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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假如我們真的要想為唐立培的“支蛆”言論從客觀上尋找原因開脫罪責的話，也許還真的可以有說辭——唐立培所就讀的香港中文大學，在美國中情局等國外組織的長期資助支持下，一直以來以反共反華、搞亂香港分裂中國為己任，積極影響和培養(yǎng)在香港中文大學內部形成愛國有罪、反華光榮、港獨至上的政治正確傾向，灌輸傳播自輕自賤為“支蛆”、懷念殖民時代的虛幻榮光、跪舔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逆向種族主義毒流，長期物色栽培反共反華人物悉心培養(yǎng)并向香港各種組織機構中輸出形成影響力。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剛剛高中畢業(yè)、不滿20歲的唐立培猛然置身這種輿論的汪洋大海中，難免會讓人迷失方向。

來自四川瀘州的香港中文大學學子唐立培稱內地同胞為“支蛆”、支持港獨的言論一經(jīng)公開，就引燃了整個輿論場。如此粗鄙下流的逆向種族主義言論深深地刺痛了所有同胞的心。迫于群情激奮，唐同學也開始從此前滿不在乎的聲稱請律師起訴批評者，轉而在微博上公開道歉，以此為自己開脫洗白，聲稱自己是一時激動口不擇言，自己其實一向愛國反對港獨。姿態(tài)雖然變了說辭雖然不一樣了，但是他骨子里透出的那種精于算計、擅長表演的精致利己主義者嘴臉，卻愈加暴露無遺。

一、戲劇性撕裂：天之驕子?還是兩面人?

作為一名擁有完全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尤其是一名高智商、在世界級名校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唐立培在發(fā)表相關言論的時候，應該清楚自己言論的意義，也應該做好承擔相應后果的心理準備。相信現(xiàn)實也將會給他的相關言行以合乎邏輯的反饋。

但眼下更值得探究的問題是：所有這一切，為何會以如此夸張的、極具戲劇性的方式，將許多看似完全對立、根本不可能并存的元素同時集中到唐立培身上——在辱罵國人“支蛆”事件爆出之前，唐立培無疑是十足的社會精英，他是2012年瀘州市乃至川南四市高考文科狀元，位列四川省高考文科第12名，拿到了當年香港中文大學在四川省唯一的一個全額40萬獎學金名額赴香港讀書。在大學期間，他的發(fā)展也很不錯，是素以大學生辯論賽馳譽亞洲高校的香港中文大學辯論隊的主力辯手。看他在微博上曬的照片可以知道，他還經(jīng)常被學校選拔參加其他國際性的學生交流活動，風度翩翩光彩照人。他畢業(yè)的瀘州天立國際學校一度將他奉為知名校友，作為宣傳名片大張旗鼓地在各類媒體與學校官網(wǎng)上進行宣傳，在他大一那年的寒假，這所省級示范學校還為他一人特意舉辦一場報告會，請他與后來的學弟學妹們分享成功經(jīng)驗。

但是，當這幾天“支蛆”言論爆出后，除了憤怒的大多數(shù)與他不相識者之外，曾經(jīng)熟悉他的老師同學們估計也會發(fā)懵。

在上大學之前，唐同學所接受到的教育，至少從課程設計的主觀目的上不可能是培養(yǎng)罵國人為“支蛆”。身處內地，和自己的同學老師家人在一起的環(huán)境下，也不太可能堂而皇之的稱別人為“支蛆”。這種明顯帶有殖民主義者蔑視中國色彩的話語，很有可能是在唐立培赴港讀書期間學會的。可是，香港特別行政區(qū)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啊，為什么在香港，在號稱世界一流名校的香港中文大學，唐立培同學竟然會形成這樣的觀念并敢于公開說出口?

