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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農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問題突出，嚴重制約了我國城鎮化的整體進程。農民工的城市住房問題集中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農民工總體住房條件差，居住環境惡劣。農民工人均住房面積小，居住擁擠;住房生活設施配套嚴重不足;農民工居住環境惡劣，安全衛生條件差。二是對于以市民化為目標的農民工，缺乏購置商品房或長期租賃市場住房的支付能力，無力在城市扎根立足，“安家難”導致其市民化進程受阻。目前各大中城市戶籍政策仍以是否擁有房產作為外來人員落戶的基本條件，這使得商品房直接成為農民工進入城市的門檻。租房是成本相對低廉的改善住房條件的選擇。但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大城市，農民工平均房租收入比仍然普遍偏高，即便對于當下房租水平的勉強維持能力，農民工也是以犧牲住房品質為代價換取的，這就更加突顯出其作為整體而言不具備持久和長期承擔租房成本能力的事實。

 

　　農民工城市住房問題是個體理性選擇和結構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個體理性選擇方面：一是農民工高度流動性的特征和大體以農村為歸宿的行為指向，使其在特定務工城市難以形成穩定而持久的住房需求。二是農民工整體技能素質較低，人均收入水平處于城市下層，缺乏對市場住房的支付能力。受經濟條件約束，他們只能選擇更價廉和低劣品質的住房。結構性因素方面：一是經濟和產業在地區與城市分布上的結構性偏倚使得進城農民工主要向大城市集聚，客觀上形成了對這些城市基礎設施特別是住房的膨脹性需求。需求過度集中形成高房價和高租金的市場房價結構，限制了低收入的農民工改善住房條件的空間和潛力。二是二元社會體制造成城鄉公共服務和福利的制度性分割，農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住房保障體系之外，實質上要求農民工承擔“額外的”的城市住房成本，削弱了改善居住條件的制度基礎。三是城市中低端租房市場發育遲滯，低端租房供應相對短缺，加之市場管理欠規范，出租者常常憑借賣方強勢地位亂漲價，損害農民工租戶合法權益，進一步削弱了其對城市住房的支付能力。

 

　　讓農民工在城市安家，宜采取“公建為體、廉租為用”的保障性思維來解決。即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投資興建公共住房，增加面向農民工的公共租房供給，以其可承受的低租金向農民工配租;逐步整合原有城鎮廉租房制度，構建一個覆蓋全體城鎮常住人口的公共住房保障體系，將農民工納入其中，給予其與城市市民同等的住房保障權利。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城市政府充分分享了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務工的收益，也應主動承擔人口城市化的公共成本。農民工城市住房是城鎮化對基礎設施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剛性需求，政府理應在其中承擔主要責任。長期以來，城市住房政策只將城鎮戶籍居民的住房困難納入議事日程，而忽略了占城鎮常住人口1/5的外來務工人員的住房問題。在城鎮化加快發展的背景下，這種仍以城市為中心的二元保障思維應與時俱進，順應農村轉移人口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現實需要，建立一個更加包容開放和公平的城鎮住房保障體系。城鎮化蘊含著巨大的需求，但這個需求的釋放應有必要的公共投資和基礎設施配套對之進行誘導和催化。增強對農民工城市住房的保障和支持力度，是將這個潛在的需求轉變為現實需求的重要條件。

 

　　“公建為體、廉租為用”的保障性思維并不意味著排斥市場在農民工城市住房問題中的作用。政府可在承擔住房保障責任的前提下，引入市場機制，通過BOT、合同外包等方式，實現與企業合作建房和委托管理等，政府則專司規劃和監管，以提升公共住房建設和運營管理的效率。同時，可創新住房保障給付形式，在一些公租房未能“延伸”的地區，可借鑒國外經驗，實行“公平房租”和“住房券”制度，向農民工提供住房保障。企業作為用工的直接受益者，有向勞動者提供住房相關生活保障和工作福利的法定義務，推動企業這一用工主體承擔部分農民工住房的保障責任，也是引導市場和社會力量共同分擔城鎮化成本的合理舉措。政府還應大力培育和引導私人租房市場發展，規范私房租賃行為，加強租房管理法制建設，保證農民工租房權益，促進農民工更好地利用市場與社會資源實現其住房需求。

 

　　“公建為體、廉租為用”的保障性住房思路也應對具有購房需求和基礎的農民工提供“購房保障”保留通道。針對具有購房基本條件、計劃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工及其家庭，還應逐步將其納入城市經濟適用房、限價房等“核心”住房保障范圍，加強住房公積金制度創新，允許各種就業形式的農民工參加住房公積金制度，由政府對繳納公積金的農民工進行補貼，增強農民工對購置商品房的支付能力。完善住房公積金貸款優惠政策，將之覆蓋至所有參加公積金制度的農民工，加大對農民工購置城市住房的政策支持，增加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民工對房產的可及性，促使其市民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