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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思想論戰概述
　　
　　9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80年代末期社會運動影響，啟蒙知識分子陷入失望，政治改革也一度陷入低迷狀態，壓力彌漫著整個社會，而這正是精神和思想反思的開始。不同于政治改革的低調，市場經濟改革大刀闊斧進行，這在促進經濟繁榮的同時，也由于社會利益的分化而帶來了各種不同的社會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本土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社會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的過程中不斷升溫，并在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時一度達到頂點。

　　在此背景下，90年代中國學術界的思想格局和爭論內容也發生了轉變，主要體現為“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戰，這場論戰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關注，其主要參與者是80年代以來的啟蒙知識分子。構成新左派陣營的主要成員是：甘陽、汪暉、韓毓海、王彬彬、曠新年、崔之元、王紹光等；而新自由主義的陣營則為劉軍寧、朱學勤、徐友漁、雷頤、鄧正來、汪丁丁、李慎之等。
　　
　　關于這場論戰本身的命名，知識界并未達成共識。由于中國自身復雜的歷史原因和對西方發達社會的憧憬，“自由主義”這個指稱本身便有一種主流意義上的天然傲慢，而“左派”則被牽扯在歷史經驗當中，即使加上“新”也未能抹除“左派”這個能指自帶的歷史偏見。即便將近20年過去了，知識界也已不再爭辯命名本身是否帶有“扣帽子”性質，這兩個“能指”之“所指”依然是模糊的，今日關于這兩個能指本身的“傲慢與偏見”現狀仍然很明顯。
　　
　　大部分學者在后來的反思中直接將這場論辯稱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辯”或“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辯”，久而久之便也成了約定俗成。無論在西方或是中國的脈絡下，“新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都有其內在區別，而綜觀整常論辯，雙方的核心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認同“自由主義”，而更多是對“市場化”等經濟領域問題所衍生出來的問題的不同意見，故而，本文將這場論辯命名為“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思想論戰”。
　　
　　“自由主義”（Liberalism）原是以個人權利為核心政治價值的意識形態，在西方脈絡下，其具體內容也發生了不同的變化。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定義也有多種說法，其中，“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亞當·斯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該理論體系強調以市場為導向，是一個包含一系列有關全球秩序和主張貿易自由化、價值市場化、私有化觀點的理論和思想體系，其完成形態則是所謂‘華盛頓共識’。”[1]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亦日益增加，在中國的語境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是將放權讓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進化，在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進自發私有化過程，并通過立法程序將這一人為制造的階級和利益分化過程合法化。”[2]
　　
　　90年代關于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論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0年代前期，以香港的《二十一世紀》雜志為中心，主要圍繞當時在海外的留美學者崔之元、甘陽等人的文章的論爭；第二階段則是1990年代后期以來，以海南的《天涯》雜志為中心的論爭。[3]第二階段的論爭較之第一階段明顯規模和影響都更大，時間跨度也更長。
　　
　　90年代初期，甘陽發表了《鄉土中國重建與中國文化前景》和《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那里引發了激烈的批評。秦暉發表了《“離土不離鄉”──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模式──也談“鄉土中國重建問題”》，雷頤發表了《什么是保守？誰反對民主？》，直接回應甘陽的兩篇文章。相較于甘陽，崔之元的左翼取向更為強烈，他在《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直接主張“中國的現代化應該繼承毛澤東時代的思想遺產，進行反自由主義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和非西方化的‘制度創新’。”他的思想引起了知識界極大的爭論，并隨即受到自由主義學者的批評。季衛東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還是新烏托邦》，鄧正來的《評“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論爭方法》，秦暉的《淮橘為枳，出局者迷：評有中國特色的“新左派”》分別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直接批評崔之元的思想。而崔亦撰文《三論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發揮“文革”中的合理因素》等文章回擊。而后，秦暉亦再次以《“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再答崔之元先生》予以回應。這是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論爭的第一階段。[4]
　　
　　第二階段發生在1997年以后，1996年，中國著名作家韓少功帶領海南的文學刊物《天涯》改版為思想文化雜志，而后與《讀書》一起被稱為新左派的思想陣地。1997年，汪暉在《天涯》發表了《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以左翼批判理論反思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批評當代中國的現代性意識形態和新啟蒙主義的困境，闡述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批判思想。”此文引起國內外學界的熱烈討論，被稱為世紀末“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論戰的導火線，引發了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的一場大論戰。此后，汪暉又陸續發表了《承認的政治、萬民法與自由主義的困境》、《“科學主義”與社會問題的幾個問題》、《關于現代性問題答問》、《“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進一步批判了自由主義思潮。此外，其他參與論爭的新左派代表作品還有：甘陽的《中國自由左派的由來》，韓毓海的《市場意識形態的形成與批評的困境》和《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后》，王彬彬的《讀書札記：關于自由主義》，陳燕谷的《歷史的終結還是全面民主？》，曠新年的《風與旗：90年代的閱讀》等。對此，新自由主義陣營也紛紛回應。其代表性文章有朱學勤的《1998：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和《“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徐友漁的《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評九十年代的中國“新左派”》，汪丁丁的《自由──一段腳踏實地的敘說》、《啟蒙死了、啟蒙萬歲！──評汪暉關于“中國問題”的敘說》，秦暉的《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劉軍寧的《中國問題與新左派不同的診斷》，任劍濤的《解讀“新左派”》等。[5]