二、反共反華堡壘與港獨策源地：香港中文大學及其殖民主義流毒

有必要談談唐立培就讀的香港中文大學。

表面上，香港中文大學是與香港大學并列的綜合性世界名校，而且在創(chuàng)立之初還有反抗英國殖民統(tǒng)治、打破英國殖民地只能存在一所大學的鐵律、積極推行中文教育終結英文壟斷官方語言的積極聲譽。但是盛名之下，香港中文大學從創(chuàng)立之初就受到英美等國外反華勢力和臺灣國民黨所支持的反共勢力的滲透、操縱，從而在學術研究、思想獨立的幌子下，通過學術成果的形式，對大陸共產(chǎn)黨政權進行文化戰(zhàn)爭和意識形態(tài)滲透。香港回歸后，香港中文大學的這一作用仍然繼續(xù)延續(xù)，并有進一步強化的趨勢，在近些年歷次政治事件中，香港中文大學都是重要的策源地、組織者和庇護所，成為港獨勢力在香港的一個堡壘。

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本身就是美國對華文化冷戰(zhàn)戰(zhàn)略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由美國中央情報局予以資金資助的“自由亞洲委員會”(后更名為亞洲基金會)，作為“準非政府組織”從事“政府樂見其成但又無法直接參與的活動。”亞洲基金會的目標除了“尋求反擊共產(chǎn)主義在亞洲的擴張，反擊共產(chǎn)主義的宣傳，”還致力于“破壞滋養(yǎng)共產(chǎn)主義的土壤。”這成為后來亞洲基金會大力贊助中文高等教育的基本政策依據(jù)。亞洲冷戰(zhàn)最初十年間，香港是亞洲基金會活動的重點區(qū)域，華人是亞洲基金會的重點目標群體，而推動香港中文大學的創(chuàng)建則是亞洲基金會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

作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將目標對準了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一面試圖將華人知識分子和學生拉入“自由陣營”一方，一面利用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名望來動搖大陸政權的合法性。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之一新亞書院創(chuàng)辦人、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在政治思想上是一個極端的反共產(chǎn)主義者，亞洲基金會因此通過其旗下的孟氏基金會積極予以援助。亞洲基金會判斷，“包括儒家學說在內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價值觀念與共產(chǎn)主義思想從本質上是不兼容的”，資助中國學者使其安心教學與研究，“不僅可以繼續(xù)傳統(tǒng)中國教育和文化，而且能夠為所有中國人提供共產(chǎn)主義之外的另一種學說。”通過這一資助行為，看似支持華人學者研究傳統(tǒng)文化的行為，實際上是在西方的自由民主話語之外尋求可以對抗共產(chǎn)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體系和思想資源，從而推動對共產(chǎn)黨政權的文化冷戰(zhàn)。這從錢穆著作中非常明顯的基于儒家立場來否定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的指導意義傾向就可見一斑。美國的冷戰(zhàn)戰(zhàn)略和亞洲基金會的活動客觀上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創(chuàng)建，并對港中大的形制與文化產(chǎn)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設于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美國中心，壟斷了香港8所大學的通識教學教材，雖然名義上是一個民辦非盈利機構，實際上它的后臺是美國駐港總領館。現(xiàn)任中心主任侯儒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關系密切，早年在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辦公室工作時曾經(jīng)共事。香港互聯(lián)網(wǎng)的心臟也設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互聯(lián)網(wǎng)交換中心，擔任香港互聯(lián)網(wǎng)服務中樞的角色已經(jīng)有20多年了，通過這個交換中心的系統(tǒng)，就可以直接進入政府機關、軍事機關、警察部隊、金融機構。香港因為其特殊的歷史和現(xiàn)實因素，被各國情報界稱為“亞洲間諜之都”。在回歸之后，美國駐港領事館的編制一下子增至300人，美領事館大量收集香港及內地情報，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據(jù)美國政治雜志《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數(shù)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更大量的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

