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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葛兆光先生的核心主張是，中國必須追求人權、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反對政治上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而這次他再度入選國家教材委員會顯然進一步增強了其思想在未來歷史教科書編寫中的話語權。因此，未來歷史教科書究竟會怎樣編寫也就值得關注了。

葛兆光教授

半個月前，國家教材委員會成立之后，很多朋友們紛紛詢問：“國家教材委員會的成員主要持一種什么樣的觀點?”就筆者了解的情況來看，不同的委員觀點有很大的差異，在這里僅僅介紹一個筆者比較熟悉的國家教材委員會專家委員，即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國家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成員，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古文獻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兼聘教授及日本京都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臺灣大學等校客座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第一屆“普林斯頓全球學者”葛兆光先生的觀點。

葛兆光生于1950年，1966年開始中斷學業在社會上游蕩了12年，1978年考進了中文系，但是在畢業以后改行轉教歷史系，現在成為中國最出名的“學術暴發戶時代”的歷史學專家之一。他的核心主張是，中國必須追求人權、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反對政治上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近代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中國本來走上了追求普世價值的正確道路，但不幸的是1949年起這條正確的道路被打斷了，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才恢復，但遺憾的是1989年這條道路第二次被打斷，直到今天也仍然沒有完全恢復，現在最應該做的事是把1989年被打斷的道路恢復過來：

【“五四”以來中國一直在追求現代化，盡管當中經歷了建國17年、“文格”10年的曲折，到1980年代仍然回到了“五四”的路子。這條路到1989年前后，經歷了非常大的轉折，中國發生的事件和蘇東解體都說明了這一點。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后，出現社群主義、自由主義、追求現代性、批判現代性、追求自由主義的民主憲政、回到大民主時代等種種主張……從經濟、法律、文化各個角度出發，判斷、思路都不一樣，使得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紛亂的思想世界里找到一個既中國又普世的價值，作為大家的共識。

第一個是普遍價值，包括人權、民主、自由，這必須是大家共享的，不能因為它們最初出現在西方，就說這和我們沒有關系。

第二，如果承認有普遍價值和一般道路，就要警惕政治上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對文化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則有必要重新考慮。有人認為中國崛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強勢、國家獨立。我也承認，強勢政府在處理經濟問題的時候有方便之處，可是，它真能給人民帶來自由、民主、平等的生活嗎?】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931-2.html

葛兆光先生為論證自己觀點的合理性，追溯到了中國與西方的歷史差別。其強調中國與西方的歷史是不同的，西方國家都是現代的民族國家，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民族，因此是依靠民族凝聚力建立起來的人人平等的國家，分裂勢力沒有也不可能有市場，對外也講建立國與國之間完全平等的現代國際秩序;中國則保留了大量傳統的帝國意識，主要是依靠政治強制力來維系不平等的國家統一，對外也仍然很大程度上以天朝上國自居，不愿意像美國等西方國家一樣主張建立國與國完全平等的現代國際秩序。這一切是阻礙中國發展的主要因素。特別是，今天有一些中國人批評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學者把中國分成臺灣、西藏、新疆、東北和內蒙等若干塊來研究是企圖分裂中國。其實，美國等西方國家與日本不同，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侵略和分裂中國，其學者完全是從學術上對于中國的這種帝國統治秩序的探討，中國人應該對此表示充分理解：

【中國的歷史和歐洲的歷史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中國并不是從傳統的帝國轉向現代的民族國家，而是民族國家和帝國是混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一方面它有現代民族國家的一些因素，但是它另外一方面又保留了帝國的想象和意識。所以，這兩個東西并沒有像歐洲那樣從傳統到現代。

在中國，正因為傳統的帝國和現代的民族國家混在一起，所以現在很多問題都出在這里。它面對的是一個已經現代了的國際秩序，但是它又有很多傳統的帝國想象。怎么辦?我們之所以會討論這個問題，其實和中國當下的問題有許多聯系。比方說，中國政府在處理對外關系的時候和處理對內的民族問題的時候，有許多復雜的問題其實跟這個歷史──跟這個特別的歷史——是有關系的，所以就帶來很多很多困難。你單純地按照現代國際秩序、國際法則來處理問題好辦，或者干脆你回到帝國時代去也好辦，但是這兩個混在一起的時候，就帶來很多麻煩。你看看現在中國政府官員的腦子里，到現在仍然是這兩個東西是混在一起的。