　　
　　二、爭議焦點
　　
　　關于“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的內容，“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均有學者作出總結，并針對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主要參考許紀霖[6]的總結。
　　
　　第一，對“現代性”的理解。“新自由主義”認為，“現代性”是西方的自由主義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個人主義和市場經濟等普世性的價值體系和社會制度，并認為這是別無選擇的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新左派”則認為，“新自由主義”者是在用一種“歷史的終結”的目光看待“現代性”，這說明他們在全球資本主義浪潮中已經失去了基本的批判和反思能力了。中國的問題與全球資本主義問題是不可分割的，中國必須在反思西方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走一條超越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的“制度創新”的道路。
　　
　　第二，社會經濟領域。雙方在這個問題有一定的共識，他們都承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出現了嚴重的不公正和腐敗問題，然而，他們對這些問題的根源則有分歧。“新自由主義”者認為，這些問題是經濟發展中難以避免的階段性疼痛，其癥結在于權力沒有全面退出市場，也就是所謂的“看得見的的腳”干擾了“看不見的手”，因而，該問題唯一的解決途徑就是全面徹底的市場化，切實落實私人財產權，將權力逐出市場，以實現自由主義的機會平等和程序正義。而新左派認為，在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資源再分配中，最大的得益者是少數權貴，而平民則變成了被剝削的犧牲品。分配極為不公的國有資產掠奪過程，正是打著“自由經濟”和“私有產權”旗號進行的，所謂的“市場經濟”理論不過是為少數權貴瓜分和掠奪國有資產提供合法性依據而已。故而，他們指出，所謂“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不過是西方歷史中一個虛幻的神話而已，資本主義的本性就是要操控和壟斷市場。市場中所謂的機會平等遮蔽了實質上的不平等，要實現社會公正，唯有落實社會經濟的民主，讓底層民眾能夠參與經濟生活的決策和管理，并且在資源分配上偏向弱勢群體。
　　
　　第三，政治領域。“新自由主義”堅信，中國目前所存在的問題，歸根究底是政治上缺乏民主憲政和現代性，特別是缺乏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因而他們呼吁要從政治改革上著手，全面落實和保障個人的“消極自由”，特別是財產權。對于政治改革，“新左派”并不反對，但是他們對“新自由主義”者所追求的“間接民主”和“消極自由”持保留態度，他們批評這些表面平等的“消極自由”結果只是少數權貴享受自由而已，與廣大人民群眾無關。因此，他們主張進一步落實能夠保障廣大人民廣泛參與公共生活的“積極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過國家強有力的干預，保證廣大人民享有普遍的生存權和福利權，真正落實自由與民主的基本條件。
　　
　　不難看出，“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戰內容的概括中都暗含著一個重要前提，即“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對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診斷。毋庸置疑，“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即使是市場經濟已在中國快速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仍然制約著自由市場的發展，社會主義仍然是主導的經濟制度。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他們認為，中國當前的許多困境，其中最突出的則是社會經濟領域上的公正問題，主要表現在分配制度上，也正是舊制度遺毒造成的。因而，他們理所當然地提出經濟上的徹底市場化和政治上實行憲政民主的解決之道。這也正成為“新左派”對“新自由主義”批判的重要切入點，新左派學者認為，置身全球資本主義浪潮當中，中國也是全球資本主義鏈條中的一環，然而“市場社會本身呈現了新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更加難以克服的矛盾”，“所謂市場社會不同于市場，也不同于市場經濟，而是指社會的基本構造和運作方式。根據卡爾．博蘭尼的解釋，市場社會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7]可見，“新左派”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為主導性的發展模式。在此前提之下，新左派將目前發展過程中的公正問題歸結為“市場化”的后果，因而他們的提倡是，經濟上擴大國家的監管力度和權力范圍，監控市場，而政治上則提倡“全民民主”。
　　
　　三、結語
　　
　　以上簡單概述了90年代思想界這一場影響極大的思想論戰，如今回過頭看似乎“風平浪靜”，似乎一切激烈、一切張力都留在了過去。然而，直至今日，這一場思想論戰仍然留給我們許多問題，當時的社會問題今日仍未解決，甚至越發嚴重，近來的醫療改革、國企改革等進一步私有化的政策無不昭示著新自由主義陣營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的勝利。自由化話語仍然保有其社會傲慢，破除自由化神話的工作在今天也許已經比“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思想論戰”的那個時代更迫切了。
　　
　　事實上，即便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由市場”也并非決勝法寶。撇開貧富差距逐步拉大，基尼指數直逼紅線的復雜時代背景，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成就是否僅僅歸功于“自由市場”也是今天應該重新討論的重要問題。毋庸置疑，20世紀90年代是“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獲得全面勝利的年代，然而這同時也是非市場生計蓬勃展開的時代。[8]人們常常只是關注到市場活動，卻忽視了與此同時蓬勃發展的非市場活動。許寶強指出，“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基本上是在市場不完全自由的情況下完成的。”[9]他還引用了沃勒斯坦的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正是生產因素（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的不完全自由”[10]；卡爾．博蘭尼的觀點，“在十九世紀以前，由于種種社會、宗教和傳統規范，資本主義發源地──歐美地區──的市場從來沒有全面‘自由地’發展起來”[11]。除了這兩位思想家以外，布羅代爾（BraudelFernand）與布洛克（FredBlock）等思想家亦皆有相似的觀點。這些思想家的觀點當然未見得完全準確的，然而他們的觀察無不指向這樣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并不劃等號。那么也許今天，撇開歷史是否終結這樣的大討論，是否可以從檢討“自由市場”神話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