正是有這樣的機構設置與美國情報背景，香港中文大學在近些年香港的政治生活中可謂賺足了風頭，往往是許多反華分裂運動的策源地，許多師生成為其中的策劃推動者與力量中堅。例如，2014年持續(xù)數(shù)月之久的“占領中環(huán)運動”的三位發(fā)起人之一陳健民，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而陳健民在香港中文大學絕非個案，而是有著廣泛的代表性，最明顯的案例就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基本會員是全體全日制本科學生，由學生普選產(chǎn)生。換言之，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反映中文大學大多數(shù)學生的思想傾向和政治觀點的。中大學生會在香港政治生活特別是港獨活動中扮演了組織中堅的作用。2015年5月，百名駐港解放軍官兵原定參觀香港中文大學，開展相關講座和球賽活動，并與校長餐敘。但中大學生會卻發(fā)聲明抨擊校方，最終，活動被迫無限期延期（實際上取消）。2016年11月，港中文學生會福利社，公開售賣印有“港獨”宣言的T恤衫。2016年四月，學生會還組織了香港獨立論壇。此次引發(fā)唐立培“支蛆”言論的導火線，正是由位于香港中文大學校內、以張貼港獨海報為主要內容的“民主墻”而引發(fā)的。

香港中文大學近幾屆學生會長長，都長期發(fā)表“港獨”言論，組織港獨活動。例如，2017年9月8日，前任會長周豎峰在遭內地學生質疑“港獨”后，理屈詞窮的周豎峰連爆臟話，竟狂喊100多句“支那人”、“滾回支那”、“支那人食屎了”辱罵國人，此前的2017年3月6日，甚至有一名自稱“香港中大留學生”的人士爆料稱，周豎峰在一個活動上模仿納粹舉手禮。2017年9月4日，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新學年開學禮，中大校園內多處出現(xiàn)了寫有“拒絕沉淪唯有獨立”“香港獨立”等標語和大型橫幅。中大學生會現(xiàn)任會長區(qū)子灝公開承認，這些“港獨”標語是學生會所為，并揚言會派人“死守”不讓校方拆除，還煽動學生到場支援。

周豎峰大罵“支那人”，滾回“支那”

因此，假如我們真的要想為唐立培的“支蛆”言論從客觀上尋找原因開脫罪責的話，也許還真的可以有說辭——唐立培所就讀的香港中文大學，在美國中情局等國外組織的長期資助支持下，一直以來以反共反華、搞亂香港分裂中國為己任，積極影響和培養(yǎng)在香港中文大學內部形成愛國有罪、反華光榮、港獨至上的政治正確傾向，灌輸傳播自輕自賤為“支蛆”、懷念殖民時代的虛幻榮光、跪舔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逆向種族主義毒流，長期物色栽培反共反華人物悉心培養(yǎng)并向香港各種組織機構中輸出形成影響力。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剛剛高中畢業(yè)、不滿20歲的唐立培猛然置身這種輿論的汪洋大海中，難免會讓人迷失方向。

三、被反華勢力包裝塑造的香港高校與教育交流領域，成為向內地進行思想傾銷與人員洗腦的新渠道

香港高校曾被大陸公知無限捧高，例如，旅美學者薛涌的文章《北大清華將被香港的大學掃成二流》就曾名噪一時引起震動。近年來，香港的大學也不斷地收割內地頂尖學子，唐立培就是其中之一，是為“掐尖”，香港各高校在內地省份的招生分數(shù)往往比肩乃至超過北大、清華等高校，往往一年中有多名內地省份高考狀元選擇赴港就讀，香港高校對優(yōu)秀考生所提供的巨額獎學金很有誘惑力。

事實上，香港高校水分很大，由英美掌控的國際高校與專業(yè)排名、評估體系，把服務于英美地區(qū)霸權、為英美培養(yǎng)精英人才（買辦）的香港高校無限拔高，可以理解。香港高校的實際水平與其在大陸的名氣并不相符。唐立培便是例證，唐是香港中文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標桿人物，就讀之雙學位均取得甲級榮譽等級，并獲得院長榮譽錄(Dean's List)、楊家書博士獎學金等榮譽，2017年6月成為由百賢研究院主辦的“亞洲未來領袖獎學金計劃”(約港幣39萬)獲獎人，2017年暑假參加奧地利薩爾茨堡全球研討會(媒體與全球變革)并成為會員。

