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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象棋到圍棋的中美博弈

宏觀來看，中美博弈正在從短兵相接的象棋沖突走向體系競爭的圍棋博弈。從特朗普到拜登政府，美國的戰略路線實際上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轉變，由“對外遏制為主，自身建設為輔”轉向“自身建設為主、對外遏制為輔”。中美之間的博弈越來越注重自身實力的塑造。美國開始重視制造業回歸美國、加大創新和芯片研發力度，中國也加大對于科技自立自強的投入。兩國更加注重大戰略和國際環境的塑造，包括對于國際規則、國際治理的參與與重視。而同時，拜登政府也更加重視盟友體系的建設和對華多邊體系的塑造，不管是在安全領域還是在經貿領域。“脫鉤”越來越從一種戰術變成一種實現目標的戰略。

從目前美國高級官員的表態可以看出，“脫鉤”只是手段，美國的目標更在于塑造中國的行為。可以預測，宏觀和整體上，中美在經濟貿易將繼續保持斗而不破的聯系，但在一些關鍵領域的競爭將會異常激烈。一方面，經濟貿易的整體脫鉤對于兩國經濟和社會的代價過大，也并不起到獲得相對權力的關鍵，追求完全“脫鉤”屬于手段成為目的的愚蠢行為。另一方面，在部分關鍵領域，比如數據領域和尖端技術領域，“脫鉤”幾乎勢在必行，美國更希望以最小的代價獲得相對于中國更大的優勢和權力。

?經貿領域，美國希望通過部分“脫鉤”來塑造中國的行為，從而達成其理想的“建設性及公平的”經濟關系。但于此同時，美國又不希望徹底和中國市場斷絕往來，因此拜登政府所希望尋求的是一種斗而不破的經貿關系。不管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他們的經貿政策中都帶有濃厚的“西洋拳”色彩，像是“直勾勾”的關稅，“明晃晃”的出口管制和清單，都擺明了要壓中國一頭。對此，中國的應對方式更像是傳統的內外兼修“太極拳”，一邊擴大改革開放，加快國內產業升級，一邊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建區域生產鏈，積極維護與東盟、歐盟的經貿關系。尤其是最近“流浪氣球”事件之后，美方頻繁抱怨被中國冷落，也很像“太極拳”的以柔克剛，有誠意就談，沒誠意我最近理都不理你。同時將美國單邊主義行為訴諸多邊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如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幾年下來，“西洋拳”并沒能擊垮“太極拳”，反而是迫使特朗普及之后的政府重新思考中美兩國的經貿關系，究竟是“破”還是繼續“斗”，成為了必須選擇的問題。

一方面是美國不敢“破”，也沒必要“破”。目前的中美經貿關系實際上已經使得中美經濟和社會形成了很強的共生關系。從美國的競爭策略來說，無非是希望獲得相對于中國更有利的戰略環境和權力。而完全破除經貿合作，只會讓美國徹底喪失塑造環境的能力和一個破損的中美經濟。根據美國商會和榮鼎咨詢集團的研究報告顯示，進一步切斷中國與美國的經貿聯系將使美國損失數千億美元。單是對于美國航空業而言，中美間的經貿脫鉤直接意味著美國飛機廠商的銷量下降，從而導致美國制造業產出下降、相關公司收入下降，進而導致美國失業和研發支出減少。而如果美國飛機和商用航空服務徹底無法進入中國市場，美國每年將遭受380 億至510億美元的產出損失。到2038年，市場份額損失的影響累計將達到8750億美元。中國的市場份額在不斷擴大，這世界上也不是只有中美兩個國家，美國退出的市場最終將會被歐洲與中國的飛機廠商填滿。

而對于美國半導體行業來說，放棄中國市場則意味著規模經濟和研發支出的減少，甚至于以在全球技術供應鏈整個網絡中的核心地位降低。與中國市場完全“脫鉤”將導致美國工業損失540億美元至1240億美元的產出，也可能負面影響美國國內超過10萬個工作崗位、120億美元研發支出。

另一方面是美國會加強“斗”的手段和力度。不“破”不代表著美國不會繼續加壓，反而是美國逐漸對中國的“太極拳”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固執的認為想要根本改變中國的行為模式只有通過進一步增強自己、打壓對方。按照沙利文所說，美國的重點在于“去風險化和多元化”。沙利文認為，今天的中國繼續對傳統工業部門及清潔能源、數字基礎設施和先進生物技術等未來關鍵行業提供大規模補貼。而美國不僅失去了制造業，還削弱了在關鍵技術方面的競爭力。因此，中美之間的經濟脫鉤雖然不是必然的，但是更加激烈的經貿斗爭將是必然的。