……

日本在很長時間內都希望中國干脆把生命線劃在長城以內，是一個漢族的一個中國。因此，日本在這方面是有領土要求的，希望中國跟日本一樣，變成一個單民族國家。這個跟后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和1930年代的中日戰爭是有關系的。

但是，西方不同。西方是在學術意義上不能理解為什么有這么大的一個多民族國家。所以他們覺得這樣一個大的多民族國家能夠存在并維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他們希望把中國分成若干個區域，分成若干個民族，來了解這個國家是靠什么來維系成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的。所以，美國和日本的這個，它雖然問題一樣，但是它的出發點是有差異的，但是，他們在方法上又可以互相借用。比方說，美國的new Qing history和日本的明治時代的很多研究方法是可以互相聯系起來的。包括關心邊緣、采取田野調查方法，歷史研究重心，都有他們的共同點，但是說到根本的地方，就是立場和目的不一樣。】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3412.html

由此，葛兆光先生又推出了一個結論：一定要把國家和政府區分開來，“中國”主要是一個文化概念。愛國不等于愛政府，往往加入了外國特別是美國國籍的中國人比沒有加入美國國籍的中國人更加愛國。同理，對于中國邊疆地帶一些政治上不認同中央政府的人也不應該否認其愛國精神，相反對于臺灣、西藏、新疆、東北和內蒙等地區本身就不應該采用傳統的帝國手段統治，而應該采用現代的民主秩序來決定其前途：

【我很不喜歡提“大國”這個詞，中國內部問題很多，所以中國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建造一個現代的、民主的(多)民族國家，不要急于在世界上膨脹，先把自己現代的、民主的、有限的國民國家搞好，讓人民對這個國家有信心。何況我們內部的滿、蒙、回、藏、苗，還有臺灣到底怎么處理，都需要思考，對不對?

所以，我不贊成簡單地提“天下主義”，中國是應該有中國獨特的文化和價值，但現階段，還是把我們自己的國家弄好點再說。當然，在文化上我們都認同中國文化，但我不贊成簡單地把文化認同跟政治認同重疊起來。我一再強調政府不是國家，國家不是祖國。政府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常常假借國家的名義，讓人們無條件擁護。按照以前的看法，有人到美國成為美國公民，那么他就不愛國。可是，你看到很多入了美國籍、入了歐洲國籍的人，一旦中國跟外國發生什么糾紛，包括體育比賽，還是站在中國立場上的。而且，當他們覺得自己在異文化的壓力下，常常更凸顯自己的文化立場。】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4033-2.html

除了以上幾個主要觀點，葛兆光先生還有一些其他的觀點。諸如，葛兆光先生認為，民國時代是中國學術上的“黃金時代”，被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點名批判的胡適和傅斯年雖然表面上鼓吹全盤西化，其實是中國最偉大最愛國的學者。他們的觀點與葛兆光自己一樣，是完全客觀公正的，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的純學術研究。相反，新世紀以來一些批評西方霸權的新左派學者其實是照搬西方時髦理論的賣國賊，同時也迎合了政治宣傳的需要，沒有任何學術性可言：

【1920年代前后，中國出現了一批最好的學者，他們在學術上努力“預流”，恰好這時候又有所謂中國史料的“四大發現”：甲骨卜辭、敦煌文書、居延漢簡、大內檔案。胡適去看敦煌文書研究禪宗，陳寅恪在外國就知道這些東西很重要，一回來就做敦煌、佛經、中外交通的研究等等。所有這些學者，陳垣、傅斯年、陳寅恪、胡適看起來很西化，骨子里民族主義得厲害，想要把漢學中心從外國奪回來。胡適好像主張“全盤西化”，但你去看他最典型的英文文章，都是講中國好，講中國的傳統多么了不起。傅斯年成立史語所，借鑒的是德國人那套研究方法：史料就是一切，但他想的是把“科學的東方學正統”從巴黎、東京搬回中國來。

2000年前后很多問題被國際、國內學界提出來，特別敏感的就是“民族國家”的問題。我注意到中國學界回應時的一些現象，最主要的是：以學術面貌出現的一些論述，看來好像在批評西方，實際是“貌似反西方的西方論述”，問題、概念、邏輯都是來自西方最時尚的理論，他們把歷史問題變成了抽象文本。同時，恐怕也暗合了現時政治意識形態的某種需要。】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931.html