在香港中文大學領導和教師隊伍的高度認可下，唐立培實際上是一個缺乏自己獨立人格、獨立思想的學子，面對現(xiàn)實具體問題和歷史問題時，缺乏基本的研究和判斷能力，例如，面對南海仲裁案時，唐立培連美國的霸權性質都無法認知，口口聲聲“劃給了菲律賓”、“菲律賓至少是一個依法辦事的國家”;面對港獨、臺獨群體時，唐立培也無法認知這些勢力的歷史根由和現(xiàn)實利益，積極傳播港獨臺獨觀點，甚至于樂呵呵地旁觀國家分裂;面對抗美援朝歷史話題時，唐立培也習慣性接受西方泊來的大量早已被揭破的謠言。言必“你國”、“支蛆”，替“精日”洗地，反對別人批評美國，奉涉嫌商業(yè)欺詐、為日本侵占釣魚島洗地的五岳散人為“深得我心”，其格局、視野之小，思辨能力之不足，都可見一斑。唐立培或許具備成為帝國主義代理人的知識儲備，這些知識實際上是基于單向度暴力灌輸(簡稱洗腦)。唐代表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優(yōu)秀學生”水平，卻也成為了香港中文大學的教育水平極端低下的標志。

如果一所大學，教出的“優(yōu)秀學生”全是只會低水平重復某些特定話語、謠言與敘事，不為增進全人類福祉而獨立思考和學習，認不清當今全人類的共同敵人是帝國主義，反而全是“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而且罵到“支蛆”這種境界，那這所大學，根本就不是什么全球高水平學府，而是反華工具批量生產(chǎn)廠。

近年來，除了香港高校收割內地人才，內地高校也在努力模仿香港高校的教育模式與教材設置。內地高校教育理念與教材設置的西化程度，令人觸目驚心。吉林財經(jīng)大學副校長丁堡駿對這一現(xiàn)象有深刻的親身體驗，他認為：

【現(xiàn)在我們進一步來看中國高等學校中是否存在全局性的嚴重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在高等學校中最嚴重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就是在經(jīng)濟學、法學等社會科學教育領域中，馬克思主義理論被嚴重地邊緣化，而西方資產(chǎn)階級理論被強化和主流化的問題。

現(xiàn)在有的高等學校的經(jīng)濟學院、法學院、文學院、歷史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院等單位普遍以強調“純科學”為名，不分青紅皂白地片面強調“更多引進外國資源”……(例如)本來經(jīng)濟計量學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發(fā)展起來的資產(chǎn)階級經(jīng)濟學的一個流派，西方資產(chǎn)階級經(jīng)濟學家對這個流派評價也多有批評，因此其在西方各個大學開課情況也很不一致。然而，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卻將其作為與經(jīng)濟學并列的一個獨立的二級學科。這恐怕在世界范圍內唯有中國的教育主管部門能表現(xiàn)出如此的無知無畏。】

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香港回歸后，港英殖民政府時代遺留的殖民主義遺毒不僅未得到有效清除，反而鉆進高校里以“治學氛圍”的面目得以保存發(fā)酵并進一步演變?yōu)榉至阎髁x和逆向種族主義，不僅在香港社會內部販賣，還配合著“香港高校優(yōu)于內地高校”論的輿論鼓噪以在內地招生的形式進行輸出。足可見，高等教育領域絕不是一片凈土，在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合作交流領域，恰恰存在著愛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洋奴哲學、一個中國原則與西方豢養(yǎng)的香港分裂勢力反華分裂圖謀之間的激烈斗爭。

四、我們或可為唐立培爆出“支蛆”言論感到慶幸!這暴露出中國當下教育領域意識形態(tài)領導權的深重危機與新特征新趨勢

毋庸置疑，唐立培必將為自己的言論承擔相應的后果。但是，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唐立培本人和他大學就讀的香港中文大學，無疑是不合適的。有兩個更發(fā)人深省的問題值得探討：

第一個問題，高考文科狀元、對中學階段意識形態(tài)絕對熟悉考核優(yōu)秀的唐立培，實際上竟會稱國人為“支蛆”，這種極度諷刺的“兩面人”到底反映了我們基礎教育階段意識形態(tài)教育的哪些深層次危機？

從全國范圍內來看，基礎教育階段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深重危機已經(jīng)到了不得不高度重視、迅速解決的關頭了。這至少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教材危機，義務教育階段的教材，嚴重背離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方向，大力宣揚美化西方、貶低中國的價值觀。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教材對學生的最初影響是根本性的，到了高中乃至大學階段，就可以輕易變更嗎?