一是美國會繼續加強對中國的打壓和制裁手段。包括特定領域增加關稅、部分貨品出口管制、實行產業鏈回遷或友岸外包策略。一直以來，美國堅持認為中美貿易存在不平衡問題，而這種不平衡實際的原因是兩國產業結構互補所形成的，也是全球化幾十年的進程所及全球化時代產業鏈分工所決定的，如果美國想解決所謂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必將一定程度上進行開始逆全球化的進程，而最終中美貿易摩擦也將會是一場持久戰。目前美國主要有三種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對與中國的經貿關系進行塑形。首先是對部分中國進口商品征收高額關稅，以抑制中國的出口和貿易順差。這些關稅征收范圍涉及多個領域，包括鋼鐵、鋁、電子產品等。其次是實行產業鏈回遷政策。為了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美國政府也鼓勵美國企業將生產和供應鏈從中國遷回美國，以保護美國就業和產業。于此對應的還有友岸外包策略。在一些情況下，美國政府也鼓勵美國企業將生產和供應鏈轉移到盟友或合作伙伴國家，以避免對中國的依賴。

二是在美國和國際范圍內打壓中國企業。面對一些在國際市場快速崛起的中國企業，尤其是大型科技企業和平臺企業，美國也正在采取針對性的手段分別打擊。其中最著名的像是前幾年的華為和現在的TikTok及Teum。對于部分對華鷹派來說，中國的經濟威脅已經從傳統硬實力和價值觀威脅的層面演變為在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商業競爭威脅，因此，他們不止關注經貿領域的得失，也關注市場商業領域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隨著中美競爭的日益，美國和一些歐洲市場逐漸對中國企業筑起高墻，中國企業也面臨著一種新的政治風險。這種新的融合型政治風險，融合了傳統的數據治理爭議、國家安全風險、國家競爭考慮、價值觀分歧等多種新型政治風險，對在美的中國企業產生一種不可控的地緣政治風險。而這種風險，卻又不是企業和純商業層面可以化解的，而是和一個總體的中美競爭背景息息相關。因此，企業家更需要具備長期在這種不好的、倒退的國際環境和中美關系中生存和發展的能力。

三、“小院高墻”的關鍵競爭：尖端技術的沖突

過去五年里，美國兩黨對華強硬共識持續強化，不管是美國戰略界還是白宮或國會人士，在戰略、科技、軍事等方面逐漸形成以抗衡中國影響力為宗旨的政策框架。與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更加強調中國破壞國際秩序。相應的，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變得越來越嚴酷和系統化，對中國的遏制策略逐漸從由“限制主義”轉向“漸進主義”，采取高科技產業“小院高墻”、低附加值產業重新掛鉤的策略。

猶如美國國家安全助理沙利文所說，美國對高科技產業采取的“小院高墻”措施，是針對少數打算在軍事上挑戰美國的國家。而背后的隱藏含義是，高科技產業是中美博弈天平上的關鍵砝碼。總體的經貿關系可以斗而不破，因為不管是維持還是破除，都不會給任意一方增加瞬時顯現的巨大增益，而高科技產業則不同，過去一個世紀美國成為全球經濟金融中心和軍事強國就是依賴著對其他國家的科技領先。因此，美國的政策目標就是守衛住任何可能使天平向中國傾斜的砝碼。

在關鍵技術領域，中美之間表現為更加純粹的競爭關系。不同于經貿關系，尖端技術的“脫鉤”對美國造成的損失更小，但保持技術優勢能給美國帶來極大的安全感。這意味著美國政府采取更嚴厲的行政和立法手段控制對中國的技術轉移、阻止關鍵技術擴散到中國。也包括美國對技術及其相關的數據、資金、市場、人才等方面自由合作進行限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做法即所謂的“小院高墻”：“小院”即將美國與國外（中國）進行技術合作的范圍限制在不涉及國家安全領域的“小院”內，而將關鍵領域限制為不可進入的“自家院子”；“高墻”則是指通過提高技術合作壁壘、嚴格篩查合作企業背景等手段筑起“高墻”。

科技戰，成為拜登政府的核心。從拜登的行政部門設置上看，將對華科技事項優先于其他經貿事項。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拜登政府專門設立了一個負責網絡和新科技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這一點與特朗普政府顯著不同。特朗普時期，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一職長時間孔雀，兩年后才確定人選。而美國國防部則加強在美國經濟和科技領域的政策參與。2021年2月10日，美國國防部宣布建立涉華戰略評估專門工作組，主要內容包括對關鍵軍事技術的評估。美國國務院也在2022年啟動專門的中國工作組，對跨部門工作進行協調。

一方面，美國政府加大對華為等中國公司實施出口管制的力度，禁止向其出售關鍵的芯片和軟件等。美國商務部產業和安全局（BIS）不斷將中國企業和機構添加至其實體清單中，禁止任何美國企業與其的經貿和技術往來。同時，美國也在加強對中國和來自中國的投資審查。為了防止中國企業通過投資獲取敏感技術和知識產權，美國政府也對中國企業的投資進行了審查。2018年，美國政府通過《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加強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力度，尤其是對來自中國的投資進行了更加嚴格的審查。

