占領軍總部于1946年4月17日接到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電報，命令將酒井干城中佐送交上海美軍總部審訊，隨即打電話給海防的港口運輸司令部扣留酒井干城，卻已遍覓不得，后來查知酒井干城已乘4月16日的衛生船遣返日本。
這件事大有蹺蹊。查閱當年越北日本官兵及僑民的遣返記錄，共分9批遣返，其中日本南方軍第38軍司令部的人員安排在第1批和第9批。第1批于1946年4月3日乘Teffer Sondaris號船離港，共有日軍官兵4177人，其中38軍司令部人員152人;第9批于1946年4月20日乘Grace Cbbott號船離港，共有日軍官兵2108人，僑民124人(韓僑118)，其中38軍司令部人員595人。運送日本病患者的衛生船的確是1946年4月16日駛離海防港，載有日本南方第四陸軍醫院的病患者521人，和南方醫院的護送員30人。酒井干城本應該和38軍團司令部人員一同在4月20日乘船遣返，為什么偏偏在要扣留他的前一天混上運送病患者的衛生船離開呢?
酒井干城身負何種重大機密，要美軍總部提出審訊、何應欽親自出面交辦?而他的詭異逃避愈發證實了這一點。日軍的重大行動歷來多由該部的高級參謀負責策劃乃至執行。如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變，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一手策劃和實施;1931年9月18日的“滿洲事變”，是關東軍作戰參謀石原莞爾策劃和發動;1932年12月8日的上海事變，是奉調回日的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所策劃……1945年3月9日解決印支法軍的“美高計劃”，和投降后鎮壓越盟挾保大操控越局的驚天陰謀，其策劃者自然非日本印度支那駐屯軍高級參謀酒井干城莫屬。
酒井干城的詭異逃避，很可能是仍在秘密活動的日本情報機構刺探到了消息。根據一方面軍60軍軍長萬保邦的記述，投降后的日本南方軍的情報機關仍保持著完好的很強的情報能力，一方面軍主要是滇軍便利用日軍的情報機關來搞英法軍甚至國民政府的情報(《入越受降回憶片段》)。酒井干城顯然不是病患者，因為中國占領軍總部到4月17日還認為他在協助土橋勇逸辦理善后，更不掌握他提前離去的情況。而中國占領軍司令部對此事的處理辦法更是讓人啼笑皆非：交代給人還在越北而且將作為戰犯移交廣州行營的土橋勇逸，在衛生船到達日本后，將酒井干城送交美軍總部審訊!
土橋勇逸在1946年4月20日遣返最后一批日軍官兵時才被拘捕，沒有受到審訊。事實上所有越北的日軍戰犯都沒有受到審訊，更沒有審判。中國第一方面軍從1946年2月開始陸續逮捕日軍戰犯，同時就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在3月30日前將北印度支那向法軍交防完畢，一時都不知道該把這些日軍戰犯怎么處理，更顧不上審訊。國民黨政府顯然也顧不及此，到3月30日才指示將這批戰犯移解廣州行營的軍事法庭審訊。于是中國越北占領軍總部又和廣州行營主任、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交涉，幾經文電往返，于1946年5月1日，由一個排的士兵監押這189名日本戰犯，分乘16輛卡車從河內出發(戰犯拘留所設在河內的法人監獄)，5月18日抵達廣州。但移解廣州行營后，這些日本戰犯仍然沒有受到審訊，更沒有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第一方面軍參謀長馬锳記述，這些戰犯到廣州不久就全被釋放回日本了(《第一方面軍入越接受日軍投降紀實》，馬锳遺稿)。
種種證據表明，日本印度支那駐屯軍在投降后，除鎮壓越盟、挾保大以操控越局的驚天陰謀外，還進行了一系列陰謀活動，以致蔣介石都不得不特別發出電令(1946年1月10日)，規定了八項措施來制止日軍陸海軍及其各機關進行陰謀活動。
由于國民黨政府和美英政府對日本的戰爭罪行不予深究的方針，加之中國入越部隊和越盟政府的艱難處境，致使日本印度支那駐屯軍在投降后策劃鎮壓越盟、挾保大以操控越南局勢的這一驚天陰謀，以及犯下的大量侵略戰爭罪行，都沒有得到追究和審判。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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