二是師資危機，這一點可以從前些年被網(wǎng)上一度譽為“最牛歷史教師”的袁騰飛極端言論中窺見端倪。袁騰飛是海淀區(qū)教師進修學校的教師，在給民辦高考補習學校精華學校講授高中歷史課程的視頻被發(fā)布到網(wǎng)上以后，竟然獲得大量中學生的追捧，被譽為“最牛歷史老師”。但是從暴露出來的視頻資料看，袁騰飛在嬉笑怒罵的講課風格中，夾帶了大量反共反毛、攻擊國家基本制度的私貨，言語之惡毒趣味之低級令人發(fā)指。但是就這樣一位根本不配為人師表的人，其言論竟然在學生中廣受追捧。據(jù)說袁騰飛在課堂上公開告訴學生，教科書的觀點只是用來應付考試的，在現(xiàn)實中千萬不要相信。從現(xiàn)實經(jīng)驗來看，袁騰飛式的教師在現(xiàn)實中并非個案，袁騰飛教學中存在的批量化制造考試答題與真實想法分裂的“兩面人”學生的問題，更有相當?shù)钠毡樾浴?span lang="EN-US">

第二個問題，假如唐立培不是去香港求學，而是在內地高校就讀，難道就不會出現(xiàn)類似的問題了嗎？恐怕未必！

以唐立培的高考成績，在國內足以上清華北大了。假如，唐立培進入北大而不是香港中文大學讀書，他就真的可以接受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嗎?我們看看北京大學前些年很受追捧、風頭正勁的教授，就大概可以推想出來了。北京大學法學院的賀衛(wèi)方、張千帆教授，長期鼓吹西方憲政思潮反對共產(chǎn)黨的領導，積極支持聲援支持社會動亂分裂勢力并曾在歷史上親身參與。光華管理學院前院長張維迎教授，長期鼓吹販賣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想意圖引導中國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但是這些教授在北大卻地位穩(wěn)固甚至很受重用。賀衛(wèi)方、張千帆問題暴露已久卻遲遲得不到有效處理，張維迎當年一度還擔任校長助理并主導北京大學制度改革，差點就上升為校級領導。試問，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下，唐立培同學即使棄港中文上北大，后果就真的會有所不同嗎?

在義憤過后，平靜下來想想，我們也許應該為唐立培爆出“支蛆”言論而感到慶幸。以唐立培的學歷背景、智商水平、表演能力，如果不是這次因為“支蛆”言論廣受關注并因此徹底暴露其兩面人身份，如果唐立培能夠順利畢業(yè)回內地工作，相信他是有足夠的能力成為掌握社會權力的那部分人的。如果不小心進入體制內并且學位隱忍慎言，日后身居高位也未嘗不可能吧?但是假如唐立培這樣的人掌握社會權力，如果他的這一套逆向種族主義的世界觀真的有機會得到實施而不是止于與人吵架爆粗口，那將會對我們的國家產(chǎn)生多大的破壞性作用乃至助長顛覆性錯誤？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曾有著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論，“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yǎng)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對照唐立培的表現(xiàn)看，錢老所言非虛，這種人早點暴露出來終究是好事。

白居易有詩：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鉆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zhèn)螐驼l知?”

感嘆當年以謙恭君子著稱的王莽曾經(jīng)騙過了所有人，直到后來篡漢自立新朝、在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之后才被世人看穿其偽君子的真面目。相較之下，我倒寧愿唐立培是在此刻爆出“支蛆”言論，并由此暴露出當前我國在高等教育、基礎教育、香港教育氛圍、意識形態(tài)領導力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引起我們的重視解決。萬不要讓唐立培式的精致利己主義者與兩面人繼續(xù)隱藏混上高位造成巨大破壞性后果時才發(fā)現(xiàn)。

萬幸!我們應當為唐立培的“支蛆”言論感到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