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作為在祖國西部基層從事了40多年農業科研工作者,長年與“三農”打交道,對“三農”狀況了然于胸。更對40年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居然總是把從農村進城務工的農民稱為“農民工”,一直心存芥蒂。
君不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春風吹拂大地。祖國東西南北中,很多農民,爬上田埂、走下坡地、洗掉手腳上的泥土,沖出大山,來到城市、來到經濟相對發達地區,自謀職業,誠實勞動,掙錢糊口,攢錢養家,既希冀擺脫貧困窘境,又期盼逐步發家致富奔小康。這是他們懷揣的夢想,也是他們吃苦耐勞的動力。然而,現實并不都與“夢想”合拍,社會也不都給“動力”加油。光是一個“農民工”稱謂,仿佛一道“籬笆墻”區隔開了甚至還在不斷拉大甚至固化城鄉差別二元結構。
筆者曾經多次在京、滬、深、渝等大中小城市及更多地區的鄉村,以不同形式對從事不同職業的進城務工農民詢問過他們對“農民工”稱謂的反映,幾乎無不透出既憤憤不平又無可奈何的情緒。筆者為此多次呼吁:應把“農民工”統稱工人。
記得2017年2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第三十二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新時期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方案》。會議指出,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產業工人是工人階級的主體力量。要按照“政治上保證、制度上落實、素質上提高、權益上維護”的總體思路,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術會創新、敢擔當講奉獻的宏大的產業工人隊伍。
現在而今眼目下,龐大的產業工人隊伍中,進城務工農民真正是撐起名副其實主力軍的脊梁。
歷史經驗應當汲取并發揚光大。曾記否,新中國成立之初,特別是在“一五”“二五”時期,就有大批農民到城市各行各業務工,不僅造就了一支越來越浩浩蕩蕩的產業工人大軍,同時加快了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這也是發達國家初始工業化時的普遍現象。那個時期的我國,先后從貧困農村、農民家庭走出了諸如王進喜、王崇倫、孟泰、時傳祥、雷鋒、李瑞環、郝建秀等等都是產業工人中的佼佼者,全國英模勞模,直至后來有的成為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倘若按照現在的稱謂邏輯,他們難道不是那個時代的“農民工”?!不以為然的是,現在的農民或者其子女從農村進城務工,就叫“農民工”的話,莫非參了軍,還得叫“農民戰士”“農民兵”?
把“農民工”統稱工人,既有歷史沿革為依歸的正確性,又有現代城鄉統籌的必要性;既有加強新時期產業工人隊伍建設的戰略性,又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必然性。
把“農民工”統稱工人,需要從各種級別的文件和對各種媒體的宣傳輿論抓起。比如像“不許拖欠‘農民工’工資”,完全可以表述為“不許拖欠工人(或者職工)工資”。因為從邏輯上講,“農民工”和教師、醫生、企事業員工乃至公務員的工資一樣,都不能拖欠。頂多在出臺一些照顧性、傾斜性政策時,注明“家居農村的”如何如何即可。
把“農民工”統稱工人,既是回歸傳統,又是與時俱進的題中之義,是給予人的一種尊嚴與尊重,是社會整體的一大文明進步。不知社會各界意下若何?
(作者系副研究員,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九三學社重慶市委“思想建設與理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九三學社重慶市委老齡委委員,原貴州省政協委員、安順市政協常委、九三學社安順市委副主委、安順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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