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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張四名中國青年身穿仿制的二戰日本軍服在四行倉庫抗戰紀念館前合影的照片在網上流傳。8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靜安分局依法對涉案的李某、高某、項某處以行政拘留處罰，對胡某、劉某予以教育訓誡。

根據上海市公安局的通報，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李某、高某、項某、胡某、劉某是所謂“軍服迷”，他們經事前商議后于8月1日前往上海拍照聚會。期間，于8月3日22時許穿著仿制的二戰日本軍服在上海四行倉庫抗戰紀念廣場（彈孔墻）拍攝照片。幾天后，李某發文配所攝照片上傳QQ空間并被多次轉發。

警方認為：李某等人為尋求刺激、博人眼球，罔顧民族感情，無視公序良俗，明知四行倉庫是著名的抗戰地標建筑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仍身穿仿制的二戰日本軍服合影并在網絡上傳照片，極大地傷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情懷，違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這件事情當然是偶然的，但現實生活中哈日族的泛濫，卻是一個值得研究、關注的社會現象。

一般的喜歡日本文化，包括櫻花、和服、繪畫、影視、動漫等等，這是沒有問題的，不必大驚小怪。但喜歡日本文化，到了是非不分，乃至于穿上日本舊軍裝，完成日本法西斯分子沒有完成的“夜襲”夙愿，往歷史的傷口上撒鹽，那就是嚴重問題了。

我把這四個穿日本軍裝照相的青年，稱為“極端哈日族”。

鑒于“極端哈日族”的行為，說他們是“文化漢奸”或“文化皇協軍”也并不為過，因為這客觀上是對日本當年侵華戰爭的一種美化，傳遞出的是迷戀或懷念的信息。這樣的信息回傳到日本，日本右翼會更加“理直氣壯”——“既然中國人都在懷念皇軍，那大東亞圣戰還有什么錯？”——普通日本人會因此產生藐視中國的心理。日本政府也更不愿意真誠面對歷史，中日之間解決歷史問題也會更困難。

中日之間，經歷了戰后七十多年的和平競爭，如果以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雙方共同追求的富國強兵目標來衡量，中國已全面勝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就已經擁有了足以使“日本沉沒”的兩彈一星，日本再想像甲午、三十年代那樣肆意侵略中國卻不受致命打擊，已絕無可能；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就超越日本，2014年，中國的GDP是日本的兩倍，今天，日本的經濟總量僅相當于中國的44%，日本再想實現經濟逆襲，反超中國，也完全不現實。

最近，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日本版8月15日、22日合并號的封面故事“日本的未來預測圖”，講述了令日本不安的未來——“東亞的超大國是中國，日本只是其周邊的中等國家，這是古代東亞的‘常態’。”現在，中日關系正在不可逆轉的向這種常態回歸。

但這里存在一個悖論是，盡管看上去中國已經全面勝出，為什么還會出現數量龐大的“哈日族”？甚至“極端哈日族”？

原因應該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則是中國盡管富國強兵做的很好，但卻沒有建立起對日本的文化優勢。

或者更準確的說，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曾經確立了對日本的文化優勢，中國對日本，一度曾是文化輸出國。但晚近三十年，這一格局卻被逆轉了，日本再次確立了對中國的文化優勢，成為對中國的文化輸入國。

就中國國內的情況來說，隨著主流知識界、文化界對民國的懷念和美化有增無減，抗日戰爭敘述的主流，也從毛主席、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逐漸轉化成了蔣介石、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這一轉換在2015年主流媒體舉行的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各種宣傳活動（包括影視、晚會、抗戰家書、尋找抗戰老兵）中，達到了頂峰。

許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這一轉換，看似僅僅是中國不同的抗日武裝誰是中流砥柱的爭論，但實際上卻再次確認了日本相對于中國的“先進性”，也再次確認了日本對于中國的文化優勢。

為什么呢？因為從人民戰爭的視角看抗日戰爭，是“先進的中國VS落后的日本”，而從國民黨正面戰場的視角來看抗日戰爭，則是“先進的日本VS落后的中國”。這一點，我在《國家公祭日：抗戰敘述不應遮蔽中國進步性》一文中有詳細的論述，大家可以參閱，這里不贅述。

由于國民黨軍抗戰成了主流敘述，由于在這種敘述中看不到中國相對于日本的先進性，所以中國雖然是抗日戰爭的勝利者，但卻不能建立起對日本的心理優勢。現在一談起抗戰就是悲情，就是一寸山河一寸血，至于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中國的地面上，絕不允許日本強盜橫行霸道”的豪情，則連影子也看不見了。

遮蔽中國先進性的另一個附帶的后果，就是媚美、崇美、恐美情緒的產生。因為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相對于已經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日本沒有任何優勢，所以“死”就是國民黨能夠想象的抗戰最高境界，國民黨的抗戰不是奔著勝利去的，而是奔死而去的，但最后居然不死，那就只能感謝美國兩顆原子彈的大恩大德，感謝陳納德的大恩大德，總之，中國欠了美國一個大人情，今生今世是還不清了。

其實，當時的反法西斯陣營是相互支援的，蘇聯在納粹德國1941年發起突然襲擊后不死，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后能夠迅速轉入反攻，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中國，主要是敵后戰場拖住了日本陸軍。蘇美中，支援是相互的，感恩也應該是相互的。

在影視作品中，由于回避了人民戰爭，其塑造的形象常常是對中國人的一種貶低。比如《亮劍》所宣揚的所謂“亮劍精神”——面對強大的對手，明知不敵，也要毅然亮劍——其實不過是“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罷了，連“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境界也沒有達到，比之武士道“在生死兩難之際，當機立斷，首先選擇死”也沒有任何優勢可言。這樣的作品，如何能夠真正增強中國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以上種種背景下，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反而顯得團結、強大、悲壯、凄美，頗具魅力。一位頗有影響力的電視名流，被美化神風飛行員的電影《永遠的零》所感動，根據其中的一個橋段編造一個國民黨空軍“李姓教官”單機獨挑日本32機，并留下遺言“我的學生都戰死了，現在該我這個老師上去了”的英雄故事，一時間賺了不少眼淚。

同樣在此背景下，出現“極端哈日族”身著日軍軍裝夜襲四行倉庫的荒唐事件，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就是中國晚近三十年，在文化上沒完沒了的民國化的產物。民國文化必然產生“極端哈日族”、“極端哈美族”，因為民國文化就是一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面對“純正”資本主義的日本和美國，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自信。

      “文化皇協軍”已經在招搖過市，但孕育“文化皇協軍”的民國卻儼然成為今日中國文化的主流，并沒有受到認真的批判，這才是最讓人焦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