另一方面，拜登也加強對于盟友的工作，加強對華進行多邊出口管制，塑造對華的技術包圍圈。過去幾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出口管制更多是單邊性的，從實際執行成效看，顯得不那么“奏效”，尤其是針對華為的出口管制，已經顯示了單邊行動的弊端。因此美國正在加強與盟友的協調力度，勢必要杜絕中國一切可以能獲得尖端技術的可能。2023年1月，美國和荷蘭與日本達成協議，限制對華芯片技術出口。拜登政府希望在技術領域加強多邊合作，塑造一個成體系的全方面包圍圈。美國國會“中國特別工作組”曾發布《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美國的技術競爭新戰略》。報告呼吁建立由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荷蘭、韓國、芬蘭、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亞等國組成“科技12國(T-12)”論壇，“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科技競爭”。

四、發燒的將不止技術層面

事實證明，中美在技術領域的沖突不會僅僅局限于技術層面。自拜登政府以來，美國以價值觀名義為其遏制戰略正名、拉攏更多盟友。“民主科技聯盟”的建立和完善就是拜登政府為此的一項重要工作。2021年6月成立的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將美歐關系定義為致力于推動數字轉型和新技術合作的伙伴，認為雙方的合作基于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其目的是要加強美歐在技術和工業方面的領導地位。這正是美國建立所謂民主科技聯盟的一項內容。美國希望美國也借助“民主科技聯盟”，以科技競爭為抓手，實現其構筑制華遏華國際陣營的目標。

在數據領域，技術沖突逐漸演變為價值觀沖突。除了尖端技術外，數據是另一中美競爭的關鍵領域。目前，數據已經成為數字時代新的重要生產要素，在提高生產力，催動產業升級和變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不管是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還是新的互聯網內容產品，數據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中美兩國都將數據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技術層面來看，拜登政府上臺后，將健全美國數據隱私和數據安全體系作為重大議題不斷推進，并且針對中國設立了許多行政機構和命令進行分別審查。包括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美國商務部和司法部都對數據事項有專門的項目和辦公室。以TikTok為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對TikTok進行了長期的審查，在沒有發現具體威脅的情況下仍然要求其母公司字節跳動與美國業務剝離。

從中國出海企業遭受的審查來看，中美關于數據的沖突已經不僅限于技術封鎖，更是上升到了價值觀沖突的地步。在針對2023年TikTok的聽證會中，美國國會議員反復強調TikTok與中國政府的聯系。在具體的問題上，美國議員認為中國涉及數據法規的頒布和實施，威脅到了美國的數據安全，涉及對于美國用戶個人隱私的侵犯。美國將中國出海互聯網企業粗暴地等同于中國政府，又將中國政府與數據威權畫上等號，這樣幾個粗暴的不等式一下就將數據沖突上升到價值觀沖突的程度。2022年4月28日，美國與歐盟、英國、澳大利亞和日本等盟國聯合發起《互聯網未來宣言》，宣稱要積極應對“數字威權主義”對全球互聯網帶來的威脅和挑戰，共同承諾推動建設全球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積極愿景。在美國政府眼中，對中國出海企業的數據審查已經上升到維護民主價值觀的高度，不惜為此在特定領域制造“分裂網”，徹底和中國斷聯。

2023年4月14日，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發布了關于Shein和Temu（拼多多海外版）的調查報告，認為這兩大中國電商平臺對美國構成了安全風險。關于Shein的部分中，美方指出其經營存在的四大問題：涉嫌強迫勞動、加劇氣候變化、侵犯版權以及避免關稅和海關檢查。我們可以從他們列舉的問題中明顯的看出，其核心觀點并不在于數據或者APP本身，反而是只要能對中國有關方面有負面效果，能帶多少帽子就帶多少。

五、非冷非熱的“溫戰”

整體來看，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發動者是美國，首先從產業到產業、政府到政府開展全面對抗，其次通過友岸外包、盟友包圍等方式企圖在全球孤立中國，最終從長期角度，在意識形態領域，通過數字和科技的突破口重新組建一個非冷非熱的“溫戰”的狀態。

中美經貿聯系“斗而不破”的大趨向已定，但在特定領域，美國正抱著“小院高墻”的心態不斷豐富競爭手段。尖端科技領域和數據領域，這樣的“脫鉤”態勢正在加強和加速，并且還帶著一些價值觀與意識形態色彩。我們必須警惕在這種背景下的“泛安全化”危險，加之美國國內兩黨競爭和政治因素，更應該小心這種“脫鉤”蔓延到非安全領域，甚至是合作更為符合兩國利益的領域。但也要清楚的看到，在尖端科技和數據領域頻繁釋放脫鉤信號的同時，經貿等其它領域因其自身經濟原因可能會出現一定的緩和。未來美國對華態度這種“擰巴”的狀態可能會繼續保持甚至加深，如果美國不采取其它緩和措施，那么這種所謂非冷非熱的“溫戰”狀態，最終極有可能變成在類似尖端技術和數字領域的“新冷戰”。