傅斯年（左）和胡適（右）

現在，葛兆光先生入選國家教材委員會，那么其對于未來歷史教科書編寫的要求我們也就很容易設想了。即古代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國家與霸權帝國，相反西方社會具有很多先進的民主因素，最終在中國的明清時期就建立了現代的國際秩序和實現了普世價值觀。但是，中國仍然一直鼓吹天朝上國秩序，不肯與西方國家平等交往。因此，西方國家之1840年以后出自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幫助中國逐漸融入了公正合理的現代國際秩序，同時無私地向中國傳播了偉大光榮正確的普世價值。遺憾的是，有些中國人死抱著“天朝上國”的迷夢不放，導致自1949年開始又再度脫離了現代的國際秩序和拋棄了普世價值。好不容易在1978年剛剛恢復一點同西方接軌的苗頭，在1989年這一正確方針就再次在很大程度上被拋棄了，以致直到今天仍然有些人還在鼓吹虛幻的大國夢。現在，青年學生的使命就是應該徹底清算殘存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為實現偉大的普世價值和融入國際社會而奮斗……

值得注意的是，葛兆光先生長期擔任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可參見開頭一大串頭銜)，因此對于以前的歷史教科書編寫和歷史教學的評定也有很大的影響力。事實上，新世紀以來的歷史課程改革中已經部分的吸納了葛兆光先生的觀點。筆者以前在《新世紀的課程中的“全盤西化”傾向》一文中曾經指出：

【為了推崇西方國家的所謂普世價值和藍色文明的優越性，課程設計者與教科書編訂者不惜違背教學的最基本規律，這一點在歷史課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我們可以看一下人教社2007版初中歷史八年級上冊與高中歷史必修一頭幾個單元的目錄。

初中歷史八年級上冊目錄：

第一單元　侵略與反抗

第1課　鴉片戰爭

第2課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列強侵華罪行

第3課　收復新疆

第4課　甲午中日戰爭

第5課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活動課一　模擬時事報道──侵略與反抗

第二單元　近代化的探索

第6課　洋務運動

第7課　戊戌變法

第8課　辛亥革命

第9課　新文化運動

……

高中歷史必修一目錄：

第一單元　古代中國的政治制度

第1課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

第2課　秦朝中央集權制度的形成

第3課　從漢至元政治制度的演變

第4課　明清君主專制的加強

第二單元　古代希臘羅馬的政治制度

第5課　古代希臘民主政治

第6課　羅馬法的起源與發展

探究活動課　“黑暗”的西歐中世紀——歷史素材閱讀與研討

第三單元　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確立與發展

第7課　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建立

第8課　美國聯邦政府的建立

第9課　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在歐洲大陸的擴展

……】

顯然，初中歷史八年級上冊是為了突出所謂近代化史觀，即西方文明的偉大和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為此不惜打亂歷史教學的時間順序，導致很多學生認為洋務運動是發生在八國聯軍侵華之后。這種不按時間順序的歷史教科書的編排方式，即使是在文化大格命中也是從來沒有過的。而高中歷史為了推崇所謂西方文明的偉大故意用中國的專制獨裁和希臘羅馬的民主法治進行對比，可惜的是，這樣一來就無法解釋希臘羅馬為何滅亡。為了回避這個問題，竟把中世紀改為了活動課，希臘羅馬之后直接銜接的就是英國君主立憲制。這種為了突出某種意識形態而刪掉整個一個歷史時期的做法，也是在文化大格命時期都從未有過的。看看這個中學歷史教科書目錄，誰敢說那些西方的崇拜者們不講政治?可以說，他們要比文格時期還要講政治的多。

不過，葛兆光先生這次再度入選國家教材委員會顯然進一步增強了其思想在未來歷史教科書編寫中的話語權。因此，未來歷史教科書究竟會怎樣編寫也就值得關注了。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筆者在這里介紹葛兆光先生的觀點并不是對葛先生個人有什么意見。事實上，葛兆光先生的觀點在今天中國的社會科學界是帶有普遍性的。絕大多數所謂知名學者和頂級學術期刊都是這種觀點，幾乎提出一點反對意見的人都在學術圈子里面很難混下去。相比之下，葛兆光還算是比較溫和的，像同屬復旦大學的馮瑋教授就要比他激進得多，而且還經常在微博上賣弄“自己成功阻止了一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教師評職稱”之類。問題是，這種擁護中國共產黨成為政治不正確的學術界現狀難道是正常的嗎?把教材編寫權放在這種“主流學者”手里邊兒